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杭：读黎平苗族的《吴氏谱根》

十多年前，广州的邓刚博士在黔东南黎平县大稼乡乌山寨一吴姓苗民家中摄得一份世系表（后被他称为《吴氏谱根》）。据邓博士介绍，这份《谱根》“书写在一张宽约30厘米、长1米有余的纸张上，以横线分割出一世至十一世”，记录了吴氏家族的入黔、婚配、生育、世代情况，为部分苗民在黎平的生计和发展提供了家族背景。然而，若按某类记录应达到的一般标准衡量，这份《谱根》显然存在一些重大缺失。其中既有专属苗民文书的特殊性，也有可见诸其他民间文献的普遍性。讨论其原因及意义，或有助于拓展对于苗族文献的研究深度。

刘永华：清代义图制的一个地方形态：徽州休宁急公户的考察

义图制是清代图甲制演进的一个重要方向，清中后期施行于江南、江西的一些地域。现存徽州民间文献显示，义图制也曾对徽州地区图甲制带来影响，当地的急公户便是在义图制影响下出现的一种钱粮完纳办法。这种办法可能于清中叶兴起于休宁县，是在衙门陋规征派日益增加、粮户抗欠钱粮问题日益严重等背景下出现的。急公户多由大家望族呈请成立，其运作方式与义图同中有异，大体结合了义图制与大户钱粮完纳惯例：一方面，它们在衙门立案，自行扫数完纳钱粮，这一面向与义图相近；另一方面，它们获得免纳公费的优遇，并常以甲户而非图为基本单位，这一面向又与大户相近。透过这种制度安排，粮户与衙门之间形成某种双赢关系，县衙有可能缓解粮户抗欠钱粮、钱粮完纳成数较低的问题，而粮户避免了书吏粮差骚扰的弊端，获得了免交地方公费的优遇，从而有可能将钱粮催征成本合理化。这种制度的兴起，体现了清代图甲组织变动的一个颇具特色的演进形态。

谢宏维：明清方志舆图绘制与地域文化变迁

明清方志地图是一种独特的文献，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明清方志地图的大量涌现，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文化发展的一种表现，是国家意识形态向地方社会渗透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本文对明清时期各个阶段、不同地区的方志地图进行系统的整理和解读，深入考察明清各地方志地图的内容、类型及其绘制生产与使用流传，分析国家意识和地方文化观念在方志地图上的体现，揭示方志地图自身的历史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过程。

许金顶：《陈嘉庚文集》编辑工作介绍及其思考

陈嘉庚是被毛主席赞誉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的华侨领袖，其著述、书信、言论等文稿，涉及面广，跨越不同的历史时代，系统整理这些珍贵的文字，可为嘉庚精神和侨史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撑，具有较高的文献史料参考价值。因此，编辑出版《陈嘉庚文集》是学界多年来的期盼。

文集依据文本内容属性分为著述、书信、言论和文牍四篇，辑录成册。是目前国内较为完整的收录陈嘉庚著作、言论等资料的集大成者，其中不少文章为国内首次公开。切望文集的出版能缅怀陈嘉庚光辉而伟大的一生，拓宽嘉庚精神研究领域，深化侨史研究。

馬木池：閱讀田野：越南北部鄉村的田野體驗

本文嘗試利用過去在越南進行的田野工作，談談以閱讀歷史文本的方式，閱讀越南北部鄉村亭節的「儀式過程」，理解當地民間傳統活動中潛藏的歷史話語，認識居民對歷史的想像，展示地方社會與國家的複雜關係。

廖华生：明清徽州官办乡约县域特色初探

明清时期，徽州六县（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乡约的发展轨迹参差不齐、约正社会地位高低悬殊，绅办乡约各有特点，官办乡约的司法职能也略有差别，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色。徽州乡约县域特色的形成，有各县历史文化差异和组织者个性特色的因素，更有乡约性质变化的原因。明后期以降的乡约大都成为乡里组织，其推行和管理以最小行政单元州县为单位进行，由此造成县域乡约一定程度的共性。明清徽州六县乡约这种差异化的发展，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县域的实际情况，从而助力地方社会的治理。

