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广州一口通商之前，佛山市舶曾经作为澳门贸易对接港市运作了上百年，佛山本地洋商行的存在经营和本地大宗商品的出口，使佛山成为清代重要的出口商品集散地和澳商云集之区，推动佛山完成了传统型市镇向开放型市镇的转变和整合。由于澳门贸易长期游离于清朝海关管理体制之外，失去了港市上位的历史机会，佛山外贸口岸的地位也随之改变。
关键词：佛山市舶; 澳商澳行; 本地大宗商品; 核心港市
佛山市舶，是一个未被学界涉及的历史课题。清代禁海以前，广东市舶税额定每年征收22000两，载入赋役全书充饷。康熙二十四年(1685)设立粤海关后，市舶税中的海舶税转归粤海关征收，清朝市舶制度逐步向海关制度转化，原来市舶制度中与澳门对接的主要港市香山、佛山、广州也逐步发生转移，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历史现象。
“佛山市舶”，是根据档案和文献材料中“市舶”一词原文，专指清代顺治七年(1650)至乾隆十五年(1750)长达100年的佛山海外贸易，包括顺治年间的贡舶贸易、康熙禁海期间的澳门陆路贸易、康熙开海之后的澳门－佛山贸易。佛山市舶因澳门贸易而诞生发展，因广州独口通商贸易地位确立而转移消亡。在佛山市舶存在发展时间内，佛山曾经成为清代前期岭南地区重要的出口商品集散地和澳商云集之区，佛山也因此完成了从传统型市镇向外向型市镇的转变和整合。过往对清代外贸的研究，关注广州口岸贸易的成果颇多，而对佛山市舶的研究几乎空白。本文根据清代档案和文献资料，将对佛山市舶的产生缘由与存在时间、洋商组织与贸易商品、以及与广州口岸的隆替关系作出梳理，并探讨佛山市舶的历史作用。
一、佛山市舶及其起源
( 一) 佛山市舶考释
“佛山市舶澳门商，百货纷来自外洋。见说每年五六月，白蛮黑鬼尽红裳。”②这是清人沈大成于乾隆初年写下的抒怀绝句。沈大成在诗尾注释称:“澳门在香山县，番人聚居处也。每年以夏初至佛山互市，其人有白黑两种。”
沈大成(1700－1771)系江苏华亭人，出身官宦之家，父亲沈矞堂卒于天津青县知县任上。沈大成工诗善文，自著有《学福斋集》五十八卷和《学福斋诗集》三十七卷。雍正十二年(1734)沈大成宦游粤东，寄寓于时任广东学政的同乡王东麓寓所。不久经人推荐进入广东按察使王恕幕府。从雍正元年(1723)至乾隆十五年(1750)，清廷停止对粤海关监督差官，粤海关主管长期由广东地方官兼任。王恕乾隆元年(1736)任广东按察使，乾隆四年(1739)升任广东布政使，乾隆五年(1740)五月升任福建巡抚，颇有政绩。乾隆四年，王恕曾主持核减工部在“粤东省铸造大小广锅陆拾口”的费用，对佛山铸造及其出口情况十分了解。
作为广东布政司衙门的主要书手，沈大成在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五年的七年间，多次到过佛山。在沈大成居留岭南期间所写《噉荔诗钞》中留下《佛山市舶》《佛山镇》和《佛山夜泊》等多首吟咏佛山诗句，除上述佛山市舶诗和注释外，其《佛山镇》诗云:“十月佛山镇，土风异外方。装绵吉贝布，酿酒荔枝浆。乌鬼刀为杖，红夷罽作裳。汉家威德远，此辈亦来王。”其《佛山夜泊》诗云:“云藏江月小，暂向佛山留。一市人声沸，千帆灯火浮。春潮来远海，高枕此孤舟。老作南中客，思家无限愁。”其《食荔支》诗亦有“去岁忆在佛山舟，今年喜住程乡楼”之句。
上述沈大成关于佛山镇的诗句给我们留下佛山市舶的大量信息，其中关键词有“佛山市舶”“佛山互市”“每年五六月”“澳门商”等，反映着每年五六月南风信风期，佛山市面充满了海舶载来的“澳门商”和洋货。沈大成“见说每年五六月”句，成为梁廷枏《粤海关志》“查外夷商船，向系每年五六月收泊，九、十月归国”的源本之一。沈大成“白蛮黑鬼尽红裳”句，则反映当时澳门葡萄牙商人雇用印度人为仆从，肤色黝黑，与葡籍白种人肤色相对映衬。葡萄牙人崇尚红色，多穿红色外套。非经亲见，难有此诗。再如沈大成“土风异外方”“春潮来远海”“乌鬼刀为杖，红夷罽作裳。汉家威德远，此辈亦来王”等句，反映佛山市面上澳门葡商及其伙伴、仆人熙来攘往、旁若无人的盛况;而“装绵吉贝布”句，讲的是当时佛山马头上装载从印度运来棉花、从佛山运走布匹的进出口贸易两旺的情景。清代前期佛山棉花行有22家行商，专营批发印度棉花给镇内大大小小的织布工场。佛山出口的长青布和夏布，则是南洋华侨群体至爱的商品。因此，沈大成《学福斋诗集》收录的佛山市舶诗句，留存了乾隆初年佛山市舶的珍贵资料，也给我们打开探询佛山市舶的历史窗口。
(二) 佛山市舶的重要历史机缘
佛山市舶的诞生发展绝非偶然，有三个重要历史机缘催生并促进了佛山市舶。
1．澳门贸易对接佛山港市
从明嘉靖八年(1529)至清康熙开海前(1685)，是澳门口岸贸易的繁荣时代。嘉靖八年十月，明廷准许提督两广侍郎林富开放澳门贸易事的奏疏，“许广东仍通番舶”。澳门贸易由始发展。当时海外诸国相继前来澳门贸易，如满剌加“其自贩于中国者，则直达广东香山澳，接迹不绝云。”百花国亦“附舶香山、濠镜澳贸易”。据明人周元记载:“广属香山，为海舶出入襟喉。每一舶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万者。先报本县申达藩司，令舶提举同县官盘验，各有长例。而额外隐漏，所得不赀。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已。”贸易商品中以铁锅利润最厚，以致吕宋为争夺铁器之利曾发生大规模屠杀华人之事，“夷虑中国兴兵问罪，入香山澳侦之”。崇祯十四年(1641)佛山籍户部尚书李待问奏疏言澳门所抽税额“见在岁额二万二千。察所抽者，皆于到澳番舶贸易之彝商，并唐商之下澳者。”所谓“唐商之下澳者”即指广州府属包括佛山各港市从事进出口商品的商人。
