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福建省“十三五”“十四五”规划文化建设重大工程《八闽文库》首批成果《福建文献集成初编》200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福建文献集成初编》共收录文献217种，每种均请相关领域专家新撰解题，揭示各书内容及价值。为方便读者使用，又将初编所收各篇解题单独析出，配以书影，另行汇辑《福建文献集成初编解题》，于2021年12月出版。
日前，百道网专访福建人民出版社《八闽文库》编辑部主任宋一明，请他介绍该书的编纂编辑情况和学术价值。
百道网：能否为我们介绍下《八闽文库》、《福建文献集成》、《福建文献集成初编解题》大概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宋一明：先介绍《八闽文库》。《八闽文库》全媒体出版工程是福建省“十三五”“十四五”规划文化建设重大工程，已写入《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该工程由福建省委宣传部牵头指导，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组织实施，集团旗下多家出版社共同参与，我们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80%以上的编辑出版任务。工程于2019年3月正式启动，通过对福建历史文献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系统性调查、整理、出版，并借助全媒体技术，努力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八闽文库》纸质图书分“文献集成”“要籍选刊”“专题汇编”三大部分，“文献集成”采用影印方式，收录唐宋以迄民国初年的闽人著述1000余种，构成《文库》的最基础部分；“要籍选刊”精选130余种最具代表性的闽人著述及相关文献，予以点校出版，集中呈现历代福建文献中的菁华；“专题汇编”则分类搜集传统四部著述之外与福建有关的历史文献，包括福建文献总目、民间文书、碑铭传状、历史档案、科举文献、船政史料、历史地图、通俗文学等20余种，重点突出福建区域文化的特色。
再介绍《福建文献集成》。《八闽文库》三大部分中，“文献集成”体量最大，共800册，分四编出版；所收文献种类也最多，且以稿钞本及珍稀刻本为主。2020年12月，《福建文献集成初编》200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该编收入四部文献共217种，其中经部35种，史部61种，子部38种，集部83种。以版本形态而分，有稿本76种，抄本88种，刻本52种，油印本1种，其中有大量孤罕文献，绝大多数为首次刊布。
目前国内各省都在做地方文库，《八闽文库》是其中较有特色的一个。我们不满足于汇集原来已知的文献，更致力于开拓未知的文献。“开拓文献”这个特色贯穿于文库的全部，不仅仅是在“专题汇编”中，在《福建文献集成》中，也注重以前未曾影印过的稿抄本、批校本，如明末郑郊撰《史统》稿本、黄道周撰《黄石斋集》大石山房抄本、清刘家镇撰《说文分均再稿》稿本。在“要籍选刊”中也注重选择未曾刊布的孤罕的重要文献，整理时也注意选用与一般通行本有所不同的稿抄本作为底本或校本，如清魏秀仁撰《陔南山馆诗话》，以错误较少的湖北省博物馆藏谢氏小草斋抄本为底本，而不是常见易得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影印过的福建师大图书馆藏抄本；清施鸿保《闽杂记》，以内容更全的台湾“央图”所藏稿本为底本，而不是常见且有较多删节的清光绪间《申报》馆排印本。总之，通过整理编纂出版《八闽文库》这个契机，我们希望尽量开拓未知的文献。
再介绍《福建文献集成初编解题》。任何研习传统文史之学的学者和学生，都要面对“提要”或“解题”这种文体。通过阅读提要来了解相关书籍的大致内容，是研究者进入一个人文学科研究领域的“门径”。所以我们在设计《八闽文库》方案时，就将《福建文献集成解题》列为“专题汇编”第一种，准备在四编出版过程中，陆续约请学者一一撰写解题，最后汇编成册，与《福建文献集成》配合使用，也作为这套大书出版的最后总结。在项目立项、实施之初，《八闽文库》编委会主任葛兆光教授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在《福建文献集成》四编陆续出版时，同步撰写解题，印在各种文献之前，而不是滞后出版。这项工作难度很大，因为寻找解题作者、分工撰写、润色修改、编辑加工一整套流程下来，所需周期较长。但这样做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增加一道重要把关，督促我们更加审慎地面对文献，更注重去伪存真、文献配补、编次调整等。也就是说，通过撰写解题来提高文献遴选与整理的质量。我们遵照葛教授的意见，克服种种困难，做到了解题撰写与编纂影印同步进行，并根据出版期限要求按时出版。
