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類學可以說是近四份一世紀影響中國歷史學界最深遠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香港和閩粵一群三、四十歲的青年學者，戮力推動從田野深處發掘和理解歷史。他們的研究從「華南」地域發足。因此，也有學者稱他們為「華南學派」。他們不僅創立研究機構、出版研究刊物，而且對教學推廣不遺餘力。1997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和2001年成立的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合辦《歷史人類學》學刊，2021年是該刊創刊20周年。本文試圖從早期的推動者和參與者的身份出發，以香港的經驗為基礎，述說歷史人類學在香港的發展及其對田野教學的推廣和實踐。

《歷史人類學》學刊

一、制度化：以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為例

在香港，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可以說是研究者關注地方社會歷史的一個重要時期。一方面是南來文人如羅香林等延續國內的民俗學研究傳統，在香港搜索族譜等地方歷史文獻。另一方面，因為在內地進行田野調查的困難，人類學家如Maurice Freedman（弗里德曼）和Barbara Ward（華德英）等，選擇在香港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考察。1950和1960年代開始關於香港的研究可以說是百花齊放：人類學方面有Hugh Baker 研究上水，Jack Potter 研究屏山，James Watson 研究新田，Rubie Watson 研究廈村，John Brim 研究西貢墟市，而Eugene Anderson 和可兒弘明則分別研究青山灣漁民；社會學家有Graham Johnson 研究荃灣新市鎮，金耀基等學者研究觀塘新市鎮；歷史學家有James Hayes 研究長洲和新市鎮，多賀秋五郎研究新界的族譜；宗教節日文化方面有Francis Hsu ( 許烺光) 研究沙田打醮，John R. G. Mathias 研究錦田太平清醮，Joan Law（羅美娜) 和Barbara Ward（華德英) 研究香港傳統節日; 田仲一成研究戲曲、儀式和節日，大淵忍爾研究道教儀式；新聞從業員如Valentine R. Buckhardt 則研究節日、儀式和風俗習慣；傳教士如施其樂神父(Carl Smith) 研究都市歷史；法律學家如Peter Wesley-Smith 研究新界的法律傳統等等，都嘗試通過研究香港的鄉村和都市來理解中國的傳統社會的不同面相。同時，在1950年代香港的英國殖民地官員和洋行大班等，重新組織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通過定期的會刊，記錄他們在新界鄉村和新市鎮的民俗和歷史調查。

帶領學生跑到田野，可能始於1980年至1986年香港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由科大衞、陸鴻基、吳倫霓霞主持的口述歷史計劃和地方文獻彙集計劃；以及1979年至1983年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學生自發組織的高流灣研究計劃。上述兩項計劃的研究助理和學生在1988年共同組織華南地域社會研討會，並於1991年改稱華南研究會。這個興趣團體包括了一些在學界的成員，也包括了走進社會工作的成員。學會先後出版三部刊物。在2006年以前，學會舉辦了不少學界及民間合作的田野考察活動和學術講座。

19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讓研究者可以在內地進行田野調查。科大衞、蕭鳳霞（Helen Siu）、丁荷生(Kenneth Dean)、勞格文（John Lagerwey）等都是進入華南田野的前緣人物。由於目光的轉向，香港的研究在80年代中期以後逐漸沉寂下來。舉例來說，原來是附屬於社會學系的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在1980年正式成系。人類學系成立之初，只有三位教授。當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系內出現研究領域的爭論：王崧興秉承其在臺灣參與的「濁大計劃」的旨趣，希望在香港進行地方村落的調查，建立區域地方資料庫。這構思得到當時在社會系任教的華德英的支持。然而，系內其他兩位教授認為人類學應該進行他民族的研究，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人類學系學生的田野訓練，應該落戶在華南的少數民族地方，因此，帶領學生在連南瑤山進行田野調查。

1989年科大衞離開中文大學。1990年代初期，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系主任陳其南在蕭鳳霞和科大衞的支援下，開展《華南地域社會和國家意識形態比較研究》計劃，結合中青年的歷史和人類學學者，研究安徽、福建、潮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地方社會的歷史差異。1993年陳其南離開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此計劃也告一段落。