祁剛：近代泰順佛教歷史的文獻構成

明清浙江佛教的發展不單是僧侶精英的佛教弘化與宗教改革，同時也包含了地方佛教風俗改良與革新的社會進程。與前者以山志寺史、僧侶文集、佛教報刊等為主的史料相比，後者往往基於民事習慣、風俗調查等報告而得出相關觀察、經驗，顯示出參差、多元的地方性。

近代泰順地方佛教的歷史研究循諸寺廟、僧團的物質遺存、文獻資料、口頭訪問等提供的線索，以為指引，相互發明。還諸史料層面，寺廟建築、佛造像、寺廟文獻等遺存較為常見，通常為地方佛教歷史的主體資料；再以高僧大德、善信居士的傳記、詩文、書信等個人資料穿插其間，展現出地方上佛教生活的歷史風貌。這兩種資料的共通之處在於能夠反映出彼時僧俗兩界之間的互動影響，而此尤為引人注目。

吕珊珊：近代浙南宗教消费状况与民间惯习变迁

宗教消费是指信众为宗教行为产生的支出。宗教消费对一个区域宗教消费状况的了解有助于反映民众宗教信仰的具体实践与社会经济发展面貌。浙南地区的宗教产品是随着民众宗教需求而诞生的，但宗教需求又是宗教传播的结果与教义的衍生。在浙南地区繁荣的“宗教市场”的竞争下，僧道为迎合信众宗教需求，就会竭力提供符合的宗教产品与宗教服务，以提高信徒的宗教消费规模。近代，受“理性化”浪潮影响，加之佛教与道教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浙南地区原有的宗教消费惯习发生转变，并进而改变了整个宗教市场的运行模式。

廖涵：晚清民国重庆移民宗族的建构——民国《云阳涂氏族谱》研究

清道光间，业已迁居百余年的云阳涂氏虽族人日众却未有敬宗收族之思，后原籍宗亲因重修族谱而取得联系，然原籍族谱所记云阳涂氏分支简略不能彰显祖先德行，涂氏耆老遂倡修云阳族谱，进而建构迁居后的世系，众筹创建宗祠。然而，涂氏族众就田而居，散落各地，族产不足，宗族活动鲜少。直至清末民初，川东社会动荡，迫于安全需要，涂氏族人之间的联络日趋紧密，公共事务增多，宗族组织才日臻完善，进而成为颇具影响的地方豪族。

吴才茂：明清西南少数民族村寨步入王朝国家田赋体系初探——以清水江文书新见“雍正十年由义里抱塘寨粮呈册”考述为中心

明清西南少数民族村寨如何步入王朝国家赋役体系，过往由于史料匮乏，一直尚未探明，清水江土地文书的大量发现，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带来了契机。雍正十年天柱县由义里抱塘寨粮呈册，是登记里甲花户的田土产量、税粮，并经县衙确认的土地册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通过对册籍形态、攒造及其性质的考辨，厘清少数民族地区土地原有“口报鸡粮”“无亩本色秋粮”的田赋征收实态，天柱县域内“汉里”“苗里”田赋体系，得以充分揭示。藉此对天柱县“归化三里”的“照田均摊”案进行重新解读，均摊之后鱼鳞册的攒造，使天柱县域内“汉里”“苗里”的田赋征收全部趋于一体化，不再有“汉里”“苗里”之别。

邱硕：“替罪羊”的民间机制：“张献忠剿四川”传说考论

在“张献忠屠蜀”真伪和“蜀难”归因的学术论争中，新近的“替罪羊说”认为张献忠是“蜀难”罪责的替罪羊，清朝官方和知识阶层是主要“迫害者”，民众受其影响也成为“迫害者”。这一观点缺乏民间文学的考察维度。文章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故事集成》四川和重庆地区129个县卷本的286篇张献忠传说文本中，构拟“张献忠剿四川”传说的情节谱系，并溯源10个主要的情节单元，呈现传说的形成过程，由此认为：在迫害“替罪羊”张献忠的过程中，民众通过“剿四川”传说的“口诛”形式，率先迈出归罪张献忠的第一步，知识阶层和官方随后用记录“蜀难”的“笔伐”形式加大归罪的力度，由此形成的“迫害者”同盟彼此助力，生产出更多口头和文字的“迫害文本”。而曾受张献忠庇护或美化想象张献忠的民众群体，则用“反‘剿四川’”传说来抵抗对张献忠的语言迫害。基于此，文章归纳出民间传说“箭垛式人物”光环英雄与替罪羊的双重人格形象，并延伸了“层累成长的中国古史说”的适用范围。

