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岁的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郑振满，老家在莆田仙游的枫亭镇，这里以仪式传统深厚著称。家乡既给了他个人生活的充足体验，也是他研究的重要对象。郑振满从家乡的宫庙开始，持续了40多年对宗族、仪式的研究。这40多年刚好也是中国城镇化发展最剧烈的阶段，在这片土地上，也展开了现代与传统的激烈对撞。一方面，传统仪式表现出了让人惊诧的“变形”能力，以适应族人们离土离乡的现实；另一方面，仪式也在冥冥之中感召着那些曾经看淡家乡的年轻人，他们穿梭在现实与故土之间，试图寻找内心的依傍。

在塔斗山玉皇殿门口，郑振满（中间）与玉皇殿董事会致意

回乡看传统

对于一个外地人，前往莆田仙游县枫亭镇的麟山宫的难度，并不比前往厦门的厦门大学大。只要坐高铁，仙游站就在枫亭镇里，麟山宫是镇上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车程八分钟。

十余年前，我曾在厦门上学，看见麟山宫，就勾起那时的回忆。当时路过郊野，除了颜色鲜艳、飞檐飘逸的各种庙宇，总会碰见红白喜事的锣鼓声，甚至遇上打着幡的出殡队伍浩浩荡荡，公交车也不得不为他们让路。麟山宫比那些乡间小庙气派得多，宫前有一片可以媲美学校操场的广场，宫殿式的飞檐上，飘逸的飞龙相对，三座殿前立有一对辉绿岩石雕龙柱，两侧建有保和楼、戏台、鼓楼。甚至我站在宫前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殿门都被栅栏遮挡，侧面的小门似掩非掩。

8月底，我在此与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郑振满见面。68岁的他一头白发，皮肤黝黑，身材颀长，穿一身休闲装，如今“福建整个阴历七月都是中元节，中元祭鬼，祖先也是鬼，于是祭祖、游神、普渡的仪式遍布闽地”，郑振满正开启他的暑期调研的模式。他在学界有“找庙看碑”的名号，习惯在福建的城市、村落里找庙、看碑，到老乡家里扫描民间文书。在契约文书、族谱、账簿、诉状，甚至宗教科仪本中，描绘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而通过“追踪”他们生活的变动，揭示福建、乃至东南亚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的发展脉络。

约在麟山宫，是因为这里既属于他的老家，又曾是他小学的所在地，还是他的学术起点。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陪美国学者丁荷生到莆田考察，他提出要参观我小时候读书的地方。我们到麟山宫转了一圈，意外在宫外水沟边发现了这座石碑的碎块。我发现上面有自己的祖先捐款的名字，引起了我的关注。” 郑振满首先带我来到麟山宫内一座镶在墙里的石碑面前，那就是他开启自己学术兴趣的钥匙。

像他的一口“地瓜腔”，会把“碑刻”念成“白客”，从此他的学术研究与他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通过在村里调查，郑振满发现保和堂是在道光年间应对当地大规模械斗而形成的民间社团。晚清民国时，为争夺灌溉农田的水源等公共资源，农村之间形成超越村界的“乌旗”和“白旗”两派组织，彼此斗争。保和堂形成之初，包括周边地区的六个村落，曾经与附近的大姓连年械斗，最后经过调解，划定了各自的地界。此后，陆续有不少村落加入了保和堂，最终形成了声名显赫的“三十六村”集团。麟山宫则是保和堂成立60年后建立的，是用宗教和仪式，将已经形成的权力关系仪式化。此后1993年到2008年的15年间，他每年暑假都在莆田做调研，和丁荷生走遍了1500个村、2800多个庙，揭开了当地的仪式联盟，勾勒出当年“乌白旗”的势力地图。

郑氏祠堂里的祭祖仪式中，道士在做仪式

如今麟山宫虽不是郑振满当年上学时的模样，却是它更应该成为的样子。麟山宫几乎每十年就会扩张一次，殿外气派，殿内也今非昔比，殿内曾经被毁掉的杨公太师、马公太师、铁公太师神像早已修复，两侧的巨型壁画也恢复如新，正殿旁还有当年大械斗中殉难者的神主牌。在保和楼的办公室里，有监控摄像头的后台，实时监测宫里每个角落的情况。历史在沿着传统的轨道飞驰。

但当真如此简单吗？当地早已没有械斗，枫亭镇早已城镇化，除了高铁，省道、国道纵横。即便没有通体玻璃的摩天大楼，也已高楼林立。一方面作为蔡襄故里，被当作风景名胜，被大力开发，一方面镇里有工业区和开发区，其中既有家具、鞋服等莆田的传统产业，也有轮胎、玻璃之类的制造业大厂。人们不再生活于农耕社会的乡族共同体之中。

