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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真平 | 一卡車工人送我上大學
  发布时间: 2024-03-25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0

作者简介:侯真平,1949年12月出生,厦门大学历史系1977级学生。曾任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厦门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回忆1977年的高考,我感慨万千。人生的关键机会不多,我很幸运,抓住了那次高考的机会,登上了解世界的更高平台,总算没有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一种遗憾。

一、当了7年知青

我父亲1953年调到闽北建阳县邮电局工作,于是我在建阳县城长大。

1966516文化大革命开始,文件传达到建阳县第一中学时,已经是6月上旬了,当时我16岁,可以说基本读完了高一,课都上完了,距离期末考试仅十几天。

196812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布,报纸广播发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闹革命口号。经历两年六个月文革后,有些疲倦的我,对当知青有新鲜感,没等组织动员,几天后就和二三十个同学自费买了锄头,以及用全家的工业券买了针线、手电筒等,到有熟人的徐市公社徐市大队第10生产队报到,直接参加冬季稻田翻土的自我义务劳动半个月,才回县城过春节。其间,196915日把户口迁到徐市大队,成了正式的知青。徐市有2个事件载入20世纪40年代史上,一个是闹过鼠疫,一个是上饶集中营搬迁途中暂住于此。

县城的孩子,很多从小就参加体力劳动。我11岁起,不下雨的星期天,多半会到十几里外的山上砍柴,把沉重的木柴挑回家,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砍柴时,学会剖开柔韧的嫩黄竹,编成竹绳、竹箍。把柴砍成等长的段木,紧紧地箍成圆桶状,整齐好看,12箍。每担柴从最初的几十斤,增加到十几年后的一百五十斤左右。有时贪心,同时砍2担柴,先挑1担,走一段路后,回头挑另1担。每次砍柴,天亮出发,带上一茶缸炒饭,以山泉水解渴,傍晚回到家。

每年暑假,我都勤工助学,在建筑工地挑砖瓦,在公路两边除草,为蘑菇厂运稻草,在自来水厂做小工,1个劳动日大概挣8角钱。

我小学起,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支农劳动,二三年级参加捡麦穗、稻穗,4年级起每年到乡下割稻子,体验过这类农活。

从初中起,我就一直喜欢体育运动,单双杠、跑跳投、篮球、游泳,身体结实,有一点壮。

我自恃身体好,从小又干过重体力活,体验过一些农村生活,认为自己插队农村当知青会很快适应的。情况确实如此,我当知青的第一年,被生产队评为每个劳动日9个工分,满分的全劳力”12个工分;第二年,我就转正全劳力了。

然而在水稻田里像农民一样全年正式劳作的那4年,比此前的每星期一次上山砍柴挑柴,或者每年到乡下割稻子,艰苦得多。

7月份夏季抢收抢种双抢,劳动强度最大。每天半夜三四点钟起床,一边瞌睡,一边刷牙,喝一大碗冷粥,就去割水稻,下午插秧,晚上有时参加手扶拖拉机的犁田,1个月出34天工,每天喝着冷粥就蔬菜,整个月只买1小瓶炼乳补充营养。酷暑的烈日,把衣服上的汗水晒成盐,形成白色的圆圈。弯腰割稻2担,合计六七个小时,腰酸得够呛,然后往稻谷脱粒船里摔打稻谷,踩着烂泥的田埂挑回沉重的湿稻谷,经常连人带箩筐从田埂滑到水田里。

农民们每天割稻谷2担,每担大约120斤就觉得够了,上午9点多太阳毒起来之前,他们都收工了。然而我贪心,每天割2担稻谷,每担200斤左右,才肯罢休,因此都割到中午12点多,这是太阳最毒的时候,挑着第2担稻谷走几里路到晒谷坪,一路上几乎见不到人影,大家都躲在家里休息。我到达晒谷坪时,在烈日晒得发烫的晒谷竹席上,2只赤脚只能踏步抬着稻谷秤重量,以便统计劳动量。记得最清楚的是,农历六月初六日,当地农民说是狗生日的那一天,我也是这样干的。

