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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_魯迅、韓松與未完的文學革命 ——「懸想」與「神思」
  发布时间: 2019-06-22   信息员:   浏览次数: 540

鲁迅、韩松与未完的文学革命——“悬想”与“神思”

王德威

王德威教授  

五四运动以1917年胡适、陈独秀等所号召的文学革命为肇始点。由文学所承载的批判性及创造力,成为启动、支撑革命想像和实践最重要的资源。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曾有名言:革命的意义无它,即在于引发人同此心,共创新猷的感染力(pathos of novelty)。这一革命性的感染力见诸于五四,就是文学。这里所谓文学,不再仅限于学院规划的纸上文章,或文学史所罗列的大师经典,而是一种应答并改变世界的方法,一种石破天惊的活力,一种无中生有的发明。 

然而环顾五四百年前后的文学及文学研究,早已经驯化为文化建构 的一环。学院论述谨守分际,曰启蒙、曰革命,却无不似曾相识。但这样的现象不必意味“文学革命”到此告一段落,反而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五四文学的论述与实践的复杂面。我们并须挖掘“文学革命”所曾具有的潜能,以及被遮蔽的过程。  

《五四与现代中国》会议现场

本文藉由鲁迅文论的两项观念,“悬想”与“神思”,探索五四文学意涵,以及当代的回应。这两项观念都强调“想像力的政治”:敷衍人生边际的奇诡想像,深入现实尽头的无物之阵,探勘理性以外的幽黯渊源。现当代文学主流论述以写实/现实主义挂帅,神思悬想一向隐而不彰。却是新世纪以来科幻小説异军突起,提醒我们文学革命中这些被湮没的观念。又或者这不尽是历史的偶然。在20世纪初,鲁迅的文学事业即以翻译、改写科幻小説开始。而他早期文论也不断思索科学与文学的分野。

韩松 

《狂人日记》一百年后,韩松出版《医院三部曲》(《医院》、《驱魔》、《亡灵》)(2018),为新世纪以来方兴未艾的科幻小说热潮再添一本力作。韩松作品阴郁诡谲, 充满强烈末世隐喻。《医院三部曲》以宇宙的存在,就是医院为主题,写出另类铁屋子寓言,实在令人侧目。《狂人日记》与《医院三部曲》各据百年五四一端,形式极其不同,但都触及神思悬想的多重维度,并展开隐秘对话:如科学与文学、身体与国体,疯狂与理性,疾病与医葯,入魔与除魅。更重要的,两位作家都藉此叩问书写与文学的根本意义,及其革命性真谛。

 

韩松《医院三部曲》 

 

神思,悬想,圣觉

1907-1908年鲁迅在日本写出《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系列文章,思考维新知识分子面对西学衝击的因应之道。《摩罗诗力说》更进一步指出文学介入人间情况的枢纽意义。鲁迅强调别求新声于异邦。这样的新声非摩罗诗人莫属。摩罗诗人最重要的能量即在于撄人心

摩罗诗人虽然来自异邦,鲁迅却将其谱系嫁接到中国传统,并以 “新神思宗作为命名。神思源出《文心雕龙》,所谓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思理为妙,神与物游。但鲁迅的用法则与欧西浪漫主义挂鈎,他心目中的摩罗诗人挣脱温柔委婉的”“ 传统,而淹然有郁愤之情,叛逆之志。相对于传统诗学的思无邪,鲁迅的神思极致处是思有邪。换句话说,新神思成为一种时代精反抗神的体现。相对兴观群怨,鲁迅要发出真的恶声。 另一方面,鲁迅又在古希腊文化中发现神思另一源头——神话。《摩罗诗力说》写到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文学的不用之用在于“涵养人之神思”。《科学史教篇》肯定希腊“思理之士”, “研索天然,不仅发现科学的真源,也同样见证神话的勃兴。也因此,在《破恶声论》里有了僞士当去,迷信可存的名言。 

