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急速的全球化带来的跨国移民潮引致了国际学术界移民研究的兴盛，产生如“离散社区”（diasporas，或专指境外犹太人区）、“离散族群”这样的理论，来解释全球化中似乎逆流而行的“反射性”的“地方化”（Localization）或“再地方化（Re localization)”，以及地方文化认同的张扬。“离散社区”理论诞生于全球化时代，对二战后囿于民族国家地理框架，沉湎于所谓“国际迁移”的当代华侨华人研究是一个大的促进和反思，也隐含着将海外华侨华人社与侨乡社会视为一体的态度。对历史学者而言，很容易联想到“离散社区”的现象并非后现代全球化的独有产物。正如全球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大帆船贸易的时代一样，在环中国海建立起贸易网络的前近代华侨们组成的海外侨社，有着“叶落归根”的期待、保持着中国文化传统，自然也是一种“离散社区”，彭慕兰就使用“离散族群”来解释数百年来福建人的贸易网络。无独有偶，上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们因无法在中国大陆进行田野调查，而将田野地点转移至港澳台乃至东南亚华人聚居地，他们使用“残剩中国”（residual China ）来描述这些田野地点。把不属于中国的东南亚华社也列入“残剩中国”，同样有把海外华社视为与中国本土有诸多共性的“飞地”的涵义，可以从对海外华社的研究来逆推中国本土。在没有明确边界、没有民族国家体系的前近代，对一些族群而言，可能没有足够的现代技术手段维持“离散社区”的存在，维持移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然而，在环中国海贸易网络中，短短一个月至40天就可以凭借季风靠帆船从长崎抵达越南，如此频繁的往来、紧密联系的商业网络和中华文化圈的强势足以在前近代维持“离散社区”。
因此，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应用已经不限于“市民社会”——趋向于“把‘社会’理解为民间社会、基层社会”——扩大了研究视野与讨论平台之后，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更进一步，把“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应用于中国基层社会的离散社区——海外侨社？明清时期的海外侨社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明清国家对之有何影响，本文将以海外民间文献为主要资料，以长崎华侨社会为例试分析之。
一、长崎华侨社会的形成与构成
关于长崎华侨社会已经多有著述，论者形成共识，长崎华侨社会的形成大体可以悟真寺唐人墓地的建立为起点。明朝万历后期中日私商贸易日盛，日本九州地区的五岛、平户都汇聚了许多华商，是环中国海贸易圈的一部分，在平户与澳门之间已经有定期航线。1567-1570年葡萄牙传教士来到长崎，长崎开港，受葡萄牙人雇佣的中国帆船（Junk）也来到长崎，从中国本土出发的以贸易为主的唐船到长崎的时间则难以考证。总之，来到长崎的中国帆船不仅是从中国本土出发的船只，也包括从其他口岸出发的，从《华夷变态》的记载中可见范围包括整个东南亚和中国本土，如暹罗王室派出的船只，它们都可称为唐船。自1592年丰臣秀吉准许朱印船制度后，到访长崎的唐船就开始增加了，1613年长崎奉行报告当年有6艘漳州船入港。此后渐有中国商人水手在长崎羁留不回，明人朱国祯著《涌幢小品》卷三十记载:“有刘凤歧者，言自（万历）三十六年至长崎岛（1608年），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约1618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诸岛计之，约有二、三万人。”初期唐船在长崎的停泊地是稻佐，可能在1598或1602年，