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收录的“梁鼓角横吹曲”中，《慕容垂歌辞》是引起争议较大的一组。歌辞一共三曲，内容是：
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
慕容愁愤愤，烧香作佛会。愿作墙里燕，高飞出墙外。
慕容出墙望，吴军无边岸。咄我臣诸佐，此事可惋叹。
鼓吹乐俑
三曲歌辞，分别描述了时间上存在连续性的三个场景：（一）被“吴军”围困的“慕容”攀墙眺望；（二）在墙内烧香拜佛，祈求顺利出逃；（三）逃亡出墙。主角“慕容”，按理说就是歌辞标题中的慕容垂。但这正是引起争议之处。按照当时的习惯称呼，“吴军”指东晋军队。而无论是《晋书·慕容垂载记》，还是《十六国春秋》《资治通鉴》及现存的其他相关史料，都找不到慕容垂曾被东晋军队围困并出逃的明确记载。
慕容垂有过三次败于东晋军队的经历。第一次是太和四年（三六九）桓温北伐，在林渚击败过慕容垂、傅末波统领的前燕军。后来慕容垂又在襄邑大败桓温，史称枋头之战，致使东晋此次北伐失利。第二次是在淝水之战前，太元八年（三八三）六月至十月间，时为前秦将领的慕容垂率军援救襄阳，进至沔水，曾被屯戍夏口的桓石民击败于漳口。淝水之战后前秦溃退，只有慕容垂的几万人“独全”，可见漳口之败对其影响不大。第三次是在太元十年（三八五）三四月间，慕容垂率军围攻邺城中的前秦苻丕势力，东晋将领刘牢之率军援救苻丕，慕容垂“逆战”，被击败后，从邺城撤往新城。这次虽然涉及围城，但慕容垂才是围攻的一方，回军迎战时被刘牢之击败。慕容垂退往新城后，很快又在刘牢之追达前弃城北逃。刘牢之率军尾追数百里，最后在五泽桥被设伏的慕容垂军击败。
桓温伐燕示意图（来源：bing.com）
这几次战事，与歌辞描述的情境都不太契合。林渚之战和漳口之战，文献记述只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枋头（襄邑）之战，慕容垂是获胜者，更与歌辞情境不符。因此，以往最为主流的意见是太元十年邺城之战，认为歌辞是邺城之中的前秦人所作，以此嘲笑被刘牢之击败的慕容垂（提出此说的是明人胡应麟）。但如前所说，邺城之战慕容垂并非败于“城”中，撤往新城后也未发生围困战，文献记载是很明确的。
于是有学者尝试从“吴军”入手，提出一种新的理解思路，认为“吴”并不是指东晋，而是指慕容垂在前燕时期的封爵“吴王”。枋头（襄邑）之战后，“威名益振”的慕容垂深受太后可足浑氏和太傅慕容评猜忌，有人劝他先下手为强，发动政变，但他不愿同族相残，选择了从邺城出走。这种解释认为，“吴军”是指当时驻扎在邺城城外的慕容垂所部军队。第一曲中的“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说的是慕容垂不愿让城外军队为自己牺牲。
不过，慕容垂从邺城出走，是借口去大陆泽打猎——“请畋于大陆，因微服出邺，将趋龙城”。从“请”字可知，这次出城打猎得到了前燕朝廷的批准，只是朝廷并不知道隐藏在打猎背后的逃亡计划。出城后行至邯郸，不受疼爱的慕容垂次子慕容麟逃回邺城告密，太傅慕容评才获知此事，奏请皇帝派兵追赶。可足浑氏和慕容评已经在密谋诛除慕容垂，假设邺城城外驻扎着直属于慕容垂的“无边岸”大军，同意慕容垂出城打猎，无疑是放虎归山，完全不合常理。
邺城遗址（来源：bing.com）
很显然，将歌辞“强行”推定为慕容垂经历的某次事件，不管如何引申或补救史料的不足，都面临着逻辑上的明显困难。出现了另外一种解释思路——会不会歌辞标题有误，主角并不是慕容垂呢？慕容鲜卑先后建立过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北燕等多个政权，它们与“吴军”发生的围城战并不多，最惨烈的当属刘裕北伐灭南燕时的广固之战，歌辞主角会不会是指当时的南燕主慕容超？
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青州市西）有大、小二城。刘裕大军于东晋义熙五年（四〇九）七月攻克广固大城，慕容超退保小城。小城非常坚固，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围城，直到次年二月才被攻克。围城半年之后，正月朔旦慕容超曾在城墙之上朝会群臣，他的爱姬魏夫人随从登城，“见王师之盛，握超手而相对泣”。《晋书·慕容超载记》中的这个场景记述，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第一曲中的“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
广固城遗址
第三曲也跟广固城破时的情形契合。大势已去后，南燕大臣悦寿打开城门接纳东晋军，慕容超选择“与左右数十骑出亡”。据《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此次出逃是“逾城突围出走”，应当是趁乱用绳索将人、马从城墙上悬下而逃，只是出城之后仍被追获。第三曲重复强调了第一曲的“吴军无边岸”一句，又说“咄我臣诸佐，此事可惋叹”，表现的或许就是慕容逃亡出墙后仍无法突围的绝望心理。
