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一开始并不愿意做村庄研究，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城市（福建泉州）。作为一个文明社会，中国有漫长的城市史，为什么非得把它描述成一个农民国家呢？我不理解为什么研究者非得以了解基层为名反复做村庄研究。村庄研究我是不得已才去做的。”1987年，25岁的王铭铭结束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6年的学习时光，远赴英伦留学。在此后的7年里，他先是获得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后来到伦敦城市大学社会科学系和爱丁堡大学人文学院做博士后研究。1994年，他回国进了北大社会学系人类学研究所。直到1995年，他多次来往于中英之间，在旅程这一端，出于他说的“不得已”，他有意无意地“接了地气”，除了在老家泉州进行仪式地理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之外，还在福建南部（闽南）晋江县塘东村、安溪县美法村和台湾台北县（现为新北市）石碇村“蹲点”。在这几个村庄，他结合中国的地方史和西方的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法，追寻着乡村社会的文化模式。

1998年，这些乡村田野工作的成果结集成《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相关学术论证，该书增补版于2021年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采访王铭铭那天，我们约在北京五道口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几个小时的谈话中，忆及当年这本书的相关研究时，他至今仍感到很遗憾：博士二年级开始计划选题时，他的理想是做印度或非洲研究。这两门学问在当时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属于顶级水平。“学人类学，老师们要求我们研究异域社会。印度和非洲既是英国的异域，也是我们的异域。我在课上读到许多关于这些区域的书，很受吸引。”那时的王铭铭深信，人类学要有一种世界主义，作为留学生，为了推进它在国内的生成，他有必要进入“他者”之中。但王铭铭几次申请都未获批准。系主任告诉他：你去这些地方调研，要学两年语言才行，而你的奖学金只有四年；另外，做研究要经费，一个中国人拿英国的经费去研究非洲或印度，逻辑上说不通，基金会恐怕也不会给予支持。最后，王铭铭不得不像上一代留学生那样，在西方学习洋学问，回中国做起了“家乡人类学”。

“不得已”也好，“遗憾”也罢，事实上，凭借早年在闽台三村（塘东、美法和石碇）的田野研究，王铭铭在学界一举成名，其学术著作《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也已成为中国当代人文社科领域的经典之作。

闽台三村

王铭铭的闽台三村研究，缘起于他在英国求学及工作期间从事的两个学术项目。塘东村和美法村的田野工作（1989—1993），先是作为“中国民间互助与地方传统的转型”项目的组成部分进行的，课题由当年伦敦城市大学中国研究项目主持教授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教授主持。在这个阶段的调查工作中，王铭铭对地方头面人物的人生史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业余时间将相关见闻与韦伯支配社会学的经典论述进行对比，之后，他与王斯福商议，共同于1993年提出了“闽台象征资源与民间权威”项目申请。不久，项目得到了基金会支持。1994年，为了实施该项目，王铭铭重返美法村，接着又于1995年春赴台北县石碇（1960—1970年代王斯福的主要田野考察地点），围绕韦伯称之为“卡里斯玛”的人物类型与传统权威和科层权威之间的差异与联系问题，在海峡两岸的山区村社做起了调查。

塘东村地图（蔡菁主编：《塘东村志》，图版1，泉州：华侨大学印刷厂，1997年）

美法村的村庙与农田（王铭铭摄于1991年）

石碇街镇（王铭铭摄于1995年）

《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有一两篇论文是关于第一个课题的。“政府有福利制度，老百姓自己也相互帮助，这些基本上都是在熟人之间发生的，可以说是‘民间福利制度’。”在田野调查中，王铭铭发现熟人关系有家族内部的关系（闽南人称为“堂亲”），有姻亲关系，也有同学和同事关系，“因为有各种不同的历史缘分，人们互相帮助并形成人情圈子”。故而，所谓“人情”便是基于历史中的社会互动形成的关系圈子内部的互惠，这样的互惠与人情观念互为表里。当然，王铭铭的田野调查不局限于人情研究，为了理解人情，他必须研究家族、通婚习俗与朋友关系的历史生成过程，研究传统村庄和现代社会。王铭铭的研究范围比较广，他的《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社区。“福建的很多村庄形成于元明时期，它们发展到现在经历过哪些变化？”王铭铭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展开他的调查研究。“一个村庄之所以称为一个村庄，除了有家族和政府行政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共同祭祀的神明，如一个村的保护神。”因之，他研究时也会涉及到民间信仰等方面的内容。