佛山地处广州往澳门的珠江后干道上，与澳门一水可达，潮水期下水可朝发夕至。从嘉靖年间郑若曾《筹海图编》广东沿海山沙图可见:当时珠江三角洲尚未成陆，香山县为海中一岛，小榄山亦在海中。在顺德县韦涌与香山岛之间有大片水域叫“分流海”(即现中山黄圃、东升一带)。从“分流海”东北上行，可由虎门入省;从“分流海”西北上行，可由陈村达佛山，两处均只须经过很短的内河河道即可抵达。佛山出产的铁锅、白铅、丝绸、棉布等商品，向来是南海诸国和西洋诸国的抢手货。作为澳门葡萄牙海商趁洋商品的主要供应地，佛山既是广州南面的外港，又是澳门葡萄牙人与中国内地贸易的主要内港之一。此外，自从澳门在明嘉靖为葡萄牙人所据后，佛山实际是明清海禁时期走私贸易的采购基地。据记载，崇祯六年至十一年(1633－1638)，郑芝龙及其部属船队每年运往台湾和南洋诸国的货物多达200－300艘，主要为生丝、绸缎、砂糖和铁锅等商品，其中有不少从澳门装载。崇祯年间佛山冶铁三大家族之首的细巷李氏的李崇问(户部尚书李待问族弟)就发起组织佛山“广韶会馆”，专门从事广锅出口批发，被广东官府认为是“窝顿接济之薮”而查办。隆庆开海后，整个广东沿海港市进出口贸易一片兴旺，内地佛山从未缺席。作为中西贸易的自由港市，澳门贸易的存在发展，刺激了佛山作为对接港市功能的发育成熟。
2．两藩据粤时期佛山港市地位上升
明代广州西濠一带曾是市舶所在区，然其贸易环境在明清鼎革时彻底改变。顺治七年(1650)两藩入粤，围攻广州城达十个月之久，破城后进行报复性的广州屠城，“血洗十八铺”直接毁灭了广州的商业街区及其商人群体。从顺治七年(1650)至康熙十九年(1680)的两藩据粤时期，藩王尚可喜、尚之信父子对广东进行的无度聚敛，为岭南历史上所罕见，广州工商业几近式微。
当两藩对广州屠城之时，尚可喜考虑到佛山素为货泉盐铁辐辏之地，制止了属下欲对佛山的掠夺。相比广州，佛山镇工商业基础未受破坏，“甲午年(顺治十一年)后，铸冶日已丰隆”。两藩踞粤时期，佛山镇在广东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开始上升。无论是贡舶贸易的主要港市，还是走私贸易的主要基地，佛山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顺治十三年(1656)3月17日，荷兰贡使率五十条船的船队从广州出发，循江北上前往北京朝贡，当夜船队就宿于佛山。随团书记员牛霍夫当时记载:“我们驶离这个城市后，当夜就住宿在著名的乡镇佛山。”在停泊佛山时，牛霍夫还绘制了一张彩色的“佛山镇图”。佛山作为贡舶贸易的重要港口，得到荷兰贡使团的重视。
清廷在海禁时期的康熙十八年(1679)，开放香山界口旱路贸易，“其外来船只到粤洋货，及商民货船到香山县，俱由旱路运至界口贸易，不许海船行走。”“澳门夷人与内地商人各将货物，俱由旱路挑至关前界口，互相贸易。自康熙二十一年止，俱属市舶提举司照例抽收。”与此同时，通过佛山水路的走私贸易大量存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广东巡抚李士桢在《禁奸漏税》文告中指出:“今访有不法奸徒乘驾大船，潜往十字门海洋与夷人私相交易。有由虎门东莞而偷运入省者，有由上罔头、秋风口、朗头以抵新会等处而偷运回栅下、佛山者。”李士桢这里所言的“秋风口”，应指“秋风角”。在《筹海图编》广东沿海山沙图可见“秋风角烽堠”地名。烽堠是瞭望台，备有草料，可生烟报警。“秋风角烽堠”在香山县东南滨海处。李士桢这里所言的“栅下”，即指佛山镇南面栅下天后庙大码头。栅下天后庙大码头曾是明代铁商装卸铁版、木炭、泥沙的大码头，清前期仍然连接海口，海面宽阔，成为澳门船只聚集的码头泊处。史称“明以前镇内商务萃于栅下，水通香、顺各邑。白墈为糖商船停泊之处，俨然一都会也。”栅下有称为“海南塘”的大河湾，专门停泊大船。清末居民在此挖井时曾出土海舶用的大铁链。李士桢这里所言的“佛山”，是指佛山镇北面的正埠大码头。正埠大码头“为佛山门户”，正处汾江水深河宽之处，向来帆樯相连。康熙开海之前，栅下、正埠这两个大码头是南通澳门、北连广州的商业繁忙码头。开海之后，来自澳门的葡萄牙及南洋诸国商人到此购锅看货者肩摩踵接，并有长期居留者。在栅下铺细桥头附近留有“番鬼巷”地名。“番鬼巷”应是清代康雍乾时期澳门来佛海舶上的商人和水手，在等待船货装卸期间，租赁普通民房居住，因人数较多而形成的葡人聚居区。“番鬼巷”地名一直保留到民国初年。佛山涌则是承载清代前期佛山镇商业繁荣的低成本运输主航道。由此可见，佛山作为广州城的外港，是清代前期面向澳门贸易的主要港市。
3．李士桢治粤整顿佛山口岸
康熙二十年(1681)清廷撤藩后，新任两广总督吴兴祚和广东巡抚李士桢密切配合，并由李士桢逐项整顿。李士桢的全面整顿涉及广东社会经济各领域和各群体，其针对省城、佛山两大商埠采取了系列整改措施，影响长远。
第一是清理广东市舶税额。清代广东市舶税主要有两大抽税项目———货物税和船饷。货物税根据商品种类以不同税率征收。船饷根据丈量船只大小以不同等级征收。清顺治九年(1652)编定清代《广东赋役全书》《广东市舶提举司·夷舶饷》条，确定22000两之额。李士桢称“查市舶一款，粤省界连滨海，在昔外番洋舡往来货物交通，岁收税银二万二千余两，载在刊书。国家获军需之利益，地方开商贾之财源。”这项税款的性质实际就是船饷。清初虽有22000两之定额，却常常征收不足。其主要原因是康熙元年实行禁海期间，船饷停征。其次是两藩据粤时期，广东市舶税收名义上虽仍由广东布政司管辖，却完全为尚氏父子所控制。撤藩时“籍没尚之信、之节等各家，放债本利共银三十万一千七百六十九两一钱零。”“抄没沈上达家现银、放债本利、田房、货物、船只等项，共银九十七万五千九百三十六两一分零。”正如两广总督吴兴祚所言“利入奸宄，国课全无。”同时李士桢还查出盐市提举司提举张溱等私抽侵欺澳门陆路贸易税之弊，先后查出张溱等人私抽侵欺银共达12980余两。为完善市舶税管理，康熙二十一年(1682)七月李士桢全面推行了税票查验制度。经过李士桢大力整治，广东市舶税大为改观。康熙十九年“仅二十六两四钱八分三厘”，康熙二十年抽收税银12200两零，到康熙二十一年抽收税银18076两零。加上张溱等人私抽侵欺的5000余两“归入正饷”，“是年可得税银二万二百余两矣”。康熙二十一年十月李士桢题奏称“今清理出澳门陆路贸易之税，及议广省、佛山等共加增值之税银，计之粤东已共增征税银十万七千七百有奇”，这其中就包括市舶税20200余两之额。李士桢的增收方案得到康熙帝的准许，从而为广东开海贸易的增长做了税收制度的安排。
