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姓？不要姓？
——要结婚？不要结婚？
——要家庭？不要家庭？
这样三个至今仍可能被视为激进与尖锐的提问，出现在 1930年 4月全国教育会议期间。当时的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宴请参会人员，并向他们提出了上述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蔡元培、吴稚晖、蒋梦麟等社会名流均在不同程度上给出了相对否定的回答。
以这样戏剧化的场景开篇，赵妍杰的《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以下简称《家庭革命》）一书以类似“新新闻主义”的手法，成功地将读者带入了某种错愕感。这种错愕感恐怕不只来自几乎一个世纪以后的读者。潘光旦在稍后就毫不留情地讽刺，这样的讨论出现在“立法院的宴席”上，堪称“离奇突兀、出人意表”。
潘光旦的感受在今天看来不难理解：婚姻、家庭的存废，作为对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质疑，是一个相当具有颠覆性的构想；如果不是来自某些激进的空想家，至少也应是学术意义上的假说。作为一名有着社会学背景的学者，大概很难容忍这样近乎轻率地否定婚姻、家庭，尤其还是在一次有着政府背景的半正式讨论中出现。胡汉民后来特意说明，这样的讨论大部分属于“正经话”。联系到此时立法院正在进行《民法·亲属编》的修订，不妨认为，婚姻、家庭是否可以被废止这一问题，已经进入当时学界、政界人士的实际思考。
还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已经统一全国，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一般被认为渐趋保守。约一年前，胡适就曾批评国民党正在走向“僵化”，“历史的守旧性质和卫道态度”又渐渐抬头。“这样僵化”“守旧”的政府居然在立法层面有过如此具有颠覆性的设想，确实是一个值得引起充分关注的事件。
然而，让潘光旦感到“不能已于言”的这三个问题，恰是近代家庭革命的主要内容。家庭革命既包含有后世熟知的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原则，更涉及对于家庭制度的彻底质疑 ——所谓“革家庭的命”是也。《家庭革命》一书处理的也正是这样一个主题。按照书中的整理，20世纪初的报端即已出现“欲革国命，先革家命”的主张，将家庭革命视为振兴国家的最先下手处，要求彻底反思甚至改变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夫妇关系。废婚、毁家的主张此时就已经出现。到五四运动前后，婚姻自主、离婚自由、女子继承权等具体问题更引起了诸多讨论。1924年，鲁迅以“雷峰塔的倒掉”提倡婚姻自主——“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由此，“倒掉的雷峰塔”几乎成了以家庭革命为代表的、这个变动时代的文化象征。数十年后已经生活在大洋彼岸的张爱玲，在其用英文写成的半自传体小说《易经》（后来前半部分独立为《雷峰塔》）中，也有两句下人的闲话：
——“雷峰塔不是倒了吗？”
——“难怪现在天下大乱了。”
张爱玲这部小说以自己早年经历为基础，着力表现母女关系中的冲突与挣扎，颇有惊心动魄之处。而“雷峰塔倒了”这个比喻的长期存在，尤其以此来描述“天下大乱”的感受，表达出家庭革命对于社会文化的强大冲击。
一、如何再思“家庭革命”？
事实上，1934年胡适即将“家庭的变化”列入最近 20年来中国的总进步之一，尤其认为“妇女的地位的抬高与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五千年来最重大的变化”。家庭革命在时人心中就已经是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现存研究来看，家庭革命的对象，从作为制度的家庭（即所谓“家族主义”），到家庭中的个人地位（尤其子女与女子），直至家庭与婚姻涉及的身心观念，造成了继承、教养、社交、性别等认知与实践的改变，是一场颇具广泛性和深刻影响力的、名副其实的革命。虽然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也有“贤妻良母主义”试图取而代之，但其中诸如恋爱作为婚姻的基础、离婚自由、生育控制、儿童养育社会化等主张，却以不同的形式持续存在于 20世纪乃至更长久的历史中。这样的主题在不少人看来，重要性固然毋庸置疑，然相关成果已有不少，究竟是否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恐怕就要打上一个问号。
