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彬面前放一册《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样书，书里有各种修改的批注，她摩挲着书的封面，想起在村民家见到原封未动、落满灰尘的成箱文书那一日。“每本书有每本书的命运”，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
如果不是那天她忽然给郑振满教授打了个电话，刚巧郑教授在永泰做田野，如果不是有同郑教授合作过的经验，她也不会立即赶去永泰，亲眼目睹了文书保存的原生态。学者在田野间挖掘史料，为逐渐显露出来的民间历史的鲜活面容而欣喜若狂，出版人就站在一旁，见证他们的性情、甘苦与专业性。所以永泰民间契约文书经过抢救性整理，变成五十册《福建民间契约文书》（还有五十册未出版），实际上经历了两重见证：一层是学者，一层是出版人。
2023年，林彬再次跟着厦大师生们一起去永泰跑田野。在梧桐镇坂埕村兰亭宫，大家正在一起读族谱。
亲眼看到文书出处，对学术团队专业性的认可，这是林彬力主在《八闽文库》中投入一百册巨大容量出版这个专题的主要动因。
一般读者也许不会特别在意田野发现的原始材料与出版品的区别，就像出土文物与考古报告是不同的——后者都经过了研究者的释读和选择。考古报告往往直接来自一线挖掘的考古队员，而书的命运更加复杂。发现永泰文书的学术团队对文书进行拍照或扫描、释读后，从中选择最有价值、完整性最高的材料交到出版社，编辑又进行新一轮的审读、编校。所以书是经过两道人力，多重把关。如何让人的“破坏性”降至最小、专业性发挥得最充足，直接影响了这套书的史料价值。
永泰民间文书的出版意义并不止于成为一家一姓一村一个永泰的过往史料，它被纳入到官方主导的《八闽文库》，牵动“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整理工程，使“民间”第一次成系统、有标准地登上了“庙堂”，与传统的经史子集同列，背后蕴藏的历史视角转向，将由时间来验证，所以这事实上是一套活在未来的书。
读者或后人参看《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也许不会想起林彬所付出的努力。因为出版人的眼光和坚持总是隐身于幕后，尤其像这样纯史料的书籍。但是，一本书的命运其实与出版人的职业历练分不开。在阳光和煦的冬日，我们特意拜访《八闽文库》编辑中心主任林彬，请她谈谈那些人与书之间互相成就的事。读者可将这些作为《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史料价值的旁证，但在林彬的讲述中，我也意识到，她真正把经手的书当作了一个有生命、或者是赋予生命的过程。
HOMELAND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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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彬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副董事长兼总编辑
田野太有魅力了
H：《八闽文库》可以说是对福建文献典籍和历史文化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系统梳理和呈现，从目前的成果看，很多是第一次出版，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福音。永泰民间文书也纳入到《八闽文库》，已经出版了五十册，就是这套《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听说有学者说，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所以想请您聊聊永泰文书的出版，这个项目是怎么发现的？
这个说起来非常偶然。2017年夏天，我给郑振满教授打一个电话，因为我跟郑老师以前都是政协委员，开会期间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又都是厦大的，我是厦大中文系毕业的。我说，诶，郑老师你在干什么呢？他说我在永泰，在做田野调查，你要不要过来一下？我说，好。我比他们大概晚了半天到永泰。所以后来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每本书有每本书的命运。
就很神奇，我很无意地打了一个电话，机缘巧合他们在做这件事。跟着去跑田野的时候，我发现与在办公室谈选题看书稿很不一样。进到那个村落里，村民就把一箱一箱的契约文书拿出来给我们看，箱子上面都是灰尘，包契纸是原样的，我们拿一包起来，把包契纸打开，包契纸上面也都是灰尘，里面是各种各样的契约文书。那一次我跟郑教授跑了三天的田野调查，到第三天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我就在座谈会上讲，这个可以争取纳入到《八闽文库》的“专题汇编”。
