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桢先生虽已年逾八旬，仍每周两次集中指导博士生。他住所的书房面向大海，从浩烟海涛之中能依稀谛听到对面金门岛的呢喃。30多年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拓荒构建让他与海洋形成了不分彼此的关系，总结杨国桢先生过往的学术经历，我们不难检视出其三张显目的王牌：林则徐研究、明清土地契约研究和海洋史研究。这其中包含了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史学家对时代之需的回应，也彰显了一代哲人炽热的爱国报国情怀。
在林则徐研究中积薪耘获
1957年，杨国桢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学习。早在大学二、三年级，他就因参加调查和编写《闽南人民革命史》《古代泉州海外交通史》而崭露头角。1960年10月，时任历史系系主任、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傅衣凌教授指导他们班同学将编写《林则徐评传》作为毕业实践，指定杨国桢负责组织和统稿工作，亲自带他到福州访查林则徐遗稿。翌年，杨国桢提前毕业留校，任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助教。时年21岁的他甫一留校，便接下了编写《林则徐传》的重任。他潜心钻研各处搜集到的林则徐文稿、札记、诗文、书信等原始资料并加以系统的整理分析，独立撰写《林则徐传》初稿30万字。1977年的冬天虽然严寒，但“科学的春天”为杨国桢先生带来了喜讯。这一年，人民出版社将《林则徐传》列入出版计划，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传稿的修改。他回忆说:当年生活清苦，“为了节省，我用没有格子的白纸来写作。人民出版社知道后，及时地寄来稿纸，并预付1000元的稿费(相当于当时一年半的工资)，解了我燃眉之急。‘追寻事实，记载历史’的使命感，使我多年潜修的学术积累喷发出来，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把改了又改的旧稿重新修订一遍；又冒着酷暑炎夏，汗流浃背，一字一字地把这部36万多字的书稿抄清。手掌抄肿了，中指结起了老茧，心情却十分舒畅，消瘦的脸上充满了阳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人民出版社审稿完毕，表示满意，提出修改意见。我于次年(1979)春后奉命上京，修改定稿”。1981年4月，《林则徐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林则徐传》全书共36.1万字，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林则徐的长篇传记，该书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反响，被誉为是“博采众家、自成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集林则徐研究之大成”的优秀著作，令杨国桢先生在学术界声名鹊起。
《林则徐传》重印出版了3次。1994年，杨国桢先生在英国牛津大学访学半年，讲学之余，寻访英国档案，补充增订了《林则徐传》。增订本凡49.4万字，199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重印。此外，他还担任第一、二届林则徐研究会会长(1989—1999)，又陆续写作《林则徐论考》，选编《林则徐书简》《林则徐选集》，主编《林则徐全集》《林则徐》大型画册等。2004年后，他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传记·道光朝》项目，查阅了一批庋藏海峡两岸，未发表过的嘉庆、道光两朝的清宫档案和国史馆人物传稿，对林则徐及相关人物资料的掌握更加丰富。在此基础上，他利用纪念鸦片战争170周年的机会，将《林则徐传》改写成《林则徐大传》，2010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补充了大量新的第一手资料，对旧作的论述进行了全面的匡正和完善，篇幅远远超过前作，达74.9万字。
杨国桢先生始终站在学术前沿，不断地对自己的研究进行调整深化，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对中国的林则徐研究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堪称中国学术界林则徐研究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将纷杂的契约推向“契约学”的高度
民间契约文书，在传统史学、传统文献学上没有地位。厦大史学大家傅衣凌先生“化腐朽为神奇”，让它进入史学的殿堂，倡导了中国历史学特别是经济史学重视民间文献的风气。作为傅先生多年以来的助手，杨国桢亦长期受到耳濡目染。1978年，杨国桢协助傅衣凌先生组建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致力于土地契约文书的搜集与解读。1981年，厦门大学中国古代史和专门史(经济史)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首批博士点，杨国桢协助傅先生培养博士研究生，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并于1985年接任主编。他师承傅衣凌先生创立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明清社会变迁等基本问题上，进一步阐发傅衣凌先生的理论架构，社会史和经济史结合的学术特色，以及以民间文献、遗制遗俗证史的研究方法，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
1981年起，杨国桢先生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利用明清土地契约文书对东部地区民间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探讨。此后赴京都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访问研究之余，又利用日本、美国所藏明清土地契约文书进行了研究增补，最终形成《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一书。该书跳出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土地所有权形态的一元化观念，诠释了土地所有权制度与社会所有制形式相互作用的关系，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成果的空白。作为契约研究的开山重作，先后于200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修订出版，展现了以契约为切入点对中国传统地权制度进行的研究探索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1985年9月，杨国桢、翁丽芳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前合影
1986年6月14日，出席施坚雅家宴。施坚雅（右一）为杨国桢（右二）倒酒
与此同时，杨国桢协助傅衣凌先生主持“六五”“七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明清福建地区经济史研究”，共同主编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合著《明史新编》《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编成《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闽南契约文书综录》，并与志同道合的广东同行互相支持，互相呼应，共同把梁方仲、傅衣凌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经济史学推进到新的境地，大展“南强”气派。1988年，他和美国斯坦福大学武雅士教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所长庄英章教授合作，组织开展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1992年起，他多次往返台湾海峡进行学术交流，受聘中国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和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为博士班和硕士班讲授明清经济史和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在明清经济史和土地契约文书研究领域，杨国桢先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他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把该领域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台阶，为中国契约学和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奉献了心力。