在对于文化研究的范式总结中，斯图亚特 ·霍尔曾提出，对于思想史研究而言，问题本身（problematic；成问题性）的变化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名词相信是借鉴自阿尔都塞（在阿尔都塞的著作中或译为总问题、问题意识、问题框架、难题性）。在霍尔看来，需要思考的是一个问题是如何成为问题的，这样的思考足以改变发问的性质、方式以及解决的可能性。类似家庭革命这样的主题，需要的正是对问题本身的思考。因此在引言部分，赵妍杰即明确提出，本书的目的是要“在重建近代中国家庭负面化及其成为革命对象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探讨学界一些人视反常为正常的原因”。换言之，《家庭革命》所试图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家庭何以成为革命的对象，第二个问题则是为何“视反常为正常”，即前述潘光旦所说的“突兀离奇”。
其实潘光旦多少有些故作姿态。1926年他作为《时事新报》的副刊编辑，曾就“今后中国之家庭问题”征集过读者意见，并承认家庭问题为“今日社会问题之一大焦点”。那次征文参与者众，意见五花八门，也不乏“认任何家庭形式为迂腐”的主张。由此看来，家庭成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时人的共识。而立法院宴会上质疑的姓、婚姻、家庭是否有必要存在，则不妨视作其中最为激进的回答。
家庭问题固然其来有自。恩格斯在著名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学术意义上的家庭史实际至 1861年巴霍芬关于母权制的研究才真正开始，而家庭的未来如何、“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到 20世纪初，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正经历着性别、家庭与亲密关系的激烈改变。无论胡适所持有的进步观念，还是直接受到恩格斯影响的后续历史，在他们看来，家庭革命的诸多主张都体现出了“新的一代”所赞赏的进步性。到了 21世纪，在多元家庭的主张之下，仍然有研究者视晚清开始的“毁家废婚论”为一种富于前瞻性之讨论与实践。在这样基于进步史观的期待目光中，家庭革命正是一场理所当然的社会变革，而其革命性、颠覆性的面相反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其实恩格斯所说的“新的一代”，已经更新了一次又一次。不同立场研究者的相似判断，正说明家庭革命的基本问题尚未得到反思。与之相比，《家庭革命》一书拒绝接受这样的前后优劣，转而一再强调“家庭在传统社会所承担的积极和正面的功能”。赵妍杰还提出，虽然类似观念可以上溯到柏拉图，但历来思想家或将其归于理想国，或付诸乌托邦，却少见现代中国这样纳入现实乃至立法思考的例子；用书中的说法，呈现出“与古今中西都有些歧异对立的突破面向”。因此，需要思考的并非家庭革命如何富有进步性或前瞻性，而是要回到问题最基本的层面，即家庭如何成为问题。这使得本书的探讨体现出某种“反身而诚”的取向，即不以应然层面的探求为主，而是反身追问，作为社会基础建制的家庭在此时何以成为革命的对象。
二、中西新旧之间的家庭革命
固然，《家庭革命》所处理的不少史料都是所谓“有为之言”，更多是标举出一种态度，甚至不妨视作近代的一种“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然而，语言本身就是行动，尤其考虑到家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础地位，此时对家庭制度的反思乃至挑战，正是奥斯汀所谓的“施行话语”。按照陈寅恪的说法，“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三纲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中两则皆涉及家庭革命的内容。书中指出，传统的“人禽之别”就涉及以婚姻的形式来规范性与生殖，是否承认“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更是历代区分华夏与夷狄的关键。到了君主制已被推翻的民国初年，作为“纲纪说”仅存的内容，支撑家庭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应该如何维持或转化，无疑已涉及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意味着区别华夷、文野等一系列标准的彻底改变。《家庭革命》一书能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近代的家庭革命，眼光自然有所不同。