H：是什么打动了您？
如果它不是田野调查，不是第一手的原生态资料，可能我不会一下子被打动到，就是因为我亲眼看到它们是田野调查来的，而不是从收藏家手上收集来的，这点特别打动我。所以我们这一次出的这些全部都是田野调查一手资料。
田野调查太有魅力了。郑老师有一句话是“进村找庙”，他一进村就要找庙，这在学界流传很广的。白天我们到一个村落，进到庙里面，他们的一个土办法，看到碑，就把面粉拿出来，直接弄到碑上，轻轻拂去余粉，碑上的字迹就清晰了，然后就当场读、看。这就是一个办法，你没有到那场景里面，是看不到这样生动的东西。跟随他们做田野，就感到这个团队很独特。过去我们就跟郑振满教授合作过《福建宗教碑铭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2003，2018）。有郑老师在把关，我相信文献价值能很好保存下来，然后在整理过程它能够有学术含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三天调查完了，最后一天是从永泰到了村里的一个民宿，那天晚上我们在那里就吃最土的菜，喝当地自酿的米酒，一群人坐在前厅，听着蛙鸣震天，有的喝酒有的喝茶，就海阔天空闲聊，包括刘永华老师（注：当时的厦大历史系教授，现为北大历史系教授）也在。其中有位同济大学博士突然哭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他激动得哭了。我印象很深，就觉得这田野调查真是太有魅力了。那个场景是非常性情的，所有的一切，你解放了自己，还原到人的本真。
所以整个过程结束后，我就更坚定要去做这件事。王国维说过一句话：“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因为我正好在负责《八闽文库》编辑工作，我所处的这个位置，能够推动把“专题汇编”中最大的一个篇幅（一百册），给到了这个民间契约文书。
建立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系统
H：为什么新发现的永泰民间文书能放进《八闽文库》里出版？永泰民间文书的发现与出版，对《八闽文库》这个大工程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八闽文库》的体例跟其他地方文献的体例是不一样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地方文献的整理基本都是集中在已经成书的典籍里。《八闽文库》包括“文献集成”“要籍选刊”“专题汇编”，当中“文献集成”部分，实际上也是典籍整理，按“经史子集”的体例梳理下来；“要籍选刊”，就是把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代表性作品进行深度整理，也按“经史子集”排列。我们的“专题汇编”很有特点，就是把没办法包容到原来传统“经史子集”范畴内、福建的各种特色文化，按照现代学术视野，给它梳理出二十多个专题，具有开放性。
最早的专题里面实际上没有《福建民间契约文书》。那是因为去看了以后，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原生态的、田野调查的、一手的，而且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一家一家地拿出来，它是一个系统，对这一家来讲它就是一个小的系统，对一个村落来讲是相对大的一个系统，对永泰来讲，那就是一个更大的系统。当我把福建各地的文献按照这样的体例来进行梳理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系统。
H：这个系统建立起来后，会有哪些价值？
一个是文献本身有价值，因为大家都说这个民间契约文书是重新认识我们乡村中国的一种路径。过去比较习惯从老的文献去做研究，现在更多的会从民间，按照葛兆光先生讲的“从阁楼到地窖”，我们眼睛要往下看，去接近民间，去感受乡村保留下来的、有温度的那个东西。
比如去田野调查时我看到其中的一份材料就觉得非常鲜活，是族谱里面写到一个人，这个举人仕途不顺，抑郁不得志，寄情于美人芳草。我当场读那个文献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物形象就出来了。还有很多东西，像阄书、人情簿、科仪书、契约，契约文书就能体现一个村落微观的社会经济历史。
