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坝子是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云贵高原与高地东南亚的交通体系的枢纽。文章以坝子作为切入点，试图从农业生产、社群关系、宗教礼仪、地方市场、交通体系、卫所军户、州县与土司互动的角度，重新审视西南边疆作为区域社会的发展建构历程，以摆脱束缚学术研究突破的单一民族史的局限，同时从理论上探索一套走出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高地社会与低地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理解模式。

【关键词】云贵高原　坝子社会　地域文化　历史人类学

一、作为地域社会的西南边疆

长期以来，人们在云贵高原行旅的经验，是汽车要在崇山峻岭之间弯曲的山道上穿行很久，才能来到一个被当地人称为“坝子”的盆地中。坝子里村落密布，夏天稻田弥望，冬季除了蚕豆还能看到黄色的油菜花，富庶程度远非山区可比。云贵高原西北高而东南低，就平均海拔来看，贵州省稍低于云南省，其山脉与平坝、河谷的相对高差也不如云南那么大。贵州省坝子总面积为7959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52%，单个坝子平均面积为0.57平方公里，坝子与山区的比例比云南低近2个百分点，缺少大型坝子，坝子单位面积小、数量多，其中以岩溶型坝子平均面积最大，达到0.66平方公里。云南省坝子总面积为24535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6.4%，单个坝子平均面积为14.44平方公里，其中大于100平方公里的坝子有52个，占全省坝子总面积的63.4%。总的来说，在云贵高原地区，相对于广袤的山区、峡谷、丘陵而言，坝子面积狭小，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不足6.5%。然而，无论是云南省还是贵州省，核心农业区和人口密集的城镇、中心城市都集中在坝子中。在云南省，以昆明、陆良、曲靖、大理、玉溪、昭通-鲁甸、保山、景洪等为中心的大型坝子，一直是历史上的规模化灌溉农业的核心区及道路交通体系的联结枢纽。就人口的密集程度、水稻农业的规模、市场经济的活跃程度和交通运输的重要地位而言，坝子作为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骨架，支撑着长期以来的社会整体的运作。

我们把坝子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观察、研究区域社会的历史过程，不仅仅是因为坝子有着特别的地貌特征，而且在于坝子以及坝子体系所联结的西南山区社会，既是历代中央政府长期经略的国家体制的政治边疆，也是不同社群长期实践其社会建构和持续的文化变迁的具体单元。例如，在云南，川、赕、诏、甸这些历史地理概念都跟坝子社会密切相关。那么，像西南边疆这样的山区社会，自然生态和地域社会的历史过程是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又如何被地方民众认知？作为边疆的地方社会，又是如何与国家体制发生关联和进行长期互动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当地民众所认知的坝子社会开始。

云贵高原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文化区域，其中一个基本面向是交通与国家体制在山区社会的建立、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影响地方民众的社会文化变化，这样的相互关系如何影响和塑造当代的社会政治关系。这是我们理解我国西南边疆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的重要的基础性问题。总体上，云贵高原西部山高谷深，横断山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东部丘陵地区多喀斯特地貌，不易保水，不利于发展大规模的农业水利灌溉体系。在历史上，从西部的缅甸八莫、云南腾冲边境区域，到贵州东部的镇远，四川宜宾、泸州的水路码头之间，高山大河成为交通阻隔，“出沅州而西，晃州即贵竹地。顾清浪、镇远、偏桥诸卫旧辖湖省，故犬牙制之。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晃州至平夷十八站，每站虽云五六十里，实则百里而遥。士夫商旅纵有急，止可一日一站，破站则无宿地矣。”明朝在云贵各坝子中广置卫所，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保障西南山区的交通顺畅，以军队监督地方土官，策应边疆的安全稳定。山区交通依靠马帮和人力运输，费用昂贵，无法大量运输货物，军需供应困难，使得云南各大坝子成为基本的卫所基地和军队的粮食供应地，坝子也成为重要的灌溉农业核心区域和交通及区域市场的中心。坝子土地平旷，河流溪涧往往汇集于中心的湖泊湿地中。明末以来，云南各大坝子的集约化水利灌溉体系已经基本建设完备，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地方水利管理体系和文化运作机制。根据气候条件，云南的坝区水稻农业，需要集中于每年春末夏初的五月至六月期间完成水稻插秧，但是每年夏季季风带来的降雨或早或晚，初期的降雨不能完全满足插秧季节的灌溉需要，因此，村落社群在短时间内调动劳动力，利用有限的储备水源，完成插秧，就变得极为重要。这是坝区水稻农业关键性的要求，也是地理环境对于农业生产的社会合作的基本需求。以云南西部的洱源县为例，以洱源坝子为中心，该县山区面积比例约为90%，坝区面积比例约为10%，但是全县80%的人口和74%的耕地都在弥苴河流经的三个坝子中，周围的山区河谷面积广袤，历史上，山区居民主要依赖山区农业和畜牧业，农田以不能灌溉的山坡旱地和能够短期灌溉的山坡小块梯田为主。 