2021年12月出版的《福建文献集成初编解题》，是将《福建文献集成初编》所收两百余种文献的解题单独析出，再配合每种文献的书影编纂而成。采用解题加书影的方式，可以有效结合传统书目文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版本图录反映版本形态的功能，从文本内容和版本特征两方面展现相关文献。该书的出版是《八闽文库》工程在《福建文献集成初编》正式发布一年后的新进展，为进一步方便学者和社会各界了解与使用《八闽文库》，扩大《八闽文库》的影响提供了助力。
百道网：《福建文献集成初编解题》的编纂特色在哪里？它的学术渊源是怎样的？
宋一明：先讲《福建文献集成》的编纂特色。《福建文献集成》在初期筹划、设计方案时，面临诸多难题。首先，福建历史上虽不乏私家藏书目录，却迄今没有收书完备、体例严谨的《福建文献总目》。因缺乏全面统计，典籍失载、遗佚于外乃至濒临毁绝者不在少数。如何摸清家底、制订目录，既涵盖基本典籍，又不至误收无关文献，成为关键。其次，福建自唐宋以后著述渐多，明清时期承宋之盛，典籍骤增。但随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等大型文献影印丛书先后出版，基本古籍的影印本已较为普及。避免大量重复收入，同时又确保所收文献版本考究，是保证“文献集成”学术价值、史料价值的重要基础。
没有现成的总目可供参考，我们依靠大量查阅各类书目、实地走访目验，集腋成裘，制订影印目录的同时为将来编纂《福建文献总目》提供先导。幸而自200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已积累了丰厚成果，加上最新的学界研究成果、图书馆界整理成果，均为《福建文献集成》的编纂提供了极大便利。经过充分论证，我们明确文献收录原则与编纂体例，采摭著录福建文献的重要书目百余种，反复增汰、调整，初步确定了1000多种文献的影印方案。方案中所列文献主要收录的是海内外各家公藏机构的典藏，也涉及若干种私家藏本。在版本遴选上，则注重避开流布较广的常见版本，以搜访稿本、旧抄本、名家批校本为主，尤其重视珍本孤籍的抢救性出版，使之化身千百，脱离孤本单传的险境。
相较于一般刻本，稿抄本往往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作为保存书籍原始面貌的稿本，因未经后人妄改臆删和传写翻刻之讹，最能反映作者的思想，尤其是那些迄未传写刊行的稿本，更为珍罕难得。而抄本中的善本，则或因比刻本完整而可补刻本之不足，或因抄自旧本、善本而具备较高的校勘价值，同样弥足可珍。面对稿抄本，读者也更能真切地感受到字里行间中凝结的古人心血。
《福建文献集成初编》出版以来，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但由于全书卷帙浩繁，多典藏于大型图书馆，为方便更多读者了解和使用，我们在完成“初编”200册的出版工作后，即着手将全部两百余篇解题单独析出，汇辑成书。一时不能取用“初编”的读者，也能借单行的“解题”知晓各书内容大概、版本形态。为方便读者检索，我们还特意编制“著者笔画索引”及“书名笔画索引”附于书末。
《福建文献集成初编解题》中的解题，即中国传统目录学中的叙录或提要。目录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所谓“目”是指书名或篇名，“录”则是介绍该书作者、内容和版本项的说明性文字。目录学创自西汉末年的刘向，当时刘向等人整理国家藏书，每校订一种，即撰写一篇叙录，与原书一起呈交，相关叙录后又汇辑成《别录》。由于通过目录有助于了解历代文献的基本情况和学术发展的演变源流，故在中国古代受到特别的重视，编制各类目录逐渐成为风气。到清中期编修《四库全书》，同样采取图书整理与提要撰写同步进行的方法，馆臣完成各书提要后即交总纂官修改写定，再汇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福建文献集成初编解题》的编辑理念，自然渊源于《别录》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最初编纂《福建文献集成初编》时，我们除尽可能厘正因各种原因而编次错乱的古籍原貌及为文献残帙予以配补外，还延请全国范围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分别为这些文献新撰解题，揭示价值所在。之所以不用更为常见的“提要”之名，一是唐代韩愈在《进学解》中说“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将传统文献分为记载史事及发表议论两大类。相应地，前者侧重提取叙事要领，后者侧重在把握言论宗旨。追本溯源，考虑到“提要”之本意，我们认为采用“解题”这一名称更为合适。二是“提要”之名已被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奠定为解题目录的泛称。作为我国古代最具典范意义的解题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毫无疑问仍是阅读与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的最重要经典之一。避开“提要”之名，也是表示对前人的敬畏和不敢窃比之意。