香港科技大學在1991年成立。校內的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人文學部設有三個不同的教學組別，當中歷史組和人類學組是當時的主要研究、教學組別。華南地域社會研討會也在這一年正式改名為華南研究會，並以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為活動的基地，定時舉行講座。雖然《華南地域社會和國家意識形態比較研究》計劃在1993年已經結束，但前核心成員於1995年在牛津大學舉辦《華南的歷史與社會》研討會，嘗試延續文獻、田野的比較研究。同時討論出版的各種事宜。同年，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歷史人類學組別的三位成員——蔡志祥、廖迪生、張兆和——一方面繼承這個計劃的合作和交流，另一方面也意識到高等學院在香港推動歷史和人類學的教學和研究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只有制度化的機構，才能有效的推動歷史和人類學的結合。在牛津大學科大衞和東京大學濱下武志的鼓勵下，在沒有經費、沒有辦公室和沒有輔助人員的環境下，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中國經濟史研究室、香港華南地域社會研究會、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在鄉商人」研究計劃和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明清經濟史研究室合作設立「華南研究資料中心」。並在同年10月出版第一期的《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以下簡稱《通訊》)。「《通訊》是1995年10月15日開始以季刊形式出版的16開刊物，最初只有8頁紙的內容。假如真的有所謂『華南學派』的話，該《通訊》可以說是最早的喉舌。事實上我們辦這份《通訊》的想法很單純。一方面，我們不希望如一般的通訊，讀者看過一些相關的學術資訊後，隨手丟去。讀者會珍而藏之的話，是因為它擁有一些可以為研究者再運用的材料。另一方面，我們並非要推動地域研究，只是認為歷史學和人類學有很多交接的地方。要明白當代，必須明白這當代是怎樣發展而來的。同樣，瞭解大歷史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切入點。我們認為其中一個是從深層的地方文化和歷史入手。因此，打從一開始，我們就強調田野考察報告和一般圖書館沒有的文獻介紹和解讀。這應該不是『華南』的問題。」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1期

1996年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歷史組和人類學組成員在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的基礎上，成立華南研究中心籌備處。1997年7月，在新任的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丁邦新的支持下，成立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並且和中山大學、廈門大學、江西師範大學、嘉應大學等共同建立一個「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互相交流。1998年華南研究中心成為香港科技大學的對外展示單位（ShowcaseInstitute）。制度化的結果是香港科技大學提供辦公室和基本的研究資助；而華南研究中心從成員的研究計劃和一些委託計劃中的基金的資助，維持日常的運作。這些計劃包括香港政府的古物古蹟辦事處資助的「西貢和東九龍地區的古建築物普查」、香港政府檔案處的「政府檔案處的照片和影片庫的研究和翻譯服務」、「政府檔案處的檔案資料的研究和翻譯服務」、衛奕信文物信託資助的「許舒博士所藏土地及商業文書出版計劃」、日本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的「越南胡志明市華人建築物碑刻收集」、西貢區議會的「西貢歷史、文化和社會」計劃、大埔區議會的「大埔傳統與文物」計劃、香港政府康樂及文化辦事處的「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等。

華南研究中心繼承華南研究會的理念，認為學術研究不能躲在象牙塔。因此，自中心的籌建以來，一直著力於歷史和田野的活動，從而推展學術(Scholarship)、關懷學生(Care)、熱衷研究(Research) 和培養創造力及好奇心(Creativity and Curiosity)。舉辦了一系列的講座、會議、田野工作坊，並於2001年開始，每年舉辦兩屆研究生研討班等交流及訓練活動。（見表一）同時建立資料庫收集、整理檔案文獻，並且出版《通訊》、半年刊的《歷史人類學學刊》、迄今共26冊的「華南研究文獻叢刊」、4冊「泛珠三角歷史與社會叢書」，以及5冊香港文化遺產及其他書籍。

