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与1977年之交的时候，我被莫名其妙地推荐到厦门大学历史系读书，惊喜之余，心中也有疑惑:历史系是要读些什么？是否有“马尾巴的功能”之类的东西？偏僻的山区农村无从请教。
到了学校才知道，原来在历史系里要学的东西，是十分堂皇的“历史科学”。心中暗暗思忖:所谓“科学”，总有深与浅之别吧？但愿系里老师教出来的东西，都是浅显易懂的，这样或许就比较容易蒙混过关了。
不过很快就感觉到形势不对，学长们曾多次地“教训”我们：“你们可要好好努力读书，我们历史系里有赫赫有名的‘傅韩’金字招牌，不仅是厦门大学的宝贝，也是我国历史科学的宝贝。你们可不能坠了‘傅韩’二位金字招牌的名头!” 听到这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之后，我也知道要蒙混过关是不太行得通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苏东坡的名言“强将手下无弱兵”。既然蒙混不了，索性豁出去，说不定哪天应了苏东坡的这句名言，自己也成了“无弱兵”中的一员。
脑子这么一转弯，心情果然转忧为喜。接下去的事情，是进一步打探“傅韩”金字招牌的底细。所谓“傅”者，就是傅衣凌（家麟）教授；所谓“韩”者，就是韩国磐教授。这两位教授，都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著名学者。傅衣凌教授尤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闻名于世，韩国磐教授则以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而为学界所敬仰。“傅韩”金字招牌既然已经了解清楚，我一边不得不静下心来认真读书，一边则暗暗祝愿傅、韩二位“金字宝贝”一定要长命百岁，指引护佑我们一路前行，不要让我们成为“弱兵”。于情于理，既然是自家的宝贝，当然是要善加永存、越久越好的。
韩国磐和他伏案工作的书房
但是很快传来不好的消息。韩国磐先生不久后罹患了癌症，身体十分虚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那个年代，罹患癌症是一件十分让人揪心的事情。虽然那时我们一般的本科学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是不好随便去拜访韩先生的，但他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大家始终十分忧心。万一韩先生有什么不测，对于历史系和我们来讲，不啻璧缺其双，犹如泰山在眼前“崩坏”。
好在韩先生的病情有所稳定。1978年之后，傅衣凌教授和韩国磐教授开始招收我国最早的“中国经济史”专业的硕土研究生，我也有幸成为了一名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经济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其时学校委傅衣凌先生以学校副校长之职，加上与海外的学术交流逐渐恢复开展，致使他老人家忙得不可开交，时常东奔西走，抽不出时间来给我们多上课。上课的任务，反而落到身体欠佳的韩国磐先生的身上。
鉴于韩先生衰弱的身体状况，请他来学校上课，非得大动阵仗不可，还是由我们这几位学生前往韩先生的家中去听课比较现实。韩先生一直住在距离学校有数里之遥的鼓浪屿海岛之上，房子是原日本人的物产，抗战胜利之后归属于厦门大学，其中一部分就成了厦门大学教师的寓所。大清早，我们整装集合，从厦门大学大南校门的公交站乘车到轮渡码头站，再从轮渡码头换乘轮渡航船前往鼓浪屿码头，从码头步行约十分钟，就到了韩先生的寓所。寓所在房子的二楼，我们轻轻地敲门，出来开门的照例是韩师母，韩师母的和蔼笑容，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我们每星期到鼓浪屿上课一次，课程为一个学期、二十四周。
韩先生的寓所是日本和式的，正规中国式样的桌椅摆设起来，有时显得突兀多余。于是我们大家或席地而坐，或坐在门槛上，或坐在小椅子上。韩先生则坐在一把旧藤椅之上。这样的课堂布置，虽然不太符合学校对于教室的规定，略显散漫，但是少了几分拘谨，倒有些类似于古人“游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的意思。师生们问答之间，恰如家人的聚谈一般。
来到韩先生的寓所并且坐定之后，我才第一次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认识了这位我所敬仰而又牵挂的“金字宝贝”。韩先生罹病之后，身体十分清瘦，也十分虚弱。每讲授几分钟，他都要稍稍歇一会。尽管如此，他那温文儒雅的气质，却时时地感染着我们。再有，当时我们厦门大学的老师们，大致有一半是福建人。福建人的话常被称“鸟语”，学校里福建籍的老师，较少接受过严格的普通话训练，课堂用语大多是“土洋结合”式的，闹得很多外省籍的同学，经常听得一头雾水。韩先生是苏北人，从小受过严格的蒙学教育，能操一口甚为纯正的普通话。韩先生的讲课，句句都能植入我们的脑海，真恰如清澈的甘泉，沁入我们的心田。
刚刚上课的时候，一方面担心老师的身体，另一方面从心里对老师仰慕已久，我们这几位学生，无不摆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但是这种毕恭毕敬的氛围，很快被韩先生和韩师母打破了。每逢上课的日子，韩先生就指挥师母烧水备茶，还要有饼干糖果等点心。我们进门之后，第一道程序就是喝茶吃点心，而且是非喝、非吃不可！韩先生虽然身体不好，但是提着师母泡好的茶，是要一一给我们续水的。看着韩先生巍巍颤颤的身子，我们想不喝不吃是绝对不行的。索性谨遵圣人的教导“以顺为孝”，大大方方地喝茶吃点心，师生之间的交流顿时活络了起来。过不了两周时间，我们每遇到要去鼓浪屿老师家上课之日，好像过节一样。
上世纪90年代，韩先生在家中为博士生授课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是新世纪吧，高档一点的会议，中间总要插上一个“茶叙”或“茶歇”的环节，桌子上摆上各种茶水和点心，供参会者自选享用。也许是自己年龄开始大起来的缘故吧，对于这些丰美的“茶叙”和“茶歌”，我总是食欲不高，总感觉这一辈子所吃喝过的茶和点心，韩先生家备的是最精致可口的。
韩先生教授的是文献学，这门课程对于我来说，是地地道道的及时雨。我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就读的学校，都是相当简陋和偏僻的。1977年3月进厦门大学读历史专业仅两年余，就转到中国经济史专业来读硕士研究生。要说中国通史的一些表面知识，不外是在本科的两年时间里囫囵吞枣了一些，至于“文献学”，闻所未闻。
韩先生的授课没有讲义，全凭他数十年来的学术积累，将从先秦时期以迄民国时期的中国典籍文献的演变历程，简明扼要地展现给我们。至今数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历史文献学的基础，就是这样在韩先生的教诲之下建立起来的。我现在只要一接触到古籍书本，心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韩先生授课时的形象。
久而久之，扩而广之，我对中国历史文献学有了一个极为固执的偏见。我曾经不止一次对我的博士研究生们讲过这样的话：一个博士研究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写得好不好，固然是衡量这位博士研究生学业成绩的重要依据，但是我认为一位博士研究生培养得成功与否，真正的关键点，是他能否得心自如地寻找和运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我的这种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偏见也许不足为训，但是韩先生以脆弱之身坚持为我们讲授文献学，给我留下的印记，是无法磨灭的。
古人云：仁者寿、智者乐。托老天爷的保佑，罹患食道癌的韩国磐先生居然奇迹般地健行了下来。从七十年代末韩先生给我们授课以来，韩先生依然以他的脆弱之身，在历史学学术研究道路上奋斗耕耘了二十余年之久，发表以及整理出版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我记忆中的韩国磐教授，不正是“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校训精神的默默践行者、奉献者吗？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廈門大學報》1420期，第7版。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