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区分论”的近况（1980－2000）[①]

（日）岸本美绪^*

陈永福^** 译

［内容提要］1980年至2000年的二十年之间，以日本学界为首的历史学研究发生了很大转变，其中围绕“时代区分（即历史分期）”的议论方法与认识框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一是对时间的认识从单一直线式走向多元化，其二是作为时代区分范围的地域，从先验的一体世界或国别史转向了半开放的地域社会体系。但是在多元化的时间认识下，是否存在从学者自身出发划分时代的可行性方法呢？在空间范围上，又该如何以“半开放系统”取代具有先验疆界的区域，并克服先验式普遍主义呢？本文将在总结“时代区分论”学说史的同时，就这些问题略述浅见。

［关键词］：时间认识、半开放系统、时代区分

本文旨在总结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之间，以日本为中心的历史学界围绕“时代区分”所展开的议论。将2000年的历史学研究与1980年代相比，当然可以看到近20年来围绕“时代区分”的议论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是变化了的不仅仅是时代区分的内容，更在于方法与认识框架。

战后日本史学界围绕“时代区分”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争论背后研究者们共同拥有某种不言自明的前提。其一，“封建制”、“奴隶制”，甚至“中世”、“近代”等本来含义不明确的概念不仅仅是为了方便而使用，而是被认为拥有明确的内容。其二，这些概念被设想为各个地域相继出现的社会发展中的某一阶段，该设想关于时间的认识基础是：（1）时间的推移是从过去流向未来的单一直线式；（2）其中人类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日趋“进步”；（3）以欧洲历史为基准的模式，被看作是普遍适用的“进步”指标；（4）所谓的“进步”，不仅是数量化指标的递增，而且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可供“区分”的断裂式质变。上述这些认识的一部分，早已经在时代区分论战盛行的过程中遭到了批判，比如对（3）以欧洲为基准模式的怀疑，以及（4）围绕该以什么为“近代化”指标的争论等。但是，上述时代区分法的整体认识基本没有被怀疑，甚至以科学的方法“正确地”区分时代，被视为历史学的重要目标。

近20年来史学方向的大转变之一，是就“时间”的切分而言，普遍客观的时间认识的可能性受到质疑。不但“世界史基本法则”的机械套用，以及国别史式的历史发展观遭到了批判，时间概念本身的多样性也被强调。直线且定向的时间观念曾经是历史学默认的前提，现在正在被日渐相对化，于是从前的时代区分法也从根本上遭到了相对化的审视。如此一来，“相对化”之后我们该如何重构过去的时间，就成了新问题。因为我们在注意到世界史上的诸社会时间观念之多样性的同时，仍然需要在“我们的”时间概念之中将诸社会置于适当的位置吧。

对时代区分之客观性的怀疑，一方面使得强调时间观念之主观性的批判性论调趋于尖锐化，另一方面在各个国别史内部的实证性历史研究中，为了便利而不加审视地使用“中世”、“近世”等词语的倾向也油然而生。上述两极分化中的哪一极都导致“时代区分”积极性的丧失，但是同时也日益彰显出在跨越国家的“广域的”、“世界的”范围上重新思考时代区分问题的必要性。只是，面对无法以单一基准予以还原的多样文化共存的“世界”，如何才能以摆脱文化自我中心的公平方式，把握“世界史”的共同脚步呢？

本文首先将概论近年来围绕时间多样性的研究动向，然后探讨近年中几个从广域的角度进行时代区分的尝试。要高屋建瓴地总结这样的大问题诚然是困难的，本文只是个夹杂个人浅见的概论，还祈方家谅解[②]。

一、时间认识与历史像

在1980年代前后的历史学潮流大转换中，支撑战后时代区分论争的历史像和时间像从根本上受到了相对化审视。立于此潮流之先的，是以无文字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比如在1971年《岩波讲座·世界历史30·现代历史学的课题》所收的山口昌男《“第三世界”的历史像——作为行为的历史》一文中，以文字为媒介计算时间间隔的方法，即类似以科学式方法重构过去的“碑文式”历史，与在祝祭的歌舞中瞬间跨越时间间隔，即依靠集体式身体记忆唤醒过去的“口碑式”历史，这两种记述历史的方法被等价处理。在意欲利用发展阶段论的框架综合理解世界史的该《讲座》中，山口此文对“科学性、客观性”历史学缺乏反省的态度予以尖锐抨击，其笔锋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后，对西部非洲作田野调查研究同时结合欧洲、日本作“三角测量”的川田顺造，在一系列论著中不断表现出对无文字社会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的关注（川田顺造，1976、1992、1998、1999）。川田顺造以西非的旧莫西王国为例，论述了相对于受王统的长期谱系支撑、具有“历史意志”的王的“时间”，以及在季节轮回的农耕循环中与数代祖先共同参与的民众的“时间”，以及根据伊斯兰历拥有绝对年代的观念和正确的日期表示法的伊斯兰商人的“时间”等各种不同的“时间”并存，而且多样的“时间”观念在其载体的生活中重叠的状况。川田顺造是1982年创刊的《社会史研究》的四名编者之一（另有二宫宏之、阿部谨也、良知力），可以说在1980年代前后日渐活跃的日本社会史研究中，川田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积极参与其中的研究者之一。

