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李锦全 教授

  李锦全，1926年生，广东东莞人。195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后分配至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工作，1954年调回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1960年转至哲学系任教。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代表作有《人文精神的承传与重建》《海瑞评传》《陶潜评传》等，主编《中国哲学史》（与萧萐父合编）等，2018年出版《李锦全文集》（全十卷）。

一、少年时期的读书生活

 1937年，我11岁，考上东莞中学，当时一千多人考取一百名，我是全年级年纪最小的。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战开始，当然广州还没有波及到，当时我的诗稿（《思空斋诗草》）里面，我写的第一首诗是什么呢？因为我爸爸喜欢作诗，很早教我读《唐诗三百首》，所以我当时会作古诗，写了一首（《夜宿太平感怀》）：“1938年9月和同学诸子往太平镇募捐，支援抗日战争。夜宿凉风早，征鸿近晚秋。繁星垂断垒，孤月涌重楼。烽火三边动，刀兵万里愁。胡尘何所处，愿继渡江舟。”你们现在读初中一年级能够写古诗的有多少啊？所以这样来讲，（我读书）是不错的。

 1938年，日本人就打进广东，结果东莞沦陷，被日本人占领了。我这一代跟你们不一样。日本打进来，当时我就12岁，也没有办法跟着东莞中学跑，因为它变成流亡中学（迁）走了。当时我们怎么生活的？东莞那个城墙还没拆掉，还有城门，日本人站岗站在那里，那我们中国人经过那岗，都要对着日本兵鞠躬很低。所以当时我写诗：“心惊胆战入城中，老幼无言尽鞠躬。少小应知亡国恨，神州依旧血流红。”

我这四年[1938-1942]就没有（上学）读书，可以讲是自学吧。这四年我基本是读中文系的书，从《唐诗三百首》到汉魏六朝，到《楚辞》，到《诗经》，到宋词。《唐诗三百首》的律诗跟绝诗[绝句]部分，我（现在）还基本能够记下来。《唐诗三百首》第一首（五律）诗，是唐玄宗祭孔子的（《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即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七律（《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你们现在有多少人能够背《唐诗三百首》？所以我在这四年虽然没有（上学）读书，但我读的书比上学还多。

二、以理科生报考中大历史系

我进中山大学是1947年，那么1945年就读到高中二年级。高中二年级就文理分科了，当时的风气认为读理科组的人是好的，文科组的人（是）因为你的数理化不行，所以（才）读文科组。我就不太服气，所以我高中二年级不是读文科组的，是读理科组的。高二、高三（时）我全力攻数理化，到1947年东莞中学毕业，考到第一名。

我高二、高三的时候是读理科组的，但到1947年（为什么报考历史系）？因为我这几年喜欢看历史小说，读《三国演义》《说唐全传》《隋唐演义》等很多历史故事的小说，所以我读历史（系）是从读小说引起的，特别（是）读隋唐故事。

我考大学是1947年，当时考大学跟你们现在不一样。你们现在是统考的，考完试以后，看成绩多少，然后选大学。当时不是的。这讲起来，我们当时考大学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时考大学，你要去它（学校）那里考试。1947年，当时我就报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广东文理学院，报中文系；一个是中山大学，报历史系。当时我报的两个学校不同，学校放榜也是各放各的，（因为）不是统考。当时广东文理学院先放榜，我已经进去读中文系了。后来中大放榜，晚一个月。他们讲广东文理学院是个省立大学，中山大学是个国立大学，好吧，我就不读文理学院，去中大了。

三、我与刘节老师

当时（中山大学）的体制（规定），所有历史系的学生除了必修课之外，还有选修课。历史系的选修课是开得比较多的，殷周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史。一般来讲，这么多断代史，（学生）会选三门。我选了刘节、岑仲勉、陈锡褀这三位老师的课，刘节是殷周史，岑仲勉是隋唐史，陈锡褀是近代史，因为我选这三门，所以跟这几个老师关系就比较密切。