而我们见到如今麟山宫的负责人，几乎都是古稀之年的退休老人，他们在村里有威望，却并非说一不二的领导人物。在当地，如果年轻人不出外闯荡，就会被骂“没出息”。那么，曾经的仪式传统和乡村组织在当今以何种形态存在？它们能否为后代唤起老家的记忆？带着这些问题，我随郑振满在他的家乡探索。

郑振满（左三）在麟山宫向大家讲解当年他在石碑上的发现

重教育的沿海乡村

郑振满带我来到枫亭镇以往的中心塔斗山，枫亭镇由此分为斗西、斗北、斗南三大区域，从这里能见证枫亭历史上发展的两个方向。山间在古代有会心书院，蔡襄曾在此求学，朱熹曾在此讲学。当地人尤善科举，比如宋代蔡氏一门就有进士23人，自宋至清枫亭登进士第达127人。山顶则从宋代就立起一座航标塔，枫亭镇有沧溪和枫溪汇入湄洲湾，形成一个海港，古称“连江里”，出入贸易的船只靠岸时，都要靠航标塔辨认方向。“1940年代末，枫亭镇就有26种同业公会。其中糖、桂元、木、竹蔑、石灰等行业，主要经营本地土产的外销业务；肥料、百货、粮食、鱼、布、鞋、京果、国药、图书、纸等行业，主要经营外地商品的内销业务。这种以经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使枫亭成为闽中地区的主要商品集散中心之一。”

而航标塔下、塔斗山东北方，就是郑振满的家乡荷珠村，那里距离塔斗山不到两公里，恰是沧溪的入海口。湄洲湾沿岸的物资都要经过那里的码头运送出去，古代码头边停泊可以载重数千担的海船，商业相当发达。郑振满家祖上就是开鱼行的，经营当地很有名的“泰兴号”，做沿海岛屿和台湾的生意。

如今塔斗山修成公园，上面有一座玉皇殿，山间的文昌阁、书院均在原址上重建，航标塔也单纯成为古迹，沿海建设的路桥阻塞航道，家乡的港口日益衰落。而在郑振满的记忆里，他儿时就在海滩捉鱼、摸虾、挖蛤蜊。涨潮的时候，有大大小小的渔船靠岸，运来各种各样的海产品。

住在荷珠村的为数不多的年轻人

在青少年时代，郑振满也参与过码头的一些“进出口”业务。比如从仙游山区或枫亭市场收购柴草，运回码头，转卖给来自各地的渔船，“我父亲早逝，留下的唯一照片是他作为码头工会会员的证件照。我后来得知，他的主要谋生方式是当码头的搬运工，同时也是贩卖咸鱼的肩挑小贩”。

郑振满青年时没有子承父业，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公社时期商品贸易中断，当地耕地稀少，普遍陷入贫困。郑振满的小学同学和同乡们记得，那时冬天要打着赤脚上学、吃地瓜叶果腹，一些学生因有亲人是东南亚华侨，靠华侨救济才活下来。一方面则是他的学业非常顺利，从距荷珠村不到一公里的麟山宫小学，进入曾经闻名全国，至今在莆田也小有名气的枫亭中学就读，那里位于蔡襄故里所在地的学士里，距他家也不过两公里，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有华侨源源不断地捐资。

但那时像郑振满一般的大学生属于极端的个例，枫亭镇只有他被推荐上厦门大学。而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迅速恢复，枫亭镇曾经的活力回归，郑振满的许多同学考上大学，日后成为公务员、中小学老师。海外华侨也重新捐资助学，枫亭中学就非常典型，仅1988年到1998年的十年间，旅台校友和华侨就捐给学校10万美元和30余万人民币。

荷珠村里也同样注重教育。2007年时，荷珠村宗亲和村里外出的企业家，分别成立教育基金，

宗亲的基金会有本金十余万元，每年拿出利息奖励考上大学的学子、资助贫困学生、鼓励在校表现优异的学生，企业家则每年捐赠一万五千元，答谢培养出大学生的老师。每到高考发榜后，考上大学的学子每人奖励两千元，村里人敲锣打鼓把钱送到学子在村里的家中。如今荷珠村以出读书人出名，除了郑振满，还有等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室等机构的高级工程师。村里的开发区小学是重点小学，荷珠村也成了学区。

这样的结果便是，当地很少有人打工，如果不是做学术，或在体制内工作，就是做生意。郑振满和他亲兄弟的子女都是如此，不是在厦门、深圳，就是在江西、武汉，早就远离家乡。

农历七月初八，郑氏族人在郑氏祠堂爬梯悬挂条幅

祠堂记忆

因为年轻人出外闯荡，目前荷珠村两千多人中，只有四五百人常住在村里，大部分都是退休的老人。但在村里，总能找到在外游子的印记，最集中的地点就是郑氏祠堂。

荷珠村原本叫做“下朱村”，是一个朱姓为主的村庄。郑振满考证，明朝嘉靖年间，也许是为躲避倭乱，他的祖先从漳洲府海澄县卢仔上门村迁到这里，将朱姓替代，村名也改了过来。繁衍至今，除了曾、游、萧、杨、陈、林、蔡等小姓，每姓只有三至五户人家，村里绝大多数都为郑氏族人，已经传承二十余代，共九房子孙。郑氏祠堂有500余年的历史，见证了荷珠村的发展历程。

