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自1989年以来，在美国鲁斯基金会的资助下，依据「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计划的统一问卷，笔者对福建仙游县沿海地区的三个村落进行田野调查，获得了三百多份口述历史资料及一批族谱、祭簿、账本、乡土志等文献资料。有关问卷资料已由民族学研究所的同仁输入电脑，即将开展综合性的比较研究。为了便于揭示社区特点，澄清历史底线，有必要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与人口变迁略作分析，以供讨论。

关于本地历史上的人口与生态，地方志中没有留下具体的记录，只能依据现存族谱和田野资料，推测其演变轨迹。我们在仙游沿海选择的三个调查点，分属于枫亭镇的海安村、荷珠村及和平村，各点之间相距约五华里。这三个村落的早期开发史，可以分别追溯至北宋末年、明代中叶及清代后期，其生态环境则分别处于沿海平原、港口市镇及山间丘陵地带。因此，选择这三个调查点，有利于探讨当地人口与生态的长期演变趋势。本文拟先对仙游沿海的自然地理与社区历史作一概述，再分别考察各村人口与生态演变的历史特点。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二、枫亭镇：自然地理与社区简史

仙游沿海位于湄洲湾西岸，南与惠安县南埔乡交界，北与莆田县灵川乡接壤，是兴化方言区向闽南方言区过渡的边界地带。境内北、西、南三面环山，丘陵起伏，中有枫溪、沧溪二河会流于东，孕育了若干狭长的河口冲积平原。宋元明清时期，这里为仙游县连江里辖地，民国以来先后设立了镇、区、乡一级政区，现属枫亭镇管辖，居民近十万人。

仙游地图

自古以来，仙游沿海为福州与泉州、漳州等地的交通要道。唐代曾在此设立枫亭馆，宋代升格为太平驿、枫亭镇，元代复设枫亭馆，明清两代改为枫亭驿。福建沿海目前最重要的交通干道福厦公路，也从枫亭境内穿过。枫溪和沧溪的入海口，可以停泊载重数千担的海船，是湄洲湾沿岸的重要通商港口。早在宋元时期，这里的商业经济已经相当繁荣。南宋编撰的《仙溪志》记云：「枫亭市在连江里，人家并海，土产砂糖。商舟博贩者，率于是解缆焉」。元代状元林蒙亨的〈螺江风物赋〉，更是盛赞枫亭市容之繁华。其略云：

一巷之市，百货骈集；五达之逵，四方会通。千门楼阁而鳞叠，万室罗绮而尘红。……通道而南，列肆喧雷，长桥跨虹。北首而近长安之日，东游而快沧海之风。若乃扶桑日出，阳侯波暖，舳舻衔尾，风涛驾空。粒米之狼戾，海物之惟错，遐珍远货不可殚名者，无不幅辏于南北之贾客、朝夕之渔翁。……高资富室，醉醴佨鲜，其波之余，旁及于负贩而耕佣。

这一时期枫亭商业经济的繁荣，是与当时活跃的私人海上贸易相联系的。明清之际，由于倭寇的骚扰和海禁、迁界政策的冲击，仙游沿海的商业经济一度趋于衰落，但枫亭作为「鱼盐辐辏之区，上司过往之地」，仍是当地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近代以来，公路交通的发展加强了福建沿海与内地山区的经济联系，枫亭成为仙游内地及永春、德化、大田等闽中各县的主要对外通商口岸，仙游沿海地区的商业经济也随之再度复兴。民国年间，当地士绅宋俊卿在〈经济讨论〉一文中述及：「若论商业经济，亦分大富商、商行、栈房、坐贾商、小商店等。大富商是集合大资本的股东，购置商船巨舰，往来上海、台湾、香港、广州、温州各重要商埠，采购各货，运出载入，懋迁有无，惟利是务。……此种营业，多在霞桥、陡门港内开张。若沧溪港，则有乌龟(坵)、湄洲、南日、海山各岛屿渔船，运载各种鱼类，寄栈发售，每船千担，亦大利市，商业亦很发展，市肆亦大繁华。若枫市商店，俱多零售。大资本者多投股于商行，若小商则贵买贵卖，对市价涨落发售，每日得利足于糊口用度，以维持其家用之生活」。另据记载，枫亭镇于1940年底成立商会，至四〇年代末共有二十六种同业公会。其中糖、桂元、木、竹篾、石灰等行业，主要经营本地土产的外销业务；肥料、百货、粮食、鱼、布、鞋、京果、国药、图书、纸等行业，主要经营外地商品的内销业务。另有酱油、糕饼、铁器、豆腐、屠宰、油、面、生果、客栈、粮食加工等行业，主要是为本地消费市场服务。这种以经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使枫亭成为闽中地区的主要商品集散中心之一，这无疑得益于当地特有的水陆交通条件。商业的发展，为少数富商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也为大量的小商贩提供了谋生的机会。但是，这种中介性的转口贸易，对当地的产业结构并无多大的影响，市镇周围的农村经济仍是很落后的。