第二是禁革总店。两藩据粤时期在佛山设立总店，又称总行，垄断市场上所有重要商品交易。康熙二十一年五月，李士桢甫经到任即查出尚藩在佛山控制总店的私抽恶行，于是李士桢发出《禁革总行》文告，称:“今总行一端，最为民害，俟访拿究处外，合亟严行痛革。”当时佛山镇内藩党余孽尚且猖狂，有巨棍徐彦蕃等“复立铁锅总行，藉追帑本名色，横行私抽，计银四千六百两”;有“田彪等大伙，乘船摆列门枪四杆，擅挂巡抚都院大灯一对，挐四品官之坐褥提索带刀”，横行水道;还有号称“拦路虎”的杨四，人住外省，却肆虐佛山十余年。李士桢一一查办，毫不姑息，将在佛山借藩王势力肆虐的巨棍徐彦蕃及其同伙吕逈宸、陈俊初等三人“各枷号一月在佛山镇”，藩党余孽均作鸟兽散，佛民无不称快。不久商品价格回落，市道平稳。正如李士桢康熙二十五年(1686)所言“惟今升平日久，物价较昔稍平。”此后佛山迅速成为岭南区域内的国内贸易中心枢纽。
第三是从金丝行分拆出洋货行。佛山是清代面向两广和国内各省贸易的中心市场，各省货物到埠，皆由佛山金丝行代为向税课司缴税。李士桢奏折多次提到:“查省城、佛山二埠，为商贾辏集之区，凡商货到埠发卖，具单开报税课司官，按照定例征收落地税饷”;“其落地货因旧设有金丝行”;可知佛山金丝行由来已久。清初佛山金丝行不仅从事来广贩卖一切落地货物的贸易并向广东税课司缴税;同时承办出海货物贸易并向市舶司缴税。康熙二十四年(1685)设立粤海关，市舶司不收海舶税。随着外船来华贸易迅速增加，金丝行商人投行缴税发生了困扰。李士桢敏锐地发现旧税制不能适应开海后贸易增加的形势，做出一件具有长远影响的改革大事，就是让传统行商分别设立专门从事外洋贸易的洋货行和专门从事国内贸易的金丝行。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李士桢在广州、佛山两埠发布《分别住、行货税》文告，该文告中心内容就是:设立金丝行和洋货行两项货店，分别报税。来广贩卖一切落地货物投金丝行，赴广东税课司纳税，使用住税报单;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投洋货行，赴粤海关纳税，使用行税报单。李士桢鼓励广州、佛山两埠商人分别承充洋货行和金丝行。省城、佛山两埠“身家殷实之人”愿意承充洋货行者，呈明地方官给帖改换招牌即可经营。即有“一人愿充二行者”，也可以分别设立二店，各立招牌经营。
应该指出，李士桢《分别住、行货税》文告，是广东官府适应广东外贸和粤海关设立新变化，作出新税收机构、新税收科目和新商人组织的制度性安排。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官府牌照的合法方式允许民间商人经营洋货贸易，从而在广东商人群体中产生了推动两行分化的作用，其对广州、佛山两埠商人投身外贸经纪人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此后，佛山市场上内贸批发商便与外贸批发商严格区分，各自经营。康熙二十五年，从事“来广贩卖一切落地货物”的佛山金丝行商人，共同成立了金丝行会馆，金丝行会馆设在佛山快子上街。
第四是安排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在佛山设厂。《清文献通考》载:“初设广东市舶提举，于康熙五年裁，并盐课提举司。”市舶提举官缺被裁后，市舶吏目和市舶司机构未被裁撤。成书于康熙十四年(1675)的《广东通志》载:“盐课市舶提举司。旧盐课提举在府学左;市舶提举在府城外西南一里，即宋市舶亭海山楼故址。后改于承宣街。国朝盐市归并，迁大新街。今在内城承宣街。”所谓“盐课市舶提举司”，就是盐课提举司和市舶提举司的合称。所谓“国朝盐市归并”句，应加顿号标点，即为“国朝盐、市归并”，实指清朝盐课提举司与市舶提举司两司合并，联署办公，并非指食盐市场合并。又据吴震方《岭南杂记》载:“粤东未设盐院之前，只盐市提举司监之”。此处的“盐市提举司”，就是“盐课市舶提举司”的简称。康熙二十一年(1682)七月李士桢奏疏也有“盐市提举司”之称。可见“盐市提举司”或“盐课提举司”的称谓，由来有自。
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在康熙十八年(1679)有了转机，当年清廷新订市舶税22050两之额，“令市舶司征收，即旱税也。”广东市舶司衙门遂从闲置转为重新运作。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1682－1687)，李士桢奏疏与文告多次提到“市舶司”和“市舶税”，说明此时市舶司在巡抚李士桢管理掌控下。
应该指出，顺治十年(1653)到海禁时期，“盐市提举司”的职能实际覆盖了市舶司的职能。盐饷数额巨大，市舶税当时不及盐饷十分之一，以盐课提举管辖市舶司吏目，亦在情理中。如藩将白万举和沈上达先后以“盐课提举司”名义控制海舶贸易长达27年。又如上述李士桢查出“盐市提举司提举张溱”及其吏书共私抽侵欺市舶税银12980余两。可见盐课司提举或盐市司提举才是市舶贸易税的操控者。
概括起来就是:清代前期广东市舶司一直存在并行使市舶税收功能，归并广东盐市司之后，继续以“广东市舶司”名义征收舶税。而广东盐市司(广东盐课司)提举一直是市舶税征收权的掌控者。康熙二十四年(1685)李士桢完成市舶税向海关税的移交后，广东市舶司海舶征收职能已然消亡，但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机构的正式裁撤，则是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广东盐政改革时。之后又因为粤海关税收长期由广东督抚兼管，因而“市舶”一词仍在广东官府流行，直到乾隆十五年(1750)粤海关监督正式常任后，“市舶司”和“市舶提举”的称谓，遂为海关和“关部”“户部”所取代。
正由于广东盐课提举司长期监管市舶，李士桢向佛山派驻盐课提举专官就不是孤立之事。佛山厂盘验盐斤，向系从省城批验所暂委官员吏目，随到随验。“佛山厂离省不远，向来委员盘验，大约多不亲行，不过滥托衙役苛索陋规而已。”吏目多索陋规名目繁多，如“过佛山厂，则有罪赎、厂官费用及厂书管家相公差役解费、把水、点仓、秤子、挂号等项费用。”康熙二十一年(1682)李士桢整饬盐政，革除陋规。又查得省城东关有“提举司吏目一官”，只知照例用印，“已属闲员”，于是李士桢“更改定制”，将过往委员盘验之制改为官员长驻之制，“吏目一官移驻佛山厂，专司盘验之事”。李士桢在佛山设厂并移驻“能干首领官”的措施，固然是对佛山盐政的改革之举，但也不无兼顾盘查佛山市舶贸易的深意。据雍正《广东通志》贡赋条记载，“佛山铁镬税，据市舶司揭报约税银二百两。”可见清前期市舶司在佛山每年征收包括“铁镬税”的市舶税。
