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民初，闽西永定烟商的土楼建造进入鼎盛时期，但这同时也是当地条丝烟业盛极而衰的转型时期。本文考察永定洪坑的林仲山、林鸿超叔侄先后于光绪六年（1880）与民国2年主持建造的福裕楼与振成楼，揭示其整体造型、空间组织及装饰风格的不同特征，从微观史的角度再现这一时期林氏家族两代人筹建土楼历程。通过分析建造策略背后的动机及其与时代变局的关系，探讨分析乡土建筑遗存对理解区域发展历史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清末民初；地方精英；建筑策略；土楼
区域史研究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利用各种非正统史料重建历史现场。傅衣凌自述其治学方法，特点在于“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证史”。而早在1921年，梁启超即已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古屋”本是研究“聚族袭产之规则”的“绝好史料”，“惜旧史家除朝廷典章制度及圣贤豪杰言论、行事外不认为史，则此等史料弃置不顾”。对于散落在乡土聚落中建筑，过去的研究大多只关注地域之间的风格差异，将其作为体现地方文化特色的一种“民俗”。本文尝试将其作为一种“史料”，通过考察土楼建筑形式与空间的意义、建造过程以及背后的动因，解读遗存建筑中形式、空间组织方式、装饰与陈设等不同元素所传达的信息，探寻区域历史变迁的规律。
清中叶以后，闽西的永定迎来了条丝烟业发展的高峰，商业网络遍布全国甚至远及南洋。区域内外频繁的人口流动为永定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也带来了不同的可能性。本文试图从微观史的角度，再现清末民初永定洪坑村一户烟商两代人建造土楼的过程。咸同年间，林在亭的三个儿子德山、仲山和仁山合作开办了“日升”烟刀厂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几十年里，林在亭的儿子和孙子各建造了一栋土楼。这两栋建筑相距不远，但在整体造型、空间组织及装饰风格上却非常不同。光绪六年（1880），在亭的次子仲山动用家族的共同财产设计建造一座名为“福裕楼”的大型土楼，建筑形式为五凤楼，规模巨大，装饰华丽，内部空间等级分明，秩序井然。光绪二十九年（1904）三兄弟分家。民国2年，三房仁山的儿子鸿超联合堂兄弟合股建造了名为“振成楼”的大型土楼。这是一座圆形土楼，内部的居住空间划分为六个均等的单元，并设有造型新颖，“中西合璧”的中厅。林在亭一共有十个孙子，只有其中的五人参与了新楼的建造。
本文从林氏叔侄在分家前后建造土楼的策略与过程出发，提出并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家族内部分化与建筑的关系。为什么林氏两代人在分家前后会选择建造形式完全不同的房子？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不同的建造方式与建筑元素处理又有何具体功能？第二个问题关于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的生存策略。时代变局中的各种因素如何影响个人的生存、发展以及建造房屋的策略？在此基础上，文章亦尝试讨论第三个问题，即田野中的建筑遗存能为我们理解区域史提供哪些信息？建筑本身可否成为一种区域史研究的材料？具体应该如何分析？
文章指出，建造大屋是地方精英策略性运作社区内外部资源的重要手段。衣锦还乡建造“大屋”的目的远非炫富这么简单，它成功地将难以展示的资金呈现为一种乡人可以容易看见的固定资产。通过占据聚落内特定的地理位置，“大屋”固化了原本作为“资金流”时不易控制的共同财产，为家族的建构提供了条件。传统中国乡村人们出外谋生发达之后要返乡建房子很可能正是因此。作为物质实体的建筑物，可以为产权共有者提供日常生活和社会交游的空间，而其不同的建筑形式与空间组织方式则更体现了楼主对于不同意识形态的追求。
一、 永定的条丝烟
永定县
永定县地处福建西南部闽粤赣三省交界。明成化十四年（1478），为强化防范机制，“析上杭县溪南、金丰、太平、丰田、胜运五里十九图置设县”，名为“永定”。永定县地处山区，耕地以梯田为主，历代县志都强调其发展农耕的困难，如乾隆县志即载：“邑地斗隘，厥土骍刚，山田五倍于平野，层累十余节，不盈一亩。农者艰于得耕，佃赁主业，保为世守，刀耕火种，力勤勿惜也。”清中叶以后，永定主要产业经济来源来自于对外出口的烟草与造纸：“永邑农无余粟，女无余布，向恃烟、纸为出口大宗，藉资调剂。” 其中与烟草相关的行业尤为发达，渗透进全县各乡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烟草业的兴衰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生计，以至于民国以后，全县因为“（烟草）产销锐减，生计困难”。
烟草，原名“淡巴菇”（tabacco）。据林仁川考证，大约在16世纪中叶由吕宋或日本传入闽南，而后经闽西与闽北传至国内其他地区。康熙年间烟草还未成为永定的特产，康熙《永定县志》中列举的土产仅有“铁、蜜、蜡、纸（金丰民多抄纸）、油茶油、桐油、茶、竹麻、红粬、锅、篾帽、灯笼”。但《乾隆县志》记载当时永定耕地已有四成种植烟叶：“膏田种烟，利倍于谷。十居其四，法令不能禁。”烟草的大量种植，挤占了原本就紧张的耕地，引起了官吏与士绅的恐慌，如郭起元在《论闽省务本节用疏》中即认为“烟叶之雨露入地，因地苦而谷蔬不生，无益于人而害于嘉种。如此闽田既去七八，所种粳稻、叔麦亦寥寥耳”，因此他提出“闽地耗于植烟，既严其禁” 。然而在道光《永定县志》中，烟草已经从被禁止变成了官方认可的重要作物：“国朝充饷后，地效其灵，烟产独佳。永民多藉此以致厚实焉。”当时跨省的贸易已很常见，烟草业收益非常之高，可以弥补永定耕地紧缺的困难：“盖永地山多田少，种烟之利数倍于禾稻。惟此土产货于他省，财用资焉。是亦天厚其产以养人也。”
巨大的销量和丰厚的利润，一度使烟草成为永定县的最重要财源。“永地种烟愈多，制造亦愈精洁” ，县域之内各乡镇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与烟草相关的行业，其中利润最大的是制作条丝烟。条丝烟，又称皮丝烟，即将烟叶切成细丝，以烟管吸食，其法为“取叶阴干之，细切如丝，燃少许管中，吸其烟，令人微醉，云可辟瘴”。这一做法最早出自福建：“细切为丝者，始于闽，故福烟独著于天下”，而福建的条丝烟中，又以永定所产的质量最好：“烟名皮丝，又永产为道地，其味清香和平。本省他处及各省虽有，其产制成丝，色味皆不能及”。
