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侯真平，1949年12月出生，厦门大学历史系1977级学生。曾任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厦门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回忆1977年的高考，我感慨万千。人生的关键机会不多，我很幸运，抓住了那次高考的机会，登上了解世界的更高平台，总算没有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一种遗憾。

一、当了7年知青

我父亲1953年调到闽北建阳县邮电局工作，于是我在建阳县城长大。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文件传达到建阳县第一中学时，已经是6月上旬了，当时我16岁，可以说基本读完了高一，课都上完了，距离期末考试仅十几天。

1968年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布，报纸广播发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闹革命”口号。经历两年六个月“文革”后，有些疲倦的我，对当知青有新鲜感，没等组织动员，几天后就和二三十个同学自费买了锄头，以及用全家的工业券买了针线、手电筒等，到有熟人的徐市公社徐市大队第10生产队报到，直接参加冬季稻田翻土的自我义务劳动半个月，才回县城过春节。其间，1969年1月5日把户口迁到徐市大队，成了正式的知青。徐市有2个事件载入20世纪40年代史上，一个是闹过鼠疫，一个是上饶集中营搬迁途中暂住于此。

县城的孩子，很多从小就参加体力劳动。我11岁起，不下雨的星期天，多半会到十几里外的山上砍柴，把沉重的木柴挑回家，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砍柴时，学会剖开柔韧的嫩黄竹，编成竹绳、竹箍。把柴砍成等长的段木，紧紧地箍成圆桶状，整齐好看，1担2箍。每担柴从最初的几十斤，增加到十几年后的一百五十斤左右。有时贪心，同时砍2担柴，先挑1担，走一段路后，回头挑另1担。每次砍柴，天亮出发，带上一茶缸炒饭，以山泉水解渴，傍晚回到家。

每年暑假，我都勤工助学，在建筑工地挑砖瓦，在公路两边除草，为蘑菇厂运稻草，在自来水厂做小工，1个劳动日大概挣8角钱。

我小学起，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支农劳动，二三年级参加捡麦穗、稻穗，4年级起每年到乡下割稻子，体验过这类农活。

从初中起，我就一直喜欢体育运动，单双杠、跑跳投、篮球、游泳，身体结实，有一点壮。

我自恃身体好，从小又干过重体力活，体验过一些农村生活，认为自己插队农村当知青会很快适应的。情况确实如此，我当知青的第一年，被生产队评为每个劳动日9个工分，满分的“全劳力”12个工分；第二年，我就“转正”为“全劳力”了。

然而在水稻田里像农民一样全年正式劳作的那4年，比此前的每星期一次上山砍柴挑柴，或者每年到乡下割稻子，艰苦得多。

7月份夏季“抢收抢种”的“双抢”，劳动强度最大。每天半夜三四点钟起床，一边瞌睡，一边刷牙，喝一大碗冷粥，就去割水稻，下午插秧，晚上有时参加手扶拖拉机的犁田，1个月出34天工，每天喝着冷粥就蔬菜，整个月只买1小瓶“炼乳”补充营养。酷暑的烈日，把衣服上的汗水晒成盐，形成白色的圆圈。弯腰割稻2担，合计六七个小时，腰酸得够呛，然后往稻谷脱粒船里摔打稻谷，踩着烂泥的田埂挑回沉重的湿稻谷，经常连人带箩筐从田埂滑到水田里。

农民们每天割稻谷2担，每担大约120斤就觉得够了，上午9点多太阳毒起来之前，他们都收工了。然而我贪心，每天割2担稻谷，每担200斤左右，才肯罢休，因此都割到中午12点多，这是太阳最毒的时候，挑着第2担稻谷走几里路到晒谷坪，一路上几乎见不到人影，大家都躲在家里休息。我到达晒谷坪时，在烈日晒得发烫的晒谷竹席上，2只赤脚只能踏步抬着稻谷秤重量，以便统计劳动量。记得最清楚的是，农历六月初六日，当地农民说是“狗生日”的那一天，我也是这样干的。