这里需要稍作解释的，是第一曲中的“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从句意来看，显然是说“慕容”攀墙而视，看到墙外的“汉”被东晋军队“枉杀”，因此发出叹息。如何理解这一幕呢？“汉”究竟是些什么人？既然是“枉杀”，当然不是指进攻方“吴军”，而是被围困的“慕容”一方的人。如所周知，十六国北朝时期，“汉”或“汉儿”往往是指华夏之人，以区别于五胡。这方面的用例很多，如《折杨柳歌辞》：“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主要辑录汉魏到五代的乐府歌辞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其中便包括《折杨柳歌辞》（来源：douban.com）
诸燕政权的统治者是慕容鲜卑，民众绝大多数则是汉人，墙外被“杀”的“汉”，或许可以理解为被东晋军队杀戮的百姓。不过，反复揣摩“我身分自当”一句，感觉更像是指“慕容”一方的军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双方正在墙外进行激战（或刚刚结束不久），死伤惨烈，墙上的观看者不由生出内疚之叹。
假设“慕容”是指慕容超，这个场景显然就不是上面提到的正月朔旦城上朝会，此时并未有战事发生。广固围城期间，有记载的南燕唯一一次出城作战，是在这次朝会之后，由贺赖卢、公孙五楼率军挖掘地道出城作战，最终失利。这种作战方式，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些像是自杀式的突击，一旦失利，很难再顺利退回城中。两位将领贺赖卢、公孙五楼，此后未见记载，很有可能是死于这次突击。
两位将领中，贺赖卢是从拓跋魏投奔慕容德的，从姓氏看出自匈奴。公孙五楼籍贯不详，但慕容超祖母（慕容德母亲）姓公孙，公孙五楼应当来自同一家族，推测是辽东或辽西大族公孙氏。慕容超自幼与祖母、母亲（段氏）生活在关陇地区，颠沛流离，慕容德去世前不久才到南燕，跟南燕统治层关系比较陌生，因此即位时权力很不稳固。这使得他对于祖母和母亲的家族非常倚重，特别是公孙五楼，最受荣宠信任，以至于当时曾有一种说法：“欲得侯，事五楼。”可以想象，若是公孙五楼出城突击作战被杀，对于慕容超而言是一次巨大的心理打击。这就让人怀疑：歌辞中被“枉杀”的“墙外汉”，除了有可能是指挖掘地道出城作战的南燕军人（或许主要是汉人步兵）外，会不会也跟公孙五楼有关呢？果真如此的话，这句歌辞就具有了不一样的凭吊和感伤情绪。这当然只是个人的一种猜测，但如果歌辞确实与慕容超有关，总不免让人对此浮想联翩。
南燕，慕容德所建，统治范围包括山东及江苏一部分（来源：bing.com）
出城作战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围城太久，等待后秦援军也已无望，只能冒险一试。突击失败，东晋军队又塞五龙口，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太半”，彻底难以支撑。此时慕容超曾“辇而升城”。第一曲中的“攀墙视”，倒是很契合他此时身体虚弱、扶墙勉强而视的场景。而城下应当还残留着贺赖卢、公孙五楼突击失败的残局。
慕容超没有考虑过投降，曾杀死或囚禁过一些劝降的大臣。“辇而升城”时，感叹而回答劝降的大臣悦寿说：“废兴，命也。吾宁奋剑决死，不能衔璧求生。”第二曲中“愁愤愤”的“烧香作佛会”，祈祷的是顺利出逃，也契合他此时的心境。被俘后，刘裕责备他为何不降，慕容超“神色自若，一无所言，惟以母托刘敬宣而已”。刘裕恼怒于城久不下，“欲尽坑之，以妻女赏将士”，后来听取韩范进谏，放弃屠城，“然犹斩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万余，夷其城隍”。慕容超的坚持不降、被俘后的坦然，与围城中的苦难、城破后的屠杀之间，形成了强烈对比。
刘裕，南朝刘宋开国君主（来源：bing.com）
如不考虑标题，只看歌辞内容的话，三个场景与广固围城确实若合符节。第一曲中的“我身分自当”，表明东晋军队围城的目标是“慕容”，而不是一般性的军事攻防。广固围城是要灭南燕，身为一国之主而又不肯投降的慕容超，发出这种感叹，较之慕容垂败于东晋军队的几次战役，语境上也更为契合。但通过改字而重新理解史料，是实证史学的大忌。《慕容垂歌辞》究竟有没有题目讹误的可能呢？