仙游沿海地区的耕地，原来大多是「海埔」，唐以后历经围海造田，兴修水利，逐渐形成了若干小块平原。如云：「自五侯陈氏筑海堤后，遂垦辟南庄洋，计开数千亩田地。王氏筑陡门至霞桥海岸，亦垦后洋千余亩。许氏筑后萧洋，更垦千余亩。他如南屿仔洋，皆系海埔」。元明之际，枫亭平原的开发已基本定型，农田水利系统也日趋完善。依据明人陈迁的〈石马陂记〉，早在元代以前，枫溪上游已有三峰总坝、岩头堰、东西圳等水利设施，分别引水灌溉沿海一带的东西二洋土地。元大德八年（1304年)，全安庄僧人又于枫溪下游筑成石马陂，「实收堰之漏水，以助其不敷也」。这一水利系统一直沿用至今，其受益范围也与目前的枫亭平原大致相同。明末清初，由于农田水利系统受到破坏，枫亭平原的可耕地面积反而大幅度减少。清康熙六年（1667年)，里人薛昆山在〈石码陂后记〉中述及：「此陂明季极盛。……迨余十二三之时，则陂、圳俱圮，沙壅将满，水不由故道，所见者水门石柱、陂址横石及南傍一片石岸安然如故。先君子每指以示予，尝为叹息，而南庄、全安庄之田，尽为海荡。……后龙华庄有僧名清者，自云全安庄嫡派，雇工砌筑陡门庄埭捍御海潮，便以成垦，想即迁公记所云东圳水灌东洋田是也。工未成而尽卖与威略将军吴浚洰，筑堤延绵不可以丈计，已成膏腴之产矣。独南庄之田俱系外衣人氏，前后未垦，以地卤水碱终莫能成，后尽归泉。」自此以后，枫亭平原虽然渐复旧观，但南庄一带的近万亩水田长期为泉州富室所占有，至近代仍未能收回。

枫亭平原

根据近期气象资料，仙游沿海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为摄氏20.5度，年平均降雨量为1283毫米，年平均气压为1005.8毫巴，年平均日照为2003.6小时，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对植物生长十分有利。宋元时期，由于商业经济的繁荣，枫亭一带的园艺业和林果业都颇为发达。林蒙亨在〈螺江风物赋〉中，对当地的商业性农业作了详细的描述。其中除了为「高资富室」而生产的各种蔬菜、花卉、鱼类之外，尚有荔枝、地栗（荸荠)、蔗糖等本地名产，大量运销外地。以蔗糖业为例：「其沃衍之畴，则植蔗以为糖。春养其萌，夏粪其株；秋敛其叶，茎修节疏；冬实其干，肤腻液充。伐者如木，束者如竹。……于是刳木为槽，断木为杵，饱万夫之食，而明烛继夜，长歌相舂。棰璧成哨，擘圭作甘，酾以清泉，甑不炊而琼液滋漉；高灶蒸云，列鼎腾烟，调以甘膏，火不停而灵砂自熔。于以盛之，万瓮竹络；于以奠之，千艘桂楫。顺风扬帆，不数日而达于江、浙、淮、湖都会之冲。」延及近代，蔗糖及蒸枝、龙眼等果品，仍是本地的大宗外销产品。不过，由于人口的持续增长，粮食供应日趋紧张，本地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大多数农户以种植水稻、甘薯、大小麦等高产粮食作物为主。

在本地历史上，有不少声名显赫的世家望族。清人郑得来在〈序钱江朱氏族谱〉中记云：「逖稽我里宋世贵族，曰蔡、曰许、曰陈、曰洪、曰郑，而朱即与焉。其时公侯科第，一姓多至三四十人，或十数人，少亦六七人。元代竟朝请一人。明兴益衰，合里不满二十人，又多属崛起。然名家族处，则有薛、有陈、有林、有陆、有李、有郭、有郑，而朱复与焉。源流深长，非他所及。」这里列举的「宋世贵族」，较著名的有宋初南康郡王陈洪进家族、北宋名臣蔡襄及蔡京家族，其余各族亦皆为仕宦世家。清同治年间编修的《枫亭志》，详细记述了枫亭历史上的科举成就，兹对宋代各主要族姓的科名人数略作统计，列为下表：

上表中的同姓者，基本上也是同族人。这些家族世代为官，相互援引，在当地的社会生活中据有支配地位。元代以降，尽管由于士风不振，有些世家大族趋于衰微，但又有不少新兴家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根据《枫亭志》的记载，明代枫亭各族姓经由科举入仕者，郑氏共有九人，薛、陈二族各有五人，林、戴二族各三人，徐、黄二族各有二人，另有朱、蔡、陆、叶等姓各一人。由于各族皆以「名家族处」相标榜，聚族而居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从而促进了各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

明清之际，仙游沿海地区历经倭寇之乱和迁界之变，世家大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有的甚至因此而一蹶不振。清康熙六年(1667年），钱江朱氏族人重修族谱，里人郑得来应邀作序，不无感慨地说：「年来大家流散，我里之中涣而能萃者，惟朱与薛！」此后，大族支配地域社会的局面逐渐被打破，村社组织和族际联盟在社区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清代后期，本地爆发了大规模的「乌白旗」械斗，开始形成若干相互对立的村落集团。近人宋慎杰在<连江里社会之兴革事变与天时人事之异状>一文中，对这一历史过程有如下概述：