研究、分享和訓練是三位一體的整合。以2001年7月16日至18日的「塑造故鄉：中國移民與鄉土社會」學術會議和隨後為期8天田野考察工作坊為例，在香港政府研究資助局的「移民社會與海外聯繫」研究計劃和華南研究中心的資助，以及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中心、嘉應大學客家研究中心和汕頭大學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的協助下，舉行了為期10天的國際學術會議和田野考察。（見附錄一及附錄二）參加者除了來自國內外的學者和研究生外，還有非學界的華南研究會的成員。這個活動，一方面討論跨地域的移民、社會、經濟、文化和認同的問題；另一方面，在陳春聲、劉志偉、馬木池、蔡志祥等人事先的預備調查的基礎上，以19世紀以來經過韓江出洋的路線，製定可資思考的移民和原鄉社會的問題。工作坊的安排是每天日間進行考察，晚上除了介紹翌日的考察點外，還包括圓桌討論會。這個會議，可能就是後來的歷史人類學高級研討班的雛形。

二、地方文化歷史教學的活動和推廣

人類學強調整體的(Integrated) 研究取向。從機構的角度來看，整體不僅是研究的方向和調查研究點的整體，更重要的是如何達至學術界和社區的跨界的整合和聯繫。下面介紹華南研究中心在這方面的幾個嘗試。

1.文化機構的跨界交流

1997年1月到5月，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的歷史組和人類學組舉辦了4場、每場兩個講題的題為「香港創造、創造香港」的講座系列。提出「……一個社會的歷史與形象並不單只是對事件的論述及對器物的描繪。作者與推廣媒體的選材、處理方法、表現形式和理論取向都會影響讀者和觀眾的理解。無可否認，在這一過程中，香港的學術界有其獨特的角色；但相比起與大眾有直接關係的文化機構，可能後者在塑造香港的歷史與形象方面有更大的影響；與此同時，觀眾及讀者也在追求他們『理想』中的香港歷史與形象。作者、讀者與觀眾相互交錯，構成了香港的歷史與形象……。」這個系列除了冼玉儀是香港大學歷史系香港歷史研究室主任外，其他七位講者都是文化機構的人士。他們包括香港教育處課程設計總主任、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區域市政總署博物館( 現改稱文化博物館) 總館長、香港藝術中心展覽部總監、香港電臺電視部監製、古物古蹟辦事處執行秘書以及香港旅遊協會公關部經理。而機構則包括推動香港中小學的總合人文課程（即後來的通識課程）、製作1980年代的香港歷史紀錄片《百載盧峰》和1990年代的社會文化紀錄片《吾土吾情》的監製、啟動香港文物普查的機構、以及宣傳香港旅遊的部門。會上出版界的朋友指出缺乏關於香港的高水準的普及讀物，啟發華南研究中心認識到學問走向民間的重要性。

2. 田野教學的推動：跨學科的田野學習　　

1997到2006年之間，華南研究中心組織下列三個推廣田野教學的嘗試。

（i）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大學與中學間的教學介面 （1998-2000）

1998年香港史被列入中學初中課程，特區政府積極推動包括香港歷史和社會的初中綜合人文課程（即通識教育的前身），鼓勵學生從生活中認識香港的歷史、社會和文化。因此，在田野中的教學忽然風行。田野教學，一方面需要足夠的教學資源來配合；另一方面，沒有適當的教學方法，會令學生分不清楚耳聞、目睹、和想像的差別，田野反而會因而被「污染」。1998年華南研究中心在香港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大學與中學間的教學介面」計劃下，開展為期三年的活動。「本計劃嘗試建立溝通大學與中學間的橋樑，讓中學老師們進一步瞭解與香港有關的新觀念、理論、資料和研究方法，並在教授香港史時，能更有效地使用這些資源。」這個計劃一方面與政府機構（教育署課程發展處人文學科組）和興趣團體（華南研究會）合作，另一方面組成包括中學老師和研究生的10人工作推廣委員會。參與者除了學者和中學老師外，也包括公共文化機構的專家、公共機構、學術團體和出版界。活動包括研討會、展覽會、講座系列、示範式的田野考察、建立互聯網頁、出版資料集和舉辦證書課程。這一系列活動的目的是協助中學老師在教授本土歷史時，培養出對本土文化與社會的觸覺，既豐富老師在設計教案時的想法，鼓勵老師帶領學生進行田野考察、透過與本地人的傾談和接觸，查考地方碑記與文獻，參觀歷史建築物等活動，並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親身體驗本土文化與社會、培養其學習香港歷史的興趣和主動性，也幫助學生發展其好奇心及創造力。　　

