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芳路19号厦门公会。（陈煜摄）

身在历史中的人，大多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角色，在似水流年的平淡记述中，隐藏着多少精彩往事与独特文化，有待后人用心探究呈现。

曾经在本地英文电台听到主持人谈起Amoy Street（厦门街），称Amoy是中国的一个省，听了哭笑不得。不久前在脸书看到关于武吉布朗墓碑上“思明”二字的讨论，有人问“思明”既然是思念明朝，为何墓碑是民国年间的？思明、银城，都是福建省厦门市的旧称，除了明朝遗臣郑成功的思明，民国时期的厦门官称思明县。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南京条约》结束，厦门是中国最早开放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成为闽南地区福建人进出南洋的重要口岸，也是侨汇物质进入闽南的枢纽。新加坡华人中40%是福建人，祖辈不乏从厦门而来的，研究本地华族历史绕不开厦门这座城市，然而，本地还有多少关于厦门的记忆？

虽然不少人自称是厦门人，厦门却是座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因为母亲是厦门人，我虽然是福州人，却是出生在厦门，默认是半个厦门人。小时候没有什么机会旅行，暑假若是出远门，那一定是去厦门，因为那里有阿嫲阿姨。在厦门的时候住在大字酒巷仪姨家，有时会去下井巷陪陪阿嫲，那时厦门很小，逛来逛去就在中山路一带，若是要去杏林的舅舅家，那绝对是兴师动众的郊游。母亲舅舅阿姨自认是厦门人，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幼年随父母到厦门定居，外公是海澄浮宫人，农家的孩子读书入仕进城，儿女便成了厦门人。几年前开始研究安溪，母亲随口说道：“阿嫲是安溪人！”让我大吃一惊！阿嫲这么老的厦门人竟然也不是土生土长的。

来到狮城攻读博士学位，写下的长篇论文是关于半殖民时代鼓浪屿公共租界的演变。选题时除了对鼓浪屿历史充满好奇，另一个考量是去厦门调研有地利人和之便。读博士的四年在厦门做了大量田野调查访谈，在鼓浪屿转了一圈又一圈，在厦门档案馆、图书馆、海关资料室坐了一天又一天，第一篇获得国际认可的优秀论文是关于厦门英国租界。虽然我是建筑学背景，博士研究的核心却是外国人在华的土地权益，关注的是产业权利。厦门有很多华侨建筑，其产业权利因时代巨变而难以深入研究。

研究厦门多年，知道何葆仁博士是何厝的，曾江水先生是曾厝垵的，开设思明药房的林萃龙医生和林汉河爵士两兄弟是前头社的，却不曾关注新加坡的厦门宗乡机构。直到研究惠安公会赵芳路7号旧会所时，注意到这条街上有几家宗乡会馆，其中赵芳路19号是厦门公会产业，心念一动，想要多了解下本地的厦门人。因缘际会到厦门公会拜访，第一次见到笑眯眯的汪家裕会长，他说的福建话是我熟悉的厦门口音，倍感亲切，获赠两本厚厚的公会纪念刊，回家后废寝忘食地研读，流水账般的记录里有着令我豁然开朗的线索。

厦门公会创办于1938年，并不是本地唯一的厦门宗乡机构，但较1926年成立的禾山公会接纳广泛意义上的厦门人。20世纪初闽侨纷纷在厦门投资置产，对于福建近代教育、医疗、实业发展贡献巨大，厦门成为海外福建人另一种意义上的原乡，是联结闽南祖籍地的纽带，厦门公会成为汇聚本地福建人的特殊地缘组织。纪念刊中提到，1980年代中国政府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厦门公会做为新中双方信任的机构，为本地厦门人出具原籍证明，协助追溯在厦门的产业权利。这正是我所关注的华侨产业问题，厦门公会的历史研究找到切入点。带着这些问题再度拜访厦门公会，向几位前辈请教，他们表示不了解这段历史，但可以协助安排访问相关人士。会务顾问曾士生先生赞许道：“幸好有你知道我们还有不知道的事！”这句绕口令般的话意味深长。本地华族宗乡机构的历史看似明明白白地记录在纪念刊中，若不细读深思，还有多少“不知道的事”被遗忘在陈年故纸中？身在历史中的人，大多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角色，在似水流年的平淡记述中，隐藏着多少精彩往事与独特文化，有待后人用心探究呈现。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聯合早報2022年12月23日，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