清末社会，因弱小民族被强大者压迫，控告不易申冤，县官亦且隔远，弱小者受迫不甘，遂起暗行团结抵抗，故有乌白旗的恶习惯。查乌白旗的缘起，因乡中奉祀玄天上帝，造有七星乌旗，遇两乡争斗时，民持七星乌旗出阵，指挥得胜，败者用圣母白裙挂在长杆上以抗制之，成乌白旗的分派。……结联六乡是抵抗朱寨，五宫是拒敌三薛，九社与五三互有争隙事端。六乡始自东岭、东林、霞珠、双溪、沧溪、秀郊六乡起，今则有麟山、斗北、斗东、斗西四保，计共四十余乡，地点应连江半里，最为巨大的团结力。六乡属白旗，朱寨、五宫属乌旗。五宫即霞溪、北门、兰友保、学士保、泉霞、海地六宫。三薛属白旗，即霞桥、后陇、青泽亭三乡，俱姓薛。九社俱白旗，外慈五三乡俱乌旗。

在上述村落集团之间，曾经因各种不同的争端而连年械斗。例如，「光绪间，六乡与朱寨因争坝水械斗；五宫杨建与三薛阔啐田头争水利械斗；六乡东岭人向张红吾讨会银，弄成六乡、五宫械斗；角头黄廉与宅兜人争风水，遂成五宫、九社械斗。……械斗发生，常至数年不能解决，破家荡产，株累他人，祸无底止。」不仅如此，「若有乌白旗械斗，虽外里外县人，白旗派助白旗，乌旗人助乌旗。……战斗时，乌白两派各立一党，议论谁胜谁负，或有语言不合，在山亦同互殴。」在此情况下，每一次械斗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有的甚至波及数县。

由于「乌白旗」械斗与村落集团的形成，促使社区内部的地域格局趋于凝固，进一步限制了各村乃至各族的生存空间。笔者调查的三个村落，分属于「乌旗」朱寨集团与「白旗」六乡集团。自清末以降，这两大村落集团长期对立，相互封锁，无法共享本地自然资源。因此，尽管这些村落之间相距不过数里之遥，各自的生存环境却是很不相同的。

三、海安村：人口外流与生态的恶化

海安村位于枫亭镇东北部沿海，濒临湄洲湾，是本地大族钱江朱氏的主要聚居地，俗称「朱寨」。据清雍正三年(1725年）编修的《钱江朱氏族谱》记载，朱氏原籍为莆田县水南琳井，至第十代有通直郎号「逸斋」者，于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始迁居本地。逸斋传有五子、十四孙、二十三曾孙，其中共有四人先后登第入仕，不上百年已是本地望族。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逸斋之孙子游在〈钱江朱氏祖庙碑刻谱系记〉中宣称：「王春昼朔，会拜斯堂，少长咸集，济济有序，足以起乡闾之歆慕。祖坟拜扫，冠者数百，奔走豆笾，翼翼有仪，足以动祖考之来格。加之连薨比屋，弦诵相闻，月书季考者有人，乡漕舍选者有人，登文阶武弁者有人，祖宗积善之余庆，盖方来未有艾也。」然而，这一盛况并未维持多久。宋元之际，在逸斋派下五大房中，已有三房失传，一房外迁，仅存老二义房后裔留居本地。义房派分子唐、子尧二支，其后裔以子唐一支较为兴盛，而子尧一支则相对衰微。据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的朱氏〈重修祠堂合约〉记载，当时的朱氏族人共分六房，其中五房属于子唐支派，仅有一房属于子尧支派。不过，即使是在子唐派下，历代也有不少族人失传或外迁。子唐共有三子四孙，而在七传之后，派下始有男丁十二人，其中又有三人无后失传，二人出赘外地，一人随母改依他姓，自立门户者仅占半数。另据《朱寨风物》的「外迁记载」，历代迁往外地开族者共计十八支系，内有广东临高县及本省晋江县各一支，惠安县及莆田县各二支，其余皆迁往本县内地山区。至于其他零星的外迁族人，在族谱中未及备载，为数自然更多。那么，为什么这些族人不能留居本地，而要离乡背井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受到了生态环境的制约。

