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昌伟：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200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包弼德教授，主要从事宋明思想文化的研究。曾出版专著《中国历史上的关中士人：907-1911》，英译《历史上的理学》（包弼德著）等；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T’oung Pao、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Ming Studies、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汉学研究》《清华学报》等发表中英文专题论文30余篇。
译者简介
谭晓君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在读。
內容提要
李梦阳（1473-1530）在十六世纪发起了一场旨在恢复中国古代散文和诗歌风格的复古运动。本书以这一特殊人物为中心，关注与其生活时代相关的诸多重要议题，包括明代科举取士的名额、朝廷政争、道学及其诘难者和竞争学派的学说等。本书从多方面叙述和阐释了明代三次复古运动的原委始末 ，而重点关注的内容，包括明代（尤其是明中叶）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学上的重大议题和事件，以及文化传承上的重要人物，整体上反映了“士人”对于“文”“道”关系的不同观念与论辩要项。
作者全面审视了李梦阳的知识结构，并将他对“士人之学”的重新定义置于宋代以来知识转型的大背景下。书中考察了李梦阳所处的独特历史时期与当时士人文化对南北差异的论述。作者认为，明代士人划分知识体系和地域的方式，对理解李梦阳乃至有明一代士人的思想及其遗产至关重要。
专家推荐
达第斯（John W. Dardess）已故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学教授：
李梦阳就好比一个透镜，王（昌伟）以他阐述了本书真正的旨趣——整个明代思想世界的发展进程， 直到十七世纪中叶的崩溃为止。
朱鸿林 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本书的主旨便是还李梦阳一个历史公道。作者从宋代道学兴起后到明代中期一长时段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学大趋势和大节目中，述析李梦阳时代的政治制度、李梦阳的生平志业、学术关注和诗文主张，解释这些因素与其复古文学主张的关系，还原其文学思想的时代意义，论说其所号召者能够动人之故；又从明代思想的发展以及文人品味的改变，解释何以李梦阳的文学主张在晚明趋于息微。
颜子楠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此书是对李梦阳（1473-1530）的集中研究，涉及两个更为广泛的问题：社会政治框架下所谓的“南北分野”，以及明代士人之学的发展。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李梦阳作品的细读范本，而且为我们理解明代士人提供了一个启发性视角。
目录
中译本序1
致谢1
引言1
学术的统一与分歧8
南北分野与李王对立14
本书结构20
第一部分 历史与思想背景27
第一章 南方与北方： 李梦阳其人其世29
明中叶北方的家族治理32
明代政治中的南北对立37
南方与北方的士人群体52
第二章 宋明之际的“以古为师”69
北宋古文运动71
南宋道学及其竞争者82
严羽对诗歌传统的重估91
浙东之学与明朝的建立96
李东阳、翰林学士和“古文词”的建构102
第二部分 理解天地113
第三章 天地之理115
以反道学的眼光重读《易》116
“理气”理论的再思考123
第四章 宇宙之中的人世130
天人关系的再构建131
“情”的重要性147
第三部分 学以致国155
第五章 为“学”而设的场所157
无所不包的官学系统159
祭祀中的教化与移风易俗169
第六章 “学”的内容178
统治之术180
恪守礼仪185
从历史中吸取道德教训188
“观风”192
第四部分 表达自我201
第七章 文203
寻求典范207
作者之为观察者、记录者与思想者213
第八章 诗224
宋诗之弊与补救之法225
在模仿中寻找真实的自我241
结语249
重新理解李梦阳思想遗产的方式249
建立“儒学”共同体与界定其道德关切251
经世之学的兴起与士人之学的重新定义269
重构文学自我277
参考书目301
索引326
中译本序
如果我们说李梦阳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人物，相信没有人会有异议，可是，如果我们说他也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可能就会有很多人不认同。其实李梦阳晚年所著之《空同子》，从义理的层面和理学对话的意图非常明显，但在现代学科的分类下，我们极少在哲学史的框架下讨论李梦阳的学术。本书正是希望能从李梦阳自身的视角出发，理解他对所处之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与思想课题所持的观点，而不仅仅讨论他的文学复古思想。笔者想要证明的是，对李梦阳的学术进行细致的考察，能够让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明中叶思想文化转型的实质内涵。