山口和川田曾经以尖锐的论争意识予以阐述的时间观念多样性的问题，在今天已成为普遍的认识。在1999年出版的围绕时间认识的论文集《时间的地域史》所收的各论文，涉及了印度、马雅文明、中世欧洲、中国、伊斯兰世界、近代欧洲、近代日本等多种多样的社会的时间认识。在其序章中，编者佐藤次高、福井宪彦在介绍各论文的同时指出，“从本卷诸多探讨中，可以确认的一点是对‘时间’的感知和认识实在是丰富而多样，这也显示出人类思维能力的广阔。其中何者为迷信，何者又是科学，还是不予裁决为宜”。编者的这一看法，在现在看来也是相当稳妥的。日本的历史学界所发生的上述变化，无疑与1980年代前后以来对年鉴学派的介绍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史兴盛密切相关。社会史一面与上述的文化人类学结合，同时也与柳田国男、宫本常一以来长期积累的民俗学结合，从而深刻带动了日本的历史学界，对于其史学史的意义可参考由专家所作的整理（二宫，2000，等）。在此，作为门外汉的笔者仅想略谈些与时间认识有关的问题。

谈及年鉴学派的“时间”问题，现在大家都会想到布罗代尔的短期、中期、长期的三重时间概念，即如下三重时间层：（1）政治事件和个人行动等“传统历史学”所涉及的一年或一个月为单位的时间；（2）经济变动局面中所现的数十年为单位的循环；3）社会结构受地理、环境等条件所决定难以显示变化而以数百年为单位长期持续（布罗代尔，1989，原著1958年）。个别专家之外的日本史学界知道布罗代尔的名字相对较迟，大概始于1980年代[③]。当时年纪尚轻的笔者，其实无法理解布罗代尔重视长期的社会结构而批判以事件史为中心的政治史式的历史学有何新意可言。因为日本战后占据历史学中心位置的历史唯物论，正是重视“结构”的历史学，与结构发展缺乏关联性的单纯的事件史不值得关注，是我们身边的常识性论调。现在想来，布罗代尔的时间论对日本学界的意义，与其说是在轻“事件”而重“结构”方面，不如说是剔出了时间观念中的定向发展要素，并且相对地将时间切割成三层，可以对三层时间之间的相互关系作更细致的考察吧。如此一来，事件和经济活动不再仅仅被看作结构之必然性发展的推力或阻力，而是在长期持续的场域中可能只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或局面的转变。这样的思考方式，不但对结构史本身，就连事件史和局面变动史，也变得可以更加自由且多彩地进行研究，布罗代尔的时间论对此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关注从定向式发展理论切离开来的“结构”，使研究者们的问题关心从直线式贯通人类历史的作为普世坐标轴的“时间”，转向了具有共时性的“空间”上来。但是，这并非表示对“时间”已普遍变得不再关心，相反，研究者们对各种“结构”内部固有的时间认识方式的关注更加高涨。1980年代前后以来，以“时间”为对象的史学和比较社会学的海外译著和日本研究者的著作，不断出版。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教会的时间、商人的时间》（原著1960）被翻译并发表于1979年《思想》杂志的“社会史”特辑。其后翻译出版的还有爱德华·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 Jr.）《作为文化的时间》（1983，原著1983），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时间的历史》（1986，原著1982），亨利·皮埃奇(Henri Puech)等编《时间现象学》（1990-91，原著1980），斯蒂芬·克恩(Stephen Kern)《时间的文化史》（1993，原著1983），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时间”的诞生》（原著1985，Corbin1993所收），麦克·奥麦利（Michael O'Malley）《时钟与人》（1994，原著1990）等。

在日本，对于从无文字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时间意识问题，从方法论上予以关注的真木悠介《时间的比较社会学》于1981年出版。真木在该书中阐述道：“比较社会学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那是因为……可以将现代世界的自己相对化——即起到超越自己的作用（305页）。”真木把时间这一最难以对自化（für sich）的观念当作分析的对象，其后该研究方向被吸取了社会史丰富研究成果的“历史社会学”潮流所继承（佐藤健二，2001）。论述欧洲从中世末期到现代用时钟计算时间的观念给社会带来巨大变化的福井宪彦《时间和习俗的社会史》（1986年），以及从日本民俗史的角度论述时间与空间问题的福田アジオ《时间的民俗学·空间的民俗学》（1989）等，也是将现代时间意识与自己相对化的研究动向之产物。