有学者认为:佛山大塘涌有临海炮垒故址，是宋时市舶提举驻扎所在。笔者认为，宋代佛山聚落尚未形成，港市的形成条件不具备。而清代前期佛山栅下铺文塔处设有炮台，有“栅下海口官埠渡头”，有粤海关佛山税口和广州府税馆的派出机构，故而官员吏目来往频繁。故老传闻，事出有因，当与上述清代广东盐市提举司在佛山设立专官盘查盐课、兼管市舶的历史有关。
上述说明，佛山市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与明清帝国海外贸易的开闭政策和岭南地区外贸港市的地位转移紧密相连。
二、佛山市舶的洋商组织
清代所谓洋商，非指外国商人，实指本国从事洋货行的商人。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指出;“按‘洋行＇为‘洋货行＇之简称。中国前朝称与外番贸易之本国商舶为‘番舶＇，清代亦称对外贸易之本国行商为‘洋商＇，其行称为‘洋行＇”。这里论述的洋商组织，主要是指佛山(包括澳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
(一)澳门商人
佛山市舶的澳门商人主要有两大类。
第一类是澳门土著葡裔商人。清初准许澳门设立25号出洋贸易海船，发给执照，“切澳夷荷蒙恩给额船二十五号，置货往趁外洋各埠贸易，以资生计”。《粤海关志》也载“从前制府题限澳船以二十五号为额”。关于澳门土著葡裔商人，《澳门纪略》记载:
其俗以行贾为业，……凡一舶货值巨万。家饶于财，辄自置舶。问其富，数舶以对。赀微者附之……命系焉。
可见澳门土著葡裔以“行贾为业”并多拥有发照额船的股份。清初澳门25号额船出洋，需置办大量货物，而船货是众商合资购买，因此每船均有商人数十，加上舵工水手，每船人数上百。据载“每船夷梢多至百余名，或二百名不等”。再加上挑夫等人，“澳中挑夫设有夫头，每逢渡船往来，承挑货物，及夷人上省下澳，均须雇请。”因此澳门土著葡裔商人群体包括澳门土著葡裔商人、印度裔随从、仆人及南洋诸国裔水手、杂役等。每年五六月，澳商及为澳商服务之人就会集中出现在佛山，正如沈大成记载，澳门番人“每年以夏初至佛山互市，其人有白黑两种。”
澳门土著葡裔商人及其扈从印裔商人主要到香山和佛山互市。史称“至于葡萄牙，则因有澳门为之凭藉，竟以澳门为东道主，接纳各国商人，径与香山牙行贸易，不与十三行互市。又自有船舶往来贸易，只纳船钞，不缴规银。”澳门的25号额船，均可由虎门水道到黄埔，也可以从澳门水道到佛山。马士《东印度公司编年史》记载清初澳门船到黄埔者，寥寥无几。梁嘉彬也指出“葡人与十三行问题本无多大关系”。而且清代前期澳门土著葡裔商人主要从事南洋诸国的近海贸易，最远至印度果阿。《粤海关志》记载:
不知澳夷并非输其本国之货而贩鬻于中土，不过以澳门为居货之地，以暹罗、苏禄、交阯、吕宋为行货之地耳。今考其输税，绝无大西洋土物，虽以鼻烟无用，今亦累岁不来。惟是锡、蜡、胡椒、槟榔、檀木之类，皆由外番各国贩运而来，又得中土之细茶、茯苓、湖丝、糖果之物，贩往各番。
由上可见，澳门土著葡裔商人是与到广州互市的欧洲各国商人群体不同、主要从事近海口岸贸易的商人群体。他们更喜欢与佛山民间商人打交道。
第二类是澳商，由居住澳门的中国铺商充任。他们粗通葡语和英语，熟悉澳门土著葡人的需求。“澳夷生计全赖商贩贸易，因系土著澳门，故历来贩运货物，均承恩例，就近托在澳铺□﹝商﹞代为买卖。”澳商中介商人，承担“代往佛山采运，转至省城报明粤海关宪，输税运澳”的功能。
从明季到清康熙雍正年间，澳商只与香山县牙行和佛山行牙商进行贸易。出于商业竞争考虑，澳商有意绕开晚到的欧洲竞争对手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在广州的十三行行商，并长期享受清朝的税收恩免政策。
乾隆五十七年(1792)五月十七日，粤海关监督盛佳以“查从前因无澳商统理其事，是以难专责成”为由，在广州设立澳行，并招外洋行之同昌行商许永清承充澳行。
澳行者何?澳行是清代前期在粤海关注册发照的合法商人组织，类似于外洋行(十三行)。显然这是清朝广东官府对澳门土著葡裔商人加强管理的一种制度安排。“查澳行设立在省，原为稽查上下澳货，代为报税，以杜偷运走私，于天朝税课有益，于该夷生理并无□□不善。”盛佳把许永清推上前台，在给澳门理事官唩嚟哆的谕令中称“嗣后一切上下省澳货物，俱归澳商代为报输，无论大单、小单，随时俱可酌办，以便该夷商上下省澳货物，不致阻滞。”可是仅仅过了三个月，许永清就要退出澳行。据许永清禀称:“因夷船陆续进口，事务殷繁，不能兼顾，情愿告退。……仰恳宪恩，俯将澳行批准商告退，俾商得以专心办理外洋行务，于公私两有裨益”。
随后广东官府将所有之前为设立澳行发出之示谕、连同“有关澳行之节次谕帖”，一并追回缴销。至此，盛佳以设立澳行统摄上下省澳货物的行动也戛然而止。之后，澳商虽有，而澳行无存。澳商与广州十三行的竞争愈发激烈。
(二)佛山行商
乾隆十五年(1750)，时任和平县知县的胡天文称:“查粤省之十三行、佛山镇，外洋、内地百货聚集。”又据嘉庆十五年(1810)澳门同知王衷称“澳门地方货殖，均由省垣、佛山各处市镇转运到澳，售卖值价随时长落，并无一定。嗣后凡民、夷买食，均照市价公平交易，毋庸立定章程。”可见佛山镇也是与省城十三行一样“外洋百货”和“内地百货”聚集的出口贸易地。乾隆年间翰林院编修龙廷槐说:南海县“其大镇为省城、佛山、石湾;其行店为当商、放赈铺、换银铺、洋货铺、珠宝铺、参茸行、布行、木行、生铁行、铁器行、绸缎棉花行、青麻行、铜行、锡行、西货行、海味行、京果行、油行、豆行、谷埠、米行、槟榔行、烟叶行、金丝行、瓷器行、果干行、药材行、柴行、炭行、糖行。”龙廷槐所说的行店虽无确指何埠，然佛山镇行店包括了上述所有行店类别，而广州却未能尽有。如生铁行、铁器行、绸缎棉花行、槟榔行、金丝行、铜行、锡行等，就是佛山所独有。有其货必有其商，那么，佛山外贸商人以何种组织担负起对澳门的贸易呢?