本书的主角虽然是李梦阳，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关怀却是阳明学的“胜利”。程朱理学自从被国家定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以后，一直要到李梦阳、王阳明那一代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是那是个人才济济的时代，为什么阳明学对后世的影响无人能及？如果我们考虑到阳明在潜心义理之学以前，是被视为李梦阳所领导的古文词运动的同路人这一事实的话，那阳明学的崛起和广泛传播，就是一个必须解释的历史现象。我们除了从正面去理解之外，似乎也可从当时的一些“失败者”如李梦阳的学术的历史际遇去推测阳明学成功的原因。
当然，把李梦阳说成是一名失败者是言过其实的。我们今天讨论中晚明的文学思想，无论对李梦阳的评价是高是低，都绕不开他和所谓的“前七子”对当时的文学理论及其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因此，本书也会尝试从接受史的角度，探讨人们如何逐渐把他界定为一名文士而不及其余。换言之，本书的宗旨，除了力图还原李梦阳思想的全貌，还在于阐明他作为明中叶文学复古运动的领袖的单一形象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
所谓文学、哲学、史学的分类，固然和现代学科建设有关，但这不表示古人都是“文史哲不分”的。李梦阳的传记在《明史》中被归类于《文苑》，正能说明问题。当然，学术分类及其演变，必然和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变迁有关，要掌握其中的发展脉络，我们必须同时兼顾“思想”和“历史”两方面。在爬梳了明代的史料和相关的研究后，本书以南北差异为研究框架，展开对李梦阳的学术和影响的讨论。但必须说明的是，笔者不因为李梦阳是北方人，就草率地视其为北方文化和文学传统的代表。笔者的目的在于揭示，所谓的南北差异，除了实际存在的地域因素以外，还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因此，时人和后人加之于李梦阳身上的诸如“北人”“北学”等标签，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李梦阳学术的接受史的视角。
本书中译本的出版，获得许多人的帮助。首先是比我更重视此事的厦门大学历史系刁培俊教授。刁教授除了积极帮我联系出版社，还不断催促我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在整个过程中也不断提供宝贵意见。译者谭晓君小姐是我的博士生。晓君接下翻译任务之初尚未正式入学，当时我并不清楚她的翻译和整体学术水平，因此也不知道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期待，但一接到译稿样本，就马上松了一口气。晓君的文字简洁有力，对此一课题和英文原文的理解也很到位，是译者的最佳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虞桑玲小姐在准备译稿的过程中给予各种及时的提醒和建议，使翻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此一并致谢。
王昌伟
公元2021年8月8日序于星洲
引言（节选）
约1580年，英国廷臣、同时也是军人和诗人的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写下了《诗辩》（A Defence of Poesie），他在其中提出，诗歌优于哲学和历史：
因此，哲学家与历史学家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前者通过箴训（precept），后者通过实例（example）；然而，他们都因不能同时掌握这二者而止步不前。哲学家总以艰涩的议论证明浅显的规则，既难以言明，亦难以心知，使得那些别无其他指导可以依凭之人，在他身上浪费时间，踟蹰终老，才发现人本应该诚实生活。哲学家的知识如此依赖于抽象性和一般性，有能够理解之人已经足够让他快乐，而要是有人能够应用这些知识，会更令他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历史学家渴望着箴训，却被困于事物的实然，而非应然；困于事物的具体真实，而非普遍原理；因此他的实例无法得出必然的结果，他的学说更为徒劳无功。而无与伦比的诗人能够二者兼具；哲学家认为应该做的任何事，诗人都能通过预想中的人物完成并描绘出完美的图景，因此他得以将一般的概念与具体的实例相结合。