在村里找郑氏祠堂，并不是十分容易。在郑振满的记忆里，人民公社时期祠堂已被改成了食堂，旁边建了厨房。小时候他总肚子饿，天天跑到祠堂这里看大人煮饭。2003年全体族人筹集60余万元资金在原址上重修。虽然祠堂居于整个村子正中，前面有一片小广场。祠堂占地800多平方米，红砖紫瓦，雕梁石柱，前后两厅，两重飞檐，除了村庙，村里没有其他建筑是如此样式。改革开放以后，村子经历过两次大变动。一次是1999年的台风和洪水，把村里低矮处的农田和房子都冲毁了。洪水后硬化路面，许多农田被水泥路覆盖。此后随着村里的二层小楼越建越多，不仅从高度上见不到飞檐，以前分散的聚落，也成了几乎都连在一起的街道，祠堂被藏在了街道深处。尔后修建高速、建设高铁，整个村子就被高速路和高铁桥隔成两半。从郑振满家走到祠堂，就要穿过一条四车道的省道。

但祠堂仍是村里老人日常活动的中心。走进祠堂，敞亮的大堂足够放下十多张麻将桌，平时村里老人就在此打麻将。同时祠堂也是老人协会的所在地，大堂的东厢房是老人协会的办公室，供老人们喝茶、聊天。

祠堂尽头的享堂令人震撼。享堂正中，摆设香案祭桌，高悬“光宗耀祖”的匾额。享堂上，悬挂郑氏始祖的画像，画像下密密麻麻供奉着10余层、20余代、600余座列代祖宗的神主牌。那是祖先灵魂依附的场所。每一个小神主牌就是夫妻两个人，当一辈人都过世，就把一辈人归入一个大的神主牌中。深棕色的神主牌上竖着三重莲花和寿字图案，如古代官帽的翎子，它们是亮片的材质，从远处望去，像一面面旌旗。

郑振满先人和过世兄弟的神主牌也都在那里。祠堂侧壁上，还雕着郑振满年轻时的照片。那是重建祠堂时，村里为捐款超过两千元的族人统一做的。但最令人感到一个人与家乡联接的，却是祭桌上的宗族簿和掌管宗族簿的宗祠管理委员会秘书长郑捷文的讲述。因为重建祠堂时，为了便于查找享堂上的神主牌，宗祠管委会把享堂每个角落编了号，同郑氏族人一一对应，族人的生卒信息，都记在宗族簿上，可以随时查到。而郑捷文随口就能说他们的过往。

“郑振满的父母和岳父岳母都是本村人。郑振满的父亲本想生四个孩子，取‘金玉满堂’，只生到振满。振满的二哥振玉以前在江西工作，不幸溺亡。当时把振玉的神主牌放进祠堂里，振满的二嫂来看，抱着神主牌就哭起来。”郑捷文今年74岁，退休前是国企公司管人事的职工，如今仍结实、干练。他比郑振满大5岁，两人平辈，都是当地郑氏家族中的广字辈，只是郑振满是四房，广字辈中间的名字是“振”；郑捷文属于三房，他们房的这一辈名字中间是“捷”。作为秘书长，祠堂内整体材料，组织祭祖等活动的流程，都是他的工作。为保证每年新去世的族人能在祭祖仪式前，灵魂归入享堂，郑捷文有一个习惯，每听到村里有白事的锣鼓、鞭炮声，他就记下日期和那一家的名字，等来年祭祖前，去敲门问要不要把神主牌放进祠堂。“一块神主牌200块钱。如果那家人忘了提前说，祭祖时亲人的牌位没在享堂里，会不高兴的。”

荷珠村的土地庙

我在荷珠村期间，恰赶上祭祖仪式。仪式开始前一天，享堂周围又摆了一排红色的祭桌，桌子上铺满数千块代表子孙人丁的丁饼，家里每有一口人，就有两块，按各房的顺序摆放，摞起来有五六层。