另一个就是，整理规范也成为了一个标准。像我拿着这本第一册是珠峰村的，这一个村落整理成了一卷（《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第一卷为永泰县盖洋乡珠峰村契约文书，共九册）。民间契约文书过去的整理缺少一种很规范的标准，郑振满教授是傅衣凌先生的学生，在做研究包括田野调查，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体系，这套体系应用在永泰民间契约文书整理的时候，就对它进行了规范。他们讲三性：属地性、归户性、归物性，现在成为一种范式。民间契约文书有各种，也出版过不少，但他们的整理应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范式，后面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范式去做，会使文献有较高的价值。
一个文献在不同人的手上进行整理，它的信息是不是能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或者说在整理过程当中可能由于某一程度的破坏，会影响文献价值，我觉得整理实际上是有学术性在里面的。如果是破坏它的体系做的整理，可能就使文献的价值削弱。所以我去看了以后，觉得郑教授带领的团队整理的这些民间契约文书可以纳入到我们《八闽文库》的体系，作为一个专题。
H：所以不仅仅是这个材料好，同时您也看到了学术团队在整理过程中的专业。
他们是很专业的。看到文书后，当场用相机或扫描仪把文献都翻拍或扫描完，又按原样归位，还给主人。有的已经破损要修复。当初我看到的是文献的价值和这个团队的专业，所以就讲到“每本书都有每一本书的命运”。后面郑老师跟我说，还是你对我的信任……哈哈哈，是这样。因为我们之前对他做的工作，对他的学术成就是知道的，相信他能做得好。郑教授是基本支撑，你就不用担心他把很好的一个文献经过整理以后，整个体系被破坏。如果不专业的人做这件事情，最后你看到的文献都不系统，只是把书出版了，但是没有办法去做系统研究。
2017年夏天，林彬跟着郑振满一行在永泰跑了几天，田野中的所见所闻让她印象深刻。
难度与进度
H：到目前为止，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工作到什么程度了？
实际上还在田野调查、整理过程当中。一共要出一百册，才出五十册，但这五十册里面已经能看出一个基本的样貌：什么时候、是谁、什么事儿，它是很清晰的。每一卷关于村落都有简介，然后从包契纸开始，到里面的每一份契约文书都有拟题说明，这种整理就比一般的要慢。为什么会慢？因为文书首先要读完读懂，你才有办法写出来是什么事。
H：您在做《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过程中，比较困难的地方是什么？比如细节上、技术上的难度？
技术上的难度就在定体例，是大家一起碰撞完，把体例确定下来，然后按这个去整理。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版面我们尽可能保持原样，但是实际上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比如有些地方已经不清晰了、破损了，包括有一些污迹，我们在编的时候、拟题拟完了以后，每一个都要去处理、复核。
H：这样对出版社编辑的要求很高，要懂文献并且要配合学术团队的工作。已出版的五十册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对。我们做这项工作的编辑，基本上是博士、硕士和对地方文献有研究的编辑，有的直接就是郑教授的学生。好几位是北大、复旦毕业的。陆陆续续到稿就陆陆续续开始做，比较集中的应该是从2021年开始，一直到2022年底正式出版，编了有一年多的时间。《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主要承担的编辑部目前是九个人，但在做《八闽文库》，实际上福建人民出版社有二十多个人，还有其他不同专业出版社参与，比如艺术类的是交给美术社在做，文学类是交给文艺出版社；比如医学的像《洗冤集录》这种就交给科技出版社。但民间契约文书，就是福建人民出版社在做。
《福建民间契约文书》里收录的清嘉庆十一年八月卢温两姓争控图说。
民间文书登上庙堂
H：你们做了一件特别有功德的事。关键是，把史料抢救出来，做了基础性支撑工作，未来会吸引世界上最好的专家来做研究，把对福建文化的梳理、保存和认识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准。
你说功德，这我是同意的，实际上是在抢救。学界认为《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出版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登堂入室，进入了正统的地方文库的序列，我们是第一个这样做的。过去民间契约文书也有出版的，但是没有人把它纳入到这个体系。我们是第一个在得到政府、得到官方认可的文库中，作为经典文献来进行整理，视同经典，与前面两个部分（指《八闽文库》的“文献集成”、“要籍选刊”）的价值是同等看待，所以它的学术意义就不一样了。