李国太：清中后期大巴山区地方精英的文化实践与身份建构——以苍溪贾儒珍为个案的考察

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士绅阶层往往被视为帝国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在基层推行的执行者。但乡土社会中还存在大量既无学衔也无官衔的士人，他们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建构自我认同和介入地方社会？文章以大巴山南麓苍溪县一个士人贾儒珍为个案，在田野调查基础上，通过对族谱、碑铭等民间文献的解读，考察其从道光末至光绪中期前后约四十年的文化实践活动，窥探“士绅”之外的地方精英建构自我身份的路径。贾儒珍的精神世界以儒家伦理为底色，在吸纳道家思想后，又深受具有强烈地方色彩之民间信仰的影响。他通过办义学，刻善书，致力于宗族文化建设等手段积累文化资本；又以文化资本为媒介与官、绅阶层建立人际网络，获取社会资本；两者均以拥有大量作为经济资本的田地为依托。贾儒珍的文化实践与大巴山的社会结构过程有一定关联：在经历清代中前期的移民大规模进入和乾嘉年间白莲教活动的持续破坏后，大巴山区在短期内难以产生对地方有影响力的士绅阶层，这为清代中晚期士人阶层的“崛起”提供了条件。

严奇岩：“山轿如船借纤牵”：传统驿道交通的社会面相

“舆纤”即肩舆配纤夫，历史悠久，清代文献记载较普遍，民国以后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舆纤成为我国交通史上辛酸的历史记忆。从历代文人的纪行诗、竹枝词、日记、游记等文献看，“舆纤”在我国南北各地崎岖山区驿道中都有分布，但以云贵通道为最集中，其乘客主体是达官贵人。山路陡、行路难是舆纤出现的客观原因，而主观原因是官员出行的奢侈风气。清代舆服规制的破坏助长了官员的铺张之风，舆纤成为维系官员高贵身份的标识。舆纤成为透视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郭广辉：清代中后期四川场市中的利益博弈及其社会意义——以南部县永定场为例

目前学界有关清代四川场市（或称场镇、乡场）的研究，主要是从官府管理的角度展开的，对场市与官府的关系、场头和客总的选任与职责等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从民众的角度展开研究，可以更全面了解场市中利益主体的构成、场市运营机制和社会变迁历程等问题。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中保存有道光至宣统年间永定场的相关文状共70余件，详细记录了道光年间斗市行用争夺、咸同年间延请义学馆师、清末士绅互控等案件，为从民众视角深入分析场市中的利益博弈及其与制度、社会的关系提供了较好例证。利用官府档案和碑刻、族谱等民间文献可以发现，参与场市运营的利益主体是多元且动态的，场市中长期存在的利益博弈既影响场市管理制度的实践，又主导着场市中社会组织的创建及其运营。清代中后期四川场市中的利益博弈与官府管理、社会组织相互嵌合，其演进历程反映了近代基层治理和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

罗权：四川隆昌县云顶寨考

云顶寨位于四川省隆昌县云顶镇，是清代川南望族云顶郭氏聚族而居的防御性聚落，现为县文物保护单位。通过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的综合研究，发现目前对于云顶寨认识存在较大偏差，它是在李蓝起义波及隆昌的背景下，郭人镛、郭光瀚父子为抵御外敌而修筑的，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开工修筑，至同治元年（1862）四月之后完工，有寨门四座。云顶寨是研究明清以来四川家族与社会的重要遗存，具有重要价值。

曾伟：平民何以入史：《清史稿·吴伯宗传》史事考证

康熙年间，稷山县平民吴伯宗十八年万里寻亲，被康熙皇帝旌表“兄弟孔怀”之匾，其事迹被陈廷敬、李光地、方苞等大臣与文人题诗纪念，并在民国初年纂修的《清史稿》中载入“孝义传”中，是为数不多能够进入正史的平民。20世纪20年代，吴伯宗的义行被地方官发掘与宣传，并得到阎锡山的旌表，成为被人纪念的乡贤。进入21世纪以来，吴伯宗的事迹被改编成戏曲《枣儿谣》，搬上舞台进行表演，成为宣传孝悌精神的载体，在当代继续发挥其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本文通过对现存碑刻、匾额等文献的解读，考察吴伯宗寻亲史迹及其内涵。