更重要的是，传统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家庭革命》一书已经提及，一些较为边缘的说法在新的关怀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如王充关于“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的说法，以及传说中孔融所谓母子关系“如物寄瓶中”，此时就常常被拿来否定亲恩，成为“非孝说”的理论依据。事实上，从民初蔡元培与林纾的争论来看，“如物寄瓶中”这样的另类观点对于林纾而言并不熟悉（蔡元培即以此暗示林纾虽为旧派代表，旧学实不足）。而长期不太受重视的《礼记·礼运》一篇，也成为不少“废家论”的思想资源，试图通过否定婚姻和实行儿童公育等设想达成废除小家、“天下为公”的意图。因此赵妍杰特别提醒读者注意，“欲废家者不一定就反传统”。这样看似反传统的家庭革命，却在有意无意间将传统扩大，使得一些边缘甚至异端的内容重新被纳入其中，成为此后传统构建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受到冲击—反应模式的影响，家庭革命也常被视为“欧风美雨”的产物。赵妍杰承认，“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冲击家庭的力量……包括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像涟漪一样接续不断”。晚清蔡元培所著的《夫妇公约》，一方面用电学原理解释男女，另一方面则尝试用契约论来规范夫妇，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至于无政府主义对于“废家”思潮的影响，更早已引起学者的注意。开篇要求废止婚姻家庭的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包括稍后《家》的作者巴金，皆曾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可以说，将家庭革命视为一种西方冲击的产物，不无理由。
《家庭革命》还进一步指出，西方对近代中国家庭革命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学理层面，过去研究多忽视了“西方的情感与欲望对现代中国的塑造”。这涉及家庭革命的浪漫、非理性特征，使得全面反思家庭革命有了可能。如赵妍杰所说，情感共鸣就是此时期青年回应新思潮的方式之一，恋爱更成了一种近乎宗教的意识形态。在当时不少人看来，恋爱不仅是婚姻的道德基础，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因素，甚至被如周建人在内的部分新青年视为“人禽之别”的标准。家庭之所以成为革命对象，也正是基于这个标准的判断。
然而，赵妍杰马上提醒，这一时期的“西方”本身就是一个虚实兼备的组合体——其中既有学者对不同时期不同观念的整理与重组，也混合了大量时人的感受。这些感受或为亲身经历，或是间接获得，其表述也是半正式半随意的。赵妍杰专门对西方思想史中“废家”与“重家”的成分进行了梳理，以展现西方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进入家庭革命的言说时被有选择地加以理解的状况。如此半虚半实，整合了许多差异性的“西方”更多地投射出近代以来中西、新旧的对立，时人想象的西方家庭也就自带玫瑰色的滤镜。与之相应，此时的中国家庭则如箭垛一般地承载和集中了时人对于国家命运、社会问题、个人生活的诸多焦虑，被视为“万恶之源”，甚至“活地狱”。家庭形象的全面负面化使得部分新青年开始思考如何脱离家庭并畅想着无家的未来，与之相关的各种习俗制度也被贴上痛苦、野蛮甚至非法的标签，造成了法律、道德、社会生活乃至情感表达等诸多层面的变化。
因此，家庭成为革命对象，与这样一种既是实指的又是观念性的、充满了负面色彩的家庭形象之形成密不可分，同时又映射着正在发生中的社会变动。按照《家庭革命》的说法，“在中西、新旧的转换中，中国家庭代表了旧、落后、乡村、痛苦，而西方家庭则象征着新、发达、城市和欢乐”。例如巴金《家》里的新青年走出家庭，也是走出僻处内地的成都到上海去，到“未知的大城市”去，到“新的运动”中去。1934年，陶希圣《婚姻与家族》一书的结尾径以“家族制度之没落”为题，虽然他也承认这一改变仅限于“都市的中间阶级”。这使得《家庭革命》一书关于思想与观念的分析又具有了社会空间的意义，比如赵妍杰注意到，此时婚礼仪式就既有新旧之别，也呈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可以说，此时的家庭问题正源于这种来自西方，踞于城市的新风尚。这包括社会长期固有问题的放大，也有观念转换后在不同的参照系里显现出来的新问题，多少有些胡适所说“向壁虚构”的特征。
