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瘟船、烧王船是东南沿海重要的民俗活动和宗教仪式，学术界对其相关的研究亦不在少数，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李丰楙、康豹、姜守诚、陈宏田、黄文博等学者的研究，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唐以来送瘟船仪式的发展演变的认识。但是，学界对不同地域道教如何展演送瘟船仪式，其科仪传统与作为大传统象征的《道藏》存在怎样的联系，不同地域道教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并未作深入阐述。基于此，本文希冀通过对闽西道教送瘟船仪式进行研究与分析，着力回应上述问题。
送王船
一、民间的送瘟船习俗
瘟疫，古人或单称为瘟、疫，是中国古代多种烈性、急性传染病的通称。因为瘟疫发作快，传染也快，后果严重，古人对其相当恐惧。面对瘟疫，民众一方面寻找各种防瘟、治疫的药物和良方，如认为嚼食槟榔能防治瘟疫，而著名道士葛洪在其《肘后方》记载了不少防治瘟疫的药方。另一方面有瘟疫认为是有恶鬼为之，希冀通过宗教仪式，送走瘟神，以确保社区正常的宇宙秩序。
以船送瘟是送瘟神仪式中的一种，学术界一般认为始于今湖南一带。据宋庄绰《鸡肋篇》卷上的记载：
澧州作五瘟社，旌旗仪物皆王者所用，惟赭伞不敢施，而以油冐焉。以轻木制大舟，长数十丈，舳舻樯柁无一不备，饰以五采。郡人皆书其姓名年甲及所为佛事之类为状，以载于舟中，浮之江中，谓之送瘟。
此外，在《道法会元》收录的《神霄遣瘟船仪》祝词中，有“齐登楚岸之舟，快返洛阳之道”，楚就是今天湖南、湖北一带，这也从侧面证明该仪式可能起源于湖南。
在福建历史上，送瘟船的习俗相当普及。已发现文献，最早相关记载的是清人撰写的《榕城纪闻》，详细叙述了崇祯十五年（1642）福州祭祀五帝、送瘟船的盛况：
二月，福州疫起，乡例祈禳土神，有名为五帝者。于是，各社居民鸠集金钱，设醮大傩。初以迎请排宴，渐而至于设立衙署，置胥役，收投祠状，批驳文书，一如官府。而五帝所居，早晚两堂，一日具三膳，更衣晏寝，皆仿人生礼。各社土神，忝谒有期，一出则仪仗车舆，印绶笺简，彼此忝拜；有中军递贴，到门走轿之异。更有一种屠沽及游手之徒，或妆扮鬼脸，或充当皂隶，沿街迎赛，互相夸耀。继作绸绉彩舟，极其精致，器用杂物，无所不备，兴工出水，皆择吉辰，如造舟焉。出水名曰“出海”，以五帝逐疫出海而去也。是日，杀羊宰猪，向舟而祭。百十为群，鸣锣伐鼓；锣数十面，鼓亦如之。与执事者，或摇旗，或扶舟，喊呐喧闹，震心动魄。当其先也，或又设一傩，纸糊五帝及部曲，乘以驿骑，旋绕都市四周。执香随从者以数千计，皆屏息于烈日中，谓之“请相”。及舟行之际，则疾趋恐后，蒸汗如雨，颠踬不测，亦所甘心。一乡甫毕，一乡游起，甚而三四乡，六七乡同日行者。自二月至八月，市镇乡村日成鬼国，巡抚张公严禁始止。