最早制定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粤海关税则》大关条明确记载:
凡新开洋货行，收银四十两;凡新开福潮、佛山、江门、海南行，收银一十六两。
洋货行就是十三行，史家对此著述丰富;福潮行和海南行史家也有所关注;唯独佛山行和江门行，未见史家涉及。笔者认为，福潮行、佛山行、江门行、海南行等四行并载，开行税银同为16两;又与洋货行并载一条，不是偶然的。它说明福潮行、佛山行、江门行、海南行与洋货行一样，都是粤海关允许设立的进出口贸易商人组织。只不过粤海关对洋货行开行规模和缴税银两要求更高。
行商是明清时期主要商业市镇的商业组织，又称“牙行”。行商由身家殷实者缴税承充，官府发给执照。清代前期，洋货行、佛山行、江门行、海南行等行商，均在佛山镇留下历史足迹。
洋货行，康熙二十五年(1686)李士桢在广州、佛山两埠发布《分别住、行货税》文告大力招商，鼓励佛山商人承充洋货行。乾隆三十五年(1770)有佛镇商人廖清(1723－1802)，承充洋货行。其家谱载:九如公“往来汉镇，涉历江湖，沐雨栉风，辛勤备至。继乃居货佛镇，概然膺西货行，主人重寄，忠信勤慎，远迩商贾恒倚赖之”。西货行，指专门经营大小西洋货物的商行。粤人俗称“西”者，即“洋”者，“西人”即“洋人”，“西货行”即“洋货行”。据《佛山街略》记载:从事“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的行商集中在富民铺，如豆豉巷“俱开棉花、西货、沉香、浮货行”;在富民里，“西货行店开在此”。佛山“西货行会馆在升平街”，该会馆道光年间曾重修。
佛山行，早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顺德人翁祖珩就在“禅山开宏远行”，“俏仿计然之策，渐臻饶裕”。同时的陈德隆等二十二家商人，承充了佛山棉花行行商，专门承销江南和印度进口棉花，广东官府允许“行户执照毋庸递年逐任更换”。佛山行商设立仓栈，砌造码头。乾隆四年(1739)《豆豉巷码头碑记》载:“据行商叶忠昌、顾同兴等状告前事称:忠等均在佛镇开张行店，贮顿客货，向共捐资砌造豆豉巷口码头，以利小艇载货上落，以便商民。”豆豉巷码头是清代佛山繁忙的商业码头，码头附近聚集了许多行商。乾隆四年重修豆豉巷码头，捐助银两的行店就有万铨行等九十八家。此外，还有佛山铅务公所也是每年囤贮、批发十余万斤白铅给宝广局鼓铸，并大量出口海外的外贸商业机构。
海南行，据《佛山街略》记载，在升平街和排草街，“海南行开此”;富民里则有“琼南行开在此。道光初年，原业铁锅的黄世楚改业“海南行”，从事行商“十有二年，略积资财”。
史称“佛山镇四面皆有行户，处处可起货发销”。由上可知，清代前期佛山一镇开设了西货行、佛山行和海南行等行商组织，进行着卓有成效的进出口贸易活动。
还需指出的是，清代广东官府准许，“澳门地方系香山县所属，乃各国夷商聚集之地，向许内地民人在彼与之交易;与省城买卖皆归行商情形不同，难以逐一稽查。”因此不少普通佛山商人(非行商)也会下澳贸易。大量往来于佛山与澳门之间的商人，成为佛山行商的重要补充。外贸组织和官府管理的松散运营，正是清代前期佛山市舶的特征之一。
三、佛山市舶的商品税则与本地大宗商品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对广东进出口商品类别有如下记载:
东粤之货，其出于九郡者，曰广货。出于琼州者，曰琼货，亦曰十三行货。出于西南诸番者，曰洋货。在昔州全盛时，番舶衔尾而至。其大笼江，望之如蜃楼屭赑，殊蛮穷岛之珍异，浪运风督，以凑郁江之步者，岁不下十余舶。豪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相贸，得利不赀。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贪者艳之。
这里，屈大均首先指出有三大类进出口商品:广货、琼货和洋货;其次屈大均所言“郁江之步”，应包括江门埠、佛山埠和肇庆埠等大埠头，但不包括广州之埠，番舶显然走的是澳门航道;再之屈大均所言“豪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相贸，得利不赀”，指的是广府商贾以九郡广货与番舶洋货互易的方式，故而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誉。可知澳门贸易以广货为中心，而明清两代所称“广货”者，主要产于佛山。
雍正十年(1732)广东巡抚杨永斌奏称:“窃照广东省城洋商贾舶云集，而一应货物俱在南海县属之佛山镇贸易。”可见洋船虽湾泊于省城，而货物贸易俱在佛山镇进行。下面，我们根据清朝官方文件，具体考察佛山的进出口商品。
(一)商品税则
《粤海关志》共有税则六卷，记载了康熙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三年(1684－1833)开列的粤海关辖下各港口征收各种货物的税额。笔者发现，在《粤海关志》税则记载的十一个总口和子口中，佛山挂号口记载的船饷和出口货物最为丰富。大多是产自佛山的手工业品并直接对澳门出口。兹将清代佛山挂号口的进出口商品列出如下:
上表可见，出口商品有佛山生产的铁锅、铁器、绸缎纱、纱罗、瓷器、漆器、白铅、水银、白矾、矾石、火腿、木油等;进口商品有燕窝、丁香、冰片、西洋布、锁鞋喇、哗叽缎、洋棉花等;从数量品类来看，出口均比进口商品为多。与后来的西欧各国商人喜购中国茶叶、湖丝和景德镇陶瓷等商品不同，澳门商人更多采购佛山本地生产的广锅、白铅和广缎等广货商品。
粤海关则例规定，上述佛山挂号口开列征税之商品，只准佛山挂号口征收，其它关口不得征收。如有滥收，严行惩治。乾隆五十四年(1789)八月十六日粤海关监督额尔登布在省城油行会馆出示晓谕，其告示称:
照得木油一项，佛山口规例开载，每桶收银六分，每埕收银一分，注明“往上路无收”字样，缘海关应收海税，是以前关部示内佛山之下游省城、香奥、陈村、紫坭、东莞、石隆等处各乡均通海道。按照规例，挂号是指佛山口而言，至总巡、东西炮台口，原无挂号之条，不得援以为例，况前关部示内亦无着令赴总巡、东西炮台挂号之语。……为此示仰守口人役及铺户人等知悉:嗣后木油一项，除佛山口内照例征收外，其总巡、东西炮台口概不得援例牵合，借图滥收，倘有前项情事，一经查出，定即严行惩治。
粤海关监督额尔登布的告示十分明确:按照规例，木油开载在佛山口，而总巡口和东、西炮台口原无挂号之条，不得援以为例。考之开载佛山挂号口与木油相类的商品还有:佛山纱罗、绸缎、湖丝;佛山茶叶、白糖;佛山瓷器;佛山白铅;佛山水银、辰砂;佛山白矾、冷饭头;佛山火腿、漆器;佛山矾石等。这些商品亦归佛山口征收。由此观之，清代前期佛山挂号口在粤海关占有重要地位，并非一般海关子口可比。
(二)佛山本地大宗商品
南洋诸国所需大宗商品，主要指佛山生产和销售的广货。因此我们看到清代前期佛山本地大宗商品如广锅、白铅、广丝、大黄等大量出口。雍正十一年(1733)佛山同知衙门设立，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管理职能。佛山同知给澳商发放帖照，澳商在粤海关广州总口或佛山口税厂纳税。然后用额船或三板通过澳门航道将货运回澳门，在澳门换成番舶或者洋舶，通过十字门驶往东西二洋。其贸易盛况，曾惊动朝廷。兹就佛山本地三种大宗商品分述如下:
1．广锅
明永乐年间郑和宝船将广锅带到海外诸国，奠定了广锅在诸国王室及首领群体心目中的明朝国家品牌地位。清代康熙开海，广锅成为海外诸国商舶贸易的主要商品，广锅的出口贸易一度达到历史高峰。