平时在水稻田里，杂草经常把手脚皮肤割得一道一道的，伤口沾了汗水、田水，火辣辣的。还有蚂蟥、蚊虫，不时地来骚扰，让人有点烦。春耕时节，经常赤脚踩破冰面，进入水稻田；夏季耘田，冒着酷暑，弯腰用双手耙草，因为密植，铁耙太宽了，只好用手耙草；施肥时，手抓猪粪，塞进稻根旁的泥土里。我很羡慕那些在耕山队的知青少下水田干活，更羡慕北方平原旱地的知青穿鞋袜下地干活，不沾烂泥；推车运送肥料粮食等，不必挑担子。我猜想，南方山区人祖祖辈辈挑担子，所以比世世代代推车的北方平原人矮。

当知青时，有一次上山砍柴，一刀劈下去，不料旁边的细竹枝插进右手拇指，一直插到指甲根部，当场把竹枝拔出来，简单包扎了一下，下午参加耘田，双手在水田耙草，导致受伤的拇指受感染，到公社卫生院敷药1个月没有效果，指甲烂光了，幸亏生产队的一位老农教我一个土办法，每天把受伤的拇指浸泡在煤油灯的煤油里三四次，结果第四天就停止腐烂，渐渐长出新指甲，完好如初。

我生性不愿来事，路遇公社、大队一些主要领导，我从来不打招呼。当了7年知青，我没有被招工，更没有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当时我对未来有点绝望，“面朝泥土背朝天”的“修理地球”日子好像没有尽头，也许一辈子。我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只是“半路出家”的知青，成不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在田间劳作4年后的1973年初，在县城街上遇到大队原工作队员县林业局下放干部厚道的、书法好的浙江奉化籍王载敏先生，他问我愿不愿被借调到县林业局规划队工作，我当然愿意。于是我以高中一年级学历，与一定的文化素质（包括读完了父亲工作单位邮电局图书室国内通行的中外图书，“文革”民间流传的图书，以及自学的书画篆刻薄技），考试通过，借调工作了3年，绘制全县、公社林业普查成果地图，办宣传栏在大街上，有时也参加林业普查田野工作，或者下乡验收造林成果。王载敏先生是我的恩人之一。

上大学，是我高中时的追求。知青的我，看来没有希望招工，更没有希望上大学。我从小就有比较强烈的求知欲望，小学4年级开始阅读，到文革前，基本上读完当时通行的古今中外名著。我7年知青期间，保持阅读习惯，见书就借阅。那个时候，民间通行的文史类图书不多，借到《第三帝国的兴亡》、《卢梭传》、《拿破仑传》、《田中角荣传》、《大平正芳传》、《天平之甍》、《甘地传》、《战争与和平》、《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世界文学》（短篇小说刊物）、《我的前半生》、《古文观止》、《中华活页文选》、《古诗源》、《唐诗三百首》、《宋词选》、《诗词格律》、《读词常识》、《学诗断想》等，都抓紧时间阅读，做读书笔记，背诵古代诗词、古文名篇。甚至向生产队农民书法家借阅陈寿荣《怎样刻印章》，领会了篆刻的精神与审美。其间，有幸拜师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宋省予高足沈长城老师，有幸结识福州知青书法家吴乃光、工艺美术雕刻家陈达，大开了眼界，获得一些艺术常识。这些文化积累，在后来的史学研究与教学中，都派上了用场。

二、一个月学完两年的数学课

1975年底，我被县林业局派到徐市公社检查造林工作。检查工作结束，我循例向徐市公社分管林业、知青工作的潘德明副书记汇报检查结果。他是个正派廉洁、仁厚爱才的老干部。我没有送他任何礼物和金钱，甚至没有敬他一支香烟，我们交谈融洽，他对我有好感。他了解到我的劳动表现，以及3兄妹当知青无一招工的情况，决定向公社党委推荐，把公社3个知青招工的名额给我1个，于是我得到回闽侯故乡工作的机会，被招进闽侯合成氨厂，就近照顾在故乡独居的祖父。为此我感谢恩人已故潘德明先生！