永定条丝烟之所以独特，是因为有一套特别的制作工艺，民国永定县志载其工序为：“拣选、晒干黄漂烟叶，经去骨、扬尘、拍碎、搅匀适宜油水，压成长方砖块。刨制细丝而成。” 即制作的步骤首先是要把生烟叶晒干：在新鲜烟叶摘下后摊平，一一夹在晒烟笪内。烟笪用篾条制成，比普通门板略小,通身田字格样。烟叶摊在两张夹紧的烟笪之间为一扇。每天日出时，将其搬至晒烟场中，每两扇成人字形地架好让阳光曝晒。在烟叶晒干后，就进入条丝烟作坊（俗称“烟棚”）里加工。烟叶“有直骨、横骨”，即纵横的大小叶脉。加工的第一道工序是“去骨”（“撕烟皮”），把所有叶脉撕去，拍净粘附在叶片上的砂、土等等脏物。而后是“扬尘”与“拍碎”，即把撕破的烟叶放在阳光下曝晒，等它晒得酥脆时,用双手或木棒反复拍打，直到变成碎屑，扬起烟尘，而后用六种不同大小孔眼的网筛过筛，把烟尘筛净，并用簸箕扬掉细小砂土和残留叶脉。在这之后，把经过处理的烟叶碎屑和细末摊开在室内，开始喷油撒粉：油用花生油，用量为烟六油一；粉是姜黄粉，大约每30公斤烟屑加粉0.15-0.2公斤。同时要加适量温水，将油、粉与烟拌匀，炒拌到可紧握成团。当“团”到了一抛起即迸散的程度时，即可将其装进木烟斗压实，随后放到“绞床”上用力绞压，去净烟油，使其成为一块块坚实的“烟砖”。最后，由刨烟师傅在“烟凳”上用刨烟刀均匀地刨出细如头发的烟丝。
在这些工序中，最具特色的工艺是刨烟丝。当时永定刨烟工人的工资极高，当地有谚云：“一张烟刨一亩田，一间烟厂一管泉。一张烟刨养五口，三张烟刨成阔佬”，可见一斑。制作烟刨对烟刀的要求极高。在道光永定县志中，烟刀已被列为全县通有的特产，即各乡均可生产。而到了清末以后，永定烟刀生产几乎被下文讨论的洪坑村垄断，民国《永定县志·实业志》中记载：“刨条丝用夙以洪川林日升等号出品为最良，行销广，获利丰民。”
当时永定条丝烟的销售市场遍及海内，甚至远渡南洋。在康熙县志的记载中，永人尚且“商不远贩”，而到了乾隆县志中，永定商人的足迹已经达外省：“吴楚滇蜀，不乏寄旅。”这其中不乏从事条丝烟销售的商人，如乾嘉年间，抚市社前村开设“烟棚”近百家，全村从业人员达2000余人，日产条丝8000公斤。在此激烈竞争之下，村民赖庚兴前往江西宁都、瑞金等地开设条丝作坊获得成功，一度成为永定首富。在清中期时，贸易的规模还比较小，“邑产固薄，挟千金贸易者，百不得一，远商亦无来永行货者”，也很少有外省的商人来永定采购货品。但很快烟草业就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乾隆四十年以后，生齿日繁，产烟亦渐多。少壮贸易他省，或问（间）一岁或三五岁一回里，或旅寄成室如家”。很多永定商人年轻时就去外省经商，几年才回来一次，有的干脆就在外省定居下来。而金丰里、丰田里、太平里等烟草业繁盛的地区的商人甚至远赴南洋，“渡海入诸番如遊门庭，未为不远也” 。
永定条丝烟运销的路线有主要三条：一是陆路由抚市到龙岩适中，或是由湖坑到南靖，再由适中、南靖两地运往漳州、厦门、泉州、台湾直至南洋各地；二是水路由高陂到坎市，而后至湖雷顺永定河而下，到仙师锦丰上岸，再经广东石市运往潮州、汕头、广州、桂林、梧州、柳州、香港等地；三是水路运至丰市，逆汀江而上，经福建长汀、江西九江运至南昌、温州、杭州、合肥、长沙、南京、上海、武汉等地。道光以后，条丝烟的经营方式除了每年运销出口，也开始在外地开设固定的店面。道光县志载：“邑之商业，自道光以后，生齿日繁，产烟渐多，制造皮丝运往各省，销路甚广。在外省设肆以营此业者，多成富翁，以丰田最夥。”当时沿着主要运销路线沿线大小商埠、码头，都有永定人开设的烟铺，最著名的如上海的“怡和成”、“天生德”、“永隆昌”、“苏德康”、“松万茂”,在南京的“万清泉”、“戴福康”,在武汉的“苏德茂”,在长沙的“怡和龙”、“怡茂源”,在扬州的“太丰”、“太义昌”,在广东的“黄福隆”、“卢万安”、“阙德隆”等等。
条丝烟生产与贸易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一流动涉及永定社会的各个阶层，不仅包括四处进货及销售的烟商，也包括打工阶层。制造条丝烟的搬运、晒烟草、刨烟丝和包装等工序劳动强度大，常常需要雇佣大量的青壮年劳力。从事条丝烟加工制作的“烟棚”一般每家需雇工数十人。清末条丝烟业极盛之时，高头曾雇用了大量外来的制烟工人，当地人回忆：“当年的高头显得十分热闹。白天不怎么，一到晚上制烟工人下班，立时三三五五，招朋呼友，聊天的、喝酒猜拳的、弹琴吹唱的、装故事的、猜射谜语的，应有尽有。其中尤以高东村的厚生社和高北村的龙井头极一时之盛。当时有歌谣唱道：‘高东厚生社，高北龙井头，一到闹翻天，半夜不想走。’”即便到了民国25年（1936）烟草业衰败之时，仅上百户人的湖雷罗陂村仍雇用了300余名村外的制烟工人。
烟草业带来的大量财富改变了永定人的生活。康熙县志载永定民风简朴，“艺不求工”。即便到乾隆年间，仍是“居服器用，但求坚利，不尚奇淫”。到了道光年间，情形已大为不同：“今俗渐繁华。由贸易他省人伙，各罗致所有以相耀，竞尚工巧矣”，但“幸尚不至于靡丽耳” 。而到了民国年间，则更是“华丽大非昔比”。这一影响渗透进永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永定县内独树一帜的抚市菜，便是由跟随抚市旅外烟商的厨师们吸收湖南、上海等地名菜特点，结合抚市原有风味创造而成的。有些富商精于理财，更将财富用于捐纳职衔及购买产业等方面，逐渐成为地方上的精英。如道光县志记载：“永民之财，多积于贸易。捐监、贡及职衔者，人以千数。外地置产者，所在多有千金之资，固不乏人。”在各种理财方式中最为常见的，是在家乡建造大型的土楼。
二、 烟商的土楼
闽西山区向有建造夯土房屋的传统，一直到1980年代初，当地大部分的民居仍是由夯土墙与梁架架构结合建造。这类房屋一般矩形平面，层数不高，房间面积10-20平米。屋顶采用双坡木梁架铺瓦而成。在结构上，木梁提供屋顶和楼板的承重，夯土墙则提供水平方向的围合。夯土建筑的建造多为版筑，所用材料选用砂、石、泥土等，由人工夯实而成。这一建造方式的优势是技术含量低，材料容易获取，主要依赖人力，建造方便且造价低廉。