从这段文字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福州地区在突发瘟疫时，各社居民通过祭拜当地的五帝，集资举行道教的斋醮仪式来祈福消除瘟疫。继而造船送瘟疫，象征五帝将瘟疫驱逐到海而去。另据《乌石山志》记载：“闽中乡社，多奉五帝。五、六月间，昼夜喧呼，奉神出游，所谓‘请相出海’。”这里的所谓“出海”，又称“送船”“送王爷船”、“送瘟船”等。福州城的“瘟船”多为纸竹扎成，《闽杂记》载：“出海，驱遣温疫也。福州俗，每年五六月中，各社醵钱扎竹为船，糊以五色绫纸，内设神座及仪从供具等，皆绫纸为之，工巧相尚，有费数十缗者，雇人舁之，鸣螺挝鼓，肩各庙神像，前导至海边焚化。”与福州习俗略有不同，闽南泉州、厦门一带的瘟船是木制的，而且是放人海中任其漂流，称为“王爷船”。《闽杂记》记载：“漳府属亦有之，然亦皆绫纸糊耳。惟厦门人别造真船，其中诸物，无一赝品，并不焚化，但浮海中，任其漂没，计一船所费，或逾中人之产，付诸无用，殊可惜。”此俗从明清一直流传至民国，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为“王醮”。
《闽杂记》
在将乐一带，瘟船也是木制的，但加以焚化。《福建省志·民俗志》中记载：
据乡老介绍，旧时将乐县每年正月十七日送瘟神，按东、西、南、北门预制4条瘟船，每条长了丈余，高约2尺，宽约3尺，船中放置数个纸扎成的如真人大小的瘟神，个个龇牙咧嘴，凶恶狰狞。是日，请数名道士做法后，船头船尾各站4名青年，由20多名强壮青年抬着瘟神船在大街上巡游。后面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骑一个用绳索固定的杀气腾腾的“驱瘟之神”，俗称“司斩公”，马左一人执缰，马右一人扛铁锏。一路前呼后拥，吆喝声不断，还唱《送船歌》。各家各户鸣炮送行。瘟神船送至溪河大坝上，“司斩公”骑马绕船三周，众人一拥而上，刀砍斧劈，须臾捣毁船体，然后焚化。寓意让瘟疫鬼葬身火海，可保全境年内平安。
通过分析上述记载，我们发现将乐送瘟船仪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是在每年正月十七日举行，已经成为当地年例的宗教仪式；第二是按照传统四大城门的规制制作四条木制瘟船，船上放置纸扎的瘟神，在道士做法后由青年抬着在大街举行巡游仪式；第三是瘟船巡游时还有“驱瘟之神”一起巡游，同时还唱《送船歌》；第四是瘟神船送到溪边，众人将船捣毁后焚化。
原汀州府属县清流县的瘟船，一般用纸糊。据嘉靖《清流县志》记载：“正月上元，十三、四、五日，各家门首悬灯，各里造纸船以送瘟鬼。”从这段史料，可见明代闽西送瘟船仪式是以里社为单位进行的，主要目的是送走瘟鬼。近代清流的瘟船，用长约1.5米，宽、高均一米的木架，外用谷笪裹成船状，糊上五色纸张，用纸扎一排马、牛、羊、鸡、犬、豕立于船上，船腰穿一根抬杠。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上午，全城民众以纸钱包卷家养禽、畜毛、煮黑豆、芝麻及头发等，象征瘟疫病源投入“瘟船”。午后，醮坛九响土铳齐响，由执事抬瘟船和城隍菩萨等三尊神像，喊声震天冲出庙门，急步绕县城街道游走一圈，直送至东门河边。此时沿街住户、商店鞭炮震天价响，以示“驱瘟”。道士在起“瘟船”送至河心，点上火，让“瘟船”随水流逝。
据笔者调查，在闽西连城的南街、洪山村等沿河的村落每年平安醮中也有举行送瘟船仪式，是平安醮中的一部分。广泛流传于福建民间，尤其是闽西一带的送瘟船习俗，为闽西道教正一派《船科》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二、闽西道坛中的科仪本《船科》及仪式过程
