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1年9月进入厦门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在招生简章上我就了解到傅衣凌先生、韩国磐先生是厦大历史系的两块招牌。本科四年之中，我只是偶尔在我们系主办的学术会议和学术讲座上遥望到傅衣凌先生，偶尔听到他福州腔很重的普通话，也常常似懂非懂。我对傅衣凌先生所做的明清史研究有兴趣，但当我毕业那年准备报考傅先生研究生的时候，傅先生的助手陈支平老师告诉我，傅先生因为身体状况不佳，已不准备招生了。我只好转向去投奔南京大学的洪焕椿教授了。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傅先生在觉得身体还好的时候，答应招我入他的师门了。1985年9月，我就成了傅先生的硕士研究生，而且成了他的关门弟子。如今想来，傅先生留给我三点宝贵的财富，让我受益终生。
纯真的学者
傅先生出生于福州的一个钱庄主家庭，父亲不幸早逝，继母抚育他成长。他不负继母厚望，读福州左海中学，与后来成长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邓拓同学，一起主办学生刊物，发表文章，显示出良好的学术兴趣。后就读于福建协和大学经济系，再转入厦门大学历史系，1935年大学毕业后去日本法政大学攻读社会学，不久回国，进入福建省经济研究院工作。当时在永安期间，傅先生在躲避日军战火时，发现了废墟中一箱土地契约文书，便产生出浓厚的学术兴趣，他结合自己所学的经济学和历史学、民俗学知识，写出了《明清福建佃农丛考》，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社会经济史”研究风格，区别于以往学界的“国民经济史”，主要特征在于：从经济的角度看社会，再从社会的角度看经济，注重从民间私文书、碑刻、族谱乃至文学作品看历史，虽然此前梁启超曾认识到旧史学是帝王家谱，也认识到方志和族谱可以作为史学革命新的资料来源，但一直没有人去实践，傅先生算是较早开始的实践者，而且暗合了法国年鉴学派的治史路径，即重视对民众历史的研究，重视跨学科的融合研究。
循着这样的路径，傅先生在50年代参与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讨论，便以自己独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史学界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社会特性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派，由此奠定了他在国内外史学界的崇高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傅先生辛勤耕耘，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土地所有制、阶级关系、商品经济发展等方面颇多建树，其研究成果为海内外同行所推崇，海外有人甚至不惜盗版流传。
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平凡人，他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他心爱的学术事业，在他的家里，凡有墙壁处，几乎都放上了他的书橱，他时常省吃俭用，购置了数万册的图书，其中不少是少有流传的珍本。特别到了晚年，他身体有病需要营养，师母为了照顾他的起居也辞掉了工作，经济显得颇为拮据，傅先生宁愿不请保姆，少吃补品，也舍不得少买书，我读研究生期间，每次到他家，他都问我书店有什么新书，希望我代他购买，他要的书不仅有历史的，而且有文学的、哲学的；不仅有明清的，而且有先秦秦汉到隋唐宋元的；不仅有中国史的，而且有世界史的。他时常要求我到图书馆看书不要但看中国的、历史的，而且要看别的学科的、外国的书籍。他说，学历史特别需要广博的阅读。他开玩笑说，你的名字叫“历耕”（福州话中“日根”发的就是“历耕”的音），就是要好好地在历史学领域耕耘啊。
正因为傅先生及时了解学术动态和学术前沿，因而总能抓到学术热点，他治学特别严谨，坚持论从史出，曾被人错误批判，蒙受屈辱，但他不随风转舵，而是信之弥坚。如今傅先生的许多观点已被海内外学人所广泛信服，他所倡导的文献史料与民间实物史料、口碑史料乃至民俗史料相结合以证史的方法亦得到众多学人的一致体认。在我随傅先生读硕士研究生的三年中，曾多次有机会去乡间寻访资料与史迹。其后，我已将这种做法衍为习惯，我深深地感到这种做法可以突破仅由官方文献述史的局限，尤其是在实现对政策和政策实施两方面的双重观照方面独显优势，从而更能接近历史真实。傅先生既善于踏破铁鞋找资料，也善于宏观比较，形成深邃的理论观点，譬如他认为中国社会早熟而不成熟，早熟表现在商品经济较早发达，但不成熟又表现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残余一直残存下来，死的拖住活的现象特别明显。傅先生认为，中国历代王朝中都往往滋生出越来越多的食利阶层，他们往往通过高利贷获得高利润，成为寄生阶层，消耗掉社会积累的财富，拖累社会的进步。这些认识切实地揭示了中国历史的特点，让人信服。
正派的书生
傅先生的学术地位被承认之后，也被推上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位子，但傅先生是一个正派的书生，他从不以这些头衔或职位盛气凌人，在我们面前，他甚至也没有一丝的清高和傲慢。在我读研究生的三年中，傅先生时常住院，或时常休养在家。我时常承担起护理他的任务，因而有了更多与他接触的机会。我时常去医院陪伴他，亦时常挽着他在厦大的芙蓉湖边、映雪林荫道上漫步。傅先生与我谈学术，论做人，讲人生。因为身体不好，他无法太多地亲临学术盛会，但反过来却多有国内外学者专程来厦门拜访他，他则耐心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亦为学界后进指引治学路径。我陪伴在旁，常常深受教益。国外的学者常常将这种拜访称为“朝圣”，可见傅先生在他们心目中崇高的学术地位。
傅先生为人耿直，不屈权威，严于律己，不谋私利。在三个儿子就学、从业问题上，他不但不求照顾，反让他们到艰苦环境中去锻炼，他没有给孩子留下什么宝物或金钱遗产，数万册的图书亦已遵嘱捐献给了福建省图书馆。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傅先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傅先生自中学阶段就与邓拓等进步学生一起，学习和研讨马克思主义，傅先生在转入厦大之后，本来在经济系，但因为听了历史系肖炳实老师的课，产生了兴趣，便转入了历史系。肖炳实是早期的地下党员，让傅先生产生了天然的亲近感。傅先生眼看着肖老师总是遭到国民党的追踪，对肖老师产生了无限的崇敬，且在肖老师离开厦门去北京之后，仍保持着书信的往来，肖老师还给傅先生寄来进步的书刊。
说来也巧，傅先生去日本留学时，恰好也交往到日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从他们那读到了若干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回国后，他进入福建省经济研究院，也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开展自己的研究活动，其中阶级分析方法被运用得特别自如，也正因为如此，傅先生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有了深刻的洞悉，他分析了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和明代南方的佃农斗争，分析了在某些地方存在的超经济强制，践踏人格的野蛮的初夜权、世代为奴的家生子制度等问题，表达了对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的无情鞭挞。
新中国建立后，傅先生与厦大校长王亚南先生信仰契合，王亚南先生翻译《资本论》，也给傅先生极大的影响，他们在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官僚制度等方面有着诸多一致或相近的观点。
傅先生一生追求共产主义，到1979年近70岁时，他终于实现了入党这个崇高目标，当时他特别高兴和激动，随后他应邀去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多所大学讲学，阐述自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研究成果，许多听众都非常膺服。一些演讲稿经整理后也纷纷刊登在海外的刊物上，显然，傅先生成为较早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介绍到西方的学者之一。因此，我觉得傅先生一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历了从“体认”到“自觉”而“升华”的践行过程。
作为傅先生的学生，我们为他高尚美好的人格、执着坚定的为学精神及经得起考验的辉煌学术成就感到骄傲，我们更愿以踏实的工作光大其学术事业，以告慰恩师傅衣凌先生。
（原載廈門大學新聞網2023年12月1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