自清中叶至民国初年，烟草业发达的丰田里和金丰里建造了很多大型的土楼。早在乾隆年间，永定已出现了多层的楼房：“居多楼堡，高者四五层，屋不逾三堂五间七架，园亭榭阁蔑有也。壁或灰垩，屏柱无髹漆者。” 可见此时建筑内部的空间布局还是比较紧凑的，不超过“三堂五间七架”的礼制要求，装饰也很朴素。到了道光年间，“拥厚资者”所建造的大型土楼已出现了很多创新，这些大型土楼在原有夯土住宅传统上扩展而成，在建筑结构上并没有本质改变，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外观的建筑形式及内部的空间组织上，尤其是增加了大量的房间。当时最重要的创新是“围屋”这一建筑形式的普及。道光县志载当时的建筑“周架围屋，楼外有堂” ，即在主体建筑之外建造外廊式的附属建筑。这一创新是与当时的烟草的生产、储藏以及安置制烟工人直接相关的。围屋的房间一般很简陋，可由室外直接进入。它的建造可以增加大量的使用空间，但因为在主体建筑之外，所以并不算逾越了礼制中“三堂五间七架”的要求。
大型土楼在主体建筑上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最直接的变化是通过增高主体建筑高度，扩大其底层平面的房间数量（“起脚间数”），或是将几栋建筑组合建造增加房间数量，并对建筑大加装饰：“壁用灰垩，屏柱髹漆，轩敞轮奂，隆然大观。” 由于各家楼主都想标新立异，逐渐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变体。其中一种变体当地人称为“五凤楼”，具体做法是增高后座的主楼，两侧则建有较低层数的围屋，分段安设华丽的屋顶。在外观上看，整栋建筑的屋顶层层跌落，有如凤凰。在五凤楼中，主楼空间大多由若干多层住宅单元拼合而成。每一个单元内各层平面基本都可视为一个礼制概念中“三间”到“五间”的小户型，内有一个中厅以及一或两对卧室。楼内各单元之间基本互不相通，私密性较好。这种空间组织方式适合由若干财力雄厚的家庭合股建造。另一种改造方式现在一般称为“方楼”。方楼的空间组织原理是直接将各边的围屋都加高到三至五层，并连接成一个闭合的外墙，中留天井采光。在方楼中各层的所有房间由一条长走廊相连，空间利用率较高，但隐私性很差，一般适合用作烟棚或制烟工人的宿舍，也常见于一些经济实力较差的家庭合资建造的土楼。按照方楼的空间组织逻辑还出现了另一种变体，现在一般称为“圆楼”，即在空间组织方式相同的前提下，将建筑平面由方形变成圆形。圆楼内部空间的组织较方楼更加均等简单，但占地较大，20世纪之前其实并不常见。如洪坑历史上仅有的三栋圆楼都是20世纪之后建造的，分别是建于1904年的如升楼、建于1912年的振成楼和建于1968年的朝阳楼。闽西地区现存圆楼中的大部分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建造的。
不论是何种变体，这些大型土楼在建筑形式与空间组织上都有三个共同点：一是整体建筑是由一圈数层高的夯土墙围合而成，二是居住的房间由附于外墙上的梁架结构间隔而成，三是整栋建筑的中间留有一个巨大的中庭。而闭合外墙虽然可以提供一定的防御性，但对村民而言，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大量搭建于其上的房间，供生产和生活之用。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不同形式的土楼在基本空间组织原理上是类似的，但在实际筹建的过程中，每一栋建筑都是在特定时期与具体条件约束下的创作，具体选择何种形式需要放进其建造情境中去理解。
在建造工程的组织上，筹建大型土楼面临着很多挑战。最大的挑战是选址。因为需要留有巨大的中庭并形成连续的闭合外墙，每栋大楼都需要一个面积很大且形状完整的平坦场地作为建筑基地。这在山多地少的永定非常困难。民间流传着很多不择手段购买或骗取建筑基地的传说，在无法买全基地情况下，甚至也会出现缺角或不规则平面的土楼。此外，建造大型土楼在工序上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土楼的外墙一般高10米以上，厚1-2米，建造时需由数十个劳力同时站在墙上，协力夯实调制好的土料而成。土料中含有水分，在太阳照射下阳面和阴面水分的蒸发程度不同，很容易发生倾斜。因此高层建筑大多每夯完一层之后放置一年，待土墙干透才继续夯筑下一层。如此一来，一座大型土楼光是主墙体的建造就需要耗时数年，更不用说内部的装修所花费的时间了。因此大型土楼的造价比小型土楼高出很多。如十九世纪中后期，抚市烟号的平均资本是20-30万，但洪坑建造的福裕楼的耗资就达20万银元。
三、 福裕楼与振成楼
福裕楼（上）与振成楼（下）外观
（作者自摄）
（一）洪坑的烟刀与土楼
洪坑，又名洪川，地处金丰溪畔，归属于烟草业的核心地区金丰里。洪坑居民全部姓林，据族谱载，迁居洪坑的始祖名为林茂青，七世景茂曾于明正统年间任上杭县户内里长，本文所述的林在亭是家族中的第十九世。洪坑烟刀的生产始于乾隆，该村有“烟刀之乡”的称号，村民基本全都经营这一行业。
烟刀是制作条丝烟最重要的工具。锻制上等烟刀的工序非常复杂。制作烟刀首先需要制模，而后溶铁、溶钢和炼坯需分炉进行，流水作业。把刀坯制成烟刀后，还要经过淬火、修剪和整形等一系列工序，才能作为成品出售。洪坑流传着很多村人提升烟刀工艺的传说。如在烟刀制作的各个工序中，技术性要求最高是淬火的工艺。早年洪坑铁匠淬火的技术一直不过关，曾多次派人到外地烟刀厂学习，但都被拒之门外。相传族人林仕荣为解决洪坑烟刀制作的瓶颈，曾伪装成流浪的哑巴设法进入高陂黄田烟刀厂。经过整整三年装聋作哑的学徒生活，他细心窥察，勤学苦练，终于掌握了黄田锻制烟刀的全套工序，特别是淬火工艺的秘密，带回洪坑传授乡人，使洪坑所产烟刀的质量大幅改进。在洪坑村尾的义勇祠里，至今供奉着村中林仕荣公的牌位。又如在锻制烟刀过程中，空气的混入会在刀面产生泡沫，增加修整的难度。一次洪坑烟刀厂中的一个技工路过抚市时，无意中发现做饼工人用针在烧饼面上挑去浮起的大小气泡，使饼面变得光洁可观。他回厂后如法试验，果然刀面平整，效果显著。有别于条丝烟市场大，制作主要依赖劳力。烟刀的主要销售对象是制作条丝烟的烟棚主，市场有限，竞争激烈，对生产技术的要求也很高。
到了清中后期，永定乃至全国的烟刀市场基本被洪坑垄断了，当时哪里有条丝烟厂，哪里就有洪坑的烟刀。在烟刀业的鼎盛时期，洪坑曾有十五家烟刀行，分别是：“盖本真”（后改为“日升”），“盖本湖”、“盖本元”、“盖本仁”、“盖本才”、“贞利得”、“贞利潮”、“恒泰泗”、“恒泰东”、“天升”、“甘升”、“元升”、“日美”、“恒本”、“金兴俊”，其中以“日升”的营业额最大。永定的烟棚一般雇佣外地工人，但烟刀生产的技术秘不外传，因此主要聘用本村人。当时洪坑村无闲人，除少数人读书外，一般人家的子弟到十一二岁，便到烟刀厂里当学徒。能书善算的被分配到账房或是负责采办原料，其他的基本都“司锤制刀”。当时洪坑家家户户生活优裕，邻乡女子都想嫁进来，当地流行一句俗话：“洪坑嫁不到，屋角嘴也好”，可见一斑。