另外与时间意识有关的论文集还有，青木保等编《时间探险》（1981）、川田顺造和坂部惠编《解读时间》（1987）、冈田英弘等编《有历史的文明·无历史的文明》（1992）、松本亮三编《感知的时间与刻画的时间》（1995）、长野泰彦编《时间、语言、认识》（1998）、佐藤次高和福井宪彦编《时间的地域史》（1999）、以及桥本毅彦等编《迟到的诞生》（2001）等等。可以看到关于时间意识，不仅仅在历史学，其他如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哲学等多个领域也有丰富的议论。特别是时值2000年的千年纪之际，与“千年纪念”和“末世”相关的研究会和特辑也不少，比如有2000年佐藤正幸参与组织在奥斯陆举办的国际历史学会议的大会议题之一“Millennium, Time and History: The Construction and Division of Time”（Sato，2000），以及历史学研究会主编的《末日思想的再生》（2000）等。

综观近20年来日本所出版的围绕“时间认识”的著作，虽然也有个别把人类的时间和空间看作是逐渐扩大的进步主义论者（比如Grahame Clark，1995），但是，大多数论者所持的是在强调时间多样性的基础上尝试对时间进行相对化研究的态度。以此为出发点的话，历史学的“时代区分”问题就不是我们该如何划分历史时期的问题，而是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是如何认识过去的问题。在上述各研究中，涉及广义时代区分问题的主要有川田的系列论著、冈田等编著作（1992）、佐藤和福井合编（1999）等，另外石田一良《时代区分的思想》（石田，1986）主要关注日本从古代至近代的时代区分法，冈崎胜世《从基督教世界史到科学世界史》（冈崎，2000）主要论及欧洲从中世到近代的时代区分法，包括古代、中世、近代的三分法等。还有受增渊龙夫（增渊，1983）对中国知识人的历史观所作议论的启发，拙论《风俗与时代观》（岸本，1996）讨论了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时代区分问题。

关注“时代区分”在多种多样的文化内部的固有意义已成为主潮流，那么从我们自身出发的“时代区分”是否可能呢？对时间客观地联系着过去和现在的确信曾经是时代区分论的支撑，现在该确信已日渐稀薄，对历史过往的感觉大致分化成以下两极，其中一极是主张过去之“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的绝对他者论，另一极则是强调超越历史时代的“同时代感觉”论[④]。这两种倾向在1980年代以来社会史盛起时已经有所呈现。即在社会史的研究潮流中，一些对近代持批判态度的论者，其根据之一就是强调近代与之前社会的异质性。与之相对的是希望与过往人们之心直接相通的取向，即使是几百年前的人们，也希望能够对他们的境遇感同身受，甚至直接感触到他们的呼吸和体温。这种追求当然可能只是幻想，但是社会史之所以能够得到一般读者——特别是对科学主义历史学反感的读者——的广泛支持，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尽管如此，从我们自身出发的“时代区分”尝试并没有被完全放弃，下一节将介绍几个近年的时代区分尝试，同时探讨其特征所在。

二、“半开放系统”与时代区分

    在重视各地域内发性发展的历史唯物论看来，各地域所处的“时代”可以根据共同的标准予以区分，同时各地域可以在同一物理时间坐标轴上进行排序。因此也就可以比较地域的“先进”与“落后”。与此相反，近20年来日本的历史学倾向于怀疑贯穿人类史的普世客观“时间”的存在，关注个性独立的各个大小地域内部所拥有的主观性时间，成为研究的主基调。根据这一研究基调，最后只能得到如下结论，即各个地域就像孤立的宇宙相互独立，而不存在共有的坐标体系。

    但是实际上，各个地域虽然都个性独具，不过也不是孤立并存的封闭空间。各式各样的地域之间其实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交往和碰触，比如商业的交流，文化的接触和传播，伴随战争而起的人员移动等等。就像川田顺造所指出的莫西王国拥有多重的“时间”中也包含伊斯兰式“时间”那样，时间的构造也是向外部世界半开放的。并且在与外部接触时，地域内部以外部的冲击为契机进行新形式重编的现象也相当普遍。如此一来，各个地域并非自始至终单一重复自己内部的时间观念来计算时间，其历史节奏也重叠于共同“时间”之上。