道教认为，瘟疫流行是上天对下民无道的一种惩罚，诸瘟神是受太上老君、道君等神灵的管辖；瘟神有时也会不听指挥，妄自施毒害人。送走瘟神的办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严厉斥责乃至追杀；二是“和”之了事。宋以后道教形成的送瘟科仪采用的是和瘟，其特点就是造成“华船”送瘟神高高兴兴地离去，不要在本地捣乱。
连城、清流一带火居道士的《船科》，是遣瘟送船时使用的科仪本。笔者经眼的《船科》，是崇福堂陈维惠师傅的抄本和玄真堂陈维盛师傅的抄本。前者抄于1994年，但是科仪本中有两种不同的纸质和字体，可能是在原抄本破损后，由陈师傅抄录补全。这里考察的科仪本，主要是陈维盛师傅的《船科》抄本。《船科》中的科仪程式如下：
收瘟即是由道士收摄瘟邪，科仪中道士扮演镇武祖师，身穿蓝衫，头披蓝巾绑红绳，系红腰带，绑红绑腿，穿草鞋。双手舞弄草纸做的火把净坛，单膝跪拜作上表姿势，闭眼摇头背诵疏文，随即开始收摄瘟邪，动作颇为剧烈，拜十方后跳起跑至十米外放置的瘟船处，绕一圈再回至 “送船坛”。这一过程反复做三次，象征将东南西北中五方瘟疫都收摄入船中。
盘点龙虎米，是闽西道坛特有的科仪。具体是用米写成“龙虎”，摆放24个灯盏、鸡蛋24个摆在龙虎二字的尾巴。并且有用米写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仕贵，总管中瘟史文业等五瘟使者的姓，象征五瘟使者掌握五方瘟疫，使之不得侵犯人间，保佑人们一年四季不染瘟疫，幸福安康。此外还需铜钱一百二十四文，据说是天师制定的，“老祖天师亲口说，不敢人间减半文”。道教正一派强调仪式传统来自江西龙虎山的天师府有关。此处灯仪是否从《正一殟司辟毒神灯仪》发展演变而来，有待进一步考证。
送瘟船仪式：
1．步虚洒净。这是登坛作法的一般步骤，可以略过。
2．焚香启告供养。启告的神祗与遣瘟送船科仪有关，主要是诸瘟君，与瘟疫症状有关的诸神。按照职司而言，他们都属于凶神。还有城隍、开船的神祗、造船神祗屈原大夫、负责河流神祗、随船的一切神灵、本处神庙神祗、四值功曹使者、当境土地正神，具体如下：
天符载分，五方大帝；都天元帅、六臂明王；十二年王、十二月将；二十四炁、行瘟判官；匡阜先生、和瘟真人；劝善大师、善药灵童；掌药使者、行瘟神将；五瘟使者、田柳夫人；大力鬼王、左右判官；善恶童子；行瘟判官、巡瘟使者、槌疾使者、注阴侯、张大王、康舍人、灵慧侯王、灵显公、郭太尉、左右使者、五鬼夫人、六眼判官、四季行瘟使者、八节行病使者、七十二侯、主事变现、灵通使者、行瘟布毒使者、年瘟月瘟使者、日瘟时瘟使者、天瘟地瘟使者、水瘟火瘟使者、山瘟土瘟使者、寒瘟热瘟使者、回阳发汗使者、槌尖拷略使者、收热往寒使者、行咽拟肿痛使者、行气急烦闷使者、行甘露灭火使者、祛邪纳裯使者、收瘟摄毒使者、行麻痘赤眼使者、行咽嗽、头痛使者、行痢疾使者、行诸般集毒使者、行斧尖使者、行牛马瘟使者、行六畜瘟使者、水草大王、风火将军、城隍大王、五通圣贤、灵显灵佑侯、押瘟东平大王、七十四司判官、康聂二太保、顺济龙王、引瘟后土夫人、郭四九郎、本地土神、五伤五郎、司命灶君、十二禁忌神君、圣郎七郎、船上郎娘、抬头水手、号跳大神、竞渡三郎、河泊水官、游江五郎、都衙三将大王、屈原相公、女面夜叉、木下三郎、鸦鸣鹊噪神君、随船变现一切等神、本处香火设像威灵、四值功曹使者、当境土地正神。
启告这些神灵的目的，就是请他们降临醮坛，接受供奉。
3．三献酒。初献玉皇、紫微帝君、五龙安镇天尊；亚献消灾解厄天尊；三献三界五帝、列言上清。