平时在水稻田里,杂草经常把手脚皮肤割得一道一道的,伤口沾了汗水、田水,火辣辣的。还有蚂蟥、蚊虫,不时地来骚扰,让人有点烦。春耕时节,经常赤脚踩破冰面,进入水稻田;夏季耘田,冒着酷暑,弯腰用双手耙草,因为密植,铁耙太宽了,只好用手耙草;施肥时,手抓猪粪,塞进稻根旁的泥土里。我很羡慕那些在耕山队的知青少下水田干活,更羡慕北方平原旱地的知青穿鞋袜下地干活,不沾烂泥;推车运送肥料粮食等,不必挑担子。我猜想,南方山区人祖祖辈辈挑担子,所以比世世代代推车的北方平原人矮。

当知青时,有一次上山砍柴,一刀劈下去,不料旁边的细竹枝插进右手拇指,一直插到指甲根部,当场把竹枝拔出来,简单包扎了一下,下午参加耘田,双手在水田耙草,导致受伤的拇指受感染,到公社卫生院敷药1个月没有效果,指甲烂光了,幸亏生产队的一位老农教我一个土办法,每天把受伤的拇指浸泡在煤油灯的煤油里三四次,结果第四天就停止腐烂,渐渐长出新指甲,完好如初。

我生性不愿来事,路遇公社、大队一些主要领导,我从来不打招呼。当了7年知青,我没有被招工,更没有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当时我对未来有点绝望,面朝泥土背朝天修理地球日子好像没有尽头,也许一辈子。我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只是半路出家的知青,成不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在田间劳作4年后的1973年初,在县城街上遇到大队原工作队员县林业局下放干部厚道的、书法好的浙江奉化籍王载敏先生,他问我愿不愿被借调到县林业局规划队工作,我当然愿意。于是我以高中一年级学历,与一定的文化素质(包括读完了父亲工作单位邮电局图书室国内通行的中外图书,文革民间流传的图书,以及自学的书画篆刻薄技),考试通过,借调工作了3年,绘制全县、公社林业普查成果地图,办宣传栏在大街上,有时也参加林业普查田野工作,或者下乡验收造林成果。王载敏先生是我的恩人之一。

上大学,是我高中时的追求。知青的我,看来没有希望招工,更没有希望上大学。我从小就有比较强烈的求知欲望,小学4年级开始阅读,到文革前,基本上读完当时通行的古今中外名著。我7年知青期间,保持阅读习惯,见书就借阅。那个时候,民间通行的文史类图书不多,借到《第三帝国的兴亡》、《卢梭传》、《拿破仑传》、《田中角荣传》、《大平正芳传》、《天平之甍》、《甘地传》、《战争与和平》、《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世界文学》(短篇小说刊物)、《我的前半生》、《古文观止》、《中华活页文选》、《古诗源》、《唐诗三百首》、《宋词选》、《诗词格律》、《读词常识》、《学诗断想》等,都抓紧时间阅读,做读书笔记,背诵古代诗词、古文名篇。甚至向生产队农民书法家借阅陈寿荣《怎样刻印章》,领会了篆刻的精神与审美。其间,有幸拜师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宋省予高足沈长城老师,有幸结识福州知青书法家吴乃光、工艺美术雕刻家陈达,大开了眼界,获得一些艺术常识。这些文化积累,在后来的史学研究与教学中,都派上了用场。

二、一个月学完两年的数学课

1975年底,我被县林业局派到徐市公社检查造林工作。检查工作结束,我循例向徐市公社分管林业、知青工作的潘德明副书记汇报检查结果。他是个正派廉洁、仁厚爱才的老干部。我没有送他任何礼物和金钱,甚至没有敬他一支香烟,我们交谈融洽,他对我有好感。他了解到我的劳动表现,以及3兄妹当知青无一招工的情况,决定向公社党委推荐,把公社3个知青招工的名额给我1个,于是我得到回闽侯故乡工作的机会,被招进闽侯合成氨厂,就近照顾在故乡独居的祖父。为此我感谢恩人已故潘德明先生!