    不能从孤立的国别史的角度进行时代区分，同时也不能把“世界史”看作原本就是一体的存在进行时代区分，那么是否可以将各式各样的地域彼此相互竞争和触撞时所产生的共同节奏，当作时代区分的基础呢？在近年来出现的各种时代区分尝试中，其实也包含着这样的问题关心，即关注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重编的“半开放系统”之间的相互碰触。在以固定地域为中心的国别史研究中被边缘化的游牧民和海域商人等移动人群，作为诸半开放系统之间的媒介开始受到瞩目。而事实上，近年来亚洲史时代区分论的焦点，也就在欧亚大陆中部的游牧民众以及欧亚大陆东部和南部的海域世界。以下将以草原世界和海域世界为中心，来探讨所谓在欧亚大陆所发生的广域性变动期的含义。

    杉山正明（1997b）曾指出，“如果想对世界史从根本上予以重新审视的话，那么欧亚大陆中部显得比其他地域和‘文明圈’具有更关键的意义。” 以欧亚大陆中部为震源的世界史规模的变动中，有几个划时代的时期。第一，是从2世纪后半到4世纪的游牧民从北向南、从东向西的大移动时期。在20世纪初，内田银藏、内藤湖南等对日本史和中国史作时代区分时，已经相当关注以该大移动为契机的欧亚大陆东西部的共同变动。内田银藏在1918年出版的《近世的日本》中略涉中国史的时代区分问题，他把晋朝到唐末看作中世，他指出：“支那历史中秦以前大致相当于西洋历史的希腊，秦汉相当于罗马。其后的三国和晋朝不能抑制北方民族南下进入支那的趋势，以致东晋以后胡人占领中原并建立起国家，这一阶段类似于野蛮人入侵时期的欧洲，保有东南方旧吴之故地的东晋、以及其后继之的宋、齐、梁、陈，与东罗马相类。其间佛教在支那的传播与耶稣教在西洋的传播可以相比拟。”内藤湖南则以后汉到唐末为中世，以宋以后为近世，根据最近葭森健介（2001）所作的分析，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是在与内田银藏和原胜郎等日本史学者的交流中形成的。

    杉山正明认为，不管对欧亚大陆中部史还是世界史，9世纪都是又一个划时代的时期：“9世纪，由于内陆草原的维吾尔游牧帝国崩溃，欧亚大陆中部全域进入大变动时期。”一方面是突厥系各族向西移动，开创了土耳其·伊斯兰时代。另一方面，唐朝因失去后盾而灭亡，模仿唐朝国家体制的新罗、渤海等周边诸国一齐发生政权更替，以此为契机而加剧的流动化，最终导致13世纪蒙古世界大帝国的出现以及欧亚大陆的一体化大融合。

    近十来年，与批判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中国史学家的中国中心主义的潮流相呼应，13至14世纪蒙古帝国时代对世界史的意义一直广受日本史学界的强调，同时通过杉山正明、冈田英弘等研究者的启蒙性著作（杉山，1992、1995、1997a；冈田，1992），也被一般读者广泛接受。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 Abu-Lughod）《欧洲霸权之前》（2001）应该是论及蒙古时代对世界史之意义的先驱。阿布-卢格霍德带着探讨沃勒斯坦世界系统论的问题意识，以开阔的视野详细论述指出，在16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系统形成之前，囊括东西欧亚大陆的世界系统在13世纪后半至14世纪初期已经到达顶峰。阿布-卢格霍德所言的“世界系统”，并非沃勒斯坦式的统合于某个单一中心的分工体系，而是由拥有独立内循环的多个系统对等结合并形成的共振体系。该系统大致可分为西欧、中东及东亚这三个亚系统。虽然系统之间的统合显然与蒙古帝国的支配统治深有关联，但是蒙古在该著作中不是被看作世界系统的缔造者，而仅仅是登上世界舞台的众多角色之一。阿布-卢格霍德论述的主眼是各个亚系统内部各具特色的社会经济活动，与之相比，杉山正明的著作（1992）更着重于强调蒙古帝国的政治支配将东西欧亚大陆统合于“同一时间观念”之下所起的作用。

    在亚洲作广域性时代区分尝试的另一个焦点，是海域世界。特别是16世纪以后，欧亚大陆的东部和南部的海域世界，取代了欧亚大陆中部曾有的影响力，成为亚洲史共同节奏的发源地。这里将以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所作的时代区分为例，探讨其方法上的特色。在《亚洲中的日本史》系列的开头论文（荒野等，1991）中，三名编者指出他们采取的方针是：“将（日本）列岛地域所受的外来冲击力相对较弱、流通关系得以安定存续的时期看作相对安定期；将在安定期中积聚的矛盾表面化，对外关系的紧张导致流通面貌急速变样，并且地域内部的政治、社会状况也随之密切联动的时期看作过渡期或变动期；在这两种时期的交互脉动中，描述（日本）列岛的历史展开。”也就是说，该日本史时代区分法强调的是亚洲的影响力，同时重视亚洲大陆的政治、经济变动。该方法与包含日本列岛的亚洲整体史的时代区分也是相关的。编者们所区分的10个时期具体如下（其中奇数为安定期，偶数为变动期）：