包括《慕容垂歌辞》在内的“梁鼓角横吹曲”，最早见于陈代僧人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记载，至迟梁代已经使用这一标题。更早的来历则不清楚。“梁鼓角横吹曲”总共六十六曲，分为三组。这些歌辞来源复杂，既包括“燕魏之际鲜卑歌”，也有南方歌谣，还有汉代流传下来的横吹曲辞和民歌。其中有一些明显与前秦、后秦和慕容诸燕有关。《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对横吹曲辞有一个总的解题，就说梁鼓角横吹曲“多叙慕容垂及姚泓时战阵之事”。但稍读歌辞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六十六曲歌辞之中，有些是青年男女的恋情，有些是对生活和人性的感悟，有些是社会底层的奋斗，而直接描述“战阵时之事”的歌辞，实际上就只有第一组中的《慕容垂歌辞》和第三组中的《隔谷歌》。此外还有涉及军人的《企喻歌辞》。
《隔谷歌》讲述的也是一个围城场景：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
骑马吹角俑
歌辞的主角是一位守城军人，弹尽粮绝之际，向城外可能分属于不同阵营的弟弟发出求救的呼喊。可惜的是，具体时间、地点和事件均不详。《企喻歌辞》共有四曲，第二曲（“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第三曲（“前行看后行，齐著铁裲裆”），从内容来看描述的应当是军人或军队生活，但并不直接涉及“战事”。值得一提的是，《企喻歌辞》的第四曲（“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古今乐录》明确提到了作者，是前秦苻坚之弟、死于淝水之战的苻融。该曲表现的是军人战争死亡的悲惨，与《企喻》前三曲表达的昂扬情绪完全不同。可以推测，前三曲出现的时间更早一些，记述的是乱世之中“男儿”（军人）建功立业的追求，是一种“男儿”视角的表达。苻融补作的第四曲，则是一种旁观者视角，对乱世男儿的生命陨落，心生悲悯。
歌辞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五胡政权统治下的北方，传入江南的过程可能比较复杂。鼓角横吹曲原本是军队之中演奏的乐曲，乐器之中有鼓角，“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这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东晋中后期的几次北伐胜利，尤其是淝水之战和刘裕灭南燕、后秦之役，应当是比较重要的南传契机。东晋的北伐进军，不仅仅是军事行动，可以想见也会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机会，歌谣也会在其中。
淝水之战概念图（来源：bing.com）
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产生契机来看，《慕容垂歌辞》在“梁鼓角横吹曲”中都显得非常特别。其他歌辞在东晋北伐之前应当已经存在于北方，有些甚至可能是传唱已久的“民歌”（或部分补作）。描述东晋军队围攻事件的《慕容垂歌辞》，则是北伐战事的见证，属于“实时性”作品。这就让人心生疑问：歌辞的作者会是谁呢？
这个问题当然更加难以落实。之所以对此抱有疑问，是由于歌辞明显的亲历见证者色彩。三曲歌辞对应着三个连续的场景，就像三幕舞台剧，描述了被围困的“慕容”从叹息到绝望，从祈祷到出逃的过程。前两个场景发生在“墙”内，“吴军”破城之前自然是看不到的。第三个场景则是出逃后被追获之前。从常理来说，这几个场景更应当是战事结束之后，由胜利者即东晋一方，通过询问、采访城中俘虏，而获得的“慕容”失败前后的信息，由此创制为军乐歌辞，彰显军事胜利。果真如此的话，歌辞就具有了复合性的意涵，一方面是胜利者的声音纪功碑，一方面也是围城中人的记忆。
这也让人再次想到广固城破时的情形。刘裕的屠杀行为，与歌辞表达的情绪，倒是共同彰显着胜利者的姿态。从韩范的谏言可知，围城中有不少“衣冠旧族”即汉人士族，韩范想尽力保护的主要是这批人。其中很多都是随从慕容德南迁的河北大族，南燕灭亡后，他们有些离开了青齐，但大多数人仍旧生活于当地，延续为青齐地区支配性的社会力量，也就是所谓的“青齐土民”。由于多多少少都有家族中人经历过广固围城之役，像正月朔旦城上朝会、挖掘地道出城作战、慕容超“逾城”出逃这些重要事件，必然会作为围城掌故，成为他们家族记忆的一部分。事实上，现在我们能够读到的南燕史事，最早正是经由他们中间的某些人之手，书写和记录下来的。
邓县画像砖上的鼓角横吹俑