在近人编撰的《朱寨风物》中，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作如下概述：「东邻莆田东沙，西近三十六村东岭，南隔惠安南庄，北连灵川坪洋，面积方圆十六公里。……面海背山，四季常青，水源缺乏，大部分耕地是旱地。」这里述及的地理范围，包括了清代以来由朱氏族人拓垦的一些山间丘陵地带，比历史上的「朱寨」略大一些。清代以前朱氏族人赖以生存的土地，主要是一片半月形的海滨小块平原及长约三公里、宽约二公里的低丘台地，总耕地面积近二千亩。宋元时期，朱氏先人及邻近大族曾在沿海浅滩筑堤造田，一度拓展了生存空间，而在明清时期，沿海平原已无拓展余地，朱氏族人的生存环境也就日益恶化了。清雍正年间，朱氏族人在《海埭记》中称：「宋朝时只有埔头埭，就横路下筑堤，一直通及东仓已下，俱是闲海，钱江富贵多有。迨元至正二十六年，陈都事请赋筑堤，将海开河，约田有六顷余。截断海堤，锁带钱江，被伤风水，莫此为甚。……嗣后富者贫，贵者贱，易进而易退，倏兴而倏替，代代然也。异日者倘或气运循环，桑田如故，沧海如果，是吾族之幸也。切莫听射利之徒，议修筑不顾风水。我子孙居此地者，尚其戒之，慎之！康熙六十一年，仙盐商议筑此堤，族一二欣从之，乃示以谱记，力阻乃止。」这里虽是以风水为由禁止围海筑堤，却也透露了对生态恶化的无奈心理。由于人口日增，耕地不足，朱氏族人多以近海养殖为生。然而，在族运衰微之际，海界又往往为强邻所侵，使朱氏族人的谋生之道更为狭小。其《争海总览》记云：

始祖逸斋公遗下门前海荡一所，历管三百年。……至成化十一年，邦基公与蔡元昭告争东边海界，蒙本府踪勘判还，给帖付照，与世承房对半管掌。嘉靖二十七年，蔡道又争西边海界，时世承出名讦告，用费数两，独累世承，致世承将海四十五坵献与莆田张给事家，递年认回种蛏纳租。奈本户课纳不堪，合族会议，思吾祖管海年久，岂可一旦弃之？长房惟凤等执邦基公府帖，用费不出毫厘，惟次房仕阶、仕昂，有重、子义等奋而作之，将本房分过蛏埕照坵出银，当官告理，准为现今买海之资，每坵出银八钱二分，共银十五两，就张给事家赎出世承写献文字。……不数年，又被莆宦戴科家人强取河内鱼美，众人不与，家人回去生事。时本县彭三府掌印，与戴科有旧，委典史踪勘后，东珠蔡氏以两家亲眷和解劝息。众被告有名者，纠银百余两以赎咒詈大臣之罪，其海地立字，一半与之，是讼方息。至万历十一年，戴宦身故，众取回管掌。……

如上所述，在有明一代的近二百年间，朱氏族人为了保住祖传的海地，与强邻豪族进行了长期的抗争。应当指出，朱氏的东邻锦南蔡氏宗族，是莆田灵川一带最强盛的世家大族，这对朱氏族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很不利的。锦南蔡氏据说是蔡襄的后裔，于南宋时期定居于灵川东沙，当时曾与钱江朱氏「合一宫社」。嗣因朱、蔡二族人口日增，各立一社，「蔡家改为安民社，朱寨改为东社」。分社之后，「因东沙地名争执，引起械斗，经莆、仙县尉解说，二家和息。」然而，自明清以来数百年间，朱、蔡二族的争端从未间断，在双方的族谱中都有不少此类记载。例如，朱氏族人在雍正三年（1725年）的《续修族谱序》中记云：「丙申岁十月， 族人修十代祖德祖墓，难起于锦南蔡姓，争讼变业，而吾宗之祀田殆尽矣。」道光年间，朱氏族人在《皇宋诰授通直郎逸斋朱公重修墓志铭》中记云：「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因族人与蔡家惹事，本穴被蔡家毁挖，窀穸俱亡。」实际上，朱、蔡二族长期冲突的根源，在于争夺对东沙海港及市集的控制权。在朱、蔡二族毗邻的东沙街上，至今仍可看到历代因械斗而构筑的碉楼、土城等防御工事。由于钱江朱氏的实力无法与锦南蔡氏抗衡，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因而也一直未能争得对东沙港及市集的控制权，这就使之难于在传统农业之外另辟生财之道。

明后期的倭寇之乱与清初的迁界之变，对钱江朱氏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明万历元年，朱氏族人在《重修家庙序》中记云：「本朝嘉靖末，倭夷蠭起，闽粤鼎沸，肆行州里，草菅民命。积尸流血，天地为愁，横槊利刃，草木凄悲。田不耕而污秽草莱，路不由而蓁芜荆棘。火燃之灾，烈焰幛天，斯民曾不得聚卢而讬处。伤哉斯世，何其惨也！」在这场历时近十年的战乱中，钱江朱氏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失，也有不少族人为避难而迁居外地。清顺治末年，为了阻止郑成功集团与内地抗清势力的联系，在东南沿海地区实行迁界，强迫沿海数十里之内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钱江朱氏的聚居地朱寨一带，全部划为界外，朱氏族人被迫举族外迁。康熙二十年（1681年） 复界之后，朱氏族人或迁回故土，或留居界内，其聚居人数再度锐减，参加祠祭者仅有数百人。