作者（右）当工人时留影

闽侯合成氨厂是新建的工厂。厂里缺搞宣传的人，我的那一点文化才艺派上了用场。进厂后，厂里让我在煤球车间挂了个名（一年转正），在厂部负责全厂的宣传工作。厂里的宣传栏、标语、漫画、广播、电视等都由我来负责，有时还帮助写公文。每天早晨5：30起床预热广播机器，6：00开始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福州市、闽侯县广播节目，上班时间做日常宣传工作，晚上打开电视机让工友们观看，等到深夜最后一位电视观众走后，收妥电视机。每天还兼顾用广播向全厂喊“某某某，有人找你，请马上到厂部来”。晚上工友们在电视室看电视，我在隔壁办公室读古今中外名著。闽侯县城新华书店的职员，逐渐认识我，店里一到古代文史的图书，就会通知我去买，例如《论语批注》、《陆游集》等。我表弟有一套《中国文学史》，我向他借阅，抓紧时间把重要内容、哲理文字、妙语好句，摘录在笔记本上，算是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文学史基本知识与理论。夜里，我经常读书至凌晨一两点。一年后，我自学完《中国文学史》，摘抄的笔记已有五六本。

1977年10月21日，我从广播、报纸上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鉴于以往的情况，我仍然不敢奢望有机会上大学，1976年推荐上大学我就没有报名。但是1977年11月5日见到招生简章，我觉得有希望了，于是报了名。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招生。

从11月5日见到招生简章，到12月16、17日参加考试，只有40天复习时间，需要复习5门课，时间非常紧，因此我只能“抓大放小”。当时我已28岁，谣传理科不爱招年龄大而且在职的工人，因此我报考了文科；选择学历史是受了作家二舅的启发，他认为我已经有一些文学基础，可以学习历史来充实自己。那时我最想考的专业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但全省只有一个名额，我感觉太冒险了。

我未听说所在的闽侯县政府所在的甘蔗镇有复习辅导班，其实我也没想去打听哪里有辅导班，于是只能自学。5门考试科目中，最让我担心的是数学。虽然从小学到高一，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好，但高二、高三的立体几何、解析几何，我没学过。数学没学过原理和解题方法，就无从下手。我给自己制订了一套计划，在40天的复习时间中，用30天时间啃下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剩下10天以各2天来复习另外4个学科，最后2天休息。

我在建阳当知青时，有一位好友福州知青严以振，他是严复的近亲。严以振的父亲，从小跟着严复读书，后来在厦门大学当教师。严以振先招工回福建省委党校，与女朋友1977年考进福建师范大学数学系、外文系。他弟弟严以京，当时是福州一中高中毕业生，聪明绝顶，精通数理化、英语，没有题目不会做，理想是当科学前沿的量子化学家，1977年考上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前就到美国留学量子化学、当教授，被香港科技大学挖去当教授。1977年他们家考上5人。连我在内，这个时期泡在一起的6人，都考上了，皆大欢喜！我复习期间，每隔10天，从闽侯县城到福州市区，向严以京请教10天来的数学难题，他是我的老师。我感谢他们全家！

考试那2天，我心态平静。除了自学数学之外，其他科目几乎没有复习，是“裸考”，但是我相信基础还可以。走进甘蔗镇的闽侯中学考场时，几百名年龄不等的考生叽叽喳喳的，我听到旁边两个年轻的考生指着我说：“你看，这是老的！”他们的话没有影响我考试的心情，因为考试是比智力的，不是比年龄的。后来听说那个考场只有6人考上大学（合成氨厂3人）。

这次数学试卷的特点，是题目多，满满的4页试卷，不容慢慢思考，必须迅速地不停地答题，否则来不及答完，事后我了解到很多考生没有答完。由于我中学数学基础好，题目都很熟悉，可以说一挥而就，提前15分钟答完，还检查了一遍试卷。其中，我的经验之一，是几何题有时比较麻烦，所以先不管它，等到其他题目做完后，心安了，回过头平静地定睛一看，3步就做出来了。我的一个高三同学，把这道几何题做了一页半纸，浪费了太多时间，可能因此没有考上大学。对于这次数学考试，我仅自知一题错了，就是解析几何题，由于是匆匆自学十几天的，原理掌握得不够到位，在考卷上少打了一条法线。