鲁迅以如此定义的“神思”来推动文学,内里的张力可想而知——而这也正是鲁迅文论的革命性所在。鲁迅晚年又提出“悬想”,缘起他对朱光潜治学方法的批判。在〈题未定草六-九〉系列杂文里,他讽刺朱断章取义,无视文本内外互涉的複杂关係。鲁迅讽刺当代伪士沉湎于历史层层斑驳积淀,殊不知倒果为因,反而失去体察历史本真面目——及其物质性——的能力:例如,希腊雕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 

如同“神思”“ 悬想也是古语,意为挂念,又指揣测,猜想。而在近代,严复翻译《天演论》则强调悬想的凭空想像意义。鲁迅的解释更为复杂杂,因为他希望悬想所达到的,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历史真相的探究。换句话说,悬想反而拂拭了历史的积垢,还原历久而弥新的本色。而这一过程与其説是依靠知识分子的评头论足、上下考证,还不如説是有赖下里巴人无视历史的天真,对事物、对生活、本当如此的好奇。

“悬想”一词让我们联想鲁迅几乎三十年前所作〈科学史教篇〉里另一类斯关键词——“悬拟”。在文中,鲁迅虽然认知科学的重要,但不以经验主义,以及缘由内籀(归纳)法形成的实证科学为然。鲁迅提出“悬拟” (hypothesis) 作为调和,而悬拟关乎假设与想象,不仅如此,鲁迅文中对悬拟的把握是透过过赫胥黎的「divine afflatus」一词,并译为圣觉 

“悬想”与“神思”这些观念看似与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追求——启蒙、理性、科学——背道而驰,但鲁迅别有所见。在他的视野里,“神思”神游物外,以匪夷之所思引领叛逆想像,“悬想”出虚入实,搁置视为当然的成见,重新发掘事物的真相。两者都强调历史当下的无明与因循,无法以理所当然的科学啓蒙所解脱,而必须涉及想像力的介入,以否定辩证方式演绎人与世界的密切关係。这一介入的方法付诸实践,就是“文学”。

 科学,玄学,与悬学

鲁迅以的“悬想”与“神思”所发展出文学观在五四时期及以后却并没有受到重视。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流强调写实/现实主义,以文学作为反映世界,针砭人生的法宝。蕴于其下的科学语境不言可喻。学者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到郭颖颐(D. W. Y. Kowk) 等早已指出早期现代中国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当科学被无限上纲为解释并实践现代性的唯一法门时,其内容或实践的得失如何反而无关紧要。 

唯科学主义论述在五四之后引起种种反思,以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科学与玄学(或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最为受到瞩目。论战最激烈处,丁文江直指张君劢及其从者为玄学鬼。与此同时,左翼知识分子如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提出唯物史观批判。 

林毓生先生讨论“科学与玄学”论战指出,尽管这两派壁垒分明,但叫阵之馀,他们其实无视所共同享有的立场:那就是,他们都承袭了五四奉“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全权方法。他们的出发点或许泾渭分明,却都自认据有绝对正当性及合理性。尤有甚者,他们所根据的论述逻辑基本都是唯科学主义奉行不疑的归纳法。林毓生反问,在主观和客观、直觉和方法之间设下不可逾越的红线,他们果然能够将心目中的“科学/玄学贯彻始终么?假设、拟想和想像仍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鲁迅早年弃医从文,对科学与文学之间的思考已触及日后科玄论战中许多议题。根据鲁迅早期文论的逻辑,我们有理由推测他对张君劢、丁文江理论的回应都不会苟同,却始终保持缄默。推而广之,如果文学曾是五四最受瞩目的论题之一,论战中文学的缺席,就更值得思考。五四推动文学改良和革命的两员大将,胡适和陈独秀,在论战中各据科玄一方,发表高论,但他们所论却丝毫与文学无关。鲁迅的沉默,和陈独秀和胡适的移转阵地,恰恰点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尴尬位置。 

不论科学、玄学派,以及陈独秀所代表的唯物派,其实都是以“思想文化”为前提,作为解决中国危机的方法,却从未对其载体——语言、修辞、论述——有过任何怀疑。而就在论战的几年以前,他们所使用的白话文才因为胡适、陈独秀的鼓吹获得前所未有的注意。我们都记得,语言改革是文学革命的根本。语言改革最终的目的指向一套更新中文思考方式的教育政策,一种藉语言重现现实的模拟信念,以及一则以强国强种为前提的真理宣言。五四先锋们视白话文为“科学”而“民主”的透明工具。而在文学表征上,写实/现实主义小説被认为是直捣事物真相的重要发明。 