规模化灌溉农业的发展是坝子最重要的经济社会条件，使它具备了比山区和河谷更高的人口承载能力。就社会政治层面而言，坝子往往成为当地的政治中心，城镇、周期性的集市贸易更多地集中在坝子中，大量山区物产和通过远距离贸易运输的昂贵货物，也都汇集到坝子中的城市和市场。长期以来，从整体上的地理联系来看，坝子成为云贵高原与高地东南亚的交通体系的枢纽和支点，与坝子中高效的灌溉农业的发展直接相关。从坝子的地理分布而言，面积比较大的坝子与坝子相互联结而成的共同体，已经决定了云贵边疆与高地东南亚之间的历史上的交通体系、区域农业人口的集中程度和政治中心的历史地理框架。

自2010年年初，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与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共同组建团队，借助参与科大卫、刘志伟、廖迪生三位教授主持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第五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机会，开始以“云贵高原坝子社会”作为合作研究的长期性课题，将以坝子为中心的地域社会视为重要的社会共同体和历史过程，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团队主要成员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廖迪生、马健雄、唐立，大理大学赵敏、寸云激、罗勇、李学龙、殷群，云南民族大学黄彩文、云南师范大学李立等。长期以来，我们深入研究和讨论了坝子社会的农业合作和宗教体系的变迁、交通网络的发展和运作方式、坝子和山区在地方行政框架下的差异与整合、山区河谷与边疆交通体系的关系、朝贡与土司体制、村落共同体和公共财产的建立与仪式的关系、族群身份的重构等问题，从地方、区域社会的整合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角度来审视西南边疆研究及高地东南亚历史文化的各类理论范式的问题，从中寻找一种新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路径。其重点在于，我们需要努力创造新时代的历史人类学及边疆研究的成果，从西南边疆的地理形貌、坝子和山区的环境与社会的依赖关系为出发点，从农业生产、社群关系、宗教礼仪、地方市场与交通、卫所军户、州县与土司互动的角度来审视边疆作为区域社会的发展建构历程，以摆脱束缚学术研究突破的单一民族史的局限，同时从理论上探索一套走出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高地社会与低地社会之间二元对立的理解模式。在方法论上，我们大力提倡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出发，从地方性、日常性的社会生活脉络中尝试实践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的研究方法。在人类学方面，我们试图透过从社会文化的持续变迁和地方传统的长期延续的辩证关系中，理解和解说中国文化历史过程中的整体性、统一性和地方社群关系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在西南边疆的历史建构中的意义。在历史学方面，我们致力于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从“大一统”的国家政治体制出发，探讨基于王朝国家“天下”宇宙观建立起来的朝贡制度及其运作方式、地方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方式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建构、山区资源的开发，以及地方社群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发展起来的社会共同体等问题，以此为出发点，来理解和解释边疆社会的整体性与地方社群文化与身份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二、山区与坝区的环境差异与明清国家体制