那天哈佛大学宋怡明教授就讲，关于永泰历史文书，他后半辈子可以写两三本书，他在哈佛大学已经开设永泰文书的课程，很多学生很关注来听课，因为它很独特。他要用余生来做这件事。我就跟他约，中文版由我们出，英文版他说他要交给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而且他站在全球史的视角，运用大数据分析，会有迥然不同境界。我们出版的这些文献是经过选择的，数据库的内容肯定比这个更多。
H：《八闽文库》工程启动前，是不是就有在思考去更多地关照福建文化的多样性？
《八闽文库》是由省委宣传部牵头指导，项目调研是2014年开始，2015年10月正式立项列入福建省委的十三五规划建议。然后，在2016年1月，颁布省十三五重点规划的时候，《八闽文库》列入重大文化工程。
我们启动《八闽文库》全媒体出版工程，为福建文化挖掘开发提供基础支撑。我记得2015年2月，李书磊部长在两会开完以后就带着我们到北京，邀请了有关的专家，举行了选题论证会，就《八闽文库》进行论证。在论证的过程当中，有专家提一些建议，觉得福建文化很不一样，提出是不是按照新的图书分类来进行整理。但是我们回来以后觉得福建文化如果按新的图书分类来整理，好像也不太合适，所以后面吸取了其中比较有意义的部分，就用“专题汇编”来呈现福建文化的多样性，仍保留经史子集传统典籍的四部分类法，没有办法容纳的就用“专题汇编”的方式进行梳理呈现。也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框架，民间契约文书才有可能放到里面，成为一个专题。这是有因有果的，不然按照经史子集的传统分类，放不进去。
H：但是当时是不是没有想到说会挖掘出这些东西来？
没有想到。一开始设定的专题里面本来就有很多需要我们自己去做挖掘。比如船政文化，这块原来没有成系列的；还有宗教碑铭，原来只出了兴化府、泉州府、漳州府，现在要把能做的都给它做起来，等于说是一个系统的整理；契约文书整理，除了永泰以外，福建省其他地域也在做整理；还有畲族，畲族文献我们也在做整理，畲族文献里面有一些科仪唱本、契约文书等。
H：剩下五十册里面会有永泰以外福建其他地方的文书？
对，但是有一个原则，凡是别人已经整理出版，我们不收进来，我们只收我们自己新发现的。实际上上个世纪就有学者整理过一些福建的文书，规模较小。但凡是过去出版过的，我们都不收录。目前收录的都是田野调查一手获得的。即便是从收藏家手中拿到的，也一定都是有体系的，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才会收集作为一个补充，但主体还是经过田野调查获得的。现在闽西、闽东、闽北那边都在做。
H：你们会拿一百册当中一半的体量去做永泰，它这个历史文书相较于其他几个地方会有什么区别度吗？还是有什么样的特殊性？
永泰是目前我们发现最多的，做永泰的契约文书，我们另有一个计划，未来的规模还会更大，这说明它的体量很大，所以第一个不同肯定是体量大。另外一个就是它保存得相对比较原始完整，这个很重要，因为它的价值实际上就是最原初的那个状态最有价值。第三就是系统性，前面已经介绍过。
享受一本书从无到有的生命历程
H：您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出版业，听说做第一套书就卖了三十多万套，现在转而主持《八闽文库》，文库的书可能卖不出那样的数量，主要还是图书馆收藏，您认为出那个书跟出这个书最大不同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您工作上的状态改变，可能也有个人自我实现的要求。从入行的那个时代到现在这个时代，您所经历的心理历程是什么样的？
我从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年代还是比较理想主义的，崇尚读书，也是书荒的年代。当初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实际上是有职业自豪感，编辑很受人尊重，到现在这个年代，我觉得这种职业的归属性不如当初那么强。我经历过书业的黄金时期，也经历过出版的转型，现在要一刷就有三十万的书，肯定是微乎其微的。但如今我们做书获得的快乐是不一样的，尤其当你做有价值的书的时候。我也不可能去做太一般的书，现在我要介入的书都是比较重要的。去做的时候，你可以驾驭这个过程，然后让这个书按照你的想法最后呈现出来，虽然不可能卖那么多，但在学界得到一个认可，而且被人家认为是开创性的一项工作的时候，你是会得到快乐的。这种快乐的心是不一样的。怎么讲呢？就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我就讲做一本完整的书的过程。过几天我就要到北京去开谢冕老师一本书的首发，那本书名字叫《昨夜闲潭梦落花》，可能也印得不是很多，因为是散文。2022年的时候，谢老师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他有一本写关于福建的书稿要交给我，嘱我亲自操刀，而且要请张志伟来设计。我就答应了。后来我找刘福春老师，他把谢老师的稿子发给我。我看完稿子以后，提出我想编辑的整个调性和它的逻辑框架。2023年4月到北京，我把我的想法向谢老师汇报。