第一期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中原的统一和周边地域的觉醒

第二期  3世纪至6世纪末：中原的分裂和周边国家的形成

第三期  6世纪末至8世纪中叶：律令国家群的登场

第四期  8世纪后半至10世纪中叶：大动乱和交易系统的生成

第五期  10世纪后半至13世纪初：日、宋、高丽的贸易时代

第六期  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末：元寇和倭寇

第七期  15世纪初至16世纪前半：册封体系的完成和勘合贸易体系

第八期  16世纪前半至17世纪末：倭寇状况和摸索新秩序

第九期  17世纪末至19世纪前半：近世秩序的安定和矛盾的深化

第十期  19世纪前半到19世纪末：亚洲的近现代化和民族主义

     可以看到，第二、四、六期等变动期的开端，与杉山正明等学者所指出的3世纪、9世纪、13世纪以欧亚大陆中部为中心的欧亚大陆规模的变动期，是互相吻合的。尽管3世纪以后中国进入分裂期而日本形成了统一国家，9世纪以后日本出现分权倾向而中国形成了新的集权体制，也就是说以各个变动期为契机所形成的体制并不相同，但是这里区分时期的基准并非社会性质的同质与否，而是一种共同所受的冲击。尽管在该共同冲击下，各地域或生成了类似的体制，或生成了迥然相异的体制。

上述的第八期可以说是日本史“近世”的开始时期。但是关于“近世（early modern period）”一词，1980年代之后出现了新看法，即在15、16世纪以来的国际商业热潮和新兴国家的形成等全球性大规模变动中，对各地域的变动进行时期定位。在欧美学界，内陆亚细亚研究者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在遗作《历史统合》（Fletcher1985）中对“世界是否存在单一的近世史”予以追问，他指出16世纪至18世纪的北半球出现了以下共同的变动：（1）人口增加；（2）历史变动节奏加速；（3）地方“都市”作为经济活动中心的成长；（4）都市商业阶层的勃兴；（5）宗教再兴和宣教活动；（6）农村骚乱；（7）游牧民的没落。受布罗代尔影响而详细描绘了东南亚海域世界的安东尼·里德(Anthony Reid)也在其论文集《近世的东南亚》（Reid,ed.，1993）序文中对“近世”作为连接地域史与世界史之概念有效性表示认同，他指出“近世”概念也适用于15至18世纪（或者范围更小的16至17世纪）的东南亚，其共同的特点是：（1）商业活跃化；（2）新型军事技术；（3）新集权国家的形成；（4）依靠经典宗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的权力正当化。里德认为东南亚的“近世”不是从欧洲人来航后才开始的，而且即使其“近世”一词仍含有实现近代化可能性的含义，但是他所谓的近代化具有更广泛多元的意思。

日本史学界虽然注意到“近世”一词与“封建”社会体制所存在的差异，但是仍然长期习惯性地使用“近世”一词来表达“封建社会时期”中的江户时代。现在，“近世”一词的意义显然也需要予以重新思考。16世纪后半至17世纪的日本统一及幕藩体制的成立，其实正是在商业活跃化、新型军事技术的导入、新集权国家的形成这一浪潮中实现的。战后日本的中国史学界围绕“宋以后近世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是该论战是围绕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商品经济和地主的土地所有等中国内部的社会性质展开的。如果不是从中国内部的社会性质，而是从与世界史的关联来探讨的话，那么明末清初的激烈变动也可以看作是世界范围之“近世”初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激烈变动之后，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地域内部所形成的具有独自个性的社会体系和生活方式，在近代化的时代被看作必须予以克服或者予以保持的“传统”（岸本，1998b）。