“坝子社会”及相关议题是建立在高效的水利灌溉体系与农业社会社群的关系基础之上的。明朝初年，中央政府在云南设置了大量卫所，到了明朝中后期，云南设有二十个卫、八个守御千户所，并由澜沧、临安、曲靖、金腾四个兵备道管辖卫所及各府州县。这些卫所皆设置在水稻农业发达的重要坝子中，其中既有从内地调入云南的军户，也有大量本地土军夷民作为守军，以保障边疆安全和交通网络的顺畅运作。罗勇和黄彩文的研究，就清楚地说明了明初以来云南西部的永昌守御千户所、澜沧卫和高氏土军与坝子社会的整体性发展之间的关系。军户驻扎在坝子中，需要发展当地的农业水利来保障粮食供应和军户体制的稳定，同时又需要大量利用土司和土军来保障军事、运输和地方文化教化与社会的整合。在这样的条件下，坝子社会从明代到清代的持续整合的过程中，一方面里甲和保甲的户籍系统保障了地方赋役和社会秩序的运作；另一方面，明代长期实行的卫所制度被废除，经过清政府在1666年至1687年间推行的卫所与州县的归并，明代制度性的军户身份随着卫所制度的消失，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族群的身份。经过明清的制度转变，在坝区社群关系中，民家与军户汉家凸显为地方性的族群身份，并随之出现了永北高氏在清代因为卫所的消失而导致的土军身份族群化的现象。明清之间制度的变化，在地方社会造成了普遍性的影响，即制度性身份的族群化现象，原先的制度性身份差异涉及不同的赋税等级及社会政治地位，但是这样的制度区隔不复存在之后，在社会文化上的影响——普遍以汉家代替军户的同时，州县地方的民户在身份上转化为民家——在赵州、浪穹、邓川、鹤庆等各地都能够观察到。换言之，虽然明清时期，国家体制在交通干线各大坝子和滇缅边界各地设置了不同的卫所、州县与土司，但是经过明末至清初的政治制度转变，整体上的社会整合逐步推进，与此同时，新的社会文化身份也成为社会群体关系中的一种新的形态。

不过，在这一社会文化转变的过程中，坝子社会内部的整合力量进一步加强，具体表现为，坝子中原先的军户村落与民户村落逐渐发展出一套新的水利管理体制，将灌溉体系的水利分配和水利权力关系，转化为村落庙宇之间的责权关系并以节庆仪式的象征性体系固定下来，成为宗教性的制度，在这样的整合过程中，制度性的差异逐渐转化为社群之间共同遵守、相互配合的合作方式与原则，并以不同的方式在宗教仪式中把这样的分工协作的原则呈现出来，与当地的基层市场整合为一个坝区社群的农业经济及宗教信仰的整体。寸云激以鹤庆坝子的水利管理系统和地方市场的整合为例，具体说明这个体制的建立过程和运作方式。同样，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马健雄对赵州坝子和洱源坝子的考察也显示，坝子社会的重新整合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大量的村落在地方士绅的推动下，积极建立新的公共财产，将村落公产置于村庙的名义下，以这些土地田产的收益作为公共基金来支付水利设施的管理和修缮的费用；与此同时，地方士绅的权力也在他们对于村落集体公产的控制和仪式操作过程中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坝区水稻农业、村落公产和村落之间在仪式上的整合，成为坝区社群共同体发展的新方向，逐渐弥合了明朝时期的卫所与州县所属民户之间的户籍、社会身份与赋税负担的分离。与此同时，地方社群之间基于水利控制的紧张竞争，也会在特定情况下产生具有破坏性的效应。王伟所讨论的围绕明清转变而逐渐严峻的赵州东晋湖水利竞争和社会冲突便是一个例子。

