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余年来，郑振满、丁荷生（Kenneth Dean）教授长期致力于福建地区的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工作，不懈地寻访、拍摄、抄录并整理名胜古迹和祠堂庙宇中的碑刻和铭文。其编纂完成的《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漳州府分册》，是继兴化府、泉州府分册后的又一部地方性文献资料集。
全书共四册，基本上按照原漳州府县级政区分为九卷，收录了当地自唐代至民国时期与宗教有关的1771通碑铭，内容涉及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地方教派、鬼神信仰、祖先崇拜的团体、场所和仪式活动以及忠孝节义、天人感应、风水学说、因果报应、巫术灵异等相关的观念，另附有本分册的征引书目索引、宗教设施索引和英文版碑铭目录，以便读者检索查找。与前作的学术旨趣一致，两位编者对宗教做了广义的解读，将宗教置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脉络加以理解，希望在搜集、整理地方碑铭的基础上，结合各色民间历史文献进行系统分析，了解中国宗教的多元发展和丰富内涵。这次收录的碑刻和铭文资料，绝大多数都是首度结集出版，均经过审慎地识读、断句、标点、分段、排版，以录文的形式将碑铭内容完整呈现在读者面前。它们主要来自于田野调查（总计约1500通，包括现存于漳州地区593处宗教设施的1366通，以及收藏在村落、私人和博物馆的百余通），小部分征引于族谱、文集、地方志和金石集（总计313通，参考了29种族谱、18种地方志、6种文集和4种金石集，补充了那些原址已佚、实物无存的碑铭，与前一类有少量重叠）。本书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凝结了郑振满、丁荷生两位先生带领几代学生走向田野、触摸历史的丰硕成果，不仅为海内外学术界积累了新的研究资料，还保留了福建地方的文化血脉和文献信息。
《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漳州府分册》
本书资料丰富，编排方法得当，既触及到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众多领域，又展现了地方历史的纷繁图景和时空纵深。漳州府分册收录的碑铭，内容主要包括：有关修建祠堂、庙宇、县学等公共建筑或创办祭田、义塚、桥渡等公共事务的记载，募集资金并公布捐款者的名单，纪念神明、名宦、乡贤事迹的文章，地方社会的乡规民约或官府的政令通告，等等；同时，它们反映了立碑者的多元口径，有的来自民间，由乡人“仝立”，有的来自官府，因“奉宪”而立，有的则兼而有之。除了祠堂和庙宇等宗教设施常见的记事碑、题捐碑、纪念碑、示禁碑、功德碑之外，本书还收录了一些墓志铭、买地券、摩崖石刻以及钟、塔、经幢、牌坊、柱联、旗杆、匾额、神龛、香炉、造像、水井、码头、桥梁、石墩、石门、石槽、石供案、石敢当和建筑遗迹上的题刻、铭文和款识，呈现出碑铭这一文献实物载体的多元样态。而且，本书还从相关的各类地方文献里找出了原件业已消失的碑铭，弥补了田野调查求之不得的遗憾。另外，编者还在每篇碑铭之后加了按语，专门交代所在地信息或史料来源，简要说明背景之余，也能帮助读者回到历史现场，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根据漳州府分册的碑铭目录可知，这批资料的时间跨度达一千余年。除了年代不明者外，最早的是晚近于今芗城区北郊出土、由私人收藏的唐咸通二年（861）《龙溪唐墓买地券》，最迟的是目前仍矗立在石码街道上码武庙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修建上码武庙碑记》和《修建上码武庙题捐碑》，可以说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并存。不过总体来说，本书收录碑铭的年代以明清时期为主，尤其集中在清中叶之后（其中包括唐代4通，宋代44通，元代15通，明代296通，清代1248通，民国135通，年代不明29通）。如果说碑铭目录给读者梳理了一条时间的线索，那么两篇索引又为这些碑铭重构了空间的关系。征引书目索引族谱部分的“世居地”和相关宗教设施索引中的“所在地”，对碑铭及其相关人群的地理位置做了详尽描述，基本上精确到村庄或社区的层次，有的甚至标注出所属的公共建筑。以上坐标，能够将因文本编排被迫打乱的同一地点的多通碑铭重新联系起来，恢复宗教碑铭“群落”的完整性。如果运用地图或GIS技术，读者还可以看到漳州碑铭及相关宗教设施的空间分布状况，两位学者的另一前作《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Kenneth Dean & Zheng Zhenman, 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 Leiden: E. J. Brill,2010）即是这方面的典范。总之，本书以碑铭录文为核心资料，结合目录、按语、索引等辅助信息的编排方法，不仅有效保证碑铭内容的多样性和系统性，还提供给相关学者进一步研究的诸多潜能。然而，文献资料集的后续潜能，其实都与收集、整理和编纂过程中的细致工作密不可分。
本书对漳州宗教碑铭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根植于两位编者的学术旨趣和问题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书收录的宗教碑铭主要来自田野调查，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未见诸历代典籍，针对这类地方性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拓展了以往传统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畴。我国古代的金石学和地方志编纂对碑铭的关注由来已久，积累了著录、考证和保存碑铭的丰富经验，留下了大量的文本、拓片、法帖和金石集。不过，金石学偏重于考古，热衷年代相对久远、文物价值较高的碑铭，忽视明清以来身边司空见惯的地方性碑铭；地方志内虽然收录了不少现今业已消失的碑铭，但经常发生筛选、截取和篡改碑文内容的情况。