那么跟刘节老师（关系）为什么一直都搞得不错？因为是这样。他开殷周史这门课，因为他是名教授，开始选他的人是比较多的。但是他这门课不容易上，因为当时是没有统一课本的，都是（用）老师著作和他的讲义，所以他开殷周史用的课本就是他的著作《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这本书是讲殷周时代宗族移殖方面，问题是这本书本身有好多甲骨文、金文在里面，所以开始选他的课的人比较多，到后来考试的时候，有部分同学跟不上，就退选了，那我就比较坚持。我在他教课期间写了一篇东西，它没完全（定稿），是个半成品，叫《<殷本纪>札记》，就对刘老师的书（表达）一些我自己的看法，跟他不太一样。他就跟我说，你这个《<殷本纪>札记》所提的问题跟他不一样。不过他说，你可以不一样，但是谁对谁不对，这个问题各有各的观点。就是说，他（虽然）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的观点也可以作为一种意见。从这点来讲，（刘节老师）就比较看重我，所以后来（中大）一直想留我，跟他有关系。

四、毕业论文以碑证史

当时这些碑帖不在图书馆，在历史系梁钊韬[时任历史系文物室主任]文物室里面。当时叫我登记目录，作为梁钊韬文物室的助理，给我一个研究生的待遇。所以写碑帖（方面）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因为叫我登记碑帖，我趁这个机会就利用这些碑帖来写毕业论文。

王国维提出“两重证据法”，文献跟地下碑帖这两种东西，一个是地面所存下来的书，一个是地下的碑，研究历史问题，可以用文献跟地下碑帖来对照研究。因为有这个机会叫我登记碑帖，（我）就（用）地下碑帖跟地面上《唐书》《通鉴》等藏书两个（做）对照研究，用这个办法来写我的毕业论文，所以“两重证据法”就这样。

我毕业论文前面都是登记什么碑，（但）最主要的价值不是登记这些东西，（而）是（论文后半部分）利用王国维的“双重证据法”，拿碑帖跟唐代文献《新唐书》《旧唐书》互相比较。这样（的方法）对历史研究就更可靠一点。我（的研究）确实跟其他同学的论文不一样，他们都是用文献来写的，没有用地下的碑帖，因为刚好要我整理那些碑帖，所以我有这个机会可以用这个办法。

李锦全教授本科毕业论文

指导老师岑仲勉教授评语

五、我的藏书、学问与旧书店

我当年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被选派到）北京学考古的时候，有一年文化部就委托我在北京买书。那个时候（我）一方面学习考古，同时星期天都去北京有名的旧书店，（如）来薰阁、修绠堂那里，替我们单位买书。同时趁这个机会，有些价钱不太贵的，（品相内容）还比较好的，我自己也买一些。所以（我捐赠给图书馆）民国时期那两千多册书，不是说（有）怎么好，因为好的民国书，保留比较少。我送给你们（图书馆）的书里面有两千多册民国时期的书，并不名贵，但是到现在比较少了，正所谓“物以稀为贵”。所以我成不了专家，成为杂家，就这样。我不像有些人“纯家”，有读书（购书）计划，我没有什么（计划）。我就（是在）北京当时替机关买书，（常）到旧书店，后来比较习惯了。回到中大以后，我去文德路旧书店去得比较多，我的藏书有相当部分就是（从）文德路那里买过来的，所以我的学问也是跟（泡）旧书店有关系。反正一句话，我读书就是，每天都不离开书本，因为我没有别的嗜好。我读书没有计划的，让看什么书我就看什么书。我就可以说，跟着会议走，你开什么会我写什么文章，结果呢，我成不了专家，直接变成了个杂家。

李锦全教授为图书馆题词（摄于2023年）

访谈后记

  李锦全老师是访谈的学者中年纪最大的，同时也是访谈次数最多的。李老师已近期颐之年，思维敏锐，记忆力极好，对数十年前的往事如数家珍，令人惊叹。李老师乐观旷达，阅历丰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热爱与自豪感，访谈中不时吟诵古诗词，让我们满怀敬佩。

（本文轉自「中山大學圖書館」公衆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