上述论点在以16世纪前后为分水岭、以及重视与世界史的关联上，与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沃勒斯坦重视的是欧洲霸权时代的开始，而近年来的研究则侧重从亚洲的角度构筑世界史。沃勒斯坦将16世纪欧洲走向霸权看作世界史的转换点，与此相对，近年来的研究在批判其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的同时，更重视16至17世纪亚洲近世国家的活力，并且认为欧洲走向霸权是始于18世纪（Wong，1997；Pomeranz，2000，等）。而且这些研究指出，欧洲掌握霸权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英国由于矿物资源丰富而偶然突破了旧有成长形态的瓶颈，所谓欧洲经济的先进性和制度的优越性等通常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结果论性质的臆测。弗兰克甚至指出，18世纪以来的欧洲霸权，只是在边缘的欧洲人利用美洲白银参与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并以通过贸易获取的利润，趁亚洲身陷经济危机时一举取得的胜利而已（A.G.Frank,2000）。这些议论从学界全体来看的确还只是少数，但是在批判机械套用欧洲模型的国别史式发展论中登场的近代世界系统论，已作为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受到批判本身，也显示出议论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简单介绍了近年来以亚洲为中心的时代区分论的新动向之后，本节最后将就这些新动向的特征略抒己见。其一是时代区分的空间单位问题。本节所介绍的时代区分论，既不是以孤立的一国为单位，也不是以固定统合的广域系统为单位，而是瞩目于各种各样的“半开放系统”在宽松并存的状态下，面对共同的冲击所呈现出的多样性对应，即重视或分或合的重编运动中所现的共同节奏。该节奏是在时而混合、时而相对自立的诸松散并存的地域之间，偶然相互影响的产物。

其二，正如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史时期区分不再使用“阶段”，而是用“脉动”一词所显示，时代的推移不再是朝着同一方向阶梯上升的过程，而是既存系统的松动、崩溃时期与重新生成时期不断重复出现的波状形态。此时到底会生成什么样的秩序，并无必然方向，结局都是偶然的。目的论式的说明和从已知结果追溯原因的结果论式解释，在此受到摈弃。即使同样使用“中世”、“近世”等词语，但是定义这些概念的根据不再是国家或社会经济的特质。因此，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域不必呈现出相似的现象，而具有相同特质的社会也不必从属于相同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说，“中世”、“近世”等词语等同于“第一期”、“第二期”等没有特定含义，仅仅为了方便起见而使用的称谓。

第三，这些时代区分论中，与其他系统的接触和抗争，作为历史变化的要因受到重视，但是所重视的不是先进系统向落后系统的文明传播，或者边缘地区被统合进广域系统等单方向的过程，而是各个既有系统在受到冲击而发生动摇之后，独自地经自我组织生成新系统的过程。取代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涨落波动（fluctuation）”、“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s)”等描述社会变容的论述，虽然现在还处于比喻阶段，但是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象地描绘出了在相互行为中旧秩序崩溃和新秩序生成的面貌（三谷，2000，等）。

这样的时代区分论，在重视各地域如何形成独具个性的社会的同时，也强调地域之间存在的广域性关联。即这一作法也重视“对世界史的展望”，只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世界史”，并非以“世界史基本法则”或“世界系统”等事先设定的概念为基准进行分析的从固有“世界”出发的“世界史”，而是从各个地域出发，在具体研究其与外部的相互影响关系以及同时相关的变动之后，自然而然地呈现出的广泛关联的结果。不管是弗莱切，还是阿布-卢格霍德，对于“被统合的近世史”和“欧洲霸权之前的世界系统”为何存在这一设问，他们都没有明确提供思路严整的答案，其分析基本上停留于对现象的描述。对这样的答案我们也满意吗？或许“如此即可”就是近20年来我们取得的成果。与战后根据严密的“科学主义”进行时代区分相比，今天学者们的时代区分论趋势似乎更接近于内藤湖南和内田银藏等立足于经验式历史观察法的区分论，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⑤]。

三、小结

    中国史学家谷川道雄针对1970年代以来中国史研究中的时代区分论争的衰退，屡屡敲响警钟（谷川，1985，1993等），就其中原因，谷川指出，其一是对历史发展的关心日渐稀薄；其二是史学风格的转变，即与宏观问题相比，研究者们更倾向于对各种现象作微观考察；其三，时代区分论的学派已固定化，从而使论争陷入胶着状态。但是战后的历史学，为了突破先入之见的僵硬框架，寻求更灵活地捕捉现实的方法，而从不间断地进行方法革新。今天的时代区分论现状正是该努力的结果。即从为了打破亚洲社会停滞论而借助发展理论开始，到为了否定以历史唯物论为首的国别史式“发展”模式而采用的以更加广阔的世界规模的相互关联为历史分析单位的世界系统论，再到为了批判“发展”模式和世界系统论所隐含的欧洲中心主义，而兴起的文化相对主义多元历史像。但是，当多元历史像中多种多样的文化被认为具有牢固外壳似的绝对性时，我们的思维就会陷入新桎梏的束缚。

    或许我们的认识世界，因文化自我中心倾向的存在而往往被构筑成一种封闭的世界。但是，该世界并非完全首尾一贯自成一体的世界，其内部有松动，有多重性，还有与外部接触时滋生的皲裂，所以只能视之为半对外开放的系统。这些“半开放系统”在彼此之间不断碰撞而产生的巨大波浪中，朝着重新生成的方向运行，这就是本文所论及的新时代区分论的大致形象。相信通过对具体的碰撞进行一笔一画的描绘，终究能使足以成为时代分水岭的大图案得以浮现。这里所存在的时代区分法，已经不同于先验的普遍主义理论，而是从历史研究的现场出发，显得更加灵活且更加实用的时代区分法。