康熙二十八年(1689)颁行《粤海关税则》，将原来禁止出口的铁锅、铁器列入征收税则商品:“铁锅，不论二三四五口等连，每六连作一百，税二钱;铁器，每百斤税一钱，生铁器，每百斤税八分。”清朝允许铁锅、铁器出口，改变了历代历朝禁止铁器出口贸易的状况。广锅就如同久积的洪水滚滚销往外洋。雍正九年(1731)广东布政使杨永斌奏称“雍正七、八、九年造报夷船出口册内，每船所买铁锅，少者自一百连至二三百连不等，多者买至五百连并有一千连者。其不买铁锅之船，十不过一二。”杨永斌认为每船所购数量在“一百连(二千斤)至一千连(二万斤)”之间。笔者根据手头掌握史料估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海之后至雍正九年约半个世纪间，每年夷船、华船和走私商船出口广锅数量不会少于300万斤，以每连5口铁锅(普通二尺)计有75万口。上述杨永斌所言“夷船”，主要指澳商和南洋群岛诸国船只，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此时来华较少，且较少采购铁锅的记载。
乾隆以后，广东官府对沿海雷琼二郡的铁锅贸易管理也统一由佛山同知衙门执行，按例限量，以五十连为下限，上限为各郡“每年需用成数”总额，佛山同知“照依额数，给照运往”。食锅五十连以下之船不须申报给照。这给雷琼海船留下不少合法出口的空间。
与此同时，广锅的走私出口大量存在，许多走私都是通过澳门口岸进行。乾隆六年(1741)，英国“多尔塞特公爵号”将大量铁锅带入澳门私运上岸，引起南海县官员的盘查。经保商与抚院的斡旋，英商以马尼拉船欠债、以铁锅抵款1700两为由，蒙混过关，得以放行。嘉庆二年(1797)十月初六日，粤海关澳门总口关员在娘妈阁查获私运铁锅出洋的三板，船内载有铁锅共计407连(8014斤)，“只有夷奴四名，并无唐人在内。”粤海关照例输饷110番元，“将货给还收领。”可见每遇粤海关查扣，可以通过补税的方式规避罚罪。
2．白铅
白铅是制作精美合金产品和铸币的金属原料，是中国佛山独制产品。原材料虽取自云贵黑铅和铜版，但因其制作工艺传统复杂，非佛山制铅师傅不能为之。清代前期，西方国家还不懂生产白铅。来华洋船均从佛山购买白铅运回本国，几无例外，白铅成为中国硬通货。嘉庆十三年(1808)粤海关监督常显称:“查白铅向于广东佛山镇地方凭洋商收买，陆续运省报验，然后卖与夷人。”
澳商是佛山白铅的最早购买者和垄断者，“查历年所买货物，首重白铅，为大小西洋各埠所必需，皆由澳商代夷接办，前往佛山采买，到省报明关宪，输税给照，运回澳门，统计每年不下万万斤，历年开行报单可据，相沿无异。”《粤海关志》税则在佛山挂号口有“佛山白铅往香、澳，每百斤收银三分六厘。往别处不收”的规定。从上引“统计每年不下万万斤”句看，澳商垄断白铅贸易。
除澳商外，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白铅视作主要商品购买。早在1664年，英船“苏拉特号”就到澳门要求购买生丝和白铅。显然英国人也发现佛山白铅的贸易价值，随后加入抢购白铅的行列。
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从康熙三十八年至道光十年(1699－1830)，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各国商船把白铅作为重要商品和压舱之货，通过广佛两埠洋货行商人大量购买佛山白铅出口，白铅价格也逐步攀升。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年白铅价格每担2．88两，英商当时购买不多，最多的1717年仅8028银元。雍正十年(1732)，东印度公司开始增加购买，当年东印度公司派遣4艘船以每担6．5－7两价格“购入大量白铅”，其中开往孟买的“康普顿号”载走白铅3500担，价值23027两。1772年，英国散商也开始购买白铅。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散商船20艘以每担7两价格共购买白铅36578担，用银256046两(357107元);瑞典船1艘购买白铅85担，用银595两;丹麦船1艘购买白铅102担，每担7两，用银714两。合计当年欧洲商船共暴买白铅36765担。1817年更达55000担，若加上当年澳商直接从佛山购买出口的白铅数量，1817年佛山出口白铅估计在60000担以上。当年，白铅价格升至每担11．83两。
据粤海关监督常显报告，嘉庆二年至十二年(1797－1807)的十年间，白铅每年出洋数量，最多年份330余万斤(33000担)，最少年份70余万斤(7000担)，平均年份一二百万斤(10000－20000担)不等。清代海关税例每百斤白铅收正税银三钱，加上耗担归公等款，按每担共收银五钱六分七厘计算，每年粤海关收白铅税银约计四五千两至一万数千两不等。据此，若以1817年60000担计算，白铅价值420000两;若以常显所言(1797－1805)其中某年33000担计算，白铅价值231000两。
可见作为一种稀缺商品，白铅为佛山社会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为清朝带来不菲的税银收入。
白铅的大量出口，惊动了嘉庆皇帝。嘉庆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1808)，嘉庆皇帝下谕垂询白铅出口事宜:
朕闻粤海关每年出口白铅，为数甚多。……着传谕常显即将粤海关每年出口白铅，查明数目，大加裁减，或竟可不令贩运出洋，奏明设禁停止，亦无不可。该监督务须体察利弊轻重，会同总督酌定章程，不可贪图小利，因循滋患也。
皇帝既有担忧，臣工岂能耽延。嘉庆十三年(1808)正月粤海关监督常显复奏称:“应请嗣后夷船回货置买白铅，每年通计各船，先以最少年分七十万斤为率。”常显的奏请，立即得到嘉庆皇帝准许。此后每年白铅出口即以70万斤之数为定额。
我们知道，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散商船就曾购买白铅36578担，该数已超出70万斤(7000担)定额之数，这就意味着一旦实行定额制度，假如英国商船某年购买白铅超过70万斤定额，其他国家商人将面临无白铅可买的境地。由此引发了英商与澳商对白铅购买权的争夺。
嘉庆十四年(1809)、十五年(1810)澳商连续两年缺买白铅，“近年以来，尽被外洋夷船尽额买去，致澳船连岁缺买”，于是，嘉庆十五年，葡萄牙摄理澳门长官眉额禀请广东官府采买白铅30万斤:
只得禀乞转请督、关二宪，将每年额定白铅七十万斤拨三十万斤采买澳商承接，往佛山置办，到省报明关宪，输税给照下澳。其四十万斤留为洋商代黄埔各国洋船采买，以昭平允。
然粤海关监督、广州知府、澳门同知三方会议后，由澳门同知王衷出面驳议了葡萄牙摄理澳门长官眉额之请:“白铅只能照依定数，凭行赴佛山填照向买，未便分给三千(担)听西洋夷人在澳装运”。广东官府担心澳商有“浮买透漏之弊”，且“澳夷购货向无行商承报”。佛山市舶给予澳商的优惠便利与广州公行制度的矛盾开始显现。
嘉庆十六年(1811)二月二十九日，葡萄牙摄理澳门事务官眉额等再次禀称，“公举殷实澳商，在定例准夷商置买白铅七十万斤之内，分买数十万斤，以资生计。”此次广东布政司曾燠和两广总督蒋攸铦同意分拨14万斤白铅之额给澳商，“饬令洋商每年扣出十四万斤，以备澳夷承买”。于是澳门额船商人公举王文德为澳商，到省办理购买白铅事宜。然广东官府查明王文德本为澳门通事，并非商人，未予准许王文德承充澳商。因此嘉庆十六年澳门额船欲购买白铅之举又告失败。