做闽台三村研究时，对田野点的选择，王铭铭更多考虑的是区位上的依据：这些田野点同属一个语言-文化区。就现居主体人群抵达三个地点的最早时间算，塘东、美法、石碇三村的最早聚落，分别由不同姓氏的移民创始于元末、明初、清代，在这些移民进入这些地方之前，聚落所在的地方并非荒无人烟。另外，这三个村落所在的地方，在大陆山地、海边和台岛，塘东、美法两村，一个（塘东村）位于海边（金门岛对面），另一个（美法村）在山区，二者与位于台湾的石碇，相互之间被山水和海峡阻隔。清末以来，两岸也有不同的历史际遇，因而在历史和社会形态上这些地方各有其特点。比如，塘东村属于滨海华侨家族村落，有广泛的海外关系和地方化家族组织；美法村则属于较为典型的山区家族村落，与海外的联系也存在，但迄1990年代初，仍旧没有发挥太大作用；石碇村虽然也有家族，但规模较小，且相互杂处，而其地缘组织和宗教社团则较为发达。由于1949年以后，台湾“政权-社会关系”形态有别于大陆，这就使石碇在地方政治方面，有了不同于闽南两村的特点。“不过，这三个村落中，人们的母语是闽南话（在台湾被改称为“台语”），使用的文字为汉字。相比于其他地方，他们的家族意识都比较强，其社区的传统公共建筑，除了祠堂之外，就是奉祀地方保护神的神庙。”

塘东村蔡氏祠堂东蔡家庙（王铭铭摄于2018年）

王铭铭的田野点选择也有个人化的因素在内。塘东村是他从小就很熟悉的地方，在外婆所在村的隔壁，那里以华侨多而著名，老姑（外公的妹妹）就嫁到了那儿。“塘东在海边，美法在山区。当时想得比较简单，觉得只有一山一海才构成福建的整体。”而美法村则不同，王铭铭以前从未去过安溪县。当时选点的时候，他跑了很多地方，最后定在美法村。其原因在于，一是村庄从外观看很完整，保持了原来的面貌；二是村庄不大，自己一个人可以胜任对它的调研。三是离县城近，查档案查文献（包括和当地行政人员见面沟通相关问题）方便。王铭铭说，田野点选择除了考虑区系和理论关切之外，还应考虑社区的相对完整性，及田野工作者个人展开调研工作的便利，不应过度追求所谓“典型代表性。”

康熙《安溪县志》县域图（美法村在城外西北两溪交汇处南）

“文化”和“权力”

社会互助的研究课题，集中在塘东村和美法村展开，地方头人课题则在美法村和石碇村进行。“这两个课题采取的研究方法不一样。”“中国民间互助与地方传统的转型”项目属于综合性考察，王铭铭一开始选择的是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方法，在每个村选取30个家庭做访谈，每份问卷120个问题，涉及柴米油盐酱醋茶到祭祀、风水等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家庭可能半天或一天就做完了，有的可能要好几天，因为他跟你讲到中间突然要去干点什么事，等再找过去时，他都已经忘记这事了。”接着，王铭铭又采用人类学参与观察法，对当地的仪式活动、社会交往进行比较深入的参与和观察。此外，他还收集民间族谱、政府档案等材料。“当时也不敢跟老百姓住在一起，因为你住在这家，如果别家跟他有矛盾，那就不能跟别家聊了。”没办法，王铭铭只好在村子边上租房，因为所租的房子很少住人，里面到处都是蟑螂和老鼠。