1989年11月10日，在厦门大学举行的福建田野调查工作研讨会上，庄英章宣讲问卷
图为研讨会会场一角，左起：曾玲、杨国桢、陈在正、石奕龙、郑振满
1991年5月，武雅士（中）和杨国桢（右）在红坊镇联合村田野调查
与此同时，杨国桢协助傅衣凌先生主持“六五”“七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明清福建地区经济史研究”，共同主编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合著《明史新编》《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编成《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闽南契约文书综录》，并与志同道合的广东同行互相支持，互相呼应，共同把梁方仲、傅衣凌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经济史学推进到新的境地，大展“南强”气派。1988年，他和美国斯坦福大学武雅士教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所长庄英章教授合作，组织开展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1992年起，他多次往返台湾海峡进行学术交流，受聘中国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和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为博士班和硕士班讲授明清经济史和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在明清经济史和土地契约文书研究领域，杨国桢先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他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把该领域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台阶，为中国契约学和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奉献了心力。
海洋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1989年后，杨国桢先生毅然地将自己的研究视野从陆地转向海洋，在博士点学科建设中开辟了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方向。杨国桢先生的拓荒奠基之功，首先表现在推动涉海历史向海洋整体史研究转型，为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与赞誉。
杨国桢先生对海洋并不陌生，在海滨城市耳濡目染之下及与涉海研究长期打交道的经验之中，他逐渐养成了亲近海洋的思想感情。1988年，电视片《河殇》中无视中国海洋文化存在的观点令他生发了海洋意识的自觉，深感有必要以海洋为本位，站在海洋的角度来给中国历史上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文化重新定位。他把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作为新的研究目标：“如果我们从世界全局的眼光和学术关怀来重新审视中国社会经济史，便可以看到中国确实存在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把它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个分支，独立地加以考察。”此后三十余年，杨国桢先生一直致力于海洋史研究的理论建构。
1996年，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中国生效的契机，杨国桢先生相继发表了《中国需要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和《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呼吁树立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学科观念，对“海洋经济”“海洋社会”等概念及其内涵做出创新性论述，奠定了近三十年来海洋史学发展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海洋史学科理论体系。进入被称为“海洋世纪”的21世纪，杨国桢先生进一步提出“二十年磨一剑，形成具有独特风格、气派和特色的中国海洋史学”的目标。他策划主编《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12册）、《中国海洋文明史丛书》(10册)，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相继开拓出海洋社会史、海洋灾害史、海洋文化史、航海技术史、海洋考古等研究领域，把中国海洋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
从海洋社会经济史到海洋史学，杨国桢先生把学科建设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指出：“海洋史学是海洋视野下与海洋相关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研究……它要求历史学家首先要重新发掘海洋的历史资源，观察海洋世界自身的发展和演变，然后在陆海互视中给予准确的定位。”他提出“海洋本位”和“科际整合”的新方向与新路径，推动海洋史从涉海历史向海洋整体史研究转型。“海洋本位”的这一研究理路，对于海洋史基本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主张采用“科际整合”的方法，则能够更有效地探索出符合海洋史学的概念内涵，最终纳入历史学的学术规范。
在建构理论的同时，杨国桢先生也不忘进行实证研究。他跳出专门史的学术疆界和研究模式，以海洋活动的海域和海上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进行跨界的研究。他以海洋经济研究为主，但又不忽视海洋社会人群和组织的探究。充分利用中外官方档案，又重视民间文献、民风民俗等多种信息的发掘。不满足于历史事实的解释，预见中国海洋发展未来的需求，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具有发凡起例的作用。他承担多个国家级项目，出版了《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闽在海中》《东溟水土》《瀛海方程》等一系列著作，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史学研究奠定了宝贵的学术基础。
如今，海洋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海洋史研究从无人问津到成为“显学”，这与杨国桢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如何站在21世纪的高度,研究中国历史与海洋的关系，研究世界历史与海洋的关系，认识运用海洋能力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提出海洋发展战略，极为重要。在杨国桢先生的带领下，一支以老带新、功力扎实、富有开拓精神的中国海洋文明史学术团队正在形成。
2019年，陈春声（左）、陈东有在“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恩师杨国桢合影
回顾杨国桢先生的学术轨迹，从林则徐、土地契约到海洋史，从学术主流的历史学到边缘地带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犹如在大海上漂泊，停靠一个又一个港湾。他挑战自我，投身当时几乎乏人问津的中国海洋人文社会领域，靠的是希望为祖国的海洋发展出谋献策的爱国情操和身为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他凭着持之以恒的毅力，扫除孤舟出海不知何处是岸的迷茫，敞舒海洋胸怀，坚韧地驶向既定的航程。他在忙于学术的同时，不忘紧跟时代形势发展，将个人研究与祖国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和视察活动中建言献策，在外出学术讲座中鼓吹宣传，为重塑中国海洋文明、迎接全球海洋时代作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奉献。杨国桢先生从历史学走向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历程，体现了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优秀职业素养和爱国精神，值得后生晚辈敬仰学习。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廈大史學公眾號2023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