4．献茶。丹心无可表（献丹忱），酌水献香茶（满道场），瘟司前供养。
5．祭献。这是送瘟的主干。做法是将船放在醮坛边，接受供奉。法师请各类神圣上船接受献酒。
（1）再炷焚香重伸上启供养。奉送天符岁分五皇大帝、都天元帅、六臂明王、瘟司行化一切威灵、龙舟会上合部神灵上龙舟，初献酒。接着念玉皇诰、挂号。
（2）再炷焚香重伸上启供养。奉送天符五瘟圣帝及其部际一切威灵，并请他们消除男女民居从前的罪咎，“所有从前之罪咎，咸乞荡除。”同时都讲扮作真武祖师在甲乙寅卯、丙丁午未、庚申辛酉、壬癸亥子、戊己土五个方位伏请东、南、西、北、中五方的瘟、毒散归，实质就是送入船中。二献酒，念大圣北斗七元君，请其解如下厄难：
三灾四煞、五行六害、七伤、八难、九星、十缠、夫妻、男女、产生、复速、精邪、虎狼、虫蛇、劫贼厄，枷棒、横死、咒誓、癫狂、天罗、地纲、刀兵、水火。
（3）三炷真香，虔诚上启供养天符圣帝、瘟部威灵，“降临香诞，收摄邪氛、消除妖恶”，使社区远离灾害，在正常的宇宙秩序中运行。奉送神祗上龙舟，备雄花血酒，谨当三献。挂号、念咒、宣读牒文、焚化牒文，念化财土地。
6．溪滨送船。送行就是为了使他们离境，所以在献祭之后，要请他们：
雷恩降福洛阳中，一心奉送，圣者登船；五帝龙王，一心奉送，圣者登船；留恩降福洛阳中，重坤奉送，天符元帅、五帝龙王、匡阜先生、劝善大师、年王月将、气候威灵、龙丹大会、一切圣众。虽云赏善罚恶，事宜好生，上合天心，同赴正道。回挣宁而兴慈善，收瘟毒以化祯祥。好登十二重楼，休问已多水路。喧天过，法鼓奔奔，平地已声雷。迎棹舞神，鸦鸣嘁嘁，柏青千顷雪。明月清风同享宴，洛阳芳草任遨游。即为物外之力，莫变人问之境。从今以往，大地皆春。请问凤阁龙舟，齐赴洛阳大道。仗惟珍重，善行，好云，好云。
当坊土地负责送龙舟出远方，河泊水官迎归河路。在送滨溪送船时，社区需把所有的灯火蜡烛熄灭，而且在此不得亮灯，否则会将瘟神重新引回社区。继而，由两位年轻的男子将船抬到附近的河边。由于船被认为满是邪秽之物，抬船的男子必须带上道士所书的百解符以驱邪。船送走后道士回到内坛，送神回宫也标志着整场科仪的结束。
遣瘟送船，船开往哪里呢？科仪书中似乎存在两种说法：一是将龙舟送往“洛阳大道”；二是“奉送龙舟何处去，十洲三岛五湖中”。刘仲宇认为洛阳大道可能是从北邙山典故连想而至，北邙山是洛阳的坟场，所以有点文化的人便由此生发开去，将之看成瘟鬼的老巢，将它们送回洛阳之道，人鬼分开，各得其所。明清以后，这一典故在人们记忆中逐渐淡化。所以像《广成仪制》这样后出的科仪书，便不再让瘟君返回洛阳，而是将他们遨游汪洋大海，去寻蓬莱仙岛。二者同时在《船科》中出现并不矛盾，可能是连城正一派火居道士《船科》形成于这两种说法交替之间，所以二者都有。科仪本中三次提到洛阳大道，十洲三岛仅有一次，说明《船科》中仍然是以洛阳大道说法为主。
瘟船是仪式的重要道具，《船科》中对龙舟的描述如下：
其船也，屈原大夫之所置。莫不张牙挐目，颙绿唇红。次用丹青简出，初观则真龙出水，再认则生鳄腾波。穿清津而以鱼趂江河，突白浪而像龙归沧海。箫韶鼎拂、鼓击雷鸣，无穷快乐，遨游自在。
须注意的是，无论是道士对科仪的展演，还是科仪本《船科》中的仪轨过程，都蕴含收瘟和送瘟两层含义，即请道教神灵将可能给社区带来灾难的各种瘟疫收起，进而用造好的“彩船”将瘟疫送到远方。
三 、《船科》与《神霄遣瘟送船仪》之比较分析
《道法会元》