与传统的解题目录相比，《福建文献集成初编解题》较为创新之处在于解题与书影相结合，每种文献均在解题后附以一二帧书影，这也是借鉴了古籍书影或版本图录的形式。我国编纂古籍书影的工作起源于晚清学者杨守敬所编《留真谱》，已有百余年历史，成果丰硕，荦荦大观。清光绪间杨守敬曾任驻日本公使随员，期间孜孜访求日本所藏中土罕见的汉籍珍本，撰成《日本访书志》。又在日本学者森立之处见到其摹绘古书书影而成的《留真谱》，遂于古抄本外，又增补以珍稀的宋元刻本，鸠集日本工匠摹刻成书行世。1917年，又续编《留真谱二编》。两编合计收录书影七百三十余种，是中国最早编印的古籍书影图谱。此后，又有中国本土编刻最早的古籍善本书影缪荃孙《宋元书景》，以及收录一家之藏的《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嘉业堂善本书影》，收录一馆之藏的《盋山书影》《故宫善本书影初编》，收录公私数家之藏的《涉园所见宋版书影》《文禄堂书影》，全面反映通代或断代版刻风貌的《中国版刻图录》《明代版本图录初编》《清代版本图录》等，均对研究目录学、版本学有重要参考价值。近年来国家结合珍贵古籍保护工作，编印了第一到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有些省份也编印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图录，上海图书馆、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编印过所藏宋元本的图录，可谓琳琅满目。这些古籍图录大部分是没有解题的，有些如《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等，则有陈先行、郭立暄等版本研究专家撰写的着重考订版本的说明性文字“书志”，以期图文相互发明。
《福建文献集成》所收文献，同时注重文献的稀缺性与版本的稀见性，为了尽可能保存文献、多存版本，有些品种在版本上并不刻意求古，尤其是已经影印过的宋元明本，尽量不重复出版。加之注重收录稿抄本与名家校本，所以很多文献的解题，主要还是围绕内容展开的，除介绍内容大要外，也说明该本与其他版本间的差异。另外配以全彩书影，从文字到图像多重呈现，为读者提供更为全面的内容及版本信息。
由于每种文献所附书影仅一至二帧，我们在挑选时反复斟酌，除要能展现版本特征外，还重视反映批校题跋、钤印等信息，同时以全彩影印，力求反映古椠旧钞的原本面貌，也与《福建文献集成》所收文献大多为单色影印有所区别。古人在整理文献方面，形成了一套合理而严密的做法。既然我们是要整理传世文献，那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比较合适。不过，方式虽是传统的，技术却是不断进步的。杨守敬的时代，编《留真谱》还只能采用摹刻，有些还只是摹刻局部，后来有了珂罗版书影，还有套色影印。现在技术条件更好，书影可以高清彩印。
百道网：《初编解题》的编纂过程是怎样的，能否略作介绍？
宋一明：《福建文献集成》主要收录历代福建人的著作与外省人写福建的著作，但前人编纂书目，大多不具作者籍贯，需要我们先做初步判断，确认哪些作者是福建人，其著作价值高下，以及是否曾经出版，依据汇总书目进行版本比对后，再分次前往各大馆藏机构调查目验。我们编辑部全程参与《福建文献集成》的编纂流程，几年来实地目验大量古籍，发现情况往往更为复杂，经常出现如编辑最初误识作者、前人著录出错、原书品相不佳无法影印等问题，这些都要根据实际情况，依据我们的经验并征询专家的意见进行随时调整。
确定文献可用后，我们即邀请专家撰写解题，要求以千字左右的浅近文言尽可能揭橥文献的内容大略、篇帙多寡、版本精粗及价值所在。当然，影印古籍因性质不同，提要也应各有侧重。如内容稀见或仅以稿抄本传世而未经刊行者，重点述其内容优劣、成书经过，务使读者知晓该书原委；内容常见而版本珍稀者，则偏重其版刻或抄写源流、各本异同，凸显版本价值。这其中，我们还特别强调解题与书志的区别。因为书志重在客观描摹版本形态，如字体、行款、题跋、藏印及与他本之差异等，使人如见其书，一般不过多介绍撰者生平，亦不宜评骘内容优劣等。这就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天禄琳琅书目》的区别，两者有较明确的界限与分工。