无论是郑氏祠堂里的陈设，还是全族的祭祖仪式，都是象征性地把郑氏族人联结为一个共同体，虽然不强求族人都回来，宗祠的功能仍然维持着运转。

祭祖当天，300年前迁到其他村的郑氏族人也会派代表来参加，祠堂里有五六十人，仍然多是老人。大厅里摆着长桌，上面堆满寓意多子多福的桂圆。仪式开始前，道士作法，一边念咒，一边用笔蘸水后在神主牌的名字上点点画画，预示着此世的户籍已销，逝者到彼世的先人那里报到。仪式开始后，族长儿子穿着正式，戴着黑檐帽、身披蓝大褂，站在最前面，引领族人敬香、跪拜。

“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最后分丁饼。”仪式有一个多小时，仪式结束后，郑捷文在桌前和各房族长一起对着丁饼分配的名单。丁饼是各房族长提前一个月找师傅做的，与小号的披萨差不多大小，上面有芝麻，里面有馅。在场的人一拥而上，把属于自家的一份拿回家，那意味着经过祖先认定和祝福，自己仍身处家族之中。

郑氏族人将丁饼搬入郑氏祠堂，准备次日的祭祖仪式

大家族的饭桌

在囊括所有族人的郑氏祠堂之下，荷珠村原有各房的小祠堂，一共七处。祠堂最初是由祖屋形成的，小祠堂所在地也是一房族人日常生活的聚集地。

直到郑振满小时候，各房的聚集地还都比较分散。郑振满家四房的大宅院在郑氏祠堂东南方向，而郑捷文家三房的宅院在郑氏祠堂南边四五百米的地方。在他们那代人的童年里，郑氏祠堂已经失去功能，围绕各家小祠堂，一个家族聚在一起的日常生活，令他们形成了紧密的关系。村里的老人们都说，以前的大宅院很大，同一房数百名族人住在一起，分到每家人的房间很小，屋内没有地方吃饭时，族人们都坐在外面，聚在一起吃。郑振满记得，“每一年祭祖，大宅院里家家户户就把桌子搬出来，约有20来家，桌子一直摆到天井。”

曾经共同生活的情谊延续至今，尤其在族人生病、过世时，表现得最为真切。一旦听说有族人病重，出门在外的族人就会陆续回家看望；族人去世，在外同房的族人必须回乡。郑捷文记得，两年前他们房有一位老人生病住院，急需用钱，三房的人们一商量，每家拿出两千块钱应急。郑振满家也是如此。郑振满堂哥郑振寿至今对2015年郑振满母亲的葬礼记忆犹新。丧礼期间，几乎所有的族人、亲戚、邻居、朋友第一时间到场。仪式很隆重，出殡时有一前一后两个吹拉弹唱的队伍，亲属都穿着丧服，郑振满的哥哥作为长子站在队伍最前面，郑振满走在第二位，像郑振寿这样的亲属走在棺材后面，穿着深蓝色的衣服。

如今因为人民公社运动和上世纪90年代的洪水，七个祠堂或只存留一部分，或被改建为民房，四房的祠堂就在洪水后重建为民房，大宅院也在原址复建为三排二层小楼，大部分人已不在此居住。只有郑捷文所在的三房重建了祠堂。那里距离郑姓祠堂只有四五百米，也雕梁画栋，规模却是郑氏宗祠的四分之一，里面也供着三房祖先的牌位。郑氏祠堂的神主牌是祭祖时祭拜，而三房祠堂里面的牌位，则在亲人的忌日和清明节时祭拜。

但即便没有小祠堂，大部分族人也不再聚居，每年冬至也仍然会在祖墓前祭祖。因村子附近没有山地，他们的家族墓地在十余公里外。“扫墓是由最远的祖先一层一层拜下来，要扫很多天。家有喜事，孩子考上大学，也都要拿猪肉、花生到墓前祭拜祖先。” 振满记得，他最近一次扫墓是前年参加曾祖父的墓祭，全家人都参加。“为久远的祖先扫墓时，是各家派代表，更近的祖先就是全家都参与，所以每一次扫墓见到的亲戚都不一样。”

郑氏祠堂装饰一新，准备祭祖仪式

每轮扫墓后聚在一起吃饭，就是家族内互通有无的时刻，各家的利益因此绑定在一起。虽然亲戚间的帮助在任何一个家庭都屡见不鲜，比如郑捷文没退休时帮外甥找工作，郑振满帮升学的侄子联系学校，但饭桌上的互助不一样，往往是一起商定投资方向和经营策略。

“孩子是股东，有孩子才能继承公共资源，才能分红。”也是在这样的饭桌上，才能体会当地人信仰“多子多福”的现实意义，在古代是保证自己能得到族产的分红，在当下也类似。郑振满作为大学教授，不参与他们的生意，但扫墓后的一次聚餐，可能就谈好了两三个生意，他经常见证这种场景。在他家那里，合伙办加油站的生意非常盛行，一个加油站需要投资数百万元，通常是一人带头，数家投资，这种经营模式令莆田人几乎垄断了从南到北的加油站。