从康熙中期至清末光绪年间，经过近二百年的休养生息，钱江朱氏族人剧增至三千余丁，总人口不下一万，其聚居范围也一度从朱寨扩展到本里的坑内、南山、琳宅、后陇、过山、下磨陇等村。然而，在光绪年间爆发的六乡与朱寨的「乌白旗」械斗中，凡属在六乡势力范围之内的朱氏族人，一律被驱逐出境。如过山、下磨陇、后陇诸村，此后遂由六乡诸姓占居，仅存靠山的坑内、南山、琳宅诸村归朱氏所有。另一方面，六乡也划出靠近朱寨的下房、寺头、厝头等村作为补偿，交由钱江朱氏族人占居，经过此次「领地」大交换后，六乡与朱寨之间疆域分明，彼此不得越雷池一步。因此，朱氏族人再也无法在本地拓展生存空间，或是更有效地利用周边地区的自然资源，许多族人只好远离故土，另找安身立命之地。

自宋代以降，尽管有不少朱氏族人失传或外迁，仍有若干较为强盛的支系，依然世代聚居于本地，其人口增长速度也是相当快的。兹以子唐派下十六至三十二世的某一支系为例，探讨朱氏聚居规模的扩展趋势，见下表。

如表所示，从文一至钟英一系的十七代人中，共传育男丁五十二人，其中外 迁二人，失传二人，留存本地四十八人，平均每一代留存数约2.8人。上表中的留存数，是指留居本地且传有后裔的朱氏族人。因此，每一代的留存数即为下一代聚居规模扩大的倍数。换句话说，从文一至钟英一系的朱氏族人，平均每隔一代的聚居规模扩大了2.8倍，其繁衍速度不可谓不快。当然，在朱氏族人中，如此兴盛的支系并不多见，但只要有少数此类支系，其总体聚居规模也就很可观了。清道光末年，朱氏族人在《宋诰授通直郎逸斋朱公重修墓志铭》中记云：「传至今道光时，中间移居远地及所出人物有难胜数，第在钱江与本里住者，有三千余丁。」在当时的生态条件下，这一聚居规模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极限。实际上，目前留居本地的朱氏族人也不上一万，其成年男子约有三千人左右，与道光年间的丁数大致相同。这种相对稳定的聚居规模，并不意味着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等于零，而是表明人口的增长为各种形式的人口流动所抵消。据调查，近代以来迁往台湾及其他海外地区的朱氏族人，就有上千人之多，而迁往国内大陆各地的更是不计其数。导致人口流动的原因和形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外出谋生之外，婚姻、收养及继嗣关系，也是人口流动的重要途径。在笔者调查的四十五位出生于本村的男性报导人中，共有十三位报导人的同胞兄弟以各种不同形式外流，未能在本村成家立业。兹将有关资料列为下表，以供参考。

如上表所示，在十三位男女报导人的五十二位同胞兄弟中，以各种不同形式离开本村的共有十九人，约占总数三份之一。其中因自幼送人而外流者九人，居第一位；因外出谋生未回原籍者五人，居第二位；因出继而外流者三人，居第三位；因出赘而外流者二人，居第四位。当然，由于笔者的调查未能包括全村每一家庭，这些个案可能还不足以说明本村人口外流的基本态势，这是有待于继续探讨的问题。

四、荷珠村：人口增长与商业的发展

荷珠村位于沧溪的入海口，是商业较为发达的港口小镇。全村现有居民一千三百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为郑氏族人，另有曾、游、萧、杨、陈、林、蔡等零星小姓，每姓只有三至五户人家。根据清雍正十年（1732年） 编修的《三峰郑氏族谱》，荷珠郑氏的原籍为漳洲府海澄县卢仔上门村，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始迁来本村。当时迁居本村的开基祖共有三位，即海澄世系二十五代的邦盛及二十六代的穹顺和穹杰，他们分别为二十一代祖福元派下的三房及二房子孙。与此同时，福元派下的长房子孙也迁往莆田平海等地，至清初仍与荷珠郑氏合修族谱。这一时期正值倭寇大举骚扰东南沿海之际，海澄是重灾区之一，此次迁移可能与倭寇之乱有关。在郑氏迁居本村的最初几代中，人丁颇为兴旺，人才也很可观。清雍正十年（1732年）的〈谱序〉记云：「当明盛时，伯祖科甲联芳，夺矛而登者尚有若而之人。」清初迁界之后，郑氏人口一度锐减，清中叶以后迅速回升，至近代仍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兹依据《三峰郑氏族谱》的有关记载，将郑氏各支派二十六至三十三代的男丁数和留存数列为下表：

如上表所示，郑氏定居于本村之后，除了第三十代的丁数呈下降趋势，历代的总丁数都有显着增长。据《三峰郑氏族谱》记载，第三十代的生存年代约为清康熙至雍正年间。这一时期正是清王朝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的过渡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历经战乱和迁界的双重冲击，人口大幅度下降。因此，清初郑氏人口的下降趋势，是由外在的不可抗拒因素引起的，不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与此相反，清中叶以后郑氏人口的持续增长，是与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因而更具有典型意义。