广固城中还有一个特殊人群。南燕有一批旧太常乐人，慕容超即位后，由于母亲和妻子仍在长安，后秦姚兴以此为借口，要求他称藩，并遣送这批乐人或“吴口千人”到长安。南燕左仆射段晖认为，这些太常乐人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不能遣送——“太常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与彼，使移风易俗，宜略吴口与之”。但迫于压力，慕容超最终还是送了一百二十个乐人给姚兴。此事甚至被看作后秦统治兴盛的一个象征：“皇秦道胜，燕乐来庭，废兴之兆，见于此矣。”慕容超被迫送出一部分乐人后，正旦朝会“闻乐作，叹音佾不备，悔送伎于姚兴”，发兵抄掠刘宋边境，“简男女二千五百，付太乐教之”。这件事成为刘裕北伐灭南燕的直接口实。留在广固的太常乐人们，在经历围城事件之后，应当会被作为战利品带回建康。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线索。创作和传承乐歌，是乐人的本行。据《古今乐录》记载，《隔谷歌》“前云无辞，乐工有辞如此”，《高阳乐人歌》是“魏高阳王乐人所作也”。《旧唐书·音乐志二》叙述北狄乐源流时，提到一位歌工长孙元忠，家族传习“北歌”数代。《慕容垂歌辞》的制作，会不会与军中乐人有关呢？
《旧唐书》（来源：douban.com）
乐歌包含歌辞和曲调两部分。作为描述城破胜利的军乐曲，歌辞有可能是乐人创作，也有可能是文士写作或改定。但不管歌辞作者是谁，最早都应当是由军中乐人来演奏歌唱的。东晋北伐军中有随军乐人，围城之中也会有乐人，他们都有可能是《慕容垂歌辞》最早的相关者。至于歌辞最初的标题，并不清楚如何命名，也不排除是像有些乐府歌辞那样，采用首句中的某个词语，比如指向性模糊的“慕容”，作为标题。从歌辞产生，到成为“梁鼓角横吹曲”，经过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如果说原来的歌辞标题只是指向性模糊的“慕容”，随着时间的流逝，歌辞产生的语境成为历史，就有可能出现传承错误，将主角从指向性模糊的“慕容”，讹指为慕容氏的某位“名人”。而慕容垂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很强标靶意义的“名人”。《旧唐书·音乐志二》提到的歌工长孙元忠家族，传承“北歌”时就存在失真现象：“元忠之家世相传如此，虽译者亦不能通知其辞，盖年岁久远，失其真矣。”
行文至此，读者可能也已经感觉到，将歌辞场景推定为广固围城，不仅细节契合，也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历史维度。但尽管如此，歌辞标题显示的主角毕竟是慕容垂，没有丝毫的乐府文献证据可以推翻这一点。歌辞背后的真实历史究竟是什么，仍然难以做出肯定的回答。不过，历史学研究的目标，原本也不仅仅是探求真相，“不是使隐者显或者浊者清，而是创造更丰富的谜语（或寓言），让人们更能激荡出感动的涟漪，感到惊艳不已。这既是一种永恒的轮回，也是一种同时深具艺术与伦理意涵的（自我）解放”。这是叶启政在《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中，对于社会学诠释目标的一个讨论。历史学虽然更加侧重于事件和时间分析，与侧重结构和机制分析的社会科学有所不同，但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慕容垂歌辞》的解释上，研究者尝试了几乎所有的文献可能性，但都难以完全“砸实”，找出历史的“真相”。慕容垂的生平经历与之难以吻合，更为契合情境的慕容超和广固围城事件，却与标题不符。从文献考证的游戏规则来说，只能到此止步——指出歌谣与历史的矛盾之处，并谨慎地推测一种新的可能性。不过，随着各种可能性的提出，不管是将其比定为邺城之战，还是对于“吴”字的新解，抑或将主角改字理解为慕容超，相应的想象历史、感受历史的场景，显然也被研究者建构出来了。这些建构当然未必是“真实”的历史，但可以确信的是，正是由于这三曲存在争议的歌辞及其可能性探讨，使得一些原本在文献记录中并不那么受人瞩目的历史事件，具有了某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叶启政著《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来源：douban.com）
这也许是值得历史学者思考的一个现象。面对学术问题时，尽可能地搜罗各种证据，构建相对合理的逻辑链条，是历史学的基本工作。而在文献考证的止步之处，进一步驰骋想象的翅膀，分析多种多样的历史可能性——“创造更丰富的谜语（或寓言），让人们更能激荡出感动的涟漪”，同样也是这门学问令人沉迷的魅力所在。究竟什么才是历史的“真相”，现代历史学的回答也变得越来越不那么肯定。当我们对这个问题不再过分执着时，历史想象与场景构建的价值就愈加重要起来。就像《慕容垂歌辞》，那种围困情境中的彷徨、绝望、祈祷和叹息，千百年后的我们也仍然感同身受。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讀書》2023年第3期。註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