《道藏》中有关送瘟船的科仪，是《道法会元》卷二二○之《神霄遣瘟送船仪》，科仪程式：步虚洒净、焚香启告、献茶、祭献、焚船送行。据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将《神霄遣瘟送船仪》与台南县西港镇庆安宫三年一次的“王醮”相比对，认为“它很可能是南宋时期的科仪，在很多方面与台湾西港的送王船仪式相当接近”。显然，《神霄遣瘟送船仪》可能是有关整个送船仪式的科仪。《船科》只是使用于整个年例醮科仪中的一个仪式单元，这是两个科仪本之间最大的区别。《神霄遣瘟送船仪》启告的神灵十分广泛，从神霄玉清真王长生大帝合雷霆三省、历代祖师、开江造河祖师、地司神将，以至于本身所佩簶上将吏等，同时关白酆都、岳府、城隍、土地、门神、功曹等一切神祗。《船科》启告主要集中在与遣瘟送船有关的神祗，类似于前者启告的神灵已经在年例醮仪开始时奉请。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二者之间的最大区别。
《神霄遣瘟送船仪》中祭船的场所，在病人房中或者厅上，祭祀物品用酒牲，“令人奉船于患室或厅上，仍具酒牲祭仪于船所在”。《神霄遣瘟送船仪》可能是瘟疫发生时为患病者驱瘟所使用的专项科仪，有些类似于道教驱疫的法术。如前所述，《船科》主要用于社区的祈禳仪式，祭仪不仅有酒牲，而且还有灯仪，仪式具有宗教意义更多是防患于未然。
《船科》送瘟船不仅包括要送有关瘟疫的神祗，而且还有负责造船的屈原相公，驾船的圣郎七郎、船上郎娘、抬头水手、号跳大神、竞渡三郎等神祗。这可能是因为“闽在海中”，与船是福建主要运输工具有一定的关系，反映了道教科仪本“因地制宜”，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趋于合理化。
《船科》请北斗七星君解除各种厄难，而《神霄遣瘟送船仪》中将各种厄难的代表一起送走：
次焚信香虔诚奉请五方山檀木鬼、四方庙社神祗、金银铜铁之精灵、台凳床炉之古怪，或为衣物钱财、假公济私、拖钱负债、远年近日、我里他邦五方怨诅怨气大神，或自内起，或家神勾引，或土地通同托梦送怪诸般鬼祟，阵亡枉死、连亲客亡、血河女鬼、为祸神鬼，请上华船，受今辞饯。
《船科》中有镇武祖师将东、南、西、北、中五方瘟毒、瘟气遣送到瘟船上，可能来源于福建一带送瘟船习俗。据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福建地区送瘟船时，有将各种污秽之物投入船中，表示各种疫鬼被拘，“遂取猪血、狗血、鸡血、牛血等血，既腐败之肠，臭秽之布，种种恶物，杂投其中，然后以神道签字之印条，封贴桶盖，必严必密。彼谓神道用乾坤袋拘捕之疫鬼，皆收容于桶中，故其如此郑重”。原汀州府属县清流也有类似习俗，民间在正月十五日上午，以纸钱包卷家养禽、畜毛、煮黑豆、芝麻及头发等，象征瘟疫病源投入瘟船。可见，地方道教注重将地方文化中对瘟疫的认知吸收到道教科仪中。
《船科》与《神霄遣瘟送船仪》的相同之处，在于延续了道教遣船送瘟传统科仪的基本程式，同时还保留了将这些神祗送到洛阳大道的传统。
四、《船科》与《送船科》和《元始天尊说洞渊辟瘟妙经》之比较分析
在苏海涵（Michael Saso）编辑的《庄林续道藏》中收录了《送船科》和《元始天尊说洞渊辟瘟妙经》两部科仪本。盖建民认为《庄林续道藏》中收集的这些道派许多经卷是直接从福建传播到台湾的，这为我们探讨福建沿海与福建内地道教科仪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能。