当然，所谓虚构，借鉴戴维斯的说法，指的是创作（fiction）及其构成（form-ing）、塑造（shaping）和定型（molding）。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庭如何成为问题”，新的表达在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家庭革命》不无批评地指明，“一万篇说理的文章抵不上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sensational story） ”。新式报刊媒体对于典型案例连篇累牍的报道、新文学所塑造的“封建专制旧家庭”形象，都对家庭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新媒体营造的时代氛围里，新青年得以“以公开方式谈论恋爱、婚姻、性爱、家庭等问题”，使得受到西方影响的家庭革命又呈现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如《家庭革命》提及，携女友勃拉克来华的罗素即感到，“在欧洲类似的学校里是不可能提出这类问题来讨论的”。此时在美国公开讨论避孕问题尚为非法，近代中国的新青年却已经可以直接向山格夫人请教具体的知识了。山格夫人也回忆到，事实上是在胡适的建议下，她才进行了这样一次实践讲座的（而非仅仅介绍原则和理论）。
这样看来，家庭革命并非简单地反传统，某种意义上甚至有些超越了与“传统”对立的“西化”主张。正因为有着这样横绝古今的气势，时人才得以从根本上质疑家庭作为社会建制的必要性。借用前面的比喻，“雷峰塔倒了”固然带来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也鼓励了时人思出其位，甚至重新制礼作乐，即书中所谓“从根本性变革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其中所造成的某些基本理念，颇能体现时代独具的关怀与价值，也对此后中国现代文化的构建有着深刻影响。
对于“真情”的追求即为其一。蔡元培设想的未来世界有男女交欢而“没有夫妇的名目”，李石曾也认为无家的未来是“有父子之遗传，而无父子之名义”。这种拒绝名分的想法试图以真情实感来取代名义上的关系，体现出情与名的对立。后来鲁迅也批判传统大家庭维持之难正在于“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自称“唯情论”的朱谦之更将婚姻制度视为“矫揉造作”，其所谓的“唯情论”，是将“情”视为本体，因此需要去伪存真、去名存实。赵妍杰认为，“趋新青年将情感与礼教视为彼此的对立物，或许暗含着传统的‘天理—人欲’对立观念的影响”。这固然是情感因素在此时地位提升的表现，另一方面，旧有的名分被视为外在和虚伪，也意味着新伦理需要更加内在而真实的来源支撑。类似的名实对立关系在当代情感叙事中仍然屡见不鲜，是一个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想法。
不妨与之比较的是，个人主义作为西方现代社会的重要表征已是学界共识，但在对内在自我的追寻中，真诚的重要性也在不断上升。特里林甚至认为，对真诚的追寻成为“过去差不多四百年里西方文化的显著特征，甚至是决定性的特征”。而长期的礼乐之邦转而奔向对内在真诚性的追求，不仅是家庭革命的基本要求，也成为现代中国诸多观念的合法性来源
另一个与之相关且更具有挑战性的理念就是平等。所谓“乐者为同，礼者为异”，长期影响中国社会的实际上都是礼教那有所区别、重视等差的一面。如赵妍杰在书中的总结，“中国伦理重视的本是‘等差’而非‘平等’”。而当平等作为西潮的一个基本观念进入中国并被接受，男女要平等固然不论，礼教重视差别的一面也就失去了正当性。晚清以降，不仅墨学和佛学都因为兼爱、平等的特征颇受青睐，甚至有人从进化论的角度提出，禽兽与人本是同类，因此不妨正视人的生物性要求，由此“打破内外界限，泯除了男女色相”。而且，在破除传统政治、法律、礼教、伦常造成的差异之后，“举凡家内家外，邑内邑外，境内境外，国内国外，河内河外，海内海外”，这些各种“内外名称”要一律抹杀，只存留人心内的一点“天良”，此外一切事务“无不公同”。
既然亲疏没有了差别，“非孝”“毁家”也自然被提上日程。这一理想推到极致，即可用蔡元培在 1904年的“新年梦”来表达：未来世界的人不仅要废姓，连名也不需有，“都用号数编的”。这样一种彻底没有差别的设想在乌托邦的历史中并不罕见，但联系到强调别异的礼教，其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或远远大于西方；而平等、无差别的理想逐渐走向抹杀个体差异，也成为此后理想主义者的长期困惑所在。
三、破坏之外的建设面向
孟子曾经以“无君无父”批判杨朱、墨子，家庭革命的时代，正是已然“无君”而或将“无父”。“无君无父”不再是詈语而成为正面的诉求，大概最能体现出时代的激进程度。试图从根本上厘清并重建人伦关系的家庭革命，要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形成一种新的正名论。这不仅造就了无数新名词，其对于名实关系的探讨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家庭革命中得到空前提升的“真情实感”，成为超越自然、教化，重新理解人与人、身与心等多重问题的价值标准。同时，它又试图在天然有所差别的社会关系中，实践一种无差别的文化理想，恐怕又是一种新的齐物论。从以上两个角度来看，家庭革命真不啻造成了一种新的文化。
