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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支平 | 我心中的韓國磐先生
  发布时间: 2024-01-05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0

1976年与1977年之交的时候,我被莫名其妙地推荐到厦门大学历史系读书,惊喜之余,心中也有疑惑:历史系是要读些什么?是否有马尾巴的功能之类的东西?偏僻的山区农村无从请教。

到了学校才知道,原来在历史系里要学的东西,是十分堂皇的“历史科学”。心中暗暗思忖:所谓科学,总有深与浅之别吧?但愿系里老师教出来的东西,都是浅显易懂的,这样或许就比较容易蒙混过关了。

不过很快就感觉到形势不对,学长们曾多次地“教训”我们:“你们可要好好努力读书,我们历史系里有赫赫有名的‘傅韩’金字招牌,不仅是厦门大学的宝贝,也是我国历史科学的宝贝。你们可不能坠了‘傅韩’二位金字招牌的名头!” 听到这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之后,我也知道要蒙混过关是不太行得通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苏东坡的名言强将手下无弱兵。既然蒙混不了,索性豁出去,说不定哪天应了苏东坡的这句名言,自己也成了无弱兵中的一员。

脑子这么一转弯,心情果然转忧为喜。接下去的事情,是进一步打探“傅韩”金字招牌的底细。所谓“傅”者,就是傅衣凌(家麟)教授;所谓“韩”者,就是韩国磐教授。这两位教授,都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著名学者。傅衣凌教授尤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闻名于世,韩国磐教授则以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而为学界所敬仰。“傅韩”金字招牌既然已经了解清楚,我一边不得不静下心来认真读书,一边则暗暗祝愿傅、韩二位“金字宝贝”一定要长命百岁,指引护佑我们一路前行,不要让我们成为“弱兵”。于情于理,既然是自家的宝贝,当然是要善加永存、越久越好的。

韩国磐和他伏案工作的书房

但是很快传来不好的消息。韩国磐先生不久后罹患了癌症,身体十分虚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那个年代,罹患癌症是一件十分让人揪心的事情。虽然那时我们一般的本科学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是不好随便去拜访韩先生的,但他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大家始终十分忧心。万一韩先生有什么不测,对于历史系和我们来讲,不啻璧缺其双,犹如泰山在眼前“崩坏”。

好在韩先生的病情有所稳定。1978年之后,傅衣凌教授和韩国磐教授开始招收我国最早的中国经济史专业的硕土研究生,我也有幸成为了一名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经济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其时学校委傅衣凌先生以学校副校长之职,加上与海外的学术交流逐渐恢复开展,致使他老人家忙得不可开交,时常东奔西走,抽不出时间来给我们多上课。上课的任务,反而落到身体欠佳的韩国磐先生的身上。

鉴于韩先生衰弱的身体状况,请他来学校上课,非得大动阵仗不可,还是由我们这几位学生前往韩先生的家中去听课比较现实。韩先生一直住在距离学校有数里之遥的鼓浪屿海岛之上,房子是原日本人的物产,抗战胜利之后归属于厦门大学,其中一部分就成了厦门大学教师的寓所。大清早,我们整装集合,从厦门大学大南校门的公交站乘车到轮渡码头站,再从轮渡码头换乘轮渡航船前往鼓浪屿码头,从码头步行约十分钟,就到了韩先生的寓所。寓所在房子的二楼,我们轻轻地敲门,出来开门的照例是韩师母,韩师母的和蔼笑容,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我们每星期到鼓浪屿上课一次,课程为一个学期、二十四周。

韩先生的寓所是日本和式的,正规中国式样的桌椅摆设起来,有时显得突兀多余。于是我们大家或席地而坐,或坐在门槛上,或坐在小椅子上。韩先生则坐在一把旧藤椅之上。这样的课堂布置,虽然不太符合学校对于教室的规定,略显散漫,但是少了几分拘谨,倒有些类似于古人“游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的意思。师生们问答之间,恰如家人的聚谈一般。

来到韩先生的寓所并且坐定之后,我才第一次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认识了这位我所敬仰而又牵挂的“金字宝贝”。韩先生罹病之后,身体十分清瘦,也十分虚弱。每讲授几分钟,他都要稍稍歇一会。尽管如此,他那温文儒雅的气质,却时时地感染着我们。再有,当时我们厦门大学的老师们,大致有一半是福建人。福建人的话常被称“鸟语”,学校里福建籍的老师,较少接受过严格的普通话训练,课堂用语大多是“土洋结合”式的,闹得很多外省籍的同学,经常听得一头雾水。韩先生是苏北人,从小受过严格的蒙学教育,能操一口甚为纯正的普通话。韩先生的讲课,句句都能植入我们的脑海,真恰如清澈的甘泉,沁入我们的心田。

刚刚上课的时候,一方面担心老师的身体,另一方面从心里对老师仰慕已久,我们这几位学生,无不摆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但是这种毕恭毕敬的氛围,很快被韩先生和韩师母打破了。每逢上课的日子,韩先生就指挥师母烧水备茶,还要有饼干糖果等点心。我们进门之后,第一道程序就是喝茶吃点心,而且是非喝、非吃不可!韩先生虽然身体不好,但是提着师母泡好的茶,是要一一给我们续水的。看着韩先生巍巍颤颤的身子,我们想不喝不吃是绝对不行的。索性谨遵圣人的教导“以顺为孝”,大大方方地喝茶吃点心,师生之间的交流顿时活络了起来。过不了两周时间,我们每遇到要去鼓浪屿老师家上课之日,好像过节一样。

上世纪90年代,韩先生在家中为博士生授课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是新世纪吧,高档一点的会议,中间总要插上一个“茶叙”或“茶歇”的环节,桌子上摆上各种茶水和点心,供参会者自选享用。也许是自己年龄开始大起来的缘故吧,对于这些丰美的“茶叙”和“茶歌”,我总是食欲不高,总感觉这一辈子所吃喝过的茶和点心,韩先生家备的是最精致可口的。

韩先生教授的是文献学,这门课程对于我来说,是地地道道的及时雨。我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就读的学校,都是相当简陋和偏僻的。19773月进厦门大学读历史专业仅两年余,就转到中国经济史专业来读硕士研究生。要说中国通史的一些表面知识,不外是在本科的两年时间里囫囵吞枣了一些,至于文献学,闻所未闻。

韩先生的授课没有讲义,全凭他数十年来的学术积累,将从先秦时期以迄民国时期的中国典籍文献的演变历程,简明扼要地展现给我们。至今数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历史文献学的基础,就是这样在韩先生的教诲之下建立起来的。我现在只要一接触到古籍书本,心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韩先生授课时的形象。

久而久之,扩而广之,我对中国历史文献学有了一个极为固执的偏见。我曾经不止一次对我的博士研究生们讲过这样的话:一个博士研究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写得好不好,固然是衡量这位博士研究生学业成绩的重要依据,但是我认为一位博士研究生培养得成功与否,真正的关键点,是他能否得心自如地寻找和运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我的这种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偏见也许不足为训,但是韩先生以脆弱之身坚持为我们讲授文献学,给我留下的印记,是无法磨灭的。

古人云:仁者寿、智者乐。托老天爷的保佑,罹患食道癌的韩国磐先生居然奇迹般地健行了下来。从七十年代末韩先生给我们授课以来,韩先生依然以他的脆弱之身,在历史学学术研究道路上奋斗耕耘了二十余年之久,发表以及整理出版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我记忆中的韩国磐教授,不正是“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校训精神的默默践行者、奉献者吗?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廈門大學報》1420期,第7版。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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