在求知的过程中，哲学探讨一般性的规律，而历史关注具体的实例，着眼于事物的现状而非事物可能呈现的面貌。唯有诗歌可以超越二者的局限，以其想象力和启发性，阐明晦涩模糊的概念。诗人掌握着至高无上的力量，能够将哲学家阐述的普遍性箴训与具体的历史实例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它们真正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诗人不仅超越了哲学家与历史学家，更超越了天文学家、几何学家、算术学家、音乐家、律师、文法学家、修辞学家、逻辑学家、医生与形而上学家。诗歌为展现宇宙运行与人类世界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最佳途径。
西德尼的《诗辩》意在回应斯蒂芬·高森（Stephen Gosson，1554—1624）的短论《滥用之流派：内含对诗人、吹笛者、演员、弄臣和诸如此类的联邦蛀虫的尽情非难》（The Schoole of Abuse: Containing a Pleasant Invective against Poets, Pipers, Players, Jesters and Such Like Caterpillers of the Commonwealth）。这篇擅作主张献给西德尼的作品，指责诗人与剧作家只为观众提供感官享受而未能促使他们尽到自己的道德义务。一直以来，高森的非难被认为源于清教徒对一切虚构文学和艺术的鄙夷。然而，虚构文学，尤其是诗歌，与道德追求的割裂，以及西德尼在其有力的反驳中对诗歌在人类事业中的价值的辩护，二者同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新思潮的产物。在那个时代，对曾经无所不包的国家宗教神学的挑战愈演愈烈，文艺复兴知识分子通过研究古代希腊和罗马寻求灵感，其结果就是对古典智慧的“再发现”，在此基础上，文艺复兴知识分子阐述了人文主义的新愿景，并对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进行了富有热情和批判性的重构与重估。
考虑到这一点，不难理解西德尼呼吁承认诗歌的力量，实际上是要求重新检视对文艺复兴知识分子来说最为重要的人类知识体系。米勒（Miller）和路易斯（Louis）在《古物主义与智识生活》（Antiquarianism and Intellectual Life）中的一些文章里，通过对“古物主义”（antiquarianism）——大致等同于中国传统中的金石学——的分析，颇具雄心地尝试着比较和对比1500—1800年间欧洲与中国对过去的认识及其对智识生活的影响。与之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大约半个世纪以前明王朝的统治之下，身为士大夫与文人的李梦阳（1473—1530）也曾试图为诗歌辩护，他征引了孔子的话：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孔子非不贵诗。“言之不文，行而弗远。”孔子非不贵文，乃后世谓文诗为末技，何欤？岂今之文非古之文，今之诗非古之诗欤？阁老刘闻人学此，则大骂曰：“就作到李杜，只是个酒徒。”李杜果酒徒欤？抑李杜之上更无诗欤？谚曰：“因噎废食。”刘之谓哉！
在十六世纪初的中国，一些人认为作诗不过是无用的技巧，将伟大的诗人贬斥为只知享乐的酒徒。结合李梦阳的生平经历，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他对诗歌的辩护。从姻亲朱安的记载中可以得知，李梦阳本人正是这种偏见的受害者：
十一年戊午，公二十七岁，服阕，如京师。时执政大臣，北人也，弗善公，曰：“后生不务实，即诗到李杜，亦酒徒耳。”于是授公户部山东司主事。
文中提到的执政大臣即北人刘健（1433—1526）。1498年，李梦阳正式任官前在京师与刘健相遇，我们将在第一章继续回顾这段经历。同时，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三个主要问题。首先，李梦阳对诗歌发展的理解，诉诸所谓“复古”的观念，认为当代的诗歌不尽如人意，而要向遥远的过去寻求典范。不过，早在孔子之时，回向历史寻求启发的做法已然非常普遍，为免流于泛泛，本书对“复古”（archaism）一词的使用将更为具体。我用“复古”指代一种形式主义（formalistic）的方法，其使用者相信古代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体裁、语言和文风，而非内容，因而它们的精髓能够被重现于当代。
其次，刘健对诗歌的非难和李梦阳的辩护，共同反映出士人之学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与表达方式。刘健认为，其中某些类型较之其余更为优越，而李梦阳希望为那些受到非难的学术类型正名，二者的分歧由此产生。最后，上述引文证明，在明代，学的差异可以被理解为地域差异的体现。