郑振满告诉我，“他们是认股，股份分完就派一个人去经营，其他人全部都在老家，等着年底分红。这里的银行到年底都要紧急调现款。我有一个同学，长期就在老家，因为知道如何写不同的文书，有谈判经验，很多公司都是他操盘。有一年寒假，我到他家去，不到一个下午，前前后后有十几人到他家，亲眼看到他不断从床底下拿出一袋袋现金，给上门的股东们分红。这种民间集资、合作经营的方式，可能比现代企业的效率要高得多。”

郑氏族人试鼓，为祭祖仪式做准备

转向“文保”的麟山宫

如果说郑氏祠堂的氛围是严肃中透着温馨，平时宽敞、明亮的大堂里，摆着麻将桌，开着空调扇，老人们仿佛是在祖先、亲人的陪伴下享受天伦之乐，那么村里还有一处神秘而庄严的所在——振兴宫。

原建于1907年的振兴宫是荷珠村的村庙，在郑氏祠堂东面二三百米的地方。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被改为粮库，内部的神像被毁，之后恢复为村庙。改革开放后，经历过三次重修，如今两进的宫庙，宫外有大戏台，宫门口立着龙柱，雕梁画栋，比郑氏祠堂富丽得多，恨不得每根梁上都雕刻金龙，里面将振兴宫与社庙保兴社、保全社合在一起，供奉着天上圣母、玄天上帝、协天大帝、酆都大帝、杨公太师、田公元帅、张公圣君、萧公圣君，以及社主明王。与郑氏祠堂始终打开的大门不同，振兴宫的大门只有在重大节日时才会打开，平常被栅栏门拦住，只留侧门供村民敬香。

属神的宫庙要高于属祖先的祠堂，比如一个人在家里请道士做仪式，道士要拿一个本子念道：“仙游县连江里振兴宫保全社某某人家要做某某仪式”，然后还要把这个本子烧掉，表示已经上奏神明；甚至当年重修祠堂时，德高望重的族人要在振兴宫里占卜，认定祠堂是在原址重建，还是另择新地。“村民们都很愿意为振兴宫捐钱。2013年重修，上台剪彩的人每人收一万，仅剪彩一项，就收了36万元。”郑捷文也是振兴宫董事会的秘书长，当年重修时候负责记账，也负责日常整理关于振兴宫的资料，组织与振兴宫相关的仪式。

二者的高低之差，不仅源于对神的信仰，也是当地乡村特殊治理模式的遗存。当村与村之间发生纠纷，超越宗族，就需要更大的“谈判机构”，那就是通过宫的系统向外连接。振兴宫的“上级”是麟山宫。

“麟山宫在1905年就有了第一届董事会，如今已经发展到第五届。就像各个国家会到联合国派代表，目前麟山宫下辖38村，各村都要派代表加入麟山宫的董事会和理事会，振兴宫也是如此。”郑振满带我见到麟山宫董事会和理事会的成员，多是退休干部、教师、老板。

郑捷文既是振兴宫的代表，也是麟山宫董事会的秘书长，他的任职资格是此类理事、董事的典型。首先是对家乡的感情过硬。郑捷文在1966年，19岁时就支援三线建设，被分配到三明深山里的军管的装配公司，只有春节才能回家。在三明工作41年后退休，户口还在泉州，他就卖掉那里的房子，搬回老家。另外就是家境殷实，不贪小财。虽然他平有是穿一件参加活动发的T恤，粗布休闲裤，脚踩一双旧凉鞋，拿的企业退休金，每个月只有两三千元，但有两个优秀的儿子，大儿子在苏州开工厂，小儿子在济南办软件公司，又有加油站的生意，每年都能收入上百万。退休后，大家熟知他平时喜欢动笔头、做简报，就被叫来麟山宫任职。

我在的那些天，他可能是镇上最忙的老人。在村里祭祖的前三天里，他每天早上7点就赶回村里，搬桌子，运丁饼，核对上一年去世的人的神主牌，中午被电话催着回到麟山宫，晚上也在麟山宫过夜。因为正赶上他值班，要在宫里收取香火钱、记账，也要注意宫里的安保。

郑捷文的工作，恰可说明在没有械斗的年代，麟山宫的主要功能。它的权威仍在，村庙修缮、举办仪式，要先到麟山宫占卜。两个村间的土地纠纷，往往会请宫里主持公道，麟山宫董事会经常与当地老人协会配合，出面调解。救助灾民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麟山宫志》上记载，仅1986年恢复董事会以来，宫董事先后派人深入十多村调解二十余起民事纠葛，“每值逢年过节和发生天灾人祸时，宮董事及时登门访问，1998至2000年，共资助特困户41户次。解决困难户急难之需。”