這計劃的研討會暨香港史教育資源展覽在1998年12月5日舉行。參與者有來自4間大學的研究香港史學者、來自10間中學教授香港史的中學老師、以及與中學香港史課程設計有關人士。研討會分「香港史教學」、「考察活動經驗」及「香港史課程設計及教學資源」三節，由中學老師報告、大學老師討論。參與展覽的包括管理香港古物古蹟及檔案的機構、博物館、出版香港中學歷史教科書及香港歷史文化書籍的文化機構。　　

這計劃在1999年開始為期一年的「認識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課程。課程分為「證書」與「非證書」兩種。證書課程的參加者除出席不少於7次的講座和4次田野考察外，更需要編寫一節中學香港史課程教案。非證書課程的參加者可按各自興趣，參加講座及田野考察。「認識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課程包括共9次的講座和6次的田野考察、「讓老師們在參與觀察中，親身體驗講堂上討論的觀念、理論與方法。」9次講座的內容從文物古蹟、傳統社會、城市發展、以至普及文化，由專家主講。6次的示範式田野考察，由導師設計工作紙和帶領實地考察。6次田野考察的內容從考古到當代，從鄉村到都市，以及數次的書展。（講座及田野考察內容見附錄三）　　

課程結束後，華南研究中心把課程中的資料編成三冊的資料集，分別為《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教與學篇》、《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教學與實踐篇》和《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田野與文獻篇》。提出走出課堂，與生活結合是理解本地歷史、社會和文化的重要性。為了推動本地的歷史田野教學，資料集免費寄贈香港各中學圖書館及研究機構。( 圖1)

《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教與學篇》內容詳見附錄四，在此不再覆述。

《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教學與實踐篇》包括8篇由中學老師撰寫的「教學經驗」，6篇由中學老師設計和3篇由大專老師設計的教案與工作紙。以科大衞和馬木池設計的「香港傳統農村社會組織與生活」為例，教案的基本設想為：1. 以活動教學、非背誦式的教學為本；2. 授課形式以媒體配合活動為主；3. 教案是7個35分鐘的課堂設計，每節包括20分鐘活動和15分鐘討論和講解；4. 鼓勵學生應用其他學科知識如中文、地理、經濟、藝術等融會於歷史的學習；及5. 課外習作以分組進行簡單的研究計劃為主。科大衞和馬木池設計的7節的教案詳見附錄五。

《田野與文獻篇》包括兩個部分：田野考察部分包括下列七個田野考察的工作紙，其中三篇由中學老師設計。( 附錄六)

文獻部分包括香港主題教學的參考書目和教授和研習香港史的資源機構。　　

除了三冊的書籍外，華南研究中心設立網頁，並且在《通訊》建立「香港歷史的教與學」專欄，試圖長遠的輔助「……對香港歷史社會有興趣的老師們組織起來，形成自己的團體去探討、解決理論及教學上的問題……。」中學老師在2000年分別組成的中國歷史教育學會、香港中史教師會以及在2016年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等，可以說是受到這個計劃的影響而組成的。