自乾隆年间生产烟刀致富之后，洪坑村民便大量建造大型土楼。最著名者如建于道光十四年（1834）的奎聚楼。奎聚楼由十八世林奎飏（字来裔）主持建造。相传他与清嘉庆年间的永定名士巫宜福（1772-1844）是拜把兄弟，过从甚密，彼此常有诗词唱和。奎聚楼便是巫宜福依照林奎飏之意而设计的。奎聚楼占地约6000平方米，是一座内通廊式的方楼。主楼前低后高，前半部分高三层，后半部分高四层，前后楼的屋顶均分为三段，做短檐歇山顶，两侧横楼屋顶则作悬山叠落，远观略有五凤楼的意向。最特别的是其中庭的设计。与其他土楼类似，奎聚楼的中庭设计了一个三堂两落的单层建筑，内分前厅、中厅和主厅，供楼内居民公用。但不同的是，奎聚楼中将主厅与主体建筑结合，建成了三层楼阁，并设重檐歇山顶，与后楼的腰檐相连接。奎聚楼落成时巫宜福撰联相赠，曰“奎星朗照文明盛，聚族于斯气象新”，体现了楼主建楼以聚族而居的愿望。在中厅的厅门两侧，镌刻着巫宜福题写的另一幅楹联：“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入则笃行，出则友贤”，横批是“是亦为政”，最有意思。巫宜福是邻乡大溪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进士，入选为翰林院编修。其弟巫宜禊（1790-？）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巫宜福任职翰林院期间，曾因得罪吏部官员，以兄弟两人不宜同朝为官，而应“忠孝两全”，“一人事君，一人回乡事亲”为由遣回家乡。巫宜福返乡之后漫游各地，与乡亲戚友共话桑麻，并积极参与地方事务，也曾受永定知县方履钱之邀编纂道光《永定县志》。至今民间仍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传说。奎聚楼中楹联所说的“是亦为政”正体现了巫宜福对与乡邻交游，参与地方事务的积极态度。
（二）林仲山与福裕楼
同治四年（1865）太平天国残部败退之后进入永定，与清军在境内各地拉锯。在此过程中，永定城乡损失惨重，“因遭战乱，尸骸遍地。夏秋之交，发生瘟疫”，许多没有死于战乱的人，又死于后续的瘟疫。当时其中一支残部驻扎在洪坑附近的古竹乡向邻近地区筹募粮饷。洪坑深受其害。当时洪坑烟刀业已相当成功，村中建有二十余座大小不一的土楼，其中有11座便是在这次兵焚中被烧毁。
林在亭排十九世，是村中十六世林福成的曾孙。林福成生活在清中期，因经营烟刀发家，于1775年建有洪坑村最早的大型方楼光裕楼。福成房的财产传至林在亭已所剩不多，家境贫困。太平军残部流窜洪坑之时，在亭为了躲避战乱和索饷，带着三个儿子德山、仲山和仁山寄居在抚市的亲戚家中。相传他们那里学习到了烟刀的特殊制法，而后回乡开厂。但抚市主要生产和销售条丝烟，并没有制作烟刀的传统，而洪坑自乾隆以来则一直是永定烟刀生产的重镇。所以更可能的情况是，林氏兄弟在抚市期间获取了销售烟刀的商业网络。太平军离开之后，三兄弟决定自立门户，开炉办厂。当时打铁用的燃料主要用木炭，耗量巨大，运费昂贵。他们决定别出蹊径，将厂址设在林木资源丰富的边远山村陈东乡的岩太。当时每把烟刀售价0.7元，成本却只有0.2元，“日升”烟刀建厂当年就盈利了2000多银元。第二年，烟刀厂扩大业务，在古竹乡的田洋、陈东乡的龙舌、抚市乡的东安三处增设了三个分厂；第三年又在古竹乡的洋竹、下斜，陈东乡的高斜，岐岭乡的下山、棋盘石、横甲等地增设了多家分厂。三兄弟各擅其长，配合默契。德山负责产品质量检查，奔走于各厂之间；仲山负责外采原材料，专跑南靖、漳州以至广东。他头脑活络，甚至曾买通官府，包揽下永定官铁，引起其他同行的公愤。仁山则负责对外推销产品，专跑上海、武汉各大城市。“日升”烟刀的生意迅速做大，随着永定皮丝烟称雄四方。
烟刀的生产由于技术保密，不雇佣外地工人的缘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即便外地商人亲自上门订货，也常常延期交付。传说有位湖南的烟刀商曾预付定金白银一千两来订货，厂方坚持按订货的先后次序发货，三年后才能取货。三年之后，湖南烟商来洪坑取货时，预订的烟刀总数仍无法付清。他气愤地要求取回定金，“日升”的经理若无其事地带他到银库，三年前所付的定金一千两仍原封不动。湖南烟商瞠目结舌，即刻婉言提出愿意延期取货。可见当时“日升”烟刀厂货物之畅销，资金之雄厚。
在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林氏三兄弟开始筹划在老家洪坑建造大楼。项目由仲山全权负责。仲山最先遇到的就是建筑基地问题。福裕楼选址所在的七树坝，位于金丰溪西畔。基底前方是河滩，河滩边上有一大片菜园，产权属于十六世福成房派下子孙，而菜园后的土地产权则属于溪背楼内的住户。仲山的野心很大，想将几块场地全部买入，拼合成一块大基地。他返乡之后，乐善好施，与各乡邻打好关系，花费了六年的时间，先是换得了溪背楼住户的地，而后或换或买，逐步收购其他福成房子孙的菜园基地。然而直到最后，菜园的部分业主都不肯卖地。仲山无奈，只好提出让他们以土地入股，一起以福成房的名义建楼。新楼用了“福成”中的“福”字以示合作，取名为“福裕楼”。
福裕楼从清光绪六年（1880）开始建造，前后耗时十年。建成之后的福裕楼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主体基底东西约37米，南北约45米，前方留有一个矩形的门坪。全楼共有166个房间、22个厅、21扇门、8处计28架楼梯。福裕楼在建筑外观上一般被称为五凤楼，主楼高五层，南北向，为断檐歇山顶；东西两侧的横楼为悬山顶。整体屋顶气势宏大，富于变化。整体建筑按南北方向的中线为轴对称布局，地坪由前到后层层升高。中间的厅堂及其他门坪等为公用。主楼空间则由中楼和南楼、北楼三个五层高的单元楼组合而成，三个单元相对独立，仅在底层设门连通。楼中其余部分的空间则有所有住户公用。
负责福裕楼施工的大师傅是来自邻乡高北村桥下角的江达宋(约1852-1921)。江达宋娴熟掌握一手泥水技艺，尤工彩塑。福裕楼中庭的建筑十分讲究。三堂之间、前后堂与横屋之间以廊屋相连，将内院分隔成大小不等的六个天井。其中以中轴线上的三进院落最为华丽，各进的主厅雕饰精美，门窗及家具陈设多为木雕，门框地面设石雕，屋脊设泥塑，仪门门牌、侧屋脊和山墙檐口则设彩塑。雕饰的内容多为传统题材，如福、禄、寿、喜字的变体，或麟麟、书卷、葫芦、仙鹤展翅、祥鹿衔芝、人骑狮子、狮子驮钱等等。而处处可见的楹联则可看出楼主对耕读文化的重视，如主厅后侧柱子上悬挂阴刻木质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三兄弟交游广阔，据说时任汀州知府的张星炳也参与了福裕楼的设计并题写了楼名，而主厅前向两边厢房柱子上则悬挂着乔迁时京城大员林震所题赠的木刻贺联。