在一些小型的坝子和邻近山区，例如洱源凤羽、弥渡密祉这样的区域，一些基层的土司保留了下来，形成明清时期保持长期区域自治的地域社会。从赵敏所研究的凤羽坝子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各村落组成的仪式共同体，常常将历史上的南诏大理的英雄作为村落的代表，借助坝区村落共享的起源神话，共同建立起凤羽坝子仪式和神话的共享空间的体系，这样的综合性坝子文化与身份体系，将地方认同与宗教在空间上编制为一个整体。

然而，在坝子与坝子之间的山区，尤其是跨越高山峡谷，沿交通干道越过澜沧江、怒江向缅甸延伸的河谷区域，社会经济联系与坝子的关系，呈现不断向外域延伸的能动性。赵敏通过追溯云龙盐井和段氏土司的历史指出，明朝政府为了巩固缅甸边境的战略地位，解决部队的后勤供应问题，在云龙五井一带实施“开中法”，设法调动云南西部土司和豪强富户以盐换粮，供应军粮，向他们授予土官、土司职衔。于是，旧州段氏土司积极向西拓展，国家盐政体制转变为盐、军粮供输相捆绑的政治体制，外地商人和本地豪强之间相互交织的网络因此得以不断向恩梅开江流域延伸，山区的盐井、坝区的粮食与移民、国家的边疆体制、地方土司结为一个沿交通线展开的社会整体。王丽梅根据三崇庙体系的研究指出，控制着云龙旧州澜沧江口岸的段氏土司，将其势力往西扩展到怒江和恩梅开江流域，通过槽涧、老窝、六库、片马、明光等地的西路交通网络，段氏和云龙商人不断扩张，一个三崇庙和三崇信仰的体系也随之在滇缅边疆区域发展起来。三崇神是云龙旧州与槽涧之间的三崇山的土主神，但也被解释为大理国王后代段氏从鸡足山带来的神灵，随后，在云龙、腾冲、片马及小江流域各地山区和坝区，三崇神又被解释为明朝远征缅甸的兵部尚书王骥，因此，三崇神是随着明清的国家体制更替而不断转世的神灵，他可以是大理国的国王、鸡足山的山神，也可以是明朝尚书王骥，甚至被解释为诸葛亮、林则徐。在边疆交通干线各地的民间信仰中，三崇神代表了地方土司、明朝平定边疆的尚书，以及七擒孟获的诸葛亮，他们都是保卫国家边疆的英雄，随着王朝的更替，国家的边疆英雄也随之不断转世重生。

三、单一民族史之外：仪式与地域整合

以坝子农业体系为中心的地方社会，不同类型的山区社群、不同流向的物产和商旅，以及不同类别的人群纽带，总是借助宗教信仰与仪式体系形成网络，就像三崇神崇拜所建构的边疆交通与社群网络一样，坝子社会之间的整合，也将村落共同体和另一个坝子整合为同一个仪式象征体系，这样的发展，成为坝子社会作为相互联系、互为依赖的地域社会的重要文化纽带。

张云霞研究的大理坝子规模宏大的“绕三灵”仪式较好说明了这样的关系。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洱海周边各村民众组织盛大的庙会，以朝圣和接送本主巡游的方式，将大理城隍庙、神都本主庙、洱河祠等重要庙宇作为诵经祈福的聚集地点。在巡游的前后几天，各村莲池会、洞经会会众还要组织起来，到巍山坝子东缘的天摩牙寺接送金姑。传说金姑是白王的公主，白王的驸马爷就是南诏国王细奴罗，根据“绕三灵”仪式建构的诠释体系，信众将不同的神庙地点和神灵，连缀成一个象征性的大家庭，以家庭伦理和亲属关系，将白王、公主、南诏国王、大理城隍、董氏国太、大理国王的祖先段宗牓都纳入一个神灵谱系中。根据这样的仪式诠释，历史人物被重建为基于空间联系的家庭成员和亲属，朝圣巡游路线于是将大理坝子、巍山坝子、明代以来的大理府城、中央本主及洱海神祠的关系解释为夫妻、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不同姓氏跨越了时间的限制，据此结为亲戚。这些关系基于历史上的南诏国、大理国的家庭和君臣关系的隐喻，将大理坝子呈现为“一家人”，大理坝子与巍山坝子的关系，则以女婿与丈人的关系呈现出来。这样的家庭伦理逻辑，直观地表达了洱海周边村落社会对于南诏国、大理国至明清以来的历史与地理的压缩性综合理解，将仪式参与者所代表的村落共同体在仪式时间和仪式空间中重新整理为“坝子里的一家人”的文化历史诠释。