《庄林续道藏》
《送船科》科仪的仪轨主要有：步虚、洒净、请圣、三献酒、化船金纸、唱《送船歌》。科仪本通篇的主意是恳请匡阜先生、天符菩萨等诸仙将收起瘟疫通过船送到大海，以确保瘟疫不会给社区带来危害，“押送瘟黄归海外，毋令毒气害生民”这里的“海外”可能是《送船科》中所述的“稳在龙舟浮海去，优游三岛十洲中”，也可能是泛指的概念中国以外的地区。《送船科》将瘟疫送海外，与《船科》将瘟疫送到洛阳大道和“十洲三岛五湖中”也存在明显区别。这种同样科仪在内容上的差异，体现了不同地域民众认知世界上的差异。
但是可能给社区带来危害的瘟疫有哪些，如何将这些瘟疫收摄，科仪本中并为体现。显然，《送船科》主要强调送瘟船，这与闽西道坛《船科》强调收瘟和送瘟两个过程不一样。
如前所述，如果仅强调送瘟船，没有收摄瘟疫的科仪过程，送瘟船仪式是不完整的。在《庄林续道藏》中收录的《天始天尊说洞渊辟瘟妙经》弥补了这一仪式的不足。该经的主要内容有：
1．洒净。
2．启神：
无上洞渊三妹伏魔天尊；和瘟教主匡阜真人；上足主叶天师；主瘟都天元帅；劝善明觉大师；五方五帝行瘟大王；天符治世黄大王；五方行瘟行病使者；五方行瘟行病鬼王；解瘟十二年王、十二月将；五方五帝都天大力魔王；史钟刘李行瘟魔王；冯姚赵张主瘟使者；五瘟都天判官五瘟使者；行瘟康舍人；郭任二太尉；杜太尉；杨使者；张水部威雄二郎君；柳昆部行瘟关大王二舍人；崇宁至道真人；三太保诸部夫人；地瘟土瘟庙瘟山瘟使者；牢瘟客瘟灶瘟墓瘟使者；疟瘟瘴瘟候瘟痧瘟使者；四季行瘟俵药行病使者；今年行灾布病鬼王；六候使者；追魂摄魄鬼王；承天符牒使者；二十四汽七十二候行瘟神君；瘟司义勇武安使者；佩符持杓使者；天地水三界行瘟使者；时行赤眼泻痢大热使者；四时行寒热使者；驴腮虎面使者；鸡嘴鸟头使者；持水主火使者；行六畜瘟疫使者；黄奴七子柏桑兄弟神君；宣封护国庇民明著天后娘娘；部下列位众神；靖法真坛诸员官将；五瘟新添旧管一切威灵；毛一、二；毛三、四至毛十诸大将军；打腊大王；拦路太保；哑口禅师；河伯水官；船头艄公；船尾二郎；押船三使；把水大王；当年太岁至德尊神；本分府城隍主者；当境远近有享神祗；土地里域正神各家香火神明；二十四位神君；三十六位神君；六十甲子神君；二十八宿神君；瘟司部属一切神众。
3．宣疏（奏请洞渊大帝，天仙圣众降临）。
4．洞渊天尊宣讲下界生民染瘟疫的各种症状及造成瘟疫的原因是“下界生民处居，人世不敬三光，怨天骂地，全无敬让，心行滔曲为非所致”，要求下界生民斋戒建道场。
5．放赦，勾销人间的不敬之罪，“于是使者见此，礼让收瘟摄毒，不敢流行”。
6．念玉皇诰、九天诰。
7．三皈依。
8．诵念玉枢、北斗、三官经和三元宝忏。
9．通过上香初献酒、上香亚献酒、上香三献酒，启请无上洞渊三昧伏魔天尊、和瘟教主匡阜真人、主瘟都天大元帅及前面所述诸神将瘟疫押上船。
10．送船外出，唱水首名：
船主爷 火长 舵船 阿班 副阿班 大缭 二缭 头锭 一纤 二纤 才副 直库 香公 总管 总铺 杉板公