作者(右)当工人时留影

闽侯合成氨厂是新建的工厂。厂里缺搞宣传的人,我的那一点文化才艺派上了用场。进厂后,厂里让我在煤球车间挂了个名(一年转正),在厂部负责全厂的宣传工作。厂里的宣传栏、标语、漫画、广播、电视等都由我来负责,有时还帮助写公文。每天早晨530起床预热广播机器,600开始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福州市、闽侯县广播节目,上班时间做日常宣传工作,晚上打开电视机让工友们观看,等到深夜最后一位电视观众走后,收妥电视机。每天还兼顾用广播向全厂喊某某某,有人找你,请马上到厂部来。晚上工友们在电视室看电视,我在隔壁办公室读古今中外名著。闽侯县城新华书店的职员,逐渐认识我,店里一到古代文史的图书,就会通知我去买,例如《论语批注》、《陆游集》等。我表弟有一套《中国文学史》,我向他借阅,抓紧时间把重要内容、哲理文字、妙语好句,摘录在笔记本上,算是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文学史基本知识与理论。夜里,我经常读书至凌晨一两点。一年后,我自学完《中国文学史》,摘抄的笔记已有五六本。

19771021日,我从广播、报纸上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鉴于以往的情况,我仍然不敢奢望有机会上大学,1976年推荐上大学我就没有报名。但是1977115日见到招生简章,我觉得有希望了,于是报了名。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招生。

115日见到招生简章,到121617日参加考试,只有40天复习时间,需要复习5门课,时间非常紧,因此我只能抓大放小。当时我已28岁,谣传理科不爱招年龄大而且在职的工人,因此我报考了文科;选择学历史是受了作家二舅的启发,他认为我已经有一些文学基础,可以学习历史来充实自己。那时我最想考的专业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但全省只有一个名额,我感觉太冒险了。

我未听说所在的闽侯县政府所在的甘蔗镇有复习辅导班,其实我也没想去打听哪里有辅导班,于是只能自学。5门考试科目中,最让我担心的是数学。虽然从小学到高一,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好,但高二、高三的立体几何、解析几何,我没学过。数学没学过原理和解题方法,就无从下手。我给自己制订了一套计划,在40天的复习时间中,用30天时间啃下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剩下10天以各2天来复习另外4个学科,最后2天休息。

我在建阳当知青时,有一位好友福州知青严以振,他是严复的近亲。严以振的父亲,从小跟着严复读书,后来在厦门大学当教师。严以振先招工回福建省委党校,与女朋友1977年考进福建师范大学数学系、外文系。他弟弟严以京,当时是福州一中高中毕业生,聪明绝顶,精通数理化、英语,没有题目不会做,理想是当科学前沿的量子化学家,1977年考上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前就到美国留学量子化学、当教授,被香港科技大学挖去当教授。1977年他们家考上5人。连我在内,这个时期泡在一起的6人,都考上了,皆大欢喜!我复习期间,每隔10天,从闽侯县城到福州市区,向严以京请教10天来的数学难题,他是我的老师。我感谢他们全家!

考试那2天,我心态平静。除了自学数学之外,其他科目几乎没有复习,是裸考,但是我相信基础还可以。走进甘蔗镇的闽侯中学考场时,几百名年龄不等的考生叽叽喳喳的,我听到旁边两个年轻的考生指着我说:你看,这是老的!他们的话没有影响我考试的心情,因为考试是比智力的,不是比年龄的。后来听说那个考场只有6人考上大学(合成氨厂3人)。

这次数学试卷的特点,是题目多,满满的4页试卷,不容慢慢思考,必须迅速地不停地答题,否则来不及答完,事后我了解到很多考生没有答完。由于我中学数学基础好,题目都很熟悉,可以说一挥而就,提前15分钟答完,还检查了一遍试卷。其中,我的经验之一,是几何题有时比较麻烦,所以先不管它,等到其他题目做完后,心安了,回过头平静地定睛一看,3步就做出来了。我的一个高三同学,把这道几何题做了一页半纸,浪费了太多时间,可能因此没有考上大学。对于这次数学考试,我仅自知一题错了,就是解析几何题,由于是匆匆自学十几天的,原理掌握得不够到位,在考卷上少打了一条法线。