（ii）華南研究花炮會：從參與觀察到參與與觀察

華南研究中心和華南研究會的成員意識到人類學的「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 的「參與者」(Participant) 和「觀察者」(Observer) 的雙重身份對理解地方文化的重要性。2000年組織「華南研究花炮會」，自此每年皆參與西貢滘西洲農曆二月十三日舉行的洪聖誕活動。滘西洲是華德英在1950年代開始的長期田野調查的基地。島上有紀念華德英的石碑。活動是希望透過組織及長期參與地方宗教活動來瞭解地方社會。2000年第一次的參與洪聖誕時，花炮會成員扛抬燒豬進入廟門時被擋下來。黃永豪記錄了這次的事件：「本會（華南研究會）很多會員長久以來皆有觀察當地的洪聖誕活動，但是組成花炮會，直接參與當地的社區活動，卻是首次嘗試。沒有這次的參與，是沒有人會告訴我們，插在參神用的燒豬頭上的刀子是不能以刀刃向著神靈的。人們與神靈的關係，在我們這群『散兵游勇』『亂打亂碰』的行為中獲得進一步的瞭解。」社區成員有共享文化的價值、共同的禁忌。觀察者是難以知道社區成員共享的、不需要明言的地方「知識」。因此，邊緣的本地人(Marginal Native) 的身份，是既可以取得社區的文化主位（Emic）和客位(Etic) 認知的重要切入點。　　

洪聖誕活動

每年的花炮會活動包括：1. 介紹滘西洲的社區情況和歷史、華德英的研究、以及洪聖誕活動的性質和概況；2. 扛抬參神燒豬和香燭到廟裡參拜；3. 向滘西洪聖誕值理會捐題戲金和購買花炮抽籤券（所以，花炮會是節日有份的「份子」）；4. 參與與居民共同分享的免費午膳；5. 自由觀察島上的酬神活動；6. 觀察神功例戲（如跳加官、天妃送子）、慶祝洪聖誕的官方儀式以及花炮抽籤項目。　　

花炮會在滘西洪聖誕的進香活動是公開參與的，不同院校的師生和對地方節慶文化有興趣的市民都可以自由參加。這是一個嘗試透過參與者和觀察者的身份，理解地方文化運作的方法，也是聯繫學界、地方社區和群眾的活動。在2010年以後，華南研究中心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活動、文化服務及導賞員培訓等工作，是在這樣的構思下，一脈相承的。

（iii）跨學科的田野學習　

田野沒有學科的界線，面對同樣的田野，不同的學科專業，有不一樣的視點和詮釋。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包括歷史、人類學、宗教、哲學、文學和語言學等學科專業。因此，也是跨學科田野學習的試驗場。　　

2004年華南研究中心舉辦了一個題為《跨學科的田野學習》(Cross-disciplinary learning in thefield) 的活動。活動包括5月15日及16日為期2天的田野考察前的工作坊和5月31日至6月5日為期6天的田野考察。工作坊由參與的同學就各自的專業，報告相關的資料和觀點。工作坊包括：1. 歷史與地理：一般介紹；2. 士兵、少數族群和身份認同；3. 市場、貿易與社會經濟界線；4. 文學與記憶：沈從文與湘西；5. 關於邊城的電影；6. 語言與社會：土家與漢語等6場資料分享和討論會，提供參加者對不同領域的初步認識。　　

田野考察點選定湘西。每天的考察在下午4時前完結。大部分的考察是共同的行動。但也有一天由參與者根據自身的學科興趣而分頭調查：如研究語言的在旅館內與本地人訪談、錄音，分析湘語的結構；研究文學的走訪沈從文邊城記載的地方；讀藝術的到黃永玉繪畫的現場；而修讀人類學的參觀族群廟宇等等。不同領域的同學必須在下午4時至晚飯前準備簡報，並在晚上8時開始的討論會以視像的形式發佈當天的聞見。這個方法有效的體驗到不同學科的觀察者不一樣的視覺。從而，在不同學科領域的觀察者身上，相互撞擊、相互補足，相互學習。　　

「跨學科的田野學習」是筆者組織、參與過的最具挑戰性的、最有思想震盪的田野考察。然而，在學科領域界線牢固的環境下，跨學科的交流分享，有一定的困難。跨學科的田野的嘗試，也因此沒有繼續下去。