解题一般语言凝练、知识密集，故最易致误，成为众矢之的。为此，我们提出了不因袭前人提要、不过度抄录原书序跋、不蹈虚语、不陈述常识性知识、避免显见疏误等撰写要求，力争多数解题能达到基本的学术水准之上。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写提要的都是当时的一流学者，作为收录两百卷万余种提要的皇皇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于众手，迫于期限，最后又经纪昀修改缮定，不免多有抵牾舛讹。但自成书以来，即沾溉学林，成为读书人治学的津逮，专为此书辨误的余嘉锡先生甚至誉之为‘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撰水平之高。当今学术体系培养下的学者很难达到古人精熟古籍的学养，通过先进的检索技术、快捷的共享信息，可以更便利地进行文献整理与解题撰写，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对古籍的认知上就全面超过了清人。
《福建文献集成初编》收录的著作复杂多样，就内容言，不仅囊括四部，还涉及少数民族语言、音韵、音律、天文历法等专门之学；就版本形态言，则多稿抄本、批校本，有些稿本未经誊清，字迹潦草，又多涂抹勾画，不易辨识，我们就有针对性地邀请相应领域内的专家撰写解题。虽然整理的都是福建地方文献，但我们并不局限于福建省内，承担解题撰写工作的学者来自全国各大院校和科研、典藏机构。其中既有骆瑞鹤、舒大刚、陈福康、郭齐、杜泽逊、宋开玉、贾海生、李士彪等著名文献学者，也有一批中青年专家。他们大多数对于撰写解题文献所涉领域有深入研究，如季忠平之于东汉三国史籍与小学文献，胡坤之于宋史文献，蔡飞舟之于易学文献，李军之于明清掌故，黄学超之于历史地理文献，王传龙之于理学文献，侯体健之于宋代文学文献，陈旭东之于福建地方文献，林振岳之于子部文献，王庆卫之于石刻文献，汪华龙之于中古史籍，李开升之于版本考订，均属本色当行。有些文献甚为冷门，如《清书略》是清人林春溥在翰林院学习满洲语文时所编的满文字书，我们就约请浙江农林大学的李勤璞教授撰写，李教授专研边疆史，熟悉满蒙藏汉日英等文字资料。
解题分头撰写，陆续到稿后，我们编辑部进行过多轮审读，先按经史子集四部各指派一名责任编辑分工修改、润色，改正疏误，最后再由我改定稿件。有时为求证某句表述的准确性，跟作者会反复沟通、多次修改，直到双方都满意为止。有些距离我们撰写要求稍远的稿件，就由编辑部改写甚至重写。编辑过程中还要尽可能统一文风，因为需要与影印的文献相协调，文字力求简练，解题均使用浅近的文言。为使年轻编辑加深对解题的感知，我们要求每位编辑认领一两种文献，先尝试撰写解题，并互相修改。这样，对作者提交的解题稿件，编辑在加工润色时，就能形成一种“同情之理解”，对解题中出现的问题也更易辨识。
百道网：《初编解题》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宋一明：由于解题撰写与影印整理同步进行，解题作者在撰写时需多方阅读文献，当有新发现或更好的文献处理方式，也会及时向我们反馈，促使我们完善《福建文献集成初编》的编纂编辑。如《初编》原收入福建省图书馆藏清王道徵《兰修庵消寒录》道光二十二年刻四卷本，解题撰者苏州博物馆研究馆员李军提示我们国家图书馆藏有道光二十八年续刻五、六两卷，两书相配，适成完帙。再如原拟收入的福建省图书馆藏旧题清陈金城撰《陈念庭文稿》抄本四册，福建师大图书馆古籍部副研究馆员陈旭东在解题撰写过程中发现，该书多抄辑清代宁化人李世熊、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张成孙之文，大概由于出自陈氏旧藏，所以长期被误认作陈氏著作，不应收入《福建文献集成》。这些意见均为编辑部采纳，提高了《福建文献集成初编》的整理质量。
解题除撮举内容大旨外，也重视对一些前人未论及或旧说不当的问题做具体考辨。如国家图书馆藏清张甄陶《正学堂五经通解》稿本五经均有定名，但《周易》部分首册缺失而题名未知，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王笃堃博士乃据张氏墓志铭及《东越儒林后传》《重纂福建通志·经籍志》的著录，考其原名为《周易传义拾遗》。又如日本内阁文库藏宋人郑思肖《心史》所谓南明隆武刻本，经过比勘，当是明崇祯十三年苏州刻本在福州的重刷本，但增加了两篇序跋，这个问题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福康教授写入解题。又如上海图书馆藏宋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明抄本卷五当载北宋太宗朝事而误入南宋高宗朝事，西北大学胡坤教授指出其致误原因；前人曾有清人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攘袭明黄文焕《杜诗掣碧》之说，山东大学宋开玉教授于永泰黄氏藏《杜诗掣碧》清抄本解题中予以分析；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王慎中《南江外集》清抄本之底本久佚，李军博士考证其编刻当在《玩芳堂摘稿》《王遵岩家居集》之后，《遵岩先生文集》二十五卷之前。此外如据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底本《卮林》，揭示《四库》本产生讹误的原因；福建省图书馆藏冯缙《闽中金石记》当据近人王铁藩之考订，改题《兰话堂后金石纪存》；上海图书馆藏《国朝臣工言行记》批校系出近人李洣之手；福建省图书馆藏《闽大记》清抄本并非陈寿祺手抄；以及考证《文选旁证》为梁章钜所撰当无疑义、《八闽人物志》撰者吴凤举之生平、《墨巢编》撰者谢焜之生平等，均立论审慎，有助于学者进一步研究。