这也提示出，在消极的批判、破坏之外，家庭革命还有着积极的建设面向。章开沅先生在对辛亥一代人的描述中说他们之所以勇于“否定过去”，是因为怀有“面向未来”的期待。这种面向未来不仅体现在看似迂远的文化理想，还具有日常生活与社会建制的实际层面。这也构成了《家庭革命》一书的另一个主题，即家庭革命对于未来新社会、新生活的设想与尝试，涉及离婚自由、组建小家庭、提倡儿童公育以及尝试家庭之外的集体生活等具体内容。
在这些建制构想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以新家庭建立新中国。由此观之，家庭革命在历史上之所以被视为正常而非异常，或许还因为其自始至终都与另一个重要的历史潮流相伴相随，即现代国家的建立。《家庭革命》全书用了一章专门讨论晚清以来“爱国之情凌驾于爱家之上”，甚至要求“为国破家”的状况。在赵妍杰看来，正因为此时“信仰国家”逐渐成为新潮，家庭的正当性才逐渐被削弱。传统所谓齐家治国，并无冲突。民间固然长期存在“忠孝不能两全”之说，但晚清时家族主义已被视为国民观念薄弱的导因，家国之间不仅可能存在紧张，甚至成为对立的概念。尤其在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影响之下，家庭成为宗法社会（此后则代之以“封建社会”）的重要内容，属于进化序列上的“过去”。借用巴金在《家》里的说法，此时的家庭如同一堵无形的高墙，“使他不能够得到他所要的东西”；它既是个人发展的桎梏，也成为新中国的阻碍。
由此可见，全书虽然聚焦于五四前后的讨论，其关怀却来自较长时间跨度的观察。赵妍杰略带遗憾地批评当时的青年“各纵其欲”“误解自由”，反复提出对于家庭革命有必要重估价值。与之相应，赵妍杰对此后国家权力的膨胀也充满了警惕。书中论及早婚习俗在此时经历了“从劝诫到禁止”的过程，就是“国家通过立法对社会进行重塑”的一个显著案例。可以说全书在理论上相当具有一贯性。如同胡适的回忆，家庭革命涉及的不仅是爱情、婚姻等问题，也重建了“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全书特别讨论了“工读互助团”，尤其提醒读者注意这种“借助团体和组织来解决家庭问题”的做法。赵妍杰进而批评：“初衷是为了反抗专制、寻求自由、平等而倡言的家庭革命，结果却可能是政治的进一步专制以及政治对于个人家庭生活的宰制……带来的恐怕是社会的溃散和文化的中断。”这显然也有着彻底反思近代中国革命的意图。赵妍杰因此感叹，家庭革命实际上“为政治激进化铺平了道路”，“浪漫的个体更容易进一步沦为政治和主义的工具而丧失自我”。可以说，《家庭革命》一书关心的家庭革命，正在于其“有力地塑造了整个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走向”。
或许正因为这种警惕的存在，大部分时候全书对于家庭革命的批评多于同情。然而赵妍杰也承认，这场革命本身充满了憧憬，浪漫与非理性的成分居多，远非一次谋定而后动的组织行为。晚清时人笔下令人艳羡的欧美诸国，正在于想象中的“男女自择，阴阳和谐，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种“阴阳和谐”固然是痴人说梦，却也说出了个人幸福在对于未来世界的向往中占有的地位。1979年，张洁在颇具争议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中颇为稚气地发问：“到了共产主义，还会不会发生这种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事情呢？”其关注的问题仍然是持续的。20世纪初期的家庭革命，试图一举解决情感、性别、劳动、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求之不得”，其野心不可谓不大，又多少有些质朴甚至天真。梁实秋评论《醒世姻缘传》时即感叹，离婚不能作为“家庭常备的灵药”；“婚姻永远是有苦痛的，因为人生就是永远有苦痛的……要想在生活中谋幸福，那岂不是太奢望了么？”嗔痴怨恋、悲欢离合本是人世间的常态，而家庭革命试图以制度保证真诚的感情、真正的幸福（罗家伦语）；得与不得，后人都不妨再三回味。
最后还必须说明，赵妍杰从事家庭革命的研究已有十数年，期间思境翻新，曾经被学界“以反常为正常”的家庭革命，随着世界范围内保守主义的全面复兴，似乎又有将要回到反常的趋势。这从民国时期章回体畅销书《金粉世家》也可见一斑。该书并非新文学，但其中描述的社交公开、自由恋爱、未婚先孕、新式婚礼，乃至离婚与分家，多处又浮现出家庭革命的主题；而那些不太算新青年的读者也并不以为异。当这部小说在 21世纪之初被改编为电视剧时，编剧却有意将女主角未婚早孕的情节改成了婚后早产。这一个细节的改动耐人寻味，似乎也暗示了现代中国经历的巨变仍在进行中而未已，“雷峰塔不是倒了吗”这样的问题仍然具有意义。数年后的读者再来阅读这本描述20世纪前期家庭革命的著作，大概又会生出不一样的感受吧。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學術評論》2022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