在这样的地域空间内，一些更小范围的地域群体，则根据他们的日常生活的需要，以仪式联盟的纽带建立起地域联系。例如，在洱海东岸，基于水稻农业的村落之间，发展出代表灌溉水源的女神的“三姊妹”为隐喻的亲属关系，以“接佛”巡游的方式建立起农业社群之间的节庆联盟；同时，与之相邻的洱海沿岸以洱海航运和捕鱼为业的村民，则结成了另外一个“游花船”的节庆联盟。在这两个节庆联盟之间，位于山涧边与海边的村落，以其灵活的节庆时间安排，能够参与这两方的村落节庆活动，维持他们跨越两个不同社会经济系统的能力。这样，村庙代表的仪式联盟能够在坝子的边缘区域，将大理坝子和宾川、鸡足山、金沙江沿线不同的经济社会关系联结为一个关联网络。

根据这些针对坝子内部、边缘及坝子之间的社会文化、仪式实践，以及仪式诠释的研究案例，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在地域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宗教仪式、节庆和历史诠释在地方性的村落联盟、坝子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不同的经济活动相互之间的转换所牵连的地方文化的表达的特点、逻辑和运作机制。

四、走出“高地／低地”二元对立的理论困囿

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由香港科技大学、大理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学术单位的同仁们建立起来的合作团队一步步从无到有，在田野调查中进行持续的观察和讨论，通过设置阶段性的研究议题，逐渐将坝子社会的研究推向新的天地。大家从滇西的大理、凤仪、洱源、鹤庆、巍山、永胜、云龙、保山、腾冲等坝子和山区社群的研究中逐步拓展，向滇中的宜良、中缅边境、贵州、西江流域等区域发展，将我们所致力推动的研究问题和摸索、总结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应用到不同的区域。在其中，我们不断深入检讨与方法论、理论相关的问题，开拓新的方向和研究路径。

总体来说，我们强调基于相对基层的历史文献和不同类型的研究材料，从田野研究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历史人类学方法出发，重点讨论地方文化的运作机制、地方社会能动力和文化创造力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我们更进一步讨论地域文化与族群身份建构的环境条件，注重以地方社群的认知和理解为出发点，通过研究地域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变化的过程，建立起理解和解释西南边疆社会一体化和文化与自然生态多样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新的解释，回应与西南边疆社会变迁和文化特性相关的理论讨论。