文献一览（按原著时间顺序） 

1919 内田银藏 《近世的日本》，富山房，（再刊：平凡社东洋文库，1975）。

1958 布罗代尔《长期持续——历史与社会科学》，井上编1989所收（原著，1958）。

1960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教会的时间、商人的时间》，新仓俊一译，《思想》

     663号，1979（原著，1960）。

1971 山口昌男 《“第三世界”的历史像——作为行为的历史》，《岩波讲座世界历史30 ·现代历史学的课题》，岩波书店。

1976 川田顺造 《无文字社会的历史》， 岩波书店（再刊：岩波现代文库，2001）。

1980 亨利·皮埃奇(Henri Puech)等编 《时间现象学》，神谷干夫译，平凡社，1990-91（原著，1980）。

1981 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系统》I、II，川北稔译，岩波书店。

1981 青木保等编 《文化的现在7·时间探险》，代表编者：大江健三郎、中村雄二郎、山口昌男，岩波书店。

1981 真木悠介 《时间的比较社会学》，岩波书店。

1982 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 《时间的历史》，藏持不二也译，原书房，1986（原著，1982）。

1983 爱德华·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 Jr.） 《作为文化的时间》，宇波彰译，TBSブリタニカ，（原著，1983）。

1983 斯蒂芬·克恩(Stephen Kern) 《时间的文化史》，浅野敏夫译，法政大学出版社，1993 （原著，1983）。

1983 增渊龙夫 《关于历史家的同时代考察》，岩波书店。

1985 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 《时间、欲望、恐怖——历史学与感觉的人类学》，小仓孝诚等译，藤原书店，1993（原著，1985）。

1985 布罗代尔 《物质文明、经济、资本主义》，村上光彦译，みすず书房。

1985 谷川道雄 《围绕中国史上的时代区分论——从现时点省察》，《史林》68卷1号。

1985 井上幸治编 《费尔南·布罗代尔》，新评社。

1985 汤浅赳男 《文明的历史人类学——“年鉴”、布罗代尔、沃勒斯坦》，新评社。

1985 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 《历史统合》（Fletcher. Joseph, “Integrative   History: 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1500-1800”,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9.

1986 福井宪彦 《时间和习俗的社会史》，新曜社。

1986 石田一良编 《时代区分的思想——日本历史思想序说》，ぺりかん社。

1987 川田顺造、坂部惠编《解读时间——围绕时间之宴》，リブロポート。

1989 福田アジオ 《时间的民俗学空间的民俗学》，木耳社。

1990 高桥哲哉 《历史 理性 暴力》，《现代哲学的冒险3·差别》，岩波书店（收入同氏《背光的理性》，未来社，1992）。

1990 麦克·奥麦利（Michael O'Malley） 《时钟与人》，浅野敏夫译，法政大学出版社，1994（原著，1990）。

1991 坂本多加雄 《市场、道德、秩序》，创文社。

1991 朝尾直弘 《何为“近世”》，同编《日本的近世1 ·世界史中的近世》，中央公论社。

1991 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 《时代区分论》，同编《亚洲中的日本史1·亚洲和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2 冈田英弘 《世界史的诞生》，筑摩书房。

1992 冈田英弘等编 《有历史的文明·无历史的文明》，筑摩书房。

1992 川田顺造 《围绕“历史的意志”》，冈田等编1992所收。

1992 杉山正明 《大蒙古的世界》，角川选书。

1993 安东尼·里德(Anthony Reid) 《近世的东南亚》（Reid, Anthony, ed., Sou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Trade, Power, and Belief,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谷川道雄 《中国史上的古代和中世——回归内藤湖南》，《古代文化》45卷8号。

1995 克拉克（Grahame Clark） 《空间、时间与人——时空认识的人类史》，服部研二译，法政大学出版社。

1995 杉山正明 《忽必烈的挑战》，朝日选书。

1995 松本亮三编 《感知的时间与刻画的时间》，花传社。

1996 岸本美绪 《风俗和时代观》，《古代文化》48卷2号。

1997a 杉山正明 《游牧民看世界》，日本经济新闻社。

1997b 杉山正明 《欧亚大陆中部的历史构图——世界史的连接者》，《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1 欧亚大陆中部的统合》，岩波书店。