《初编》所选各书的版本价值，在解题中也多有揭示，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王庆云日记》稿本所载诗文，其他抄本多略去，原貌稍失；上海图书馆藏王大经辑《东冶国朝文编》所选三十五家中，数家文集均赖以一线单传，所收郑亦邹《郑成功传》《黄道周传》在清人所撰二人传记中也最称详尽；国家图书馆藏宋连文凤《百正集》清抄本文字较胜于《四库》本；福建省图书馆藏清林轩开《拾穗山房诗存》系道光五年林则徐丁忧期间手抄；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高澍然《抑快轩文集》清抄本，可据以订正福建省图书馆藏谢章铤抄本之脱漏衍讹等。可以说《福建文献集成初编》的学术水准和编纂质量能够立得住，各位解题撰写者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我们非常感谢的。
另外，编纂时我们尚有一点学术考量，即围绕重要问题集中收录有关史料，如清代道光间陈寿祺主纂《福建通志》，后为梁章钜等人删毁，是当时一大公案。《初编》所收张际亮《交旧录》抄本、谢章铤《陈乡贤鳌峰载笔图纪事辑录》稿本、《重纂福建通志议》清抄本、王应山《闽大记》清抄本残卷、魏本唐《东越沿革表》稿本、冯登府《闽中金石志》稿本等，均与之相关，各篇解题中均对与道光《福建通志》的关系有所考证。再如清代福建学人有研究《说文》的风气，《初编》即收录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梁运昌《读说文解字小笺》稿本，福建省图书馆藏清刘家镇《说文分均再稿》稿本，福建省图书馆藏清吴种《说文引经异文集证》清抄本，国家图书馆藏清谢章铤《说文大小徐本录异》稿本、《说文闽音通》稿本等，从事相关研究的读者可通过解题了解各书内容，进而开展研究。
《福建文献集成初编》出版后，对解题的修订工作并未终止。事实上，一书甫就，旋觉其失，往往是研究与编辑工作的常态。这就像《四库提要》一样，四库七阁各书前的提要多有不同，而它们与后来汇辑而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差异更大，可见提要曾屡经改订。但即使馆臣如此殚精竭虑地予以修改，提要中遗留的问题仍然很多，乾嘉时期即招致一些学者不满，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都是专为《四库提要》攻错订谬之作，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当今，成为专门之学。《福建文献集成初编解题》一列上日程，我们不敢怠慢，立即汇集各方面信息，对已发现的问题予以补充修正。这项工作主要由连天雄、莫清洋两位责任编辑负责。除订正讹误外，编排方面也专门做了技术处理。如《福建文献集成初编》中同一撰者之不同著述，多分散各册，故解题于其小传皆不避重复，以省读者翻检之劳，而本书则仅保留首次出现之小传，他处略去，以免重复。书影的遴选主要由连天雄负责，初选后又经过编辑部同仁多次讨论，数度调整而成。
总之，为古书撰写解题难度很高，加之出版有程限，虽经补救，总会有一些解题达不到我们理想中的水准，错误也不能完全避免。古人称“误书思之，更是一适”，不断反思不足，同样是增益知识的一种路径，帮助我们积累更多经验，在编纂《福建文献集成续编》《三编》《四编》的解题时，相信能做得更好。解题毕竟只是介绍内容大要，不能视作定论，更不能代替原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通过《解题》这个阶梯，进而研读《福建文献集成》所影印的古籍，通过研究这些古籍做出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清人王鸣盛说：“予任其劳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人乐其易。”也正是我们编纂出版《八闽文库》的初衷所在。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百道網公眾號10月25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