当时还是有两个路径，一个是比较通常的路径，另外一个，我就讲了“昨夜闲潭梦落花”，这是他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否可以按照这样的调性去做。谢老师当场说：就是它！定下来以后，我就把他的文章按类型分做四辑，每一辑我给定一个标题。这样四辑出来以后，按时间为序，编排完。请第一个获得“世界最美的书”的设计师张志伟设计，辑封插画是艺术家李晓伟的画作，还选了一些老照片。那个潭水波纹，整个设计里面这元素都贯穿了。夜色、月色，然后闲潭、落花还有梦，它的意象就通过这种形式呈现出来。编辑这个职业，它可以成就别人，也可以成就自己。你在里面很享受这个过程。当做的书是有价值的时候，你自己就觉得有愉悦感。
H：在您的出版生涯中，《八闽文库》大概处于什么位置？还有哪些记忆深刻的书？
《八闽文库》是最大规模的，职业生涯里不可能再超过这个。因为我原来学中文的，我还编过一套，自己认为蛮有意思的，就是《诺贝尔奖讲演全集》。那套书后面也没卖得很火。但是我认为那些人的讲演词很有价值，有各个学科，六个奖项，所有的获奖者，包括颁奖词、讲演词，从诺贝尔奖开始的1901年，到2000年，正好成为完整的一个百年集。还有传播最广的《摆脱贫困》，习近平第一本个人著作，我们重印再版发行二百一十多万册，最主要是推进这本书的多语种出版，现在已经出了七个语种，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豪萨文、斯瓦西里文、乌兹别克文等等，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后面还会继续出其他语种。还有《孤独星球》出大陆的中文版杂志，以及《知识家》，关于历史、人文、科技，有很多非常前卫的东西，这两本刊物中文版每一期的卷首语都是我写的。
《昨夜闲潭梦落花》书影。
从感性到理性认识福建文化
H：主持《八闽文库》的编纂，有没有使您对福建文化产生新的理解？
会从感性的方面上升到理性的认知，通过整个体系的梳理，对福建文化的认知也会更全面一点。
过去我们可能是从日常事物去理解福建文化的多元。比如我回老家莆田过年的时候，那里会游神，有板凳龙圈灯，在村子桥头有个熙宁神社，神社里面有神像，把神像抬出来，然后板凳上面置灯接龙，开始走街串巷地巡游，放鞭炮烟花。你就跟着队伍一起走，非常震撼。我母亲老家在阔口村（曾名玉湖），与陈俊卿、陈文龙是同一个村。我小时候大概只在那里生活过半年多，成年后再回去走在村落里面，很深刻的感觉就是，我虽然是莆田人，但是没有回乡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乡亲们看我的眼神都很陌生，看你就是一个外乡人。我站在那里的街巷，背着一个相机，一个人走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漂泊感。但是你又对这个地方很感兴趣。我去看了陈文龙跟陈俊卿的陈氏祖祠（也称玉湖祠，现已迁建至木兰溪畔的玉湖公园内），小小的，推门进去看到一副对联，“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这是陈俊卿殿试时候说的话。那时我带着胶片相机拍了很多老宅，现在全部拆掉了，游神游灯的习俗还在，但就是在城市化的街道上。我们之前出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个美国传教士的晚清福州见闻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一百五十多年前的传教士卢公明写的，他细致描述的各种习俗，直到今天我们都还能亲眼看到。我们到福建各地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与不一样的年节习俗，我们的感知就是福建文化很多元，并且顽强鲜活。
在做《八闽文库》的工作，本身就是把福建文化进行系统性地整理。它是福建文献最大规模、最系统的整理，从唐以来，到民国初年这一段时期。民间契约文书它有可能会跨到民国，有的可能还到解放初期，因为还有交易，还是要保存下来才有真正学术研究的价值。如果说你给它整个割断，可能这后面的交易你就不清楚了。它这里面有大量的山林房屋田契，要整个体系整理出来。经过系统地整理以后，通过文献形式呈现出来，它实际上变成了典籍，上升到学术文献和典籍的范畴，上升到一个理性的、更加全面的眼光。
等一千四百多册的《八闽文库》都出全的时候，福建文化就会在这里面集合，包括民间契约文书、宗教碑铭、通俗文学的、艺术的、科技的文献等等二十多种专题，加上唐以来的典籍集合在一起，它就成为一个全貌。所以做《八闽文库》，使我从文献系统里能非常直接地看出福建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创新性，以及保存传统的较为完好性，这是一个收获。
（本文原載家園雜誌175期，頁28-36。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