福裕楼首层平面图
（引自黄汉民：《福建土楼》，三联书店，2003。）
福裕楼中庭建筑
（作者自摄）
三兄弟之所以选择合建大楼而非各自建楼，是因为在分家之前，他们的财产是共有的。福裕楼造价昂贵，大楼建好以后计算花费，扣除公共部分的费用，一个房间耗费白银近500元。当时以地入股的很多福成房业主负担不起，只好陆续把间份卖给了三兄弟。整栋楼最终成为了林在亭一房子孙共有的财产。
通过建造这栋大楼，三兄弟成功地将在“日升”烟刀厂的盈利转化成家族共有的固定资产，并通过共享楼内的空间来维系家族内部的关系。福裕楼内重点强调中轴线上的设计，用各种建筑元素强调家族的秩序与伦常。传统观念以中轴为尊，据传大楼建成后三兄弟互相谦让，德山认为仲山建楼出力最大，应该住中楼；仲山却说德山是长兄，应该住中楼；二人礼让不下，最后决定让三弟仁山住中楼，仲山住北楼，德山住南楼，而楼内其他的空间，则由所有住户共同使用和维护。三兄弟之所以要耗费巨资建造福裕楼，并在建筑中强调传统家族观念的秩序，目的是巩固家族和烟刀厂的整体性，实现“同居共财”的家族建构理想。
（三）分家
林在亭家族谱系图
（作者自绘）
林在亭家人丁兴旺，第三代仅男丁就有十人，德山生有四子，仲山生有三子，仁山生三子。在福裕楼建成之后，楼中三四代人同居共食，楼内最高峰时曾居住了27户共200多人。情况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德山与仲山相继去世，当初合资建造福裕楼的三兄弟只剩下了仁山一人。
这一时期永定的条丝烟生意也每况愈下。最重要的原因是纸烟（或称卷烟）的盛行。民国县志载“今则纸烟盛行，制造条丝销路顿减，种烟之利已微矣”与条丝烟相比，纸烟最大的优势是吸食便利。条丝烟吸食的时候需用到铜质或钢制的水烟筒。当地人曾生动地描述吸食条丝烟的过程：“捏一小撮金黄柔软的条丝，填入烟斗，然后撮口一吹，‘噗’地把纸捻火吹燃火就着烟丝，口就着弯长的吸管，‘卜卜卜卜’节奏地吸上一阵，烟气便经过水的淘澄，变得更加清纯，从吸管直沁心肺”。用烟筒吸烟感觉虽然好，但毕竟麻烦，纸烟则简单得多，仅用纸棒和火柴即可，携带方便，也更适应“现代社会快速的生活节奏”。当时的纸烟多为进口，很多甚至是“英、美、日等国更贩运烟叶制成纸烟进口”。民国永定县志外交志中，记载了一则关于日本在1895年之后，要求台湾购买烟叶的事，如下：
台湾向为条丝一大销场。自清光绪二十一年割与日本后，日政府即重征条丝进口税，自百分之五十增至百分之百。于是售价昂而销路减。商人乃改运烟叶赴台制造。发售未几，日海关对于烟叶进口又施以种种之奇税，不及数年，永商不堪压迫，不得已歇业回国。迄（今）四十余年，营业上之损失，盖难以数计矣。
永定条丝既绝迹于台湾市场，日人乃仿制以供台人需要。于是，三井洋行等委托台、厦商人来我邑上丰、南溪、仙师宫等处采买烟叶，运往台湾。当时虽无统计，年约出口数十万至百万斤。间有日人混冒商贩前来调查，对于各地学校、山川形势，托言风景优美，往往摄影而去。是亦日政府派来国际间谍之明证。民国十年以后，始停止采办。殆台地烟叶产额足供制烟原料欤！
由上述可知，甲午海战之后日本通过在台湾加条丝烟税打击永定条丝烟业。在此打压之下，永定烟草商人只能运送烟叶去台湾加工。而后在台日海关又对烟叶征重税，迫使永定烟商彻底退出台湾市场。在这之后，日商进一步到永定采购烟叶运回台湾制烟，一直到台湾自行种植的烟叶可以供本地生产需要为止。
进口卷烟用的是机器生产，即便同样是用的是永定烟叶，成本却低了很多。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十七日，福建省商务议员何成浩《为烟号专折拟汉良制烟以换利权事申文》，曾提议学习日本的机器制烟法，申文内容如下：
窃维烟叶一货，虽非日用所需，然民间嗜好之深，几与米薪并重，实为近世绝大销品。其生产之丰歉，制造之良窳，不可不随时调查。查福建汀州府永定县属所产烟叶，质味尚佳，商人制成烟丝运销各省，计其所值，约在百万。近自外洋卷烟畅行，各种社会利其轻便，用者渐多，条烟之销路遂日形减色。去年永辖抚溪一带制烟巨号者折闭歇者，已有九家之多。商人不明原因，往往诿诸气运，殊不知此盈彼绌，乃属一定之理，若不及早改良，过此更难设想。日前派员驻汀随时考察，旋将该属烟叶禀送来省。经议员详加考验，似可改制纸烟。如果试制合法，其香味必胜寻常。闻日本东京浅草区横山浅治郎家所制纸烟机器，每具仅日洋拾壹元，以一人一机之力，每日可制成一万二千，价廉之省，试办亦不甚难。现已由议员函致闽省派驻东洋调查商务委员候补通判徐尔音，就近选购两具并考察制法，觅购专书寄闽以便先行依法选工试为改造。果可合用再行广招股本就地设立公司开办，以换固有利权而保永民生计。合将调查条烟失败情形，酌拟试制纸烟办法，连同原送烟样，一并具文申送伏候。
从这篇申文中可以看到，至1905年，永定条丝烟业已现颓势：“永辖抚溪一带制烟巨号者折闭歇者，已有九家之多”。但是当地商人“不明原因，往往诿诸气运”，他们并未意识到销量的降低是因为纸烟的出现，而以为只是运气问题。何成浩指出“殊不知此盈彼绌，乃属一定之理”，而解决的方法则是改良技术。他打听到日本采用机器制烟，即“东京浅草区横山浅治郎家所制纸烟机器，每具仅日洋拾壹元，以一人一机之力，每日可制成一万二千，价廉之省，试办亦不甚难”，于是请人购买了两具机器，连同专书一起寄回福建，“依法选工，试为改造”。九日后，农工商部的回复中肯定了“该议员喜术良法仿造以为补救，深堪嘉尚。”，要求何成浩“即便遵办，仍将办理情形随时报部为要。”然而根据民国永定县志的记载，“前此商界有合资购机，仿制卷烟之议。迄未实行”，这次仿制纸烟的尝试并未进行，一直到1940年代改做烤烟之前，永定各地的烟棚还是按老法制作条丝烟。
除了试图改良技术之外，永定政府及烟商也尝试利用海外网络，打开国际市场。如宣统二年（1910），永定商人选送超庄烟草参加南洋劝业会，“均获优奖”。民国三年（1915），美国政府为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新成立不久的民国政府受邀参会，其中永定出产的条丝烟也被选送参展，并“得奖凭”。然而这些努力都难挽永定烟草业的颓势。民国之后，“厂多闭歇。从前向瑞金、温州、平和等地采进烟叶，今年反有输出，可见一斑。”眼看条丝烟叶日渐衰败，永定烟商与工人也都开始另谋生路，甚至远赴重洋：“今烟丝滞销，烟厂多歇业者。金丰里之民，多往南洋各埠营业，其居积之多，有至百万、千万者。丰田之民，近亦颇有出洋者”。