最初，在塘东和美法做问卷调查时，王铭铭是以家庭为单位，后来他逐渐接触到个别熟悉地方史、活跃于仪式组织中的老人，得知这类人物拥有的“地方性知识”与集体记忆几乎可以对等。这为他几年后的地方头人研究埋下了伏笔。在美法和石碇开展的“闽台象征资源与民间权威”课题，王铭铭是想藉此了解那些有着丰富历史经验的地方头人的人生，以及他们与地方社会的关系。1991年，王铭铭再度来到美法，和村里的头面人物陈万生“混”了半年多时间。“我的理想是通过口述史来复原那些有公共影响的地方人物的人生。”但王铭铭的愿望只是在美法村完成，因为美法村较小（3500人左右），杰出头人只有陈万生一个。而台湾的石碇规模比较大，历史上的几代头人都留下了不少传说和文献，虽然个别头人健在，但记忆力已经明显下降，谈不出太多内容来。因此，在石碇，王铭铭还做了大量文献研究，尤其对其中一个日据时代的头人吕林乌木做了重点研究。

吕林乌木（石碇日据时期的”民间权威“）

汇集闽台三村田野工作成果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一书，出版时收录了五篇论文，商务印书馆决定将之列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时，他又增补了五篇。虽然前后两个项目的主题不同，但王铭铭的学术关切还是能从书名中的“文化”和“权力”这两个关键词中窥见一二。“在乡村里，我一方面是做文化研究。所谓‘文化，’是指社会生活的纹理，如习俗信仰和人文价值，我认为这些东西也可以说是传统。当然，这些并不是全中国的传统，而是地方性的，跟全中国的传统有密切关系，但也有地方特色，这些特色与人民在特定区位的生活紧密相关。我想通过村庄的深入研究来研究老百姓的传统和生活是什么样的。另一方面，权力，在我这里面是没有绝对定义的一个概念。它可以来自衙门、官府、政府、基层政权之类，也可以来自地方头人或者民间权威，他们的生长得益于衙门、官府、基层政权，得益于他们经济上的地位，但更得益于他们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成为地方头人或民间权威，一个重要条件是要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广泛认同。他们之所以得到广泛认同，往往与地方的祠堂、庙宇，与族谱的编订有关。地方头人的权威是好多面的，错综复杂，与书名上的权力是不同的，但我也用权力来形容权威的力量生成原理，我想知道老百姓眼中的有公正心、能做事的人是哪些。”

石碇乡集顺庙今貌（梁瑜2018年摄）

《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的核心主题主要围绕社会互助和地方头人这两个大的方面。但总体上，王铭铭更重视“民间”，其中有很多篇幅写到政权变革，如《一个闽南村落的家族、社会与国家》（即《社区的历程》缩写版），即是论述政权的变化及其影响。“不能离开‘正式’来谈‘非正式’，不能离开‘官方’来讲‘民间’，二者是相对的、相互的。”王铭铭举例说，今天的家族是民间的，但在历史上却并非如此，因为宗法制度以前是政府的，它变成民间的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家族在社会和国家政权的形态变化下曾经中断，如今又复兴了。

反思现代性的努力

“在中国人类学的历史中，村庄的地位确实特别高，太高。”在增订版附录的《村庄：从人类学调查到文明史探索》一文中，王铭铭梳理了中国人类学村庄研究的发展历程，呈现了不同时期相关学者在方法和解释上提出的各种观点。“中国人类学发展史上有两个阶段特别重视村庄研究。”一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当时海内外知名的村庄研究，大多由吴文藻的学生们如费孝通、林耀华等完成，他们开创了用村庄来窥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路径，产生了很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令西方同行很羡慕。但正当西方同行也有意加盟“乡土中国”研究时，由于“冷战”，他们丧失了在中国从事田野工作的机会。故而，他们先是依据文献资料和既有田野报告来研究中国总体的情况，如英国的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研究中国的家族，美国的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研究中国的市场和衙门的空间布局。到了1960年代中后期，他们又采取了“社区研究法”到港台乡村做调查研究，试图从“边陲看中心”。