鲁迅未尝不支持文字与文学革命,却早早看出其中问题。就在多数同行欣欣然运用白话文、新文学描摹社会、号召革命时,鲁迅意识到“文学”本身一方面被无限上纲,一方面却已经被视为当然,有若“无物”,而所谓的革命性已经成为工具化的藉口。

鲁迅没有直接参与科学与玄学论战,但他以文学的形式回应了论战的僵局。这包括了《呐喊》《彷徨》中诸多小説试验,《野草》等奇诡的散文诗歌,以及数量庞大的杂文。潘多拉的盒子既然打开,就无从保证结果。鲁迅何尝脱离他的科学训练,但他对事物的观察和设想如此“无微不至”,以致漫漶出丁文江式“归纳”法逻辑和幅度之外,暴露最散漫的生命物质性。他对玄学家所透射的彼岸世界其实好奇不已,但上下求索的“天问”反而逼出了更黑暗,更玄祕的所在。    

这是“鲁迅的”文学革命。这文学的革命性不仅在于亦步亦趋的反映人生,也在于直面人生晦涩的、难以穿透的物质性;不仅在于改变现状,也在于认知现状深处、无限“俱分进化”的动机。如果仅在写实/现实主义的脉络里解析鲁迅,其实局限了他文学观最激进面。套用科玄论战的话语,科学必以神思圣觉为前提,而玄学不能自外悬拟悬想。前者提醒我们任何斩钉截铁的实验必须有假説和想像的介入,后者提醒我们任何理所当然的人生观必须在历史与虚构交织的脉络中,反复接受检验。

然而鲁迅的想法较此尤为複杂。他的“神思”飞扬蹈厉,却终究弥漫鬼气;他的“悬想”无论如何要跳脱事物和思想的窠臼,縂似乎难以避免恶性循环。文学因此是科学与玄学之间粘滞飘忽,不能摆脱却也不能或缺的界面——“中间物”。这恰恰是号称一了百了的科学方法或玄学人生观所难以解决的。而“中间物”导向了更激进暧昧的“无物之阵”。   

从“立人”的观点来看待鲁迅的“无物”,鲁迅的述作的确充满无所不在的虚无与惶惑。我们只能以“否定的辩证法”来证实他对生命和现实的关心。但与此同时,鲁迅已经一再暗示,跳脱“立人”的框架,文学革命者所探索的“物”的终末有无,才更慑人心魄——鲁迅是叩问一个科学与玄学以外的更广袤的世界。 

是在这一层次上,“神思”和“悬想”所指向的虚无,也可以是来自无尽“虚”“ 有的邀请。 “于天上看见深渊,由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文学主体是否要跨过理性或人生观最后一道防綫,成为文学最大的挑战。以此,鲁迅的悬学呼之欲出。  

还是“在医院中”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一百年,中国文学历经起落,基本仍奉鲁迅为宗师。但承续以上的论述,鲁迅文论中“悬想”与“神思”的面向,其实没有受到重视。文学史论述及一般批评所强调的,不脱大师感时忧国的块垒,或批判现实的精神。时至今日,以文学反映人生,改造民心士气的説法依然是主流论述,写实/现实主义敍事也依然是写作的大宗。 

但在新世纪文学的开端,我们见证五四正统文学论述和实践疲态毕露。各种传媒的兴起尤其加速文学市场的式微——虽然“文学”作为“群治”资本的潜力未尝稍减。当此之际,科幻小说异军突起,十余年内引起全国甚至全球读者的热烈追捧,不能不说是新时代文学最值得重视的现象。  

21世纪的科幻热潮并非前所未见,20世纪的开端已经有一次科幻小説勃兴现象。梁启超提倡新小説,心目中的理想文类就是科幻。而在本文的范畴里,所可注意的是晚清那场科幻热潮中鲁迅的脚色。这段时间正是鲁迅思辨悬拟”“ 神思”“ 圣觉的时期。1903年,当鲁迅翻译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时就提出他对乌托邦的想像。1905年,鲁迅译作《造人术》,想像人芽的生成,用以改造人种,更新国民。学者严峰、宋明炜都指出《狂人日记》透露科幻小説的痕迹。 