本书对李梦阳的研究将从他对诗歌的辩护中产生的主要问题入手，并由此探讨明代思想史上一些更为宏大的问题。现有的教科书对明代诗歌——以及散文——的介绍，往往勾勒出一条清晰整齐的发展脉络，明初的宋濂（1310—1381）和刘基（1311—1375）为其开端，写作所谓“台阁体”的阁臣和翰林学士紧随其后。而在台阁体发展后期，出现了超越台阁体的李东阳（1447—1516）。尽管本身也是台阁体中的佼佼者，但李东阳开始修正其以宫廷为中心、过分浮华谄媚的文风。他身边聚集了一群年轻文人，形成了以其故乡命名的“茶陵派”。李梦阳本是李东阳的后学，早年也加入过茶陵派，但在十六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李梦阳和他的老师分道扬镳，并与“前七子”的其他成员共同开启了第一次复古运动。他们最广为人知的主张，是反对道学之文，而鼓吹秦汉之文、盛唐之诗，有人因此指责他们鼓励对古代文学形式的盲目模仿。“唐宋派”的出现乃是对他们的回应，唐宋派主张学习唐宋名家之作，要求有志为文之士超越形式而以“道”是求。不过，唐宋派浓厚的道学色彩招致了引领新一轮复古思潮的“后七子”的批评。随着晚明原始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对自由地表达自我的追求开始流行于文士之中，文学中“浪漫主义”的转向也由此兴起。公安派与竟陵派的文学理论最具代表性地展现出晚明对个性自由的追求。然而，在明王朝走向灭亡之际，深刻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引起了士大夫对过去数十年间毫无约束的乖僻（idiosyncratic）文学取径的反思，思想的调和推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复古运动走上历史舞台，但这一进程终究为1644年清朝的征服所打断。
以上是对这一时期文学发展史的常见叙述。本书的写作目标之一，则是指出这种过于清晰整齐的文学流派与思潮的发展脉络，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明代文学的复杂面貌。为了更好地理解明代文学，我们不能局限于明代，而是采取长时段的视角，将李梦阳的追求置于始自宋代（960—1279）的思想转型语境之中。尽管很多明代的思想文化发展都能在更早的时代找到源头，但我们还是将考察始于宋代，因为李梦阳的思想主要意在回应宋人对于学的理解。而考察的下限将置于十七世纪晚期。在结语部分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时期，一方面士人领袖正在重估明代的遗产，另一方面，知识界已经走向了新的方向，这使得十五至十六世纪士人共有的某些设想和关切变得边缘化和无关紧要。
明末清初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时段，二十世纪早期，五四知识分子正是透过这一时期的历史环境来理解李梦阳，李梦阳在明末清初受到的负面评价，被五四知识分子用以建构他们自己的反传统论述。五四的领军人物，尤其是周作人（1885—1967）和林语堂（1895—1976），坚定地捍卫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并认为这一思潮可以在晚明找到源头。这主要归功于公安派和竟陵派的理论，他们推崇“性灵”的概念，追求个性解放，认为传统价值阻碍了对个人情感和追求的自由表达。在这一过程中，周作人和林语堂接受了公安派和竟陵派对李梦阳和复古主义的批评，指责李梦阳和他的追随者鼓励在写作中盲目模仿古人。尽管五四时期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周作人和林语堂对晚明浪漫主义文学的肯定，但他们或多或少还是同意，复古运动是落后的，应当受到批判。五四的遗产至今犹存，而我们对李梦阳和复古观念的理解亦久已受其蒙蔽。
不过，为李梦阳“正名”并非本书的首要目标。我更感兴趣的，不如说是展现李梦阳及其同辈所处的历史背景，并解释为何在当时某些思想模式较之其他能够获得更多的认可。也就是说，在综合考察李梦阳的思想图景后，我将探讨它是如何又为何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节点出现，以及这一点如何成就或减损了它对后世的影响，从而展现出发生在宋明之间的一些思想转型。
这一研究路径要求我们意识到，李梦阳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理论家或者作家。尽管本书受到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刻启发，但与几乎其他所有学者不同，我不打算将李梦阳仅仅视为一名文人。随行文深入我们将会看到，李梦阳是一个多维的思想家，对于宇宙、伦理、政治、礼学和历史都有严肃的讨论。尽管李梦阳思想中的这些方面在他在世时即已遭到忽视，但这不应阻止我们追问，李梦阳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我们需要超越将李梦阳仅仅视为作家或文学批评家的传统方法。事实上，为何李梦阳会被仅仅视为一个文学人物，才是亟需解答的问题。
话虽如此，我并非意指李梦阳在不同的知识类型之间未作区分。相反，正如前文所论，李梦阳明确认为，区别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将学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也是必要的。正如文艺复兴时期，对某些古典学术重新产生兴趣，标志着一种对知识体系的全新理解和重新建构的兴起，十六世纪早期，李梦阳思想观念的形成，同样显示出一种关于士人如何看待真正的知识的文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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