李平亮：南京国民政府对豫北矿权的整顿与统合（1929-1937）

晚清以来，豫北矿业开采主体不一，具体表现为：以福公司为代表的外资矿企、以中原公司为代表的官商合办企业及地方精英控制的民窑分别进行开采，使豫北矿权处于分散状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分别采取强制措施接收中原公司，用法律与强权手段加强对民窑的管控，以协商方式收回福公司矿权，从而建立起新的、受政府控制的矿业体系。南京国民政府对豫北矿权的整顿与统合的个案，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地方性与多样性。

罗桂林：地名殖民：近代中国口岸城市的日常街景

台北是日本对台殖民统治的心脏，日据当局很早就在台北推行“市区改正”与“都市计划”，标榜为对殖民地的“文明开化”举措之一。城市地图尤其是市街图就在“专业”与“科学”面目示人之际，构建了殖民地“岛都”的现代叙事。细观不同版本的台北市街图，城市景观逐渐脱离中国传统风格，日趋向日式、欧化转变，其背后是殖民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深刻侵蚀与置换。市街图还详尽展示城市空间的所谓“有序”治理，如对街区、地块、房产的精细编号，它们为殖民当局提供了网格监控的技术手段，使殖民地人民置于帝国权力凝视之下。日据时期的台北市街图揭示了殖民当局如何通过公共空间的划分重组，实现景观替代与敞视统治的策略，这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历史中是十分值得重视的课题。

韩朝建：如何殖民一个庙会？——日伪“复兴五台山”运动探析（1940-1945）

清中叶以来，五台山六月庙会成为本地最主要的节日，影响遍及华北、东北、西北各地。抗日战争时期，五台山区成为晋察冀边区政府与日伪政权对峙的地区。1938年10月日军占领五台山台怀镇后，即加紧策划宗教侵略，并于1940至1945年间发起了“复兴五台山”运动，试图将庙会打造成“东亚新秩序”的样本。该运动由日军山西省特务机关策划并监督，伪汪政府进行政策配合和组织动员，伪五台山新民会负责具体筹办。它广泛动员了日伪政权的各行政部门、宗教社会团体以及交通公司、电影公司等机构，并通过多种渠道向国内外进行宣传，也因此留下了数量庞大的中日文新闻报道、游记、庙会指南、回忆录以及演讲词、日程表、照片、影音资料等原始文献。这些文献揭示了日伪如何在庙会原有的基础上，组织五台山进香，设计仪式环节，安排文艺活动及策划各类宣传，以嵌入其政治文化议程。抗战时期的“复兴五台山”运动有助于深化对日伪改造传统庙会、推动宗教殖民的认识，也有助于认识近代政教关系频繁变更的背景下，传统庙会的转变过程。

苏东来、姚瑞喜：上级来人：20世纪80、90年代华北乡村招待费研究——以河北省景县苏老家村账簿文献为例

一般而言，作为一级政权组织乡村的账簿档案，多会上交政府存档备查，或在一定年限后按规定自行销毁，能够完整保存下来实属不易。检索知网，华北地区仅井陉县、内邱县、乐亭县三县发现存有乡村账簿。该批多系小队账簿，持续时间一年或数年，反映了某一时期华北乡村基层财务制度现状。在河北省景县苏老家村保存了20世纪60年代至2001年进四十年的账簿文献，其连续性、完整性较为少见。本文仅撷取80、90年代账簿文献中的接待类档案进行系统整理，在此基础上，就该村村务接待中体现的乡村购物场所间的利益博弈、菜品采买、客人构成、菜品内容、招待标准等问题进行探讨，进而对乡村村务招待模式的变化进行探讨。