一个世纪后,鲁迅和晚清民初一代作者的科幻试验再度吸引读者。我们不禁要问,科幻文学在新世纪捲土重来,究竟意味什么?“悬想”与“神思”又能发挥是什么新的动力?本文所介绍的例子是韩松的《医院》三部曲——《医院》、《驱魔》《亡灵》。在韩松看来,病、医、与药不只关乎厚生保健或“生命政治”,而根本就是人的生存本质。人人有病,人人治病,医与病、死与生不断轮迴,谁也不能出院。而作为三部曲的终结篇,《亡灵》构建了复活之日火星医院的大同社会“ 药帝国的崛起和崩裂暗示生命原死就是元死

韩松的《医院》种种立刻让我们想到鲁迅。的确,他有意识的向大师百年以前的感叹致意。鲁迅立志习医的经过我们耳熟能详。1906年幻灯事件以后,鲁迅放医从文,而他的逻辑仍然是医治身与心之别:凡是愚弱的国民,卽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病、医疗与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鲁迅之后,沉疴重症蔓延作家笔下,被浪漫化、道德化、政治化、寓言化。在这一脉络里,韩松的《医院》三部曲又作了大跃进。宇宙即医院里,人人生病而平等。医院的目的不是治病救人,而是不断发现疑难杂症,百般治疗,让病人死去活来,继续住院。韩松曾经说中国的现实比科幻还科幻。的确,文学反映人生那套公式已是强弩之末,不足以刻画当下光怪陆离的现实于万一。更有意义的是,韩松的写作不啻回应了鲁迅当年的悬想神思悬想让韩松跳脱敍事现状,审视医院运作的环节,竟然有了超现实况味,“神思”更驱使他将医院带向宇宙太空,从而投射后人类思考。有心读者不难从《医院》三部曲发现与鲁迅对话的巧思。末法时代的医院是个没有阻拦,却无所逃遁的“铁屋子”。而当病人和医生陷入重重互为主客——或互为主奴——的幻境里,那是“药时代”的“无物之阵”。

但韩松与鲁迅的对话不止于此。“悬想”与“神思”也不必仅作为社会或历史批判的方法。藉著庞大的医院神话,韩松其实重啓早期鲁迅对科学与文学的批判性思考。但韩松心目中的文学不再像青年鲁迅设想那般能够直指生命原相——而是“元”文学的不断自我指涉与解构。事实上,鲁迅作品从来内蕴极大的紧张性。摩罗诗人的“恶声”既能撄人之心,也能让人自啮其心。 

回到本文开始的提问,鲁迅面对五四之后的科学玄学论战,可能的回应是什么?鲁迅当时保持沉默。而百年以后小説家韩松以《医院》三部曲再次提醒我们,鲁迅的志业是“悬想”,是“神思”,是文学。面对人所创造与被创造的生命诸多难题,文学以相生相斥的晦涩与清明,同成为病灶与解药。悬想跨越虚实 ,神思无中生有,两者都根植于历史内外的无物之阵,指向解放的可能,也沉思其不可能。科学与玄学派不会满意这样模棱两可的定义。但文学的革命性——及其自啮其身的反噬性——恰恰展现其中。 

我们想到《医院》三部曲的开端。亘古永夜的太空里,三名僧人驾驶《孔雀明王》号太空船航向火星,他们寻找佛陀,看见医院。经过多少劫毁,三部曲的结尾火星医院出现一位女性,她来探究真相,陷入迷阵。她最后的希望繫于救援濒死的儿子——救救孩子。但真相可能就是幻相。“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曾如此默想。辗转其间,文学作者一如既往,他们知道那是一场未完的,永远不完的,文学革命。  

(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公众号,201954日发布,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王德威在北京大学文研院举办“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上的主旨演讲,刊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百年五四纪念特刊,内容以正刊为准。)

王德威《鲁迅、韩松与未完的文学革命——“悬想”与“神思”》.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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