《元始天尊说洞渊辟瘟妙经》主要通过洞渊大帝宣讲经文的形式将启请无上洞渊三昧伏魔天尊、和瘟教主匡阜真人、主瘟都天大元帅及一切与瘟疫有关神灵，将瘟疫押上瘟船送走，属于道教和瘟的观念，但是经文中强调的收瘟神灵“无上洞渊三昧伏魔天尊”和“天后娘娘”在闽西道教《船科》中没有涉及。天后则是福建沿海地区民间崇拜的重要神灵，《元始天尊说洞渊辟瘟妙经》将其纳人道教科仪体系中，可见当地重要的神衹。值得注意的是，送船外出时涉及的水首（可能是水手）分工明确，在闽西道教《船科》中并未提及。据连心豪对《送船科仪》类似的水手名称的研究，这是一艘从事海洋贸易的商船人员组合。显然，这与科仪本使用区域民众长期从事海洋贸易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也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地方道教科仪将与当地民众生活认知的地方性知识写人道教科仪本，使道教仪式更能被当地民众所认可。
《庄林续道藏》有关送瘟船/送王船仪式与闽西道教《船科》区别最核心在于：东南沿海送瘟船/王船的醮仪涵括放赦、念玉皇诰、九天诰，诵念玉枢、北斗、三官等经文和三元宝忏等仪轨，最终是为了实现驱除瘟疫，确保社区在正常宇宙秩序中运行；而闽西道坛的送瘟船仪式只是太平清醮醮仪的一部分，将瘟疫视为社区正常秩序运行秩序的威胁，最终送走。
可见，科仪闽西道教《船科》与福建沿海的《送船科》和《元始天尊说洞渊辟瘟妙经》的内容比较，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两者之间的关联度较小。
五、结论
《船科》是闽西道教送瘟神仪式的指导性科仪本，《船科》与《神霄遣瘟送船仪》的相同之处，在于延续了道教遣船送瘟传统科仪的基本程式，同时还保留了将这些神祗送到洛阳大道的传统。但是《船科》增加了含有灯仪的盘点龙虎米，并强调张天师在闽西道教的尊崇地位，这是地方道教传统融入道教科仪文献的结果。可以说《船科》是继承了《道藏》中的科仪传统，并结合了闽西地方社会文化的产物。
樱井龙彦对“送瘟神”习俗的传播过程曾做过研究，认为“‘送瘟神’的民俗在中国大陆内部，沿着长江、珠江等河川，从沿海地区传到内陆地区”。但笔者通过比较闽西的《船科》与福建东南沿海的《送船科》和《元始天尊说洞渊辟瘟妙经》后发现，虽然二者都延续了道教遣船送瘟传统科仪的基本程式，但是在启请的神灵、瘟船送往的目的地、船员的组成以及仪式的目的等方面，二者都存在明显的区别。而这与樱井龙彦的观点有很大出入。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明以来道教世俗化后，地方道教科仪的展演，不仅要遵循道教大传统《道藏》的仪规要求，同时也要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认知相联系。换言之，将与当地民间生产、生活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地方性知识写人道教科仪中，才容易为普通民众所认可、接受，有助于科仪的推广与普世。而闽西与福建东南沿海地域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最终造成了科仪本中的差异。
因此，笔者认为，通过田野调查获得不同地域同一类型仪式的宗教科仪本进行比较研究，可能有助于我们认识道教与地方社会文化传统的结合，进而理解道教世俗化后地方道教科仪传统的演变过程。
（本文經編者授權發佈。原載劉永華主編《儀式文獻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頁158-174。注釋、附錄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