赵树冈：清末驻台营勇遗址的社会表征

清代驻防台湾营伍除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地方士绅筹办的少数练勇、台勇，全数来自内地。同光朝后，为了加強海防与开发东部后山，以湘淮两个系统为主的大量营勇入驻，因“开山抚番”与各类事件牺牲的营勇墓葬遍及全台。台湾不同时期的社会脉络下，这些遗址或遗迹不仅具有传统文化与台湾开发过程的社会表征（representation）意义，也如诺哈（Pierre Nora）讨论的纪念碑、博物馆等记忆地景，提供国族历史叙事的连续性，成为连结两岸历史文化的重要象征纽带，呈现了在地化的国族记忆。

李朝凯：从《水竹居主人日记》看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妈祖信俗活动

日据时期乡居于台中乡村的前清生员张丽俊（1868-1941）留下长达30余年的日记，内容展现了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传统士人的信仰生活与思想世界。本文透过水竹居主人张丽俊在日记中描绘和评论地方街庄“迎请”南北港妈祖的活动情形、担任妈祖宫重修工程总理、至各地妈祖宫进香，以及撰写的诗词对联等记载，从张丽俊的视角观看乙未鼎革后台湾妈祖信俗活动的诸项特点。

夏远鸣：祀内与祀外：祭祀公业的参与者和非参与者的关系——基于苗栗汤姓宗族个案的分析

清代在台参与祭祀公业创建的群体，是根据自愿原则而创立的祭祀组织，这意味着，来自家乡同一个宗族的成员中有一部分参加，另一部分未参加。将在台开垦的宗亲分成两个群体，有不同的权利。祭祀公业不是按照原乡的房派关系组织的，而是按照股份的方式。祭祀公业（或宗族）与原乡宗族的世系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理解台湾宗族的特点及其原乡宗族的关系。

郑莉、黄炜豪：晚清民國時期的海外移民與僑鄉社會——安溪县玳堤李氏文書解析

本文主要依据安溪县龙涓乡玳堤村的现存李氏契约文书，结合族谱、地方志及田野调查资料，考察晚清民国时期闽南海外移民在原乡的投资方式，探讨侨乡传统社会文化的传承机制。

叶俊杰：马六甲基督堂米怜纪念碑铭文与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关联

马六甲基督堂的米怜纪念碑铭文与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有着深刻且复杂的关联。这篇论文旨在深入探讨该纪念碑的历史背景、其宗教和文化意义，以及米怜牧师（Robert Morrison Milne）对19世纪初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影响。作为早期基督教传教士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米怜牧师不仅致力于基督教在华人社区中的传播，还为华文教育的早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纪念碑铭文所记录的，不仅是对米怜牧师个人成就的纪念，更是华人社区与传教士在宗教、文化交流上的一个象征性见证。

通过对纪念碑铭文的详细解读以及相关历史文献的分析，本研究揭示了马六甲作为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节点，如何在米怜牧师的影响下促进了马来西亚华人宗教信仰和教育事业的早期发展。此外，论文还探讨了纪念碑所折射出的中西文化互动，以及其在塑造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宗教与文化认同中的关键作用。总体而言，本研究不仅为纪念碑的历史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还展示了19世纪基督教传教活动对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在宗教和教育领域的贡献与互动。

郭烨佳：驱灾·家国·个体：清末时期闽台士绅的仪式参与——以文本《泉郡承天万缘普度》爲中心

泉州普度习俗沿来已久，其意源自佛教「慈航普度」，有「超度衆鬼」之内涵。明清时期，除官方超度孤魂的厉坛外，民间自发进行的普度也开始盛行，包含着祭祖、度亡、巡境、宴席等仪式环节。光绪二十二年（1896），泉州地区被两种困境所侵扰，一是当地「时疫」频发；二乃甲午中日战争后台湾被割让的民族危机。民族危机所对应的「国破」，鼠疫肆虐所对应的「家亡」，使得一场应对危机的仪式——「泉郡承天万缘普度」应时而生。以记载此次仪式的《泉郡承天万缘普度》作为分析文本，通过梳理该次仪式的环节与过程，既将其作为一个深入理解泉州社会禳灾民俗的实例，同时也探讨仪式组织者和文本撰写者如何将「台土不复」的危机融入祛疫仪式，并致力于建构「泉郡五邑」地域联合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