烟刀业自然也未能幸免。其衰落的主要因素是日本烟刀的“仿制倾销” 。而洪坑烟刀所受的打击尤大：“如邑东洪川‘日升’各号之烟刀，精良畅销，亦因受日人仿制倾销之打击，概行停业”在洪坑民间流传着关于日式烟刀的故事：
据说，由于日升在上海的烟刀批发部门面非常讲究，很引人注目。一天，有两个日本人信步走进去参观，只看到店内几张烟刀，此外别无他物，不觉十分诧异。仔细问清底细，始知烟刀用途之大及其销路之广，所见几张烟刀，不过样品而已。于是不动声色地买了样品而去。
半年后，上海市面上便有日本烟刀出售，其牌号为“朝日”烟刀。开始没人问津，接着便大登其广告以招顾客，不仅价格低廉，而且买一张烟刀，即赠送毛巾一条。有的条丝烟厂从好奇出发，买几张试用后，证实日本的“朝日”烟刀，不但价格便宜，而且又不必多费工夫磨开刀口，立即可以使用。因而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成为畅销货。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洪坑烟刀便因此而滞销，终至全部关厂停业。当然，从此以后日产“朝日”刀，不独不再向顾客赠送毛巾，而且还逐步地随意提高价格，由是民族利权不断外溢，洪坑人民生活一落千丈，日趋贫困。
在日升烟刀行衰弱的过程中，福裕楼内的家庭内部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光绪二十八年（1902），德山、仲山相继去世，各房因财产的归属权发生龃龉。最终决定分家。各房争夺最激烈的是“日升”品牌的使用权。开始时，烟刀厂一分为三，各自经营。然而因未明确责任，三家都沿用“日升”的牌号，在推销中出现了很多纠纷。最后三房商定轮流使用牌号，期限为每房三年，次序由抽签决定。第一签由仁山抽到，大致是1904-1906年；第二签由仲山房的代表，其次子开乾(号云璈)抽到，大致是1907-1909年；第三签由德山房的代表，其三子开俊（号秀生）抽到，大致是1910-1912年。在第一签的三年里，“日升”烟刀尚且风靡全国，获利甚丰。到了第二签时，销量已开始下降，但也还算景气。而到了第三签的三年，正是清朝灭亡民国建立的动荡之时，“日升”烟刀的生意一落千丈，最后只能冷落收摊。
分家加剧了家族内部的分化。在合作经商的几十年中，三兄弟之间的差异已逐渐体现。按照早年建厂时的分工，德山主要负责内务，因此一直住在乡里；仲山负责采买材料，专跑南靖、漳州以至广东等地，在1880年以后则主要留在洪坑主持建造福裕楼。而仁山负责的是对外推销产品，长年在外，专跑上海、武汉等各大城市。由于时刻与社会各界打交道，仁山敏感地察觉到了时局的变化，观念也逐渐与两位兄长相异。这种不同可从民国永定县志中林仲山和林仁山两人的传记中看出：
林仲山，洪川人。精岐黄术。施诊施药活人无算。而尤留心于恤孤救贫、修桥、砌路诸善。举力任其成。复建大厦，家塾、祖茔及洪川文馆、丰盛社、文昌祠以培植后进。子鸿图、鸿钧、鸿慈均列邑庠。黎大总统题褒“义行可风”。
林仁山，洪川乡人，天资卓越，孝友性成。少贫，辍学经商，家道渐丰。乐善好施，如修桥、砌路、建亭、营塚、贳杂、救灾、赈荒、费赀钜万。清末废科举设学校，自筑日新小学，培育乡邻子弟，开风气之先。前黎大总统、郡守张星炳、中委马相伯、闽省长萨镇冰、主席陈仪皆赐匾颜旌奖以积善读书勖勉后人。子鸿超，廪生，国会议员。次鸿辉留日大学毕业，历任闽侯惠安宁化等县县长。孙霭民任宁化县长，均有声于时。
由二人的传记可见，在致富之后，仲山与仁山都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和慈善事业，除捐资修桥、砌路、营塚等常规项目外，也大力兴办教育。然而，两人所选择的教育方式却不相同。仲山捐资兴建的是洪川文馆、丰盛社、文昌祠等私塾，他的三个儿子“鸿图、鸿钧、鸿慈均列邑庠”。但仁山在“清末废科举设学校”之时，却选择了“自筑日新小学，培育乡邻子弟，开风气之先”。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科举制度。永定县即“以原崇圣祠五经阁为校舍”，创立了推行新式教育的“官办小学堂”。就在同一年，林仁山便在洪坑开设了新式学堂“日新小学”，这也是永定最早创办的新式学堂之一。仁山更因此获得“前黎大总统、郡守张星炳、中委马相伯、闽省长萨镇冰、主席陈仪皆赐匾颜旌奖以积善读书勖勉后人”，俨然成为了地方精英和推行新式教育的旗手。仁山的长子鸿超当时虽已是廪生，也很快积极投身新学，而次子鸿辉更是出洋留学，获得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
（四）林鸿超与振成楼
宣统元年（1909），仁山开始计划搬出福裕楼，独资另建一栋大型土楼。但和当年仲山建造福裕楼一样，仁山也在建楼基地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他选中的基地只有西边一半的产权属于自己，其余用地的产权则归属于仲山的长子开纯（号莲山）。仁山想将基地全数购买下来，独立建楼，从家族中独立出来，但莲山始终不肯出售土地，要求以地入股，合资建造。一个有钱缺地，一个有地缺钱，二人始终难以谈拢，于是建楼的项目只好搁置下来。直至民国元年（1912）仁山去世，建筑基地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仁山去世之后，长子鸿超在继掌家业。林鸿超（1881-1952），又名开敏，字逊之，号超庐。他出生的时候正是家族最富有的时期，当时福裕楼刚开始建造不久，其父长年在外省负责销售，交游广阔。鸿超幼时在家里的私塾学习传统文化，诗书画等均很在行。和二伯仲山家的三位堂兄一样，他也曾入旧学任廪生，但后来受到父亲的影响，也积极投身新学。鸿超深深认同新学对于社会改良的作用，除了出资建设新式学校之外，也大力宣传新知识体系，可见于他为当地新式学校撰写的楹联：
大乾学校：
大小兼收，养正童蒙从此日；乾坤始奠，担当宇宙即斯人。
东山学校：
东亚西欧，上下四千年，中国文明最早；山陬海澨，纵横五万里，地方教育为先。
民国二年（1913），鸿超被选为汀郡唯一的全国众议院议员。这一年，他三十岁，志得意满。为完成父亲的遗愿，鸿超邀德山房和仲山房的堂兄弟们一同协商，最终商定由他负责整体工程，与德山房的秀生、仲山房的莲山、云璈三位堂兄弟一起合股建造一栋四层高的大型土楼，即振成楼。振成楼内中厅刻有建楼的大略经过，内容如下：
先君仁生公拟建斯楼，未偿夙愿。民国纪元春，亲兄秀生、莲生、云璈等筹兴土木，嘱总其事，以竞前人之志。经营五稔，幸籍先德及诸昆仲毅力，克底于成。爰缀数语以自励并勖后人云。
民国六年五月鸿超谨撰并书