在现存的荷珠郑氏族人中，穹顺支派约占百分之六十，邦盛支派约占百分之三十，穹杰支派的比重不到百分之十。这种族内人口发展的不均衡现象，实际上也导源于清初的大动乱。穹顺共有四子、十二孙、二十四曾孙，其曾孙辈在清初曾严重流失，只有七人留居本村传宗接代，失传者占三分之二。第三十代，穹顺派下虽然仅存十丁，但却有九人传育后代，至三十一代增至三十丁，三十二代增至五十八丁，三十三代增至八十二丁，几乎每一代都是成倍增长。穹杰支派在清初的人口流失最为严重，第二十九代的十六丁中只有五人传育后代。因此，穹杰支派在清初动乱之后的人口基数甚低，至第三十三代始增至九丁，这就使之在此后的族内人口发展中长期处于滞后状态。邦盛支派的第三十代丁数高于穹顺支派，而三十一代丁数反而大大低于后者，这主要是由于邦盛支派在族内的辈份较高，其三十代的生存年代与其他支派的二十九年代大致相同，基本上尚未脱离清初的动乱期，因而失传者的比例较高。族谱中未记录该支派第三十三代的男丁，对其三十二代男丁的记录也是不完整的，目前难以确认该支派在清代的人口发展基数，但显然不会髙于穹顺支派。另据调查，邦盛派下曾有一支迁往莆田湄洲岛开族，以前时常回乡祭祖归宗，其世系始自第三十一代。关于这一支系的迁徙年代，在《三峰郑氏族谱》中未见记载，估计是在清初复界时迁去的。除此之外，尚未发现郑氏有其他外迁开族的支系。这说明，在清中叶以后的和平环境中，郑氏人口的增长是较为稳定的，各支派之间亦未出现此消彼长的不平衡现象。

清以来郑氏人口的持续增长，主要得益于沧溪港的商业经济。据调查，本村现有耕地近三百亩，其中约三分之一是公社化期间新开垦的旱地。土地改革时期，本村每人分地不到五分，平均每户占地只有二亩左右。当时本地上好水田的年产量，折合稻谷约七八百斤，养活五口之家至少要有三亩好田。因此，本村长期未能实现粮食自给，每年都要从外地买进大量口粮。本村的传统家庭手工业也不发达，最主要的手工业产品是妇女纺织的苎麻布，其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家人的衣着需要，而不是营利性的。由于农业和手工业都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大多数村民的生计依赖于沧溪港的转运贸易。

清同治《枫亭志》

根据同治《枫亭志》的记载，当时在靠近枫亭镇的陡门港「有海关抽分」，致使商人裹足不前，「商舶从此绕塔斗山后，溯沧溪港而上」。因此，在沧溪港沿岸一带，「今又为鱼舶凑集之所，交衢列肆」。这就是说，至迟在清同治年间，沧溪港已成为陡门港之外的又一商业贸易中心。本村位于沧溪港北岸，清末已在码头及驿道附近修建了街道，并开设了「泰兴」、「春泉」等著名商号。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军占领了福州、厦门等沿海城市，福建内地的对外贸易口岸被迫转移到沿海各地的小海港，沧溪港的商业经济空前繁荣。当时陡门港主要与上海、台湾、香港、广州、温州等各大城市通商，而沧溪港则主要与乌龟(坵)、湄洲、南日、海山等沿海岛屿通商。据本村一些老人回忆，在四〇年代中期，每天进出港的海船多达数十艘，而在码头附近开设的大商行也有三十余家。这些商行主要经营鱼类、干果、蔗糖、木材等本地产品的外销业务，同时也经营粮食、肥料、棉布等外地商品的内销业务。此外，有些商行还从事鱼类等商品的加工，或是兼营海上运输业。村里无力开设商行的贫民，大多从事进出港货物的搬运工作，或是担任小商贩。依照惯例，沧溪港的货物只能由本村居民搬运，而且报酬较为优厚，因为商人无法选择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在商业正常发展的年代里，经商是少数村民的主要致富途径，而当搬运工则是大多数村民的主要谋生手段。因此，商业经济的稳定发展，是本村人口得以持续增长的基本依据。1947年，本村又在码头对岸修建了一条新街，把商业区的范围扩展至邻村的地界，一度因此而引起了村际械斗。

自近代以来，本村具有某种程度的都市化倾向，因而曾以不同形式吸收了一些外来人口。沧溪港沿岸的商行和店铺，有不少是由外来商人开设的，其中有些人遂因此而定居于本村。例如，本村蔡氏最初是由莆田东沙来此开药铺的，而游氏原来是开鱼行的，陈氏原来是做桂元干生意的。还有一些小姓是因姻亲关系而迁来本村的。例如，杨姓祖上原与郑氏族人有兼祧关系，其后裔遂举族迁来；林姓有一女子嫁来本村，其兄弟数人也随之迁来。收养螟蛉子及招上门女婿，也是吸收外来人口的重要途径。在本村的五十位男性报导人中，有四位是螟蛉子，即在五十位女性报导人中，也有三位的丈夫是螟蛉子。本村招郎上门的女性报导人共有八位，而当上门女婿的男性报导人也有五位。这就是说，在笔者调查的一百个家庭中，共有二十个家庭的男主人是螟蛉子或上门女婿。在一般情况下，收养螟蛉子与招上门女婿是由于家中没有男子继承香火，而在本村却不尽如此，有不少家庭既有亲子又有螟蛉子或上门女婿。试见下述问卷资料:

男性问卷一，本人已成家，一妹招夫上门。

男性问卷四，本人为上门女婿，妻子尚有一弟。

男性问卷三一，有一养兄，一亲兄。

男性问卷四三，本人为上门女婿，妻子尚有二弟。

女性问卷五，丈夫为上门女婿（兼祧)，本人尚有一弟。

女性问卷八，丈夫为上门女婿，本人尚有兄嫂。

女性问卷四四，丈夫为螟蛉子，另有二养兄弟。

女性问卷四七，丈夫为上门女婿，本人尚有二弟。

女性问卷四八，丈夫为上门女婿，本人尚有二弟。

在上述九例中，有二例是既有亲子又有螟蛉子，有七例是既有亲子又有上门女婿。应当指出，本村招赘上门女婿的人家，大多并不富裕，如果是在其他村落，未必有人应招，而在本村却不难做到。有一被招赘上门的男性报导人表示，由于本村有一个好码头，比在别处更容易谋生，因此，虽然女方家里很贫穷，他还是愿意当上门女婿。本村同族过继的事例十分罕见，在一百份问卷中仅有一例，而收养螟蛉子却较为常见，这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收养螟蛉子和同族过继虽然都是一种拟制的继嗣关系，但对家族人口的发展却有不同的影响，前者扩大了人口发展基数，而后者则不引起同族人口的增减。在人口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收养螟蛉子通常会受到族人的反对，同族过继则被视为更合理的安排。因此，养子之风的盛行，不仅直接导致了本村人口的增长，而且反映了村民对于外来人口的接受与宽容。

五、和平村：人口压力及其对策

和平村地处枫亭镇东北部山区，俗称「坑仔内」，是以低丘陂地为主的山间小盆地。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当地宗族聚居的规模较小，自然聚落相对分散。全村现有人口近二千人，分布于顶厝、下厝、田中、岭后、上埔、后埔六大聚落。其中上埔以蔡氏居民为主，后埔以余氏居民为主，其余聚落皆以朱氏居民为主。朱氏为本村第一大姓，现有人口约一千三百余人，其开基祖来自于邻近的朱寨。依据1989年重修的《钱江朱氏分支谱系记》，清道光年间始有朱氏族人来本村买田建屋，其后裔遂定居于此，逐渐形成了顶厝、下厝、田中三大聚落。岭后原有吴、 李二姓居民，后为朱氏族人所蚕食，现在已无其他杂姓。最初迁来本村的朱氏族人，分属于朱寨朱氏的大五、大八、小头等支派，迁顶厝者为大八支派，迁下厝者为大五支派，迁田中者为小头支派。这些支派至今仍与外村的本支族人合办宗族事务，在本村尚未形成统一的宗族组织。后埔余氏为本村第二大姓，现有人口近五百人。余氏开基祖于清初迁界时从莆田平海半岛迁来，至今已传历十多代，派分四大房。由于余氏迁居本村的年代较早，占垦的农田多属低丘平地，水利条件较好。不过，在土地改革以前，后埔余氏的耕地大多归邻村的华侨地主所有，余氏族人每年需交田租五百多担，因而其经济状况并不乐观。上埔蔡氏于清末从莆田东沙迁来，现有人口不足二百，是本村最小的聚居宗族。据说，最初迁居本村的蔡氏祖先共有三位，他们是随寡母回娘家寄居的三兄弟，后来都在本村娶妻定居，派分三房。在本村各姓中，蔡氏的经济状况最差，历代都有不少族人外出谋生，或是出家为僧，因而其人口增长也是相当缓慢的。

和平村

从清末至民国初年，是本村历史上经济发展的转折时期。在此之前，本村人少地多，吸引了不少外来移民，人口与耕地同步增长，新的居民聚落不断形成。在此之后，丘陵坡地开发殆尽，人地关系日趋紧张，开始出现人口外流。以下厝朱氏为例，其开基祖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从朱寨迁来，至第二代派分十房，第三代共有男丁四十二人，第四代共有男丁八十一人，这是该聚落人口发展的鼎盛时期。自第四代以降，下厝朱氏的人口一直徘徊不前，其丁数至今尚未超过第四代的规模。关于本村历史上的人口流失现象，在问卷调查中也有充分反映。例如，在五十位男性报导人中，曾与兄弟分家析产的只有十三位，其余都是单丁过代。在三十七位未曾与兄弟分家的男性报导人中，有二十一位原有若干兄弟，但由于其兄弟自幼送人、早夭、出赘、外出未归，或是由于报导人自己出赘外姓，因而未能与其他兄弟共同组成大家庭。此类现象表明，由于男丁的大量流失，大多数村民的家庭规模日益缩小。另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十三位出生于本村的男女报导人中，其同胞兄弟姐妹共有一百六十七人,其中未婚夭亡者为四十四人，约占百分之二十六；送养者为三十四人，约占百分之二十。由此可见，当时在本村出生的儿童中，最终能在家里长大成人的只有一半左右，这自然也就导致了全村人口的下降。