三、工友们真情欢送我上大学

高考过后,19771月我用探亲假回建阳过春节。一天,我正在溪边洗菜,一个中学同学兴冲冲地拿着厦门大学历史系录取通知书找到我,原来他到我家找我聊天,正巧遇到邮递员送来录取通知书,于是很高兴地当了报喜人。

春节过后,我回到厂里,办离厂手续,准备到厦门大学读书。

闽侯合成氨厂有三百多号人,来自知青、退伍军人、当地农民的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班倒”作息制度,白班、夜班、休息的也各占三分之一。

我在厂里工作18个月,但是与很多工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乃至我回建阳探亲期间,有亲友去厂里找我不遇,工友们自发热情地接待他们。

得知我考上厦门大学时,几十个工友自发地组织了一个庆祝活动,弄来厂里准备节庆用的鞭炮,在厂办公楼前大放了一通。

离开工厂去上学的时候,一卡车满载着下夜班回福州休息的工友们,把我送到福州。第二天我准备登上福州往厦门的火车,那些工友们又来火车站送行。我知道他们会来送行,我怎能早早上车而去?大家依依惜别,我才最后一个走进火车站。当时火车没有规定座位,先上车先占座位。其实我本来就不想要座位,因为我料到留在厂里等候上班的工友们,一定会在闽侯甘蔗站等着欢送我。火车在甘蔗站只停留两分钟,车上拥挤不堪,挤到车门口非常费时,所以我上车后就站在车门后。闽侯合成氨厂就在甘蔗站旁,铁路把生产区、生活区分成两半,火车在中间穿过,这是一个奇特的景象。

这列火车从福州站发出,慢车第2站就是闽侯甘蔗站。火车缓缓进站,我远远就看到站台上等候的工友们,他们奔跑着,呼喊我的名字,我感动得眼泪涌了出来。

车门一开,我含着热泪掏出书包里准备好的糖果和香烟,向工友们撒去,大家扯着嗓子热情话别。火车很快就开动了,二三十个工友追着火车小跑了一段,我隔着车门窗户,摇手致谢。此情此景,我至今感念这种真挚温暖的情谊。

四、大学4年如饥似渴地读书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行程,我来到仰慕已久的厦门大学。由于火车上空气很坏,我咽喉发炎了,新生报到时嗓子几乎哑了,接新生的老师和同学们误以为我身体不好。厚道的辅导员何天华老师,立即带我去校医院看病。

一位师兄接新生,看到我行李上贴的名字后,说:“你就是侯真平呀!”我很诧异他怎么知道我。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他们见过我的读书笔记。

高考结束后,我的一个工友建议我把摘抄的文史笔记寄到厦门大学,让老师们更好地了解我,以增加录取概率。我采纳了这个朋友的建议,把笔记本寄给厦门大学化学系总支书记的王火老师。

此前的1973年,王火老师到建阳招生。这一年大学招生的最初方案,是用文化考试的办法,我的考试成绩上了厦门大学的录取线,王火老师面试我,表明可以录取我,征求我的专业志愿。不料随即张铁生白卷事件发生,于是全国的招生方案变了,恢复推荐上学的方案,于是我失去了这次进厦门大学的机会。然而,我给王火老师留下了印象。于是他帮我把笔记本送到历史系。

正巧,那一天历史系在开会,不少在场的老师和同学看了我的读书笔记,因此知道了我的名字。系主任陈在正老师表示,这个考生如果上线就录取他。陈在正老师正派善良,很懂大学教育、科研规律,爱护、培育学生,对每个学生情况了如指掌。他到宿舍看望新生,可以叫出每个人的姓名和相关情况。

后来我才知道王火老师是厦门大学公认的伯乐,提携过不少化学系师生。当然我不是千里马,后来只成为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而已,有负于各位恩师、恩人的栽培!

盼望已久的大学生活开始了。我如饥似渴地学习,除了上课时间,几乎都在图书馆、教室看书,与食堂“三点一线”。上学一个月,连校门口的南普陀寺都没有去过,更别说厦门街上。3个月侯的五一节,才随班级活动到了鼓浪屿。为了多一点时间读书,第一年暑假不回家,留在学校里,不免觉得精神疲惫,体会到寒暑假走出校门,来往于家乡、社会,可以获得新鲜感,消除疲惫。

为了在教室占座位晚自习,下午400食堂开饭就去吃晚饭,以便最早到教室,或者等晚饭后教室快坐满时,把书本、笔记本留在书桌,表示座位有主,才去吃晚饭。

当时学校要求学生每学期必须修满20个学分,我主动修到28学分,除了历史学的课程外,还增修了考古学几乎全部课程(除了旧石器、考古发掘),历史系的文字学,中文系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课程。又自己购读了张舜徽先生的《古书校读法》,和其他先生编的《文科工具书使用法》,又在图书馆抄了中国书店编的《古籍版本知识》一书,领会了历史学、考古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精神,为后来从事历史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与教学,打下知识和理论基础。

我中学时期学了4年俄语,到大学后,英语是选修课,我年纪大了,将近30岁,又因为长期睡眠不足而头昏脑胀,记忆力差了,英语老师建议我不必选修英语,我执意要选修。俄语、英语字母有的发音不同,英语的“ing”我半天才反应过来。英语课程学了2个学年,背单词、辨语法,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来又学了日语。

由于我每天早晨530参加全班跑步,夜里经常读到一二点,睡眠极度不足,中午又没有午睡,苦读一年后,导致我看书5分钟就头疼欲裂。为此,我头疼时就到阅览室或教室外面倒立,或者去操场跑步,然后回来继续读书,有一点悬梁刺股的味道。

系主任陈在正老师、第一任班主任黄成山老师、第二任班主任孙晋华老师,都鼓励学生以参加一些历史研究实践的方式获得历史学知识、理论、方法,为此鼓励学生们组成各种学习兴趣小组,于是我和十几位同学组成“古文兴趣小组”,一面互相分享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基本知识,一面自己选题分工编纂《左传》的春秋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史料。陈在正老师以“任何分类都很难绝对切割”道理告诫我们,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这个道理。后来孙晋华老师建议我们编纂越南《阮朝实录》的华侨史料。我们因此通读了《左传》、《阮朝实录》,对中国春秋史、越南史、越南华侨史有了具体的了解。这种参与历史研究的实践式学习方法,效果优于死记硬背的应试式方法。其实,厦门大学历史系还以正式的实践方式培养学生,坚持执行三年级学年论文、四年级毕业论文的规矩,在全系各位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具备初步的研究能力。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闽书国内存本小识》,到福州的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调查几个版本异同,发现3个存本中的原刻、补刻、抄配关系,以及其中2个存本的跨馆关系,还有历来收藏情况等问题,为后来集体校点万历末年编纂、崇祯四年刊刻的著名福建省志《闽书》做好了版本的准备(毕业后又勘查了北京、大连存本的版别,发现北京图书馆2个残本其实可以合并为足本)。当时有一位不认识的先生在《福建省图书馆学会通讯》撰文表扬了我的调查精神。三年后,这篇论文被收入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处编《古籍论丛》第二辑。这篇论文算是我4年大学学习成果的一种体现。

其实在那时,不仅我一个人如此拼命读书,全校甚至全国的77级、78级大学生都有这种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的拼命学习气氛。无论开会前,电影放映前,或者等待公共汽车,背诵英语单词卡片的厦门大学学生很普遍。阅览室晚上七点才开门,六点多阅览室大门已经被学生堵了好几层,管理员只能把钥匙传给前排学生开门。门一开,大家蜂涌而入。

1977年的高考,改变国家的面貌,也改变了我人生。我庆幸自己实现了上大学拓展知识视野,成了厦门大学教师的梦想!我感谢所有提携过我的恩师、恩人!我又为自己没有大成就,而愧对所有提携过我的恩师、恩人!

(本文原載《回眸高考四十年》廈門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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