嘉庆十九年(1814)二月二十五日，澳门理事官眉额再以广州洋商“辖掣偏抑”为由递禀，仍请购买白铅。该禀文实际是对广州洋商的讨伐。所谓“必投洋商，实多滋误;稍有争执，犹恐阻滞多端”;所谓“是澳船徒有得买之名，究无得济之实”等等，都表达了澳船购买白铅的困难和无奈。眉额再向广东官府提出“今请将所拨定额数，准眉等选择澳商代为经理，于澳船需买之时，仍赴佛山分府衙门请领执照，填注斤两数目”的请求。两广总督蒋攸铦为“避免洋商辖掣偏抑”，曾要求“洋商伍敦元等，于应买例定之白铅七十万斤之中，拨出十四万斤以备澳夷采买”。而当时任十三行总商的伍敦元(嘉庆十四年任总商)则禀称，“并无价值高昂，均系一律办理。应请仍循其旧，以免滋生弊端。而洋商亦不得恃有详定章程，垄断居奇，致有偏枯。并将每次拨出铅斤数目、运下日期，随时稟报。并知会澳门同知稽查办理，既与□﹝原﹞案相符，亦不致澳夷有违例浮买□﹝偷﹞漏之弊。”伍敦元对广东官府的搪塞，让澳船购买白铅的企图和多年努力再次付诸东流。
就在此时，西欧陆续发现了蕴藏量巨大的铅锌铜矿，冶炼出的产品形状色泽完全可以代替中国出产的白铅。西方新兴工业国家尤其是英法德等国，遂把目光转向近在咫尺的波兰西里西亚。正如嘉庆二十年(1815)住在澳门的瑞典驻中国第一任总领事龙思泰所言:“白铅(tutenague)或称中国锌。……以前大量出口到印度，后来被西里西亚(Silesia波兰)锌块所取代。由于它价格较高，现在已很少出口甚至完全不出口了。锌块甚至反而进口，与中国产品竞争。”
道光十二年(1832)七月，两广总督李鸿宾、巡抚朱桂桢、粤海关监督中祥等会奏:“外夷各国均已产铅(白铅)，无须来粤贩运，请将报部出洋白铅定额暂行停止，应如所奏。即将前定出洋额数裁停，以归核实。”李鸿宾等人的奏折，得到道光皇帝的准旨。此后，白铅停止出洋。广州洋商继续垄断白铅贸易获取厚利的企图和澳门额船请求分购白铅额度的努力，从此通通打上句号。
3．丝绸与棉布
丝绸是佛山出口的又一重要商品。据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予《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屈大均所述五丝、八丝、广缎、广纱、牛郎绸等商品，都是佛山所出产。《澳门纪略》记载澳门葡萄牙人服饰云:“衣之制，上不过腹，下不过膝，多以羽毛、哆啰辟之，金银丝缎及佛山所织洋缎为之。”可见葡人对佛山所织洋缎喜爱有加，而佛山大量出产的洋缎，满足了澳门土著葡人的衣饰需求。清代佛山社亭铺机房林立。佛山丝织机户可以根据来样采用湖丝或广丝定制丝绸。乾隆年间佛山猪仔市，每日清晨均有数千丝织“机匠”在此站立待雇，俗称“企市”。猪仔市圩地属梨巷梁氏，佛山梨巷梁氏与广州黄埔梁氏同为岭南始迁祖梁大器后人。嘉庆十三年(1808)广州黄埔梁氏梁经国开设天宝行，名列广州十三行之一。佛山梨巷梁氏之所以将猪仔市圩地用作佛山全镇机匠待雇的“企市”，与其广州梁氏族人从事天宝行的外洋贸易不无关系。
清中叶后，佛山生产的夏布和仿制南京布成为南洋诸国喜爱的布匹商品。1833年外国人记载佛山镇“从事织造各种布匹的工人共约五万人”。而各地运集佛山的土布则在此染成广东人最喜爱的“长青布”，然后大量地向新加坡及广东人常到的海外各地输出。
除了上述本地三大宗出口商品外，佛山还有一些特殊商品出口。如金箔，佛山制造的金箔既好且薄，质量上乘。长期居住澳门的瑞典人龙思泰说“中国人制造大量的金箔，用于寺庙中的装饰等等，也出口输往印度。”又如大黄，乾隆五十四年(1789)总督福康安奏称“查大黄出产川、陕二省，商人运贩到粤，于省城、佛山两处售卖，每年约二十余万斤，其卖与洋行各国夷人约十余万斤，内地各府、州地方亦约销十余万斤。”清代前期，佛山的出口商品品种丰富，许多品种极受东南亚诸国喜爱。因为不是大宗商品，此处从略。
四、佛山市舶的历史地位
(一)佛山市舶是澳门贸易时期的核心对接港市
澳门贸易时期是中国外贸特殊的发展时期，澳门作为明清帝国的外贸窗口，经历了隆庆开海、康熙开海的历史机遇。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到来之前，澳门商人几乎垄断了东亚与南海诸国的贸易。明清时期东亚诸国和南海诸国大多缺铁，这些国家的铁器、白铅和丝绸棉布依赖于从中国进口。佛山自然成为澳门商人前往购物的首选口岸。因此在澳门与佛山之间，形成了两点一线的核心港市。
佛山的对外贸易虽始于明末，但康熙开海后迅速发展，雍正年间达到贸易高峰，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确立独口通商为止。在这近百年里(1685－1757)，佛山市舶充当了清帝国在内地最大的合法港市角色，其贸易规模和贸易活动一度超过广州。可以这样说，佛山市舶因澳门贸易兴而兴，也因澳门贸易衰而衰。乾隆二十二年后，清朝廷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等西欧商人打开了广州港市的窗口，从而终结了澳门港市的贸易前途，中国的对外贸易自此进入广州贸易时代，佛山市舶的命运从此改变。
(二)佛山市舶是佛山制造的市场引擎
佛山市舶通过澳门商舶，连接了东西二洋的海外市场。从康熙、雍正年间爆发的广锅出口量，到乾隆嘉庆年间飙升的白铅出口量，再到横跨康、雍、乾、嘉、道五朝的广丝、广缎和夏布的长期大量出口，无不得益于海外市场的增长需求。围绕着冶铁业、陶瓷业、丝绵纺织业三大主干行业，清代佛山手工业不断分化，满足着海外市场不断出现的新需求。除了广锅傲视东亚外，广钟也大量出口东南亚。法国学者苏尔梦对现存东南亚寺庙中国铁钟研究认为，“东南亚梵钟主要来自广东，尤其佛山。”明代佛山仅治“乌金”，清代则兼治“五金”，色色生辉。金属加工各行技术本渊源于冶铁业，当铸冶技术拓展到新原料金、银、铜、锡、铅等，就依原材料不同而衍生成不同行业，如一字铜行、黑白铅行等行业，白铅出口在此时崛起就是明证。锻造技术是打制拉拔各种产品的深加工技术，佛山锻造技术派生出金箔行、金花行、锡箔行、铜钱行、铜器行、铜扣行、打银行等细分行业，佛山金箔曾长期占领南洋市场，满足着东南亚佛教国家建庙塑造佛像、神像金身的大量需求。再如丝织业发展也派生出以绸纱原料细分的行业，如五丝行、八丝行、广纱行、广缎行、布扣行、头绳行、制帽行和唐鞋行。还有佛山年画行，不仅是岭南，也是安南等国年画市场的支撑行业。总之，每一新市场的拓展，每一新产品的出现，就预示着一个新行业的诞生。由此不断派出，形成清代前期五花八门的行业发展格局。清代佛山手工业行业分化出十大种类:纺织类、成衣类(包括刺绣、鞋帽)、建筑类、饮食类(包括成药)、五金类(包括冶铁)、竹木类(包括造船、拆船)、造纸类(包括爆竹、门神)、文具类、杂物类、杂工类，行业又细分为一百七十五行。如果把明代佛山冶铁业比喻为“一枝独秀”，那么清代佛山手工业就是“百业同兴”。所有这些手工业门类的发展，使佛山成为清代前期南中国综合性工业生产基地。
(三)佛山市舶是清代设立佛山同知衙门的重要原因
雍正十年(1732)广东巡抚杨永斌给雍正皇帝上奏称:“窃照广东省城洋商贾舶云集，而一应货物俱在南海县属之佛山镇贸易。该镇绵延十余里，烟户十余万。五方杂处，易于藏奸。……应请设立同知一员驻扎佛山镇。”杨永斌的奏折得到雍正皇帝的批准，于是雍正十一年(1733)设立佛山同知署，全称“广州府佛山海防捕务同知署”。原设在丰宁铺十字路，雍正十三年(1735)迁至莺岗原都司旧署处。
清朝吏部定佛山同知为“繁难要缺”，两广只有佛山同知和澳门同知为“繁难要缺”。佛山为繁要之区，历届佛山同知的选调，直接由吏部任命选调，又称“部选”。两广总督只有推荐权，没有任命权。清朝皇帝也特别重视对佛山同知的任命及其考核。如曾任吏部尚书的和珅曾选调了杨楷任佛山同知。乾隆皇帝驾崩，嘉庆皇帝立即除掉和珅，并对杨楷操守朱批质疑。因杨楷实心办事，经吏部会同两广总督吉庆查核，杨楷并无操守问题，遂继续任用。