这条碑文说明了振成楼的建造是一个家族内部重组，建立新的共同体的过程。林在亭的十个孙子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参与到振成楼中：德山的四个儿子中仅有秀生一人参与；仲山的三个儿子中仅有莲生、云璈参与；仁山房有三个儿子，由长子鸿超一人代表。参考其他资料可知，仁山次子鸿辉也参与了振成楼的维护管理，而另一个儿子开杰留在福裕楼里，并没有参与进新楼的股份。
振成楼于民国元年（1912）动工，历时五年完成。建筑占地约5000平方米，由两环同心的圆楼组合而成。外环直径58米，为建筑的主体。与一般的圆楼一样，振成楼首层的房间用作厨房和餐厅，二层用作储藏，三层和四层为卧室，外墙基本封闭，仅在三四层楼开窗。据称借鉴了八卦的原理，将居住空间分为八个单元，每个单元的起脚间数为六间。单元之间以青砖防火墙分隔，墙上开有拱门，关起门户则自成院落，打开门户则全楼贯通。建成之后，中轴线的两个单元为公用空间，一为出入口的门厅，一为举办仪式的中厅。剩下六个单元，仁山房占三股即三个单元，德山房的秀生占一股即一个单元，仲山房的莲生和云璈各占一股共两个单元。
20世纪初的永定仅零散可见圆楼建筑。洪坑村里最早的圆楼是与福裕楼隔溪相望的如升楼。如升楼建于1904年，为二十世高麟所建。它楼高三层，是永定境内最小的圆楼，直径仅17米，起脚间数14间，里面的每个房间平面形状接近三角形，因建筑袖珍，又如量米的升斗，故名“如升楼”。建造如升楼的工匠正是建造福裕楼的大师傅，来自高头的江达宋。因为会造圆楼，江达宋也被鸿超邀请来主持振成楼的建造，此时他已年逾六十。三年之后，外圈圆墙竣工，江达宋便告退休，便将剩下的工程交给了二十五岁的徒弟江万宣（1890-1960）负责。
江万宣和江达宋一样，也是高北村桥下角人，他擅长于细活，特别是彩塑，曾到闽南打工学艺，在漳州地区参与建造了许多庵堂庙宇。闽南庙宇多为砖瓦结构，雕饰精美，与闽西简朴厚实的土楼是两套不同的建造传统。江万宣的手艺显然更适合鸿超追求现代风格标新立异的需要。他负责的振成楼内圈及中厅，建筑风格迥异于一般的圆楼，如正中的官厅不用繁复的斗拱飞檐，而采用类似现代剧院舞台的简洁造型，而二楼的廊道也摒弃了封板式的木制栏杆，全部装配上螺线形的铁条栏杆，并涂上淡青色的油漆。在当地人眼中，这一设计“富于西洋风味”，是传统与现代风格相结合的典范。为了达到这一效果，鸿超可谓不惜血本。如官厅正门两边有四根周长约五尺，高达两丈余的石柱，据说当年“从采石场搬来建筑工地时，曾特地开了许多专用道路，每根石柱用四十余名壮汉合抬，由一个老工人发号指挥，统一步调，一步一歇，好容易才挪到现场”，而二楼的铁栏杆“则是在上海某铸铁厂铸好之后，海运到厦门，再运至南靖曲江，再由工人肩挑背负，翻越在重重山岭中新开出的专用山道，才得以运到安装。”
振成楼首层平面图
（引自黄汉民：《福建土楼》，三联书店，2003。）
振成楼中庭建筑
（作者自摄）
林鸿超的仕途并不顺利，在民国二年（1912）担任全国汀郡的众议院议员之后不久，“旋因仕途失足而悔恨交加，即告退还乡，韬光养晦”他自称早年曾参与辛亥革命。1916年在得知黄克强（黄兴）、蔡松坡（蔡锷）两将军病逝之后，鸿超即写了挽联：
武昌起义，昆明中兴，何幸五年内，双逢国士；日落扶桑，星沉沪渎，那堪一旬内，两丧元勋。
他虽然处与僻壤，但依旧非常关心时事。振成楼内的楹联也可见其家国情怀，如：
振作那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须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关心。
鸿超的弟弟鸿辉仕途却颇顺利。林鸿辉（约1890年代-1970年代），又名开勤，号亮之，他曾于1920年代初留学日本，与解放后任中央农业部长的邓子恢为留日同学。民国时期，鸿辉曾历任闽侯、惠安、宁化等县县长、福建省难民生产管理处长、以及永定中学校长等职，也曾与1927年短期担任国永定县知事。两兄弟关系甚好，洪坑的许多事务都由二人合作完成。
振成楼建成之后的十余年里，林鸿超居于乡里，积极参与地方事务，捐建了许多颇具规模的祠堂、庙宇、凉亭等公共设施。民国18年（1929），永定各乡成立苏维埃政府。振成楼的住户怕受牵累，纷纷外迁或暂避他乡，楼中空无一人。据说当年最后离开振成楼的人把外圈的三扇大门紧闭，拿根粗绳拴在楼上的窗棂上，从窗口爬出握着绳子慢慢落到地面逃走。当时农民协会要求福裕楼和振成楼各缴纳五千银元。福裕楼内的住户中由仁山的另一子开杰和德山孙子麟章出面承办，如期交了款，得以保全大楼。而振成楼由于楼内无人承办，便被付之一炬，直至1980年代才修复完毕。
四、 地方精英的建筑策略
清中叶以后，永定烟商在获利之后普遍选择了投入巨资，在家乡建造大型土楼策略。这一策略的利好是多重的。首先，大型土楼为烟草业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大量的空间。其次，封闭式的大型土楼在动乱时期可以为住户提供防御，保护家产。第三，永定的烟商大多采用家族内部合作的模式，通过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固定资产，稳固了家族组织以及企业的整体性。第四，装饰华丽或新颖的大型土楼也成为区域内部的精英交游时的场所，为楼主在社区乃至区域内外建立权威提供了象征资本。
具体建造大楼的时候，选择不同建筑形式和空间组织模式反映了楼主不同的需要与追求。如方楼造价较低，更适合组织生产的需要；五凤楼在外观设计上花费较多，但能够更好的展现楼主的文化追求；圆楼当地工匠并不熟悉，但其形式更能体现住户间平等协作的关系，适合“现代”生活的需要。在空间组织上，单元式隐私较好，造价也较高，一般适合于财力相当的数个大股东的合资建造；而通廊式则较简陋，建造也简单，适合用于工人居住的宿舍或是经济实力较差的大量住户合作建造。大型土楼中厅中常见的祠堂或中厅的作用，并不只是简单的敬宗收族，也是重要的社会交游空间。也因此，楼主常常花费巨资精心设计楼内的雕饰、陈设和楹联，以向来客呈现自己的立场。如仲山主持修建的福裕楼中，内部装饰大多呈现的是以农耕文化为主题的传统儒学思想。而在鸿超主持的振成楼中，则更多是与新式思想相关的家国情怀。
