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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滿 | 華南學者的歷史人類學:傳承與互動
  发布时间: 2024-06-02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0

编者按:在量化考核、学术GDP挂帅、全球点对点搜猎人才风行中国学界之际,富含创造力、凝聚力的学术共同体的诞生,似乎更加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培育学术共同体,事实上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学术常态发展的头等事情。

被誉为“华南学派”的一群历史人类学家数十年如一日,承上启下,深耕田野,切磋互动,已然自成今日难得一见的有机学术共同体。

开放时代杂志社联合金门大学闽南文化研究所,邀请“华南学派”部分学者及其他相关学者于201635日至6日在华南学派重要田野点之一的金门岛,举办题为学术共同体的第三次开放时代工作坊。

与会者根据现场发言内容,撰写了这组笔谈。

如果可以套用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关于科学共同体的理论,我认为学术共同体的要义是建构共同遵循的范式,其中包括问题意识、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等。我们华南的朋友,虽然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研究方向,但都有基本的学术认同,就是要从普通人的经验事实出发,重新理解和解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因此,我们注重民间文献,注重田野调查,力求回到历史现场,从民俗研究历史,这就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三十多年来,我们这些朋友可以长期合作,就是因为有这种共同的学术理念。当然,这种学术认同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长期互动的过程。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华南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建构,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整合了不同的学术资源,可以说是国内外不同学科、不同世代的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在学生时代是学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我的老师傅衣凌教授,历来主张从民间社会研究中国历史。他告诉我们,不能在图书馆研究社会经济史,必须出去做调查,收集民间的历史资料,所以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去过福建的大多数地区,收集了许多民间历史文献,如族谱、碑刻、账本、契约、日记、唱本、科仪本,等等。我后来用这些资料写了硕士论文《明清时期闽北乡族地主经济》。当时请来主持答辩的老师说:“你的资料我们都没看过,如果在我们那里是很难通过的。”这就是说,用民间的资料研究中国历史,在当时还是“另类”的,并不被广泛认同。不过,在厦门大学的学术传统中,这种做法有天然的合法性。

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原来有不少老师是林惠祥的弟子,他们受过系统的人类学训练,主要致力于南方民族史研究。我读书的时候,历史系和人类学系开始准备分家,但老师和同学们都在一起上课,大家还有很多共同语言。我当时有一些学人类学的同学,如范可、王铭铭等,我们经常在一起学习和讨论。我早期读人类学的作品,了解人类学的做法,得到了他们的很多启发和帮助。他们后来都出国读书了,但仍然关注和参与华南的研究,和华南的学者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明清时期福建的家庭和宗族,实际上也是借鉴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受到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1984年丁荷生(Kenneth Dean)到厦门大学交流,从事福建道教与民间信仰研究,对我的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影响。他原来在美国和法国接受汉学训练,主要研究道教的仪式传统,后来去台湾做田野调查。为了追溯台湾道教的历史源流,他转而来福建做田野调查,后来又以福建民间信仰为主要研究方向。他来厦门以后,我们一起跑了很多庙宇,看过很多仪式,同时也收集了很多宗教史资料。在此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学术兴趣,尝试从民间信仰研究社会文化史。我们的合作持续了三十多年,最初是一起编纂《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后来共同主持了莆田民俗文化调查计划,近年来又一起去东南亚调查华人庙宇与仪式传统。我对民间信仰的认识,主要受益于丁荷生教授,当然也受益于华南的其他朋友。

1986年陈春声到厦门大学读博士,成为闽粤学者合作与交流的桥梁。在此之前,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都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但彼此之间并无太多交往。1987年暑假我随陈春声去广州看族谱,初次认识了刘志伟、戴和、罗一星等广东史学界的年轻学者。在广州中山图书馆,我还认识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科大卫(David Faure)教授,他当时也在查阅广东族谱。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我后来知道,科大卫和萧凤霞正在开展珠江三角洲传统农村社会文化历史调查计划,春声、志伟等广东学者已经参与他们的田野调查。1987年底在叶显恩、杨国桢等老一辈学者的操持下,闽粤两地学者在深圳共同主办了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来了很多国内外知名学者,我们几位年轻人负责会务,会后又一起编论文集,学术界开始有闽粤学派的说法。

198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武雅士(Arthur Wolf)教授得到美国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的资助,邀请台湾中研院民族学所和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学系、台湾研究所的学者,共同开展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计划。当时的合作模式,主要是由两岸学者各自选择若干农村社区,每个社区调查至少100位老人的个人生活史,然后围绕家庭、婚姻、收养等社会习俗,探讨闽台各地的社会文化差异及其历史成因。这一计划后来推广到江浙地区,吸收了一些上海的学者共同参与调查研究。从1990年到1993年,我每年都到一个社区开展田野调查,访问当地耆老,收集了400多份个人生活史资料。按原定计划,每个参与者都要撰写学术专著,后来因参与者太多而无法落实。不过,我参与这一计划的最大收获,就是认识了一批海内外的一流人类学家,接受了田野调查方法的训练。