佛山同知设立后，最重要的职能就是管理对外贸易。其中，又以发放各类通行执照和稽查进出口商品为关键要务。清代广东官府规定，所有佛山镇铸造的食锅农具由海运赴雷琼二郡者，均在佛山同知衙门给照出口。土铅和洋铅的运销，亦由佛山同知衙门向水客印发运照，并“能饬韶、梧、肇三关，照例稽查”。铅斤由云贵运到，铅务公所司事报明佛山同知，“验对印单。将铅起贮公所，仍由司事将水客姓名、铅斤数目，按月列册禀运。该同知照造通缴”。此外清代佛山是两广米埠，南洋米和广西米汇聚佛山。佛山镇米价是通省的标准价，佛山同知、五斗口司衙门每逢五、逢十要向南海县报告米价。可见佛山同知衙门一经设立，就担负着管理监督佛山口岸米、铁、铅等重要物资供应和出口贸易的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佛山同知还参与澳门葡萄牙贡使入觐的外交陪护工作。清代广州府管理着广州、佛山和澳门三大商埠，佛山同知是广州知府的得力助手，有关三埠的外贸外交事宜，常常需要佛山同知参与。乾隆十七年(1752)，佛山同知毛维锜受广东巡抚委派陪送葡萄牙贡使入京，逾年而返。返粤后又被派往澳门长驻五个月，直到返回佛山驻札时已逾两年。可见其长期参与了澳门的外交和外贸工作。从佛山同知可以兼管澳门同知的事务来看，清代广东官府行政上也将佛山与澳门视为对接港口关系，两地官员一体管理。
五、佛山市舶转移原因
(一)核心口岸转移
海外新市场网络的兴起与核心口岸的转移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澳门葡萄牙商人在佛山的贸易，属于季节性贸易。每年五六月南风起时来到佛山，十一月北风起时离开佛山出洋。清廷并未准许澳商在佛山建立商馆作长期居留。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自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就提出建立商业据点的要求。他们嫉妒澳门每年对华贸易达100万两的市场份额，深知澳商在华没有据点的软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报告称:“如果英国人获得据点，开辟了印度的贸易，则葡萄牙的此项贸易就会全部丧失。”按照这一商业竞争战略，英国东印度公司一边请求清廷准许其在广州建立商馆，一边开展大规模贸易，并与清朝合法的洋货行(十三行)商人合作。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之时，十三行商人和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欧各国商人成为广州独口通商的第一批红利获得者。梁嘉彬先生指出:“按广东十三行制度，固沿历朝市舶之习，然亦革历朝市舶之弊。……至论十三行之事业范围，始则偏于以‘夷货与民贸易＇，继乃转重于‘与夷互市＇;论其交易之对象，始则重在南洋诸国，继乃转而之西洋诸国;论其性质，始则纯属评定货价承揽货税之商业团体，继乃兼及外交行政。”梁嘉彬先生所言十三行商人与一般牙商的区别，就是事业范围和市场网络更大，事业性质已属国事，因而得到清政府的特许授权和政策支持。
此时广州口岸出现了三大变化:一是整洁美观的各国商馆陆续在十三行街傍建成，各国商人有了商业据点;二是出口货物从先前以佛山制造的广货为主到以外省出产的茶叶、景德瓷、南京绸缎和湖丝为主;三是直航欧洲的大型洋舶成为主力船型，也就是说海外市场从南洋诸国扩大到欧亚大陆。随着市场网络的扩大，原先处于旧有贸易市场核心节点的澳门和佛山，势必为辐射范围更大的核心节点广州所覆盖并取代。由此可见，清廷和十三行与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欧各国商人重塑了中国外贸市场网络，核心节点转移到广州一口，在市场网络重塑的过程中，澳门与佛山就逐步被边缘化了。
(二)航路要冲转移
佛山涌曾是承载清代前期佛山镇繁荣商业的运输主航道。康熙年间佛山涌河面既深且宽，汾水正埠码头处尚能停靠大小五千船只;栅下天后庙码头处在海口位置，河面也很宽阔。但佛山涌因处于西江下游，每年泥沙沉积造成航道淤浅的变迁情况十分严重。道光以后，清涌成为佛山举镇商民关切的头等大事。从道光元年(1821)到光绪十年(1884)，佛山一地动员全镇商民举办的清涌共有五次。最大规模一次是同治十一年(1872)由梁应焜承办、李应材协办的清涌工程，拟浚通“佛山全河七十余里”，筹银124631两，支用117555两，购买西洋机器，清涌多年，但收效甚微。光绪年间，佛山涌淤浅日甚，冬天涸水期西北两江来船不能由沙口入佛山，只能绕东平河由石湾入佛山。
南面由澳门来的船只也只有舢板可以泊位，与清初澳门额船能停靠栅下天后庙码头的航道条件几乎天壤之别。
乾隆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有上千吨位的海舶到粤，广州黄埔的深水码头必然成为这些海舶的首选，进出口贸易的货运主航道再次回归虎门航道。
(三)清朝特许政策变化
明清两代佛山享有垄断经营的各种专利。但随着铁器、白铅出口政策的从紧执行，清朝先后限制佛山出口商品种类和数量。首先是禁止广锅批量出口，雍正九年(1731)九月雍正皇帝准许了杨永斌奏请的铁锅“无论汉夷船只概不许货卖出洋”的政策;其次是白铅限额出口，嘉庆十三年(1808)正月嘉庆皇帝准许粤海关监督常显奏请的“每年白铅出口即以七十万斤之数为定额”的政策;再次是放开原先只准佛山一地铸锅的“官准专利”政策，道光十四年(1834)，两广总督卢坤向全省开放了铁锅铸造、发卖的政策。以后，承饷土炉和铁锅铸造便纷纷在两广各地出现。失去广东官府特许制度依托，佛山冶铁业独霸岭南的地位开始动摇，并逐步走向衰落。
与此同时，清朝雍正年间批准澳门的25号额船由于运营损失不断减少，首任澳门同知印光任任内(乾隆九年至十一年)有16号，到张汝霖任内(乾隆十一年至十六年)只有13号，“二十余年间飘没殆半，澳蕃生计日绌”。乾隆年间澳商曾向清朝提请补增额船，但因西欧各国商舶日增，广东官府此时对澳商态度改变，未予增补。清朝不允许澳门额船增加，意味着澳门原有额船不久也将消失。正因为清朝外贸政策的改变，之前佛山与澳门所享有的无限量出口和减免税项的红利消失殆尽。
综上所述，从康熙开海到广州一口通商，有一段清廷建立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窗口期。在这段制度化过程中，广东巡抚李士桢与粤海关监督额尔登布、十三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都积极参与并从中获利。反观澳门额船商人，则一再错失竞争机会，澳商满足于所享有的减税优免和明末清初的松散管理状态，不求商人自身组织提高和打造吨位增加的海舶，回避承担税收额上升的义务，长期游离于海关管理体制之外。然而，正在建设中的清朝外贸体制和海关制度再不能容忍澳商的散漫自由，独口通商的上位机会稍纵即逝。澳门曾经傲视东亚的外贸地位就在被动等待中动摇，直至陨落。而佛山也因此失去对接口岸地位，逐步退出对外贸易的功能。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20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