三、工友们真情欢送我上大学

高考过后，1977年1月我用探亲假回建阳过春节。一天，我正在溪边洗菜，一个中学同学兴冲冲地拿着厦门大学历史系录取通知书找到我，原来他到我家找我聊天，正巧遇到邮递员送来录取通知书，于是很高兴地当了报喜人。

春节过后，我回到厂里，办离厂手续，准备到厦门大学读书。

闽侯合成氨厂有三百多号人，来自知青、退伍军人、当地农民的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班倒”作息制度，白班、夜班、休息的也各占三分之一。

我在厂里工作1年8个月，但是与很多工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乃至我回建阳探亲期间，有亲友去厂里找我不遇，工友们自发热情地接待他们。

得知我考上厦门大学时，几十个工友自发地组织了一个庆祝活动，弄来厂里准备节庆用的鞭炮，在厂办公楼前大放了一通。

离开工厂去上学的时候，一卡车满载着下夜班回福州休息的工友们，把我送到福州。第二天我准备登上福州往厦门的火车，那些工友们又来火车站送行。我知道他们会来送行，我怎能早早上车而去？大家依依惜别，我才最后一个走进火车站。当时火车没有规定座位，先上车先占座位。其实我本来就不想要座位，因为我料到留在厂里等候上班的工友们，一定会在闽侯甘蔗站等着欢送我。火车在甘蔗站只停留两分钟，车上拥挤不堪，挤到车门口非常费时，所以我上车后就站在车门后。闽侯合成氨厂就在甘蔗站旁，铁路把生产区、生活区分成两半，火车在中间穿过，这是一个奇特的景象。

这列火车从福州站发出，慢车第2站就是闽侯甘蔗站。火车缓缓进站，我远远就看到站台上等候的工友们，他们奔跑着，呼喊我的名字，我感动得眼泪涌了出来。

车门一开，我含着热泪掏出书包里准备好的糖果和香烟，向工友们撒去，大家扯着嗓子热情话别。火车很快就开动了，二三十个工友追着火车小跑了一段，我隔着车门窗户，摇手致谢。此情此景，我至今感念这种真挚温暖的情谊。

四、大学4年如饥似渴地读书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行程，我来到仰慕已久的厦门大学。由于火车上空气很坏，我咽喉发炎了，新生报到时嗓子几乎哑了，接新生的老师和同学们误以为我身体不好。厚道的辅导员何天华老师，立即带我去校医院看病。

一位师兄接新生，看到我行李上贴的名字后，说：“你就是侯真平呀！”我很诧异他怎么知道我。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他们见过我的读书笔记。

高考结束后，我的一个工友建议我把摘抄的文史笔记寄到厦门大学，让老师们更好地了解我，以增加录取概率。我采纳了这个朋友的建议，把笔记本寄给厦门大学化学系总支书记的王火老师。

此前的1973年，王火老师到建阳招生。这一年大学招生的最初方案，是用文化考试的办法，我的考试成绩上了厦门大学的录取线，王火老师面试我，表明可以录取我，征求我的专业志愿。不料随即张铁生白卷事件发生，于是全国的招生方案变了，恢复推荐上学的方案，于是我失去了这次进厦门大学的机会。然而，我给王火老师留下了印象。于是他帮我把笔记本送到历史系。

正巧，那一天历史系在开会，不少在场的老师和同学看了我的读书笔记，因此知道了我的名字。系主任陈在正老师表示，这个考生如果上线就录取他。陈在正老师正派善良，很懂大学教育、科研规律，爱护、培育学生，对每个学生情况了如指掌。他到宿舍看望新生，可以叫出每个人的姓名和相关情况。

后来我才知道王火老师是厦门大学公认的伯乐，提携过不少化学系师生。当然我不是千里马，后来只成为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而已，有负于各位恩师、恩人的栽培！