1997   Wong, R. Bin,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98a 岸本美绪 《时代区分论》，《岩波讲座世界史1·探究世界史》，岩波书店。

1998b 岸本美绪 《构造与展开》，《岩波讲座世界史13 ·东亚和东南亚传统社会的形成》岩波书店。

1998 长野泰彦编 《时间、语言、认识》，ひつじ书房。

1998 川田顺造 《历史物语中时间和空间的表象》，长野等编，1998所收。

1999 筒井清忠编 《日本的历史社会学》，岩波书店。

1999 佐藤次高、福井宪彦编 《地域的世界史6·时间的地域史》，山川出版社。

1999 川田顺造 《非洲社会的“时间”》，佐藤等编1999所收。

2000 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白银资本》，山下范久译，藤原书店。

2000 二宫宏之 《战后历史学和社会史》，历史学研究会编《历史学的现在3·战后历史学     再考——超越“国民史”》，青木书店。

2000 保立道久 《现代历史学与“国民文化”——社会史、“平安时代”、东亚》，《历史学研究》742号。

2000 冈崎胜世 《从基督教世界史到科学世界史》，劲草书房。

2000 历史学研究会编 《历史学的现在5·末日思想的再生》，青木书店。

2000 三谷博 《“革命”可否“理解”——从复杂系统理论思考明治维新》，《中国——社会与文化》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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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Pomeranz, Kenneth, 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 Europe and Making of the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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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 Abu-Lughod） 《欧洲霸权之前——另一个世界系统》，佐藤次高等译，岩波书店。

2001 成田龙一 《将“历史”写入教科书之事》，《世界》689号。

2001 内藤湖南研究会编 《内藤湖南的世界——亚洲再生的思想》，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

2001 葭森健介 《内藤湖南和京都文化史学》，内藤湖南研究会，2001所收。

2001 桥本毅彦、栗山茂久编 《迟到的诞生——近代日本时间认识的形成》，三元社。

2001 佐藤健二 《历史社会学的作法》，岩波书店。

2002 上村忠男 《为了历史理性的批判》，岩波书店。 

              A few thoughts about historical division inJapan—from 1980 to 2000

［Abstract］During two decades from 1980 to 2000, the historical studies led by the Japanese academia had greatly changed, so had argumentative approach and framework for cognition focusing on "historical division". First, the cognition of time was diversified from a single line. Second, the range of historical division was turned to the semi-open area from the transcendental world history or history of individual countries. But is there a possibility of historical division arising from scholars in a diversified time cognition? How to replace the pre-set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with a "semi-open system", in the spatial extent? This article will briefly outline with humble opinions on these issues at the same time of summarizing the history of the theory related to "historical division".

［Keywords］: Time Cognition, Semi-open System, Historical Division

* 岸本美绪（1952－），お茶の水女子大学大学院人间文化创成科学研究科。

**陈永福（1976－），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福建，厦门，361005。

[①] 本文译自岸本美绪《明清史论集（1）·风俗和时代观》，东京：研文出版，2012年，第36-63页。原载历史学研究会编《历史学方法的转变：现代历史学的成果和课题（1980-2000）》，东京：青木书店，2002年。

[②]关于“时代区分”的方法，笔者另有稍系统的整理，可参考（岸本，1998a）。

[③]笔者是通过沃勒斯坦著作（1981）初次知道布罗代尔的名字。布罗代尔《物质文明、经济、资本主义》翻译出版于1985年（みすず书房），笔者根据同年汤浅赳男的介绍（汤浅，1985）而了解其大概。另外井上幸治（1985）曾指出，“布罗代尔对日本的法国史研究者来说，是个难以适应的历史家。”

[④]强调历史之“他者”性质的有（高桥，1990）、（上村，2002）等，论及“同时代感觉”的有（坂本，1991）等。高桥和坂本虽然政治立场迥异，但是两人都对客观主义发展观的史学持批判态度。成田龙一曾指出，围绕“历史教科书”发生对立的“社会史派”和“修正主义派”，都是采用“历史构成主义”的“并非单纯对立而是相互交织的关系”（成田，2001）。

[⑤]关于内藤湖南，除了内藤湖南研究会的论文集（2001）之外，杂志《古代文化》分两次讨论中国史时代区分的特集（46卷11号、1994，48卷2号、1996）中也多有论及。此外日本史研究方面，朝尾直弘（1991）在介绍内田、内藤论点的同时，指出有必要回到原点重新探讨时代区分的方法。历史社会学中也有（筒井编，1999）等对该时代区分法进行分析。日本中世史家的保立道久在2000年历史学研究会大会上发言道，“对东亚历史的宏观认识，最终还是内藤比较正确”（保立，2000）。被视为时代区分论战代表示例的“京都派”与“历研派”的对立，现在基本对研究者不构成束缚，也可以说是例证之一吧。

岸本美绪+时代区分论近况（人文国际）.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