要想在家乡建造大型土楼并非有钱就行。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家族内部复杂的产权关系。福裕楼和振成楼的筹建中都遇到了基地的问题。第二十世的仲山在购置福裕楼的基地时，面对的是同为十六世林福成派下子孙的土地业主的抵抗。而第二十一世的鸿超在购置振成楼基地时，遇到的则是同为十八世林在亭派下的堂兄们的抗拒。最终，他们都不得不让这些业主以地入股，合作一同建造大楼。这是因为在洪坑这一林氏单姓村里，社区的产业是家族内不同代祖先的后代共同享有的，是由个人在家族内的身份所决定的，与其财富或权势无关。为了能在各项事务上更好的说服族人，在外发展事业有成者需要在家乡积极从事公共事务，为大家服务，以获得社区内部的认可。如仲山“精岐黄术。施诊、施药，活人无算。而尤留心于恤孤救贫、修桥、砌路诸善”，仁山“乐善好施，如修桥、砌路、建亭、营塚、贳杂、救灾、赈荒、费赀钜万”，很可能便是为此。
此外，在社区外部网络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源。如德山、仲山、仁山三兄弟在“日升”烟刀厂里的分工，决定了三人的社交网络大不相同。德山基本留在乡里，仲山仅在同治光绪年间活跃于闽南和广东地区，而仁山则一直到广州、武汉、上海等大城市跑动，对于清末民初的各种思潮与变化非常敏感。这也决定了他在科举废除之后选择果断兴办新学，积极转型到新的生活方式中去。对于社区外部资源的运用还体现在与区域内乃至国内政商名流的交游。不论是奎聚楼、福裕楼或振成楼，楼主都尽可能邀请当时的名人题字赐联，甚或为大楼的设计出谋划策。如奎聚楼中大溪翰林巫宜福的墨宝、福裕楼中汀州知府张兴炳的留字，或是振成楼中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孙中山的赐匾，都向族人证明了楼主在社区外部广阔的交游与雄厚的资源。值得注意的是，林鸿超、林鸿辉兄弟与嘉道年间的大溪的巫宜福、巫宜禊兄弟类似，兄弟俩早年都曾入仕，但最终选择了分工合作，一人在外“事君”担任政府官员，一人在家“事亲”参与地方事务。这一合作进一步统合了社区内部与外部的资源，确立了其地方精英的身份和在社区中的权威。
五、 结语
对于明清以来的华南地区家族的研究发现，家族内部的周期性分化与再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如郑振满指出，家庭具有其成长极限，会产生周期性的变化，并形成继承式宗族、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三种基本模式。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大部分家庭都会选择建造可以数代同堂的大房子。科大卫在《皇帝与祖先》一书中介绍的佛山石头霍氏设计的“合爨之图”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因为家族内部成员的发展存在各种复杂性，“生齿日繁”之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只能用分家的方式，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来解决。对福建与台湾分家文书的研究也指出，华南地区家族的分家常常会划割出一部分共有财产以维系家族的完整，而房产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聚落内部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在家族内部的竞争与分化中，最重要的还是要从社区外部获取资源并引入社区。在清中叶之后的永定，条丝烟业的发展区域内造成了频繁的人口流动。这一流动一方面是由于采买烟叶、雇佣生产劳动力产生的区域内部流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销售需要产生的与区域外部的双向流动。永定烟商的分布范围不仅限于国内，更远涉南洋。这一流动带来了大量的资金、物产和信息等外部资源。而那些能从外部获取资源的人，便会成为了家族分化中的优势者。在这一动力的驱使下，有志于成为地方精英者会积极应对来自国家和区域内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方面的的不同挑战，进行策略性选择。如宋怡明曾以明朝军户政策为例，指出闽南地区军民如何策略性地运作国家政策，为家族或社区谋取外部资源。
在具体的操作中，这一策略性选择可能表现为出资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如修路、建桥、办教育，或带领族人找到新的谋生手段等等。这些行为一方面使社区与外部资源接轨，成为社区进步的动力。另一方面，地方精英也通过将外部资源引入社区促进其发展，在家族内部形成权威，在家族分化中获得优势，更好地掌控家族内部以至于社区的本土资源。在时代变革之时，这一策略往往表现在政治上的摇摆。如连瑞枝对明初大理府与姚安府交界处山乡夷民的研究，揭示出当地土酋表现了极高的摇摆性，会“因不同的选择而产生不同的身份，或为盗匪，或为明朝承认的土官”。而朱忠飞则再现了诏安二都的家族在明末清初在明郑、三藩和清朝三个阵营中摇摆的策略，指出这是一种“地方社会自发形成的应对机制”。在这两个案例中，地方精英都通过策略性地选择外部政治资源，以确立其在社区内部的权威。
清末民初也是一个动荡而开放的时期。外来观念对传统文化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关于这一时期基层知识分子的微观史研究，如沈爱娣对山西刘大鹏（1857-1942）和梁敏玲对罗师扬（1866-1931）生平经历的精彩解读，突破了既往自上而下的政治话语，从个人经历及情感的角度，呈现了时代变局尤其是主流知识体系的转换在具体个人或群体身上产生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运用日记、书信、文集等史料，从思想史或社会史的角度出发，探讨具体个人的生活经验与心路历程。然而，受限于文献材料的来源，过去研究所呈现出来的，更多是个人在应对时代变局时的无力和被动。本研究以村落建筑作为史料分析区域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出清末民初永定山区的地方精英在时代变局之时，如何主动选择与运作家族及区域内外的资源，筹建不同形式的大型土楼。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溫春來主編《區域史研究》2021年第2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204-239。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