改革开放以后，中外学术交流增多，西方学者特别好奇社会主义国家基层生活的情形。在这一背景下，王铭铭这一代的留学生多数被“洋师傅”要求回到村庄，村庄研究开始出现第二度复兴。青年王铭铭即身处村庄研究的这波热潮中。虽然当时选择在闽台三村做村庄研究并非自愿，但既然选择了，他便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

因为受弗里德曼、施坚雅等人影响，王铭铭带着对中国文明整体的关怀去做村庄研究。对写作《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时的王铭铭而言，“文明”大致与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界定一致，是指大小传统区分、等次与联系及其所有这些的转型。基于对闽台三村的实地考察，王铭铭探讨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家庭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现代化过程中民间传统的地位、现代福利制度比较视野中的地方性互助制度、民间生活观念与现代幸福观的可比性、现代权威制度建设历程中民间权威的延续等问题。尽管主题和角度各有不同，但其中贯穿着的，是“民间”一词所指向的历史图景。王铭铭通过深入民间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来反思现代性，通过反思现代性来揭示文明大小传统关系的“古今之变。”在他看来，现代性来临之前，中国本已有自己的文明大传统，这个大传统也早已进入乡间。但现代性来临之后，出于“新文明的焦虑”，不少学者误将现代性当作初始文明，他们用村庄来代表中国，误将早已城市化的文明中国当作直到西方现代性来临之后才摆脱其“乡土性”的国度。“这一做法来自某种认识失误，有待纠正。”王铭铭认为，之所以要在村庄研究中强调“民间”，既是因为田野研究所见的地方性事实多半“不见经传”，属于“非主流的”“在野的”，又是因为我们当下所见的“民间”，含有许多先在的本土文明大传统的内涵。这些内涵现在变得很“民间”，其实它们中有相当大成分是被现代性排挤到边缘的古代文明大传统成分，因而，叙述“民间”，也就是在叙述“先在”和“后到”文明之间的关系。

对于《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王铭铭自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肯定：一是对现代和传统二元对立的批判；二是对乡村社会组织和政治文化的综合研究；三是关于政治文化、政治观念的研究，以及地方和世界、“居”与“游”的双重性研究等。不难看出，这三个方面的研究，与其对文明“古今之变”的关怀是息息相关的。

和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相似，王铭铭的人类学研究也是走的文献研究和田野工作结合的路径。但他的不同在于，除了研究制度的历史，还特别重视对历史感知和观念的研究。他努力通过仪式研究和访谈，了解普通老百姓如何实践及体验历史。在他看来，历史不是由历史学家掌握的真实，历史人类学的任务是拓展视野，关心人民对过去的不同经验和看法。

“相比许多同行，我更多跟学科之外的一些学者打交道。”王铭铭说，人类学不能闭门造车。一方面，它应与其他学术领域产生密切关系，产生更多交流碰撞；另一方面，不能局限于“欧美中心主义”，应与中南美洲、印度、非洲、日韩、澳大利亚等区域和国家的很优秀同行多交往，以开阔视野。

延续至今的思考

王铭铭是个兴趣广泛的人，中学时期热衷音乐，即便后来以社会人类学在学界立身，但他的关注点也远不止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回忆进大学时选择人类学专业的原因，他的解释是：生长在古城泉州，从小就看到一些不能理解的现象，比如年度节庆和人生礼仪（处理生老病死这些关节点的仪式），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长辈们在这些时间节点上特别关心处理人与“超人”的关系？“这些年度节庆和人生礼仪很热闹，牵涉到人、物、神各种生命力通过祭祀礼仪活动产生的汇聚，大家都认真对待，再怎么禁止都没有用。现在承认这些东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就可以更公开了。”学生时代的王铭铭，接受现代教育的科学理论，否认“超人”的存在，但从小在家里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这些想不明白的事儿让他觉得很有意思。他选择人类学部分是因为他看到了这门学科更重视“前现代”，又为不同于现代文明的解释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实际上，王铭铭考入厦门大学时最初进的是历史系考古专业。1984年，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系，历史系一部分专业被移至人类学系，其中即有考古专业。厦门大学历史系有很强的人类学“基因”。中国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林惠祥先生可谓是该系的奠基者。早在上世纪30年代，林惠祥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学术代表作《文化人类学》，确立了华文人类学体系，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林门弟子基本都留在了厦门大学历史系。改革开放后很多社会科学专业恢复重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王铭铭被转到了人类学系，他后来读研究生时的导师陈国强当年即是林惠祥的学术助手，正是他于林惠祥逝世25年后创办了厦大人类学系。