但类似的功能屈指可数，郑捷文已忘记振兴宫下面的村里，何时发生过纠纷。反而作为一个省级文保单位，董事们日常重视文物的安全和财务的公开透明，注重将麟山宫宣传出去。他们编辑出版了很多书籍，送给我两袋子书，我每抛出一个问题，他们就会得意地说，“都记在书里”。

农历七月初十，郑氏族人济济一堂，为祖先上香

“自娱自乐”的游神

对于生活在村里的郑捷文，一年到头参与各种节庆活动。除了正月闹元宵，还有 “三月初三”和“五月初五”，以及七月十五的中元节，振兴宫旁边的戏台都要请戏班表演节目。但他最近尤为期待的活动，是阴历八月十三，湄洲岛妈祖的游神仪式，据说有七八百人的队伍，18辆彩车，他活70多年也没见过。

在当地所有“层级”的宫庙，最热闹的仪式就是游神。所谓“游神”，就是将宫里的神用轿子抬出来，沿着固定的路线巡游一圈。抬出的是哪尊神不重要，当地人信仰灵活，孙悟空、猪八戒也都可以当作神来供奉。重要的是神游的范围，那往往意味着不同层级的网络。像湄洲祖庙的妈祖出来巡游，就既是热闹，也是打通沿途各妈祖庙背后团体的关节。

而在麟山宫，每一层级的宫庙最重要的仪式，就是元宵节的游神仪式。麟山宫是游神三天，巡游100多里，所住村庄视为“神赐平安吉祥”，要点灯结彩，搭筵演戏。每个村的代表在中秋节就要到麟山宫占卜，请示何时出游，巡游哪条路线，在哪两个村分别过夜。而在荷珠村和其他麟山宫管辖的村庄，正月十五当天，上午在村庙占卜，确认游神时间后，抬神轿绕村子巡游一圈，晚上游灯。

这是自保和堂成立，举行游神形式后，就定下的规矩。当时矛盾的村庄要彼此发请柬，通过游神弥合冲突，如今游神是38个村庄共同的狂欢。

为迎接麟山宫的杨公太师，被选中的村子需要提前半年做准备，它们的村庙相当于杨公太师的行宫。当地的村民既要准备数十只全猪、全羊、印膏塔、年糕塔、粽子塔、米粉塔、豆皮塔、红菇塔、香菇塔、金针塔。侍奉神明吃饭，也要为神明准备住所，如果选择在振兴宫过夜，他们就会在振兴宫大殿里做两间行宫，一间供奉神像，一间用作神明的办公室，里面配上电脑。游神期间，村里至少要1500人参加，振兴宫董事会事先就要指派，春节期间就到指派的人家发请柬，说明特定的角色，附带一对桔子和三天共150块钱的辛苦费。仪式当天，出游队伍模仿古代官员出巡，把杨公太师请出宫、为神开道，后面像皇帝的队列，跟随着大锣、大灯，乃至枪班、管乐队、马队、舞龙、舞狮，以及神卒、高官、神轿和各种文艺队伍，一路浩浩荡荡，所过村庄，设香案迎接。

郑氏族人在郑氏祠堂里码放丁饼，供祭祖仪式后，族人按房领取

宫庙在当下正常运转的方式也在那时表现得最为清晰。郑捷文告诉我，当游神队伍走来，人们争相恐后地过去，把红包挂在抬神像的把手上，一旦队伍落脚，麟山宫董事会的人就会把红包收走，正所谓“大宫出游，小宫出钱”。

而麟山宫游神后，各村各自的出游也是如此。郑振满虽然平时很忙，但疫情之前，他在春节都会带家人在老家过。元宵节下午出游时，锣鼓喧天，数百名村民组成队伍从振兴宫门前的广场出发，举着大灯、彩旗、大牌和龙虎旗，抬着神像缓步行进。两个小时间，寻遍村庄各个角落，族人在接神点备设香案迎接，沿途各家各户在门前恭候。每年农历正月初四，振兴宫董事会都要到全村各家各户“乞彩”，筹集全年的活动经费，在节日时请戏班演戏，举办公益事业。郑振满记得，今年元宵节回老家，他特意到振兴宫里捐了1000元，“把之前两年的补上 ”。

但就像郑氏祠堂的祭祖仪式上，只有老人在搬桌子，布置祠堂，甚至爬上两层楼高的前厅贴红字，村里元宵节的游神时，许多年轻人也已经离乡上班。郑捷文颇为无奈，“以前麟山宫的游神是在正月十三日之后，也就是中秋节占卜时，从正月十三日开始问神，后来因为春节假期就到初七，就在占卜时把时间提前，从正月初六开始问。因为仪式太繁琐，我们想过改为5年办一次，村里老人不同意，觉得难得看一回，5年后没准就看不到了”。