本世纪以来本村各聚落人口的流失，主要原因在于耕地不足和严重缺粮。土地改革中，本村人均分田0.8亩，其分田标准在枫亭地区是高的。然而,由于本村地处山区，水源不足，大多数农田是旱地，平均粮食产量并不高于周围地区。另一方面，由于本村对外交通不便，也难以发展商业及手工业经济。因此，当地的大多数青年男子，都曾经外出挣钱维持家庭生活。他们有的去南洋、台湾、厦门、泉州等地做工，有的受雇于外村富农或镇上商号，有的卖身当壮丁，有的则出家为僧。这些外出谋生的男子，有不少人滞留在外地，未能回村成家立业，从而缓解了人口压力。

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中，外出谋生毕竟不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人们便试图通过婚姻或收养关系输出人口，以减轻本家族的人口压力。以童养媳的名义把女儿送人，这可以说是一种合法的弃婴，对贫穷人家来说是习以为常的做法。笔者调查的四十三位出生于本村的男女报导人，共有同胞姐妹六十八人，其中夭亡者十二人，而被送养者共二十七人，约占尚存女孩的一半。有些濒临破产的家庭，甚至也把男孩送人。如男性问卷四、五、三〇、四六，都有此类事例。以「兼祧」的名义出赘妻家，是本村成年男子外流的主要途径。试见下述问卷资料：

男性问卷四，兄弟三人，本人及兄出赘，一弟送人。

男性问卷五，兄弟三人，一弟出赘，一弟送人。

男性问卷一四，兄弟二人，本人随母在娘家，弟兼祧父家。

男性问卷一七，兄弟三人，兄去南洋未回，弟出赘妻家。

男性问卷三〇，兄弟四人，本人出赘妻家，三弟皆送人。

男性问卷三五，兄弟二人，本人出赘妻家。

男性问卷三九，兄弟三人，本人出赘妻家，兄及弟皆夭亡。

男性问卷四〇，兄弟三人，一弟出赘妻家。

男性问卷四一，兄弟四人，本人出赘妻家，三兄皆夭亡。

男性问卷四五，兄弟二人，兄出赘妻家。

男性问卷四八，兄弟三人，本人出赘妻家，二弟皆夭亡。

男性问卷五〇，本人为养子，出赘妻家，无养兄弟。

女性问卷一〇，丈夫先出赘妻家，后迁回夫家。

女性问卷一七，丈夫先出赘妻家，后迁回夫家。

在上述十四例中，有七例属于单丁出赘,可见这些家庭已经濒临灭绝。不过，由于当时的招赘婚大多采取兼祧的形式，即出赘者的后裔可以兼顾两家的香火, 这就使此类家庭有可能得到重建。此外，有些出赘者在经济状况好转之后,也会以兼祧为由而举家迁回。如男性问卷三〇、三五、三九、四一、四八、五〇及女性问卷一〇、一七，都是属于此类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村一百位男女报导人中，有二十六位的第一次婚姻为招赘婚，其比例大大高于其他村落。从表面上看，招赘婚的盛行似乎导致了本村人口的增加，而在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其中有不少入赘者不是来自外村，而是本村男子。如上述八例，都是本村男子先出赘而后迁回的，这自然并不意味着本村人口的增加，而是表明本村人口一度外流。又如女性问卷二二、二三、二五、二六、四六等，都是由养女招赘本村同姓男子。这些事例具有同族过继的性质，并未引起本村人口的增减。还有一些招赘外来男子的事例，实际上与本村男子的流失有关。如男性问卷二二，是由于妻子的兄弟去南洋未归而招赘；男性问卷三二、四三、四九，是由于妻子的前夫死亡或外出未归而招赘。凡此种种，都说明婚姻形态与人口变迁密切相关。在本村，儿童送养与招赘婚的盛行，都不失为缓解人口压力的一种对策。

六、结语

本文考察了宋以后仙游沿海地区的生态环境与人口变迁，以期有助于说明本地历史上的某些社会文化现象。笔者认为，由于本地气候宜人，水陆交通都很方便，早在宋代已是「名家族处」之地，明清时期则有人满之患。在人口压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原有的经济结构，就必然导致人口外流与生态的恶化，海安朱氏就是典型例证。荷珠郑氏凭借地处港口之利，通过发展商业广辟财源,使本村人口得以持续增长，和平诸姓僻居山区，资源有限，虽然聚居时间不上二三百年，人口压力已相当严重。为了缓解人口压力，有不少村民外出谋生，也有的则通过婚姻、送养等途径，向外村输送过剩人口。在某种意义上说, 本地区历史上的宗族聚居、乡族械斗及家庭、婚姻、亲属制度的各种变异形态，都是与当时的生态环境与人口形势密切相关的，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莊英章、潘英海合編：《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1994年，第61-80頁。註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