做闽台三村研究时，王铭铭才27岁，那是他学术生涯中田野工作最认真的时期。此后他受工作、成家等各种条件制约，虽然也短期带学生做过田野工作，但投入的程度远远没法和当年相比。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觉得自己很幸运。他长久地记得在安溪美法村看到的祭祀活动，让他想起中国古老的生活艺术、礼仪制度和宇宙观。那里的春节很长，从祭祀灶君一直持续到元宵节。在王铭铭眼里，年的开始很有意思，其时间很丰满，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抽象而短暂，这很有理论价值。另外，在美法村，让他震惊的是当地村干部对他的研究的态度。其时经济改革是主流，看着一个留洋回来的博士研究这些怪力乱神之事，村书记劝他转行。“我很早就预见了这些东西的重要性，但是那时候大家不理解，而且把它看得很负面。”甚至有老百姓以为他是偷文物的，遭到很多的不理解。

美法村的妇女与儿童（王铭铭摄于1991年）

完成泉州古城和闽台三村研究后，王铭铭先转入华北乡村研究，再于1999年转向西南和域外。“漫游”在东西部和海内外，他提出了“三圈说”，通过总结百年来中国人类学社区研究、民族学和域外研究的既有成就，展望华文学术的世界视野。

最近十来年，王铭铭更多是围绕和理论界的讨论以及在课堂上生发的思考来展开研究，先后出版了《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和《人文生境：文明、生活与宇宙观》。“这两本书考虑的问题是一贯的，即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和人类学，长期以来理论上的关心是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或者人和人的关系，较少超出我称之为‘人间社会’的范围。”《超社会体系》基于人类学思想史和中国文明史意象，展现了“社会之上”一个广阔的文明境界。《人文生境》从中国人类学历史反思出发，进入中西文明论的比较研究，落脚于生活世界中的广义人文关系及宇宙观。而《人文生境》关于广义人文关系的论述牵涉到了人、自然、神圣的区分与关系。王铭铭指出，以往社会科学忽略社会生存延续发展变化过程中人和非人之间的关系，“广义人文关系”的说法，是为了纠正社会科学的人类中心主义、人间主义偏差而提出的，它主张将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拓展到各种非人的领域上，重视考察人对非人的依赖关系。

对王铭铭而言，社会科学以研究人为主，但如果太限制在人间，便有碍于我们探入人之为人的本相。他即将出版的新书《生灵与超越》，通过考察19世纪中叶以来英法两国人类学的祭祀理论，再次求索了广义人文关系的理论意义。

尽管距离闽台三村研究已时隔20多年，学术关注点也有所调整和偏移，但王铭铭眼下的理论思考和早年的田野调查依然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一个村庄可谓是一个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是封闭性和开放性双重互构的，是一地之人生活的地方。但要生活，人便既要与他人打交道，也要与各种非人的‘他者’打交道，要与万物与神明谋得‘共生’。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意义上的‘交道’是广义人文关系得以实现的过程，又是历史得到创造和感知的过程。”多年后，努力反思地继承“社区研究法”学术遗产的王铭铭认识到，正因为地方的生活世界如此“关系千万重”，做村庄研究才能看到很多，想到很多，成为引入各种意象和思想的通道。

（本文原載《中華讀書報》2024年5月22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