20世纪90年代,华南的朋友共同参与了许多国际合作研究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萧凤霞和陈其南主持的华南传统社会文化形态研究计划。这一计划的主要参与者是香港、广东、福建的学者,同时还邀请了江西、安徽等地的学者参与合作研究。由于计划的主持人是人类学家,而参与者大多是历史学者,其主要特色是结合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和历史学的地方文献分析,对华南社会文化的主要层面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为了便于比较研究,最初商定的考察重点是祠堂和庙宇,这大概就是进村找庙的由来。不过,这一计划的主要贡献,应该是确立了田野工作坊的互动模式。当时要求每位参与者都要主办一次田野工作坊,组织所有计划成员考察自己研究的社区,解读当地现存的历史文献。因此,我们每年都要考察几个不同的社区,参加几次不同的田野工作坊。在这些田野工作坊中,每位参与者都要接受严格的检验,不断修正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解释框架。华南朋友对历史人类学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些田野工作坊。

1995年夏天科大卫邀请我和丁荷生、宋怡明、蔡志祥、陈春声、刘志伟等到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参加为期一个月的闽粤地区国家与地方社会比较研究研讨会。当时选择研究基础较好的四个地区,即福建省福州地区、莆田地区和广东省潮州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围绕各地历史上的宗族和庙宇,探讨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科大卫提出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每个地区最早的祠堂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经过反复讨论和比较,我们发现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可能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制度密切相关。例如,莆田平原的庙宇系统特别发达,而珠江三角洲的祠堂系统特别发达,这可能是由于两地的开发时间不同,分别受到了宋代和明代国家制度的制约。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区域比较研究,揭示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正是由于这一发现,科大卫后来提出“告别华南研究”,力求通过考察中国其他地区的历史经验,重新反思华南社会文化史的解释模式。他目前主持的香港卓越学科领域研究计划“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同样是试图通过区域比较研究,揭示中国社会文化的建构过程与时空特征。

2001年中山大学创建了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并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种体制内的学术机构,为华南的朋友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与合作平台。2003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合作,共同创办了《历史人类学学刊》;2010年中山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共同建设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更为重要的是,自2003年以来,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与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合作,连续举办了11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这一制度化的系列学术活动,最初由赵世瑜教授承办。他把我们带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历史现场,使我们的学术视野拓展至大河上下、长城内外。此后,又相继在福建、广东、江西、贵州和东南亚等地举办同类学术活动,参与的学者来自国内外的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总人数多达数百人。与此相关的活动,还有吴密察教授主办的“走进历史田野研习营”(台南)和李孝悌、王鸿泰教授主办的“文献与田野:闽南文化研习营”(金门),以及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与台湾各高校联合举办的“客家文化夏令营”。每年暑假华南的朋友都会尽可能参加这些学术活动,分别担任“讲师”或“田野导师”。组织这些系列学术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培养年轻一代的学者,而且在于检验和修正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范式。

2005—2008年我应邀到中山大学主持地方文献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计划,连续举办了三届民间历史文献研讨班2009年厦门大学建立了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并开始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合作,共同开发与建设中国地方史与民间文献数据库。此后,每年举办一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邀请各地学者报告新发现的民间历史文献,探讨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我们认为,民间文献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历史文献资料,集中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策略,因而是历史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然而,由于受到精英文化与国家制度的制约,民间文献未必都能如实反映社会实践,必须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才有可能揭示民间文献的历史文化内涵。换言之,民间文献研究必须与田野调查相结合,这是历史人类学的应有之义。

回顾华南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20世纪80年代,华南的朋友已经形成相近的研究取向,开始注重区域研究与田野调查,但尚未形成明确的学术认同,也缺乏密切的学术互动,是华南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阶段;其二是20世纪90年代,华南的朋友通过合作研究与田野工作坊,开始确立民间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力求从普通人的社会实践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是华南学术共同体的建构阶段;其三是2000年以来,华南的朋友开始走向全国、走向国外,力求寻找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各种不同的历史场域检验与修正历史人类学的范式,是华南学术共同体的扩展阶段。时至今日,华南学者的学术视野早已超出华南地区,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术群体也并不限于华南学者。华南学术共同体或许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其存在形式与运作方式都必将有所改变。不过,我相信华南的朋友尝试建立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范式,以及为此而建立的学术互动与传承机制,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本文原載《開放時代》2016年第4期學術共同體專題,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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