祭祖仪式前，从外地远道而来的郑氏族人聚在一起聊天

变形的仪式

当我在郑振满富庶的家乡发现，出门在外的人与家乡有紧密的关联，老人互助，甚至有层层的自治组织协调日常的生活，郑捷文的一封遗书，令我深感意外。

“几年前我就写了遗书，免得突然得病说不出话，孩子不明白我的想法。我念给同时退休的同乡，他们都很认同，也想照着写一份。”郑捷文告诉我，他在遗书里对孩子们讲了三条，一条是让他们照顾好老太婆；一条是骨灰安葬在哪里；一条是希望以后在他们的家里，能把他的像挂得尽量久一些。“我已经做好了我和我家老太婆的像，把我们的照片用相框装好，给相框钻了眼，等我们都去世后，我们的相片就能拼在一起。我做了两套，给两个儿子一人一套。我想等我和老太婆都过世后，儿子就不会再回来了。他们的孩子不在农村长大，不愿回农村，他们也要听孩子的想法。村里的房子会卖掉，这是很现实的事。但不论他们住在哪里，希望挂着我们的像，让孩子们记住我们的样子。”

这不像郑捷文会面对的问题。他儿子在老家盖的两栋二层别墅非常豪华，当时为避免地基不稳，特意像在城里盖房一样，深挖地基、竖起钢筋、浇筑水泥，两栋别墅加在一起，花费要五六百万。儿子们也很孝顺，最令郑捷文自豪的就是，两个儿子每年除了春节回家，因为他老伴的生日在农历六月，他们年中也会回来给母亲过生日。

而如果郑捷文都不期待他的孩子回乡，甚至他已年过古稀，早已希望卸职，却没有人顶替，

家乡诸多仪式的运转，是否还能吸引新鲜的血液？我随郑振满参加的一场“潦草”的祭祖仪式，令我有不一样的体验。

最近几年，郑振满的团队在福州永泰发现了一大批民间文献，他们专注于研究明清以来的山区社会，其中同样涉及当地的庙宇和仪式活动。于是我们来到永泰县盖洋乡珠峰村，参观那里举行的谢氏“大祖”祭祖仪式，也就是祭拜谢氏来到当地的“开基”祖先的仪式。

祭祖仪式上，祠堂外观看表演的小女孩

珠峰村在郑振满的老家荷珠村西北方向约140余公里，属于闽中山区。一如“珠峰”的名字，海拔700多米，地处层峦叠嶂中，是戴云山东北麓最为偏僻的古村落。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村里到县城，要走一周的路。那个村的主要姓氏就是谢，建村的历史与荷珠村差不多，也是明代从外地迁来，替代了村里原有的姓氏。只不过村子规模小得多，总共500余人，平时年轻人在福州及周边地区工作，只有二三十位老人在村里。村庄已濒临凋敝，现存40余座古屋旧厝和占地7000多平方米、包括372间房间的巨大庄寨钦察寨遗迹。

祭祖仪式已延续数百年。如今珠峰谢氏有十房，仍按照清代以来的规矩，各房经过抓阄，每四户一组，轮流做头祭祖，日后分家独立的子孙按已经排好的顺序轮流。本世纪初，村里大量人口外出以前，在祭祖仪式前两天，大家一起到祠堂除草、打扫卫生。祭祖时，每家拿一份自己的饭菜到祠堂，拜完祖宗后，各自把祭品带回家，也没有一起聚餐的习俗。如今阴历七月初一祭祖前后，依然会有二三百人回乡，许多都是年轻人，甚至有很多小孩子将祭祖仪式的现场当作游乐场。

祭祖仪式在祠堂陈留堂展开，举办得有些“潦草”。陈留堂里只有一个列祖列宗的牌位，没有每位先人的神主牌，没有分丁饼；大堂空间狭小，不能同时容纳全部族人在一起敬香、祭拜。仪式看起来比较随意，虽然请了道士，但他只要没有念咒或是吹牛角号，叼着的烟就没断过。道士身边的族人们有四五十人，从没形成整齐的队列，像看节目一般在院子里来来回回，除了被招呼烧香、敬拜时，一拥而上取香，呼啦啦跪拜，总是私下扎堆聊着天。

在祭祖仪式上最显眼的，却是40多岁主持念祭文的谢志道。他在祭祖仪式前就表现得非常积极，特地带着一儿一女提前回到了村里。村支书谢齐仁给他以前的范本，让他誊写祭文，修改错别字、添加今年的日期、人名。祭文写在一张A4纸上，他却用了将近一宿。并非因为改动多，只是他过于慎重其事，“本来想把祷文都用毛笔写出来，后来发现那样纸太长了，最后只得用签字笔誊写了一遍”。