3. 給學者以外的讀者：公眾史學的嘗試

公眾史學有三個主要的目的：關於群眾的歷史(on the public: history from below)、給公眾的(for the public: history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和讓公眾說話的歷史(by the public: history told by thepublic stakeholders)。華南研究中心除了收集文獻資料、口述歷史、建立西貢地方的鄉村檔案和進行節慶等公眾活動的影音記錄外，還出版以中學老師為對象的教學工具（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教與學篇》、《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教學與實踐篇》和《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田野與文獻篇》）、為地方社會編寫該地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的書籍（馬木池等編，《西貢歷史與風物》（香港：西貢區議會，2003）、廖迪生主編，《大埔傳統與文物》（香港：大埔區議會，2008）、盧惠玲、張兆和編；鄧聖時輯，《書寫屏山：香港新界屏山鄧氏宗族表述本土歷史文化傳統文獻彙編》（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硏究中心，2013）。在2012年開始連續每年出版《大澳端午龍舟遊涌特刊》，介紹香港最早的四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的大澳端午遊涌活動及社區組織，並免費送贈，以作為在大澳進行文物教學活動之參考材料。　　

華南研究中心成立以後，建基於1950年代華德英的筆記、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科大衞進行的口述歷史、以及1990年代後期到21世紀初的東九龍及西貢地區的普查，建立村落資料庫。2011年以後，透過中心成立以來在節日田野中收集的文字和複製材料，以及在2011年開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的成果，彙集了相當數量的香港節慶文化的資料。這些和公眾關心的文化傳統的資料，公眾活動過程中產生的資料，都有助書寫給公眾的文化歷史傳統的記錄。　　

總結言之，自1997年成立以來，華南研究中心一方面推廣跨界的田野學習，另一方面建基於對香港的關懷，強調 「……學習不在局限在課堂，走出課堂的考察與調查，成為教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學步與超越　

「從華南研究，我們得到一個通論，以後的工作就不是在華南找證據。我們需要跑到不同的地方，看看通論是否可以經得起考驗。需要到華北去，看看在參與國家比華南更長歷史的例子是否也合乎這個論點。需要跑到雲南和貴州，看看歷史上出現過不同國家模式的地區，如何把不同國家的傳統放進地方文化。我們不能犯以往古代社會史的錯誤，把中國歷史寫成江南的擴大化。只有走出華南研究的範疇，我們才可以把中國歷史寫成是全中國的歷史。」　　

華南研究中心的成立，並非囿於地域的研究。無論最終的目的是瞭解中國的大歷史，還是自我的挑戰和反思，地域只是一個「工具」，用來聯繫一群共同信念的研究者，通過相互的學習、衝擊來試圖承傳過去的知識與創立新的理念和詮釋。華南研究中心的成立，除了服務學界之外，他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走出學科界限的象牙塔。在中小學的綜合人文課程（即後來的通識課程）、社會對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的氛圍下，田野教學不僅是要跳出安樂椅，在教室以外傳授和分享學問。更重要的是在田野中，我們是跨域的學習者。華南研究中心多年來推動的是希望在田野中的觀察者，可以從消極的資訊接收者，成為積極的參與的田野記錄者。　　

華南研究中心希望能夠令到在田野的調研者，在書寫田野的同時也能夠閱讀田野。閱讀田野不僅是明白碑刻、譜牒等歷史材料的內容和書寫方法。閱讀者一方面要有整體的觀念，明白材料不是孤立的存在；另一方面要清楚辨明耳聞、目睹和想像的差別，也要知道過去的知識是怎樣進入資料提供人和田野工作者的認知範圍，是怎樣被演繹和理解，從而傳達到在田野記錄者的民族志中。　　

華南研究中心在香港推廣的不僅是歷史人類學的田野教學，各成員嘗試的是跨學科界線的、跨學校介面的、整合社區的田野學習；努力以積極互動的田野教學法取代被動接受式的田野教學法。這樣的工作，需要資源和制度的支援，也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對於香港的大專學界（或國內外的大專學界）來說，學科共融的困難阻礙了跨界的相互學習；基於學術出版與國際化的評估制度與升等的壓力，窒礙了耗時的積極互動的田野教學的發展。簡單的說，威權的、指導式的田野教學是省時的、不會消費學術成本的便利方法。要有效推廣跨界的、積極互動的田野教學，必須得到大學高層的認可、田野設計和推動者以及田野的參與者必須謙遜而包容。香港的經驗，說明推動這樣的田野教學的困難和面對的犧牲。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100期，2020年，頁2-14。註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