因而，金石集和地方志收录的碑铭资料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该类文献在形态、题材和内容上的多元性，从中很难获知地方社会和民间信仰的状况。而地方上常见的碑刻和铭文，则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们作为社区历史的见证物，因其“俗”的性质难登大雅之堂，很少能被载入史籍，但却可以说是地方宗教史和社会史的珍贵资料。编者早在1994年兴化府分册《前言》提出：“本书不同于传统的金石学著作，也不是地方志资料的简单摘编。”而是借助田野调查，寻访未曾见诸史籍的碑铭，“了解与之相关的背景资料，尽可能把碑铭与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近年来，本书编者之一郑振满所倡导的民间历史文献学，正是希望回到历史现场，搜罗传统史学不甚关心的民间文献，探讨它们的不同类型、内在关联、文献系统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传统。
其次，编者对碑文的迻录力求完整、准确并且忠实于碑铭原意，竭尽所能留存碑石实物上刻录的文本信息，不擅自减损、删改原碑内容。散见于祠堂和庙宇的碑铭记录了民间的宗教观念与宗教实践，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原始资料。然而，能够多大程度保持这批原始资料的丰富性，无疑是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的关键所在。漳州府分册借鉴了前作的经验，注重地方性碑铭的多样性和系统性，具体做法包括：不断补充田野调查的新发现，拓展资料汇编的范围和总量；强调碑铭内容的完整性；重视碑文录入的准确性。
最后，这项福建的地方性文献整理工作，还呼应了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上的华文碑铭出版事业。漳州府分册所收录的不少碑铭，都牵涉福建历史上的海外移民。从明清至民国，他们构建了规模庞大的海外华人社会，并延续着原乡的宗教信仰和仪式传统，留下了大量的华文碑铭。学术界对这些文献的关注，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早在六十年代末，饶宗颐先生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游历之余撰成的《星马华文碑刻系年》，就搜罗了百余通新、马地区的碑刻，并选取部分进行录文、注释、考辩，开创了东南亚华文碑刻的收集整理工作。近乎与之同时，又有陈荆和、陈育崧编著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1970）。随后，陆续有学者将东南亚各地的华文碑铭整理出版。例如：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陈铁凡合编的《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三卷）（1982-1987），傅吾康、苏尔梦、萧国健合编的《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三卷）（1988-1997），傅吾康、刘丽芳合编的《泰国华文铭刻汇编》（1998），庄钦永整理的《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1998），以及本书编者之一丁荷生与许源泰合作完成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2014）。显而易见，华文碑铭遍布于东南亚各国，是海外华人生存发展的印迹，反映了当地和中国东南沿海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以及当下“一带一路”国策背后深刻的历史渊源。与之相对，《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展现了华侨故乡的社会文化传统，其中不乏海外移民返乡捐资兴业、参与宗教活动的记载。
当然，本书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其一，未能配合拓片、照片图文并茂地展现碑铭信息，纯粹依靠迻录文字的方式，终究无法圆满地反映碑铭内容，同时，也没有说明碑铭实物的尺寸、材质和样貌。其二，索引仅按照征引书目和宗教设施编排，未能充分利用每篇按语中的方位信息，专门制订以乡镇、村落为主题的索引，不方便研究者查找、相关部门落实文物保护计划。其三，本书收录的碑铭地域分布不平衡，有的县份如长泰、华安或许存在较多缺漏，当然，编者深知目前的工作尚未穷尽福建的宗教碑铭，还会继续增补新的发现。此外，因为协调各分册之间体例、内容的需要和篇幅限制，有的资料如题捐碑无法照搬碑铭原始版式抄录文字，有的资料如今厦门市海沧区的碑铭分散在泉州、漳州两分册，有的资料如共见于典籍和田野的碑铭未能一并收入两相对照，多少留下一些遗憾。
总之，《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漳州府分册》资料丰富且编排合理，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整理拓宽了碑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呈现出传统中国宗教和社会的多样性、地方性和国际性，堪称同类型文献整理工作的典范，是两位编者多年来不辞艰辛、精益求精的学术硕果。郑振满、丁荷生二人的合作，是国际学术交流的一段佳话。三十余年来，他们一道走出书斋、深入民间，以地方性的经验事实审视中国史，对新史料、新方法、新理论始终保持着开放包容的心态。近年，他们还尝试将地理信息系统、数位人文技术引入历史学研究，探究宗教碑铭等一系列民间历史文献的空间分布和内在联系，建立了“中国地方史与民间文献数据库”。这些尝试，也为今后类似的文献整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书作为两位编者结合历史学的文献整理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又一部碑铭资料集，嘉惠学林良多。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中華讀書報》2023年2月8日。註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