在仪式开始前的饭桌上，作为外来学者的郑振满和他的学生、负责当地古村落保护开发的县领导，与当地村书记、乡贤聚在一起。不了解祭祖流程的县领导，对仪式感却颇为上心，提议“要是祭祀的人都穿上礼服就好了，下午进行到一个环节，要有人带着叫好，拜的时候要全体都跪，那才壮观”。而同样不甚了解仪式如何组织的谢志道，却回应最为积极，他不胜酒力，却频频举杯，连连称是。

这些似乎有些怪诞的画面背后，透露出当地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承担建设家乡任务的动力。

郑振满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右）讨论有关庙的问题

家的连结

谢志道的长相与李敖有几分相像，也戴着粗框方眼镜，短袖西服衬衫配着西裤。那是他大学毕业后，常年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工作养成的习惯。对于家乡的祭祖仪式，他其实已经很陌生了。2019年从保险公司辞职前，他也因工作在外，有近20年没有参加过祭祖。如今他和妻子在福州开一个小诊所，父亲作为族长年事已高，就让他这位长房里比较有学问的人回来念祭文，主持祭祖仪式。

他对村里的热心，源于2015年前后的“美丽乡村”建设和修缮钦察寨。那时谢氏族人得知永泰县获得了筹建美丽乡村的资格，珠峰村因为偏远，古宅虽然破旧，但仍保有原貌。2015年祭祖仪式后，族人们都希望能将儿时生活过的钦察寨修缮好。而当年在东南乡建首席建筑师张明珍的帮助下，珠峰村与“美丽乡村”项目结缘。2016年村里成立“珠峰寨修缮理事会”，组织筹备资金，曾经住在庄寨内的后代每人出资500元，上不封顶。理事会筹集到20万元，又向永泰县政府筹集到20万元。虽然不够将钦察寨彻底修复，但开启了第一步，将正厅、关厅与书斋修缮完成。

当时除了放下在福州、厦门的工作，回来捐款、帮忙的族内老人，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也积极响应。谢志道家不是住在钦察寨里的人，本不必出资，但他也捐了许多钱，只因在他小时候寨里仍有300多人住在里面，他的小学也是在寨里面上的，晚上大堂的阴森仍令他记忆犹新，他把钦察寨当成自家的文物看待。而让他写祭文的村支书谢齐仁今年50出头，已经定居长乐，他家是最后一户从钦察寨搬离的人家，他记得寨子里每一个房间的样子。开始修缮钦察寨后，他也奔波在长乐与珠峰村之间。如今他走进满是荒草的寨里，即便立在桌子上积灰许久的烛台倒了，他也会情不自禁地扶起来。

谢志道(左)与谢齐仁在钦察寨的前厅前回忆往昔

他们作为中年人与家乡的关系，与郑振满的女儿郑静颇为相似。郑静四十出头，如今是武汉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她小时候经常回老家，即使到上到大学，每年寒暑假都会被郑振满拉回老家，曾经因无法和同学聚会而痛苦，如今却总希望暑假能够在老家待上两个月，甚至在谋划与家乡相关的研究课题。

这一切与郑振满在老家的房子有很大关联。1980年代分田到户时，村里人认为虽然郑振满的户口已经不在村里，但读书人应该有“书田”，就单独分给他一块地。他后来在这块地上盖房子，一盖十多年，从一层变成如今的四层小楼。在郑振满的印象里，他的“红砖厝”在当地颇有特色，周边村庄修庙时都到他家来借鉴。甚至因为他对麟山宫有所帮助，房子盖好后，几十个老人家敲锣打鼓，抬着匾到他家来贺喜。而在郑静的经验中，盖房的过程，是她从小长大的重要记忆。村里人告诉她，最初盖房时，木料堆在她的外婆家门口，她就站在旁边看着，说那是她家的东西，怕别人拿走。在她看来，自己最终选择学习建筑，也因为这个房子。虽然诸如卫生间的位置之类的问题，她提出的想法都没有被采纳，但她毕竟见证了一砖一瓦终于成为一栋房子，那也有她的心血。

作为一名80后，她对亲戚、家族的感受和大部分人没有区别。遇到事情，有时不敢向亲戚说实话，亲戚一定会“添油加醋”，辗转告诉父母，引起父母担心，把一件小事变得比天还大。但老家有一栋自己建的房子，“那与在城里买的房子完全不同”。

而当她意识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同学各奔东西，曾经的遗憾变成人生的常态。尤其当自己成为母亲，面对孩子“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又在学生们的讨论中发现，“北方的学生无法想象用大笔钱在老家盖楼，他们的生活经验都是家里有钱后，搬到生活条件更优越的城里”，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老家的意义。

如今郑静的儿子只有三岁多，郑静希望尽可能向他展示乡村生活，供他长大后自由选择。郑振满的想法则是，“要想办法把他‘骗’到老家来”。

（感谢陈鸿伟、朱琳琳、李庆华、蔡沧铭、蔡金楠对本文的帮助。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三联周刊2023年9月5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