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认为，西南是中国整个市场体系的一部分，而地方的市场层级分布，正好构成地方行政体系的基础层。“坝子社会”是与施坚雅所假定的封闭的，作为长江流域市场体系的一个分支的西南不一样的，一种基于坝子和坝子之间的扩散型网络联系的市场和文化社会体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坝子社会是一个面向东南亚、长江流域和西藏高原开放的地域社会；在王朝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坝子社会承担了维护边疆稳定、交通顺畅的政治功能，交通沿线民众需要保障东南亚藩属国和边裔土司定期前往京城朝贡的交通安全，坝子作为地方性的风水空间与国家体制中的道路枢纽，服从于皇帝“天威”，以朝贡来确认“天下”体制至高无上的地位，涉及边疆和外国对皇权的认可和遵从的国家政治文化。从国家边疆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坝子社会的历史地理过程，不再从属于长江流域市场体系末梢的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与高层次市场体系的等级空间与行政体制相互配合的区域性社会过程，不符合施坚雅提出的地方经济和行政重合的历史性区域发展的模式。坝子社会并不是封闭于坝子及其周边的社会，而是一个基于不同的坝子和山区之间的延伸型的网络体系，基于坝子的枢纽作用，云贵高原的坝子社会通过远距离贸易和交通联系，将东南亚、长江流域联结了起来。因此，就如赵敏、黄彩文等研究案例所指出的，国家体制常常直接介入坝子社会的具体运作，这是国家基于边疆政治在整体上的政治影响的考量。在边疆政治体制的建立过程中，明代的卫所军队体制、明代中前期的麓川战争和明代后期与洞吾王朝的战争，清初的永历奔缅、清代中期与雍籍牙王朝的战争等，与历代缅王的定期朝贡一道，成为王朝中央直接运筹下的边疆政治问题。一方面，坝子社会作为边疆上的地域社会，长期经历着持续的社会文化重构；另一方面，坝子社会作为国家的边疆，又承担了保障国家边疆体制具备开放性、稳定性的政治任务，并转化为地方性的生活常态。因此，地方社群所营造的社会文化空间，与远距贸易、交通运输和宗教网络相连接，无论是往返于八莫、镇远、叙府之间的广袤山区的各地马帮，还是各地驿站、屯堡、铺司长期接送的朝贡使臣，无不与此相关。

我们要回应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式，是基于高地东南亚研究发展起来的“高地”与“低地”二元对立的理论模式。我们如果从坝子社会的特性来看，对东南亚北部世代与云南人接触的当地群体而言，坝子社会面向宽广山区的开放空间和基于坝子结点的发散型社会网络，正是云南边疆与东南亚北部山区之间强大的社会能动性之所以存在，并不断重塑地方社会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研究者在缺乏深入的地方历史文献研究的条件下，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关注从坝子里发展起来的低地国家，例如视木邦、勐艮等中国称为“三宣六慰”的掸傣土司区域为低地国家，并因之建立起分散的“勐”与“召”之间的地方等级制与越过山区的“召”之间更高等级的联合体制，称之为国家体制的“曼陀罗模型”或“星系模型”。斯科特（James C. Scott）将这样的理论假定推到极致，称之为文化上拒绝等级体制的无国家人民的山区“赞米亚”。斯科特假定，山区居民必然在亲属制度上与坝区不同，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有利于山区居民拒绝国家的统治，因此山区与坝区之间形成政治结构上的差异。极端的“低地国家”与“高地无国家”的二元论想象首先忽略了历史上国家体制对于坝子和山区的土司体制的确认，以及国家控制山区资源的方式，例如云龙五井的盐和相关的贸易体系；其次，对元、明、清以来的，在“天下体制”之下建立起来的朝贡体制、不同等级的坝区和山区土司的多样性行政制度缺乏基本了解，因而无端将坝子与山区的生态差异，扩大等同于政治体制和文化的根本差异，并否定不同类型的社群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互补、合作的地域性社会文化机制。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细致的证明，讨论了坝子社会作为交通网络的文化延伸对东南亚山区的持续影响，也充分讨论了卫所制度、土司体制与明清帝国的制度设计之间的关系，移民与山区及坝区土著的关系及其差异性等。无论从施坚雅模式的角度，抑或从利奇（Edmund Leach）、斯科特的角度，都将东南亚山区和西南边疆简单视为地方性市场、坝子中的城邦国家，将坝子与山区的关系割裂、静态化，原因是地方性的视角和知识尚未能够从坚实的文献、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我们长期的坝子社会研究合作计划，就正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将国家体制与地域社会联系起来，将地方视角与综合性的地理生态、社会文化过程结合起来，更多地从西南边疆山区社会在历史上的“天下体制”中的位置来检视社会能动性的发展，更专注于西南边疆作为地域社会的建构过程，以期产生更有解释能力的知识，推动历史人类学和西南边疆研究的发展。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開放時代》2022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