盼望已久的大学生活开始了。我如饥似渴地学习，除了上课时间，几乎都在图书馆、教室看书，与食堂“三点一线”。上学一个月，连校门口的南普陀寺都没有去过，更别说厦门街上。3个月侯的五一节，才随班级活动到了鼓浪屿。为了多一点时间读书，第一年暑假不回家，留在学校里，不免觉得精神疲惫，体会到寒暑假走出校门，来往于家乡、社会，可以获得新鲜感，消除疲惫。

为了在教室占座位晚自习，下午4：00食堂开饭就去吃晚饭，以便最早到教室，或者等晚饭后教室快坐满时，把书本、笔记本留在书桌，表示座位有主，才去吃晚饭。

当时学校要求学生每学期必须修满20个学分，我主动修到28学分，除了历史学的课程外，还增修了考古学几乎全部课程（除了旧石器、考古发掘），历史系的文字学，中文系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课程。又自己购读了张舜徽先生的《古书校读法》，和其他先生编的《文科工具书使用法》，又在图书馆抄了中国书店编的《古籍版本知识》一书，领会了历史学、考古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精神，为后来从事历史学、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与教学，打下知识和理论基础。

我中学时期学了4年俄语，到大学后，英语是选修课，我年纪大了，将近30岁，又因为长期睡眠不足而头昏脑胀，记忆力差了，英语老师建议我不必选修英语，我执意要选修。俄语、英语字母有的发音不同，英语的“ing”我半天才反应过来。英语课程学了2个学年，背单词、辨语法，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来又学了日语。

由于我每天早晨5：30参加全班跑步，夜里经常读到一二点，睡眠极度不足，中午又没有午睡，苦读一年后，导致我看书5分钟就头疼欲裂。为此，我头疼时就到阅览室或教室外面倒立，或者去操场跑步，然后回来继续读书，有一点“悬梁刺股”的味道。

系主任陈在正老师、第一任班主任黄成山老师、第二任班主任孙晋华老师，都鼓励学生以参加一些历史研究实践的方式获得历史学知识、理论、方法，为此鼓励学生们组成各种学习兴趣小组，于是我和十几位同学组成“古文兴趣小组”，一面互相分享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基本知识，一面自己选题分工编纂《左传》的春秋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史料。陈在正老师以“任何分类都很难绝对切割”道理告诫我们，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这个道理。后来孙晋华老师建议我们编纂越南《阮朝实录》的华侨史料。我们因此通读了《左传》、《阮朝实录》，对中国春秋史、越南史、越南华侨史有了具体的了解。这种参与历史研究的实践式学习方法，效果优于死记硬背的应试式方法。其实，厦门大学历史系还以正式的实践方式培养学生，坚持执行三年级学年论文、四年级毕业论文的规矩，在全系各位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具备初步的研究能力。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闽书国内存本小识》，到福州的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调查几个版本异同，发现3个存本中的原刻、补刻、抄配关系，以及其中2个存本的跨馆关系，还有历来收藏情况等问题，为后来集体校点万历末年编纂、崇祯四年刊刻的著名福建省志《闽书》做好了版本的准备（毕业后又勘查了北京、大连存本的版别，发现北京图书馆2个残本其实可以合并为足本）。当时有一位不认识的先生在《福建省图书馆学会通讯》撰文表扬了我的调查精神。三年后，这篇论文被收入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处编《古籍论丛》第二辑。这篇论文算是我4年大学学习成果的一种体现。

其实在那时，不仅我一个人如此拼命读书，全校甚至全国的77级、78级大学生都有这种“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的拼命学习气氛。无论开会前，电影放映前，或者等待公共汽车，背诵英语单词卡片的厦门大学学生很普遍。阅览室晚上七点才开门，六点多阅览室大门已经被学生堵了好几层，管理员只能把钥匙传给前排学生开门。门一开，大家蜂涌而入。

1977年的高考，改变国家的面貌，也改变了我人生。我庆幸自己实现了上大学拓展知识视野，成了厦门大学教师的梦想！我感谢所有提携过我的恩师、恩人！我又为自己没有大成就，而愧对所有提携过我的恩师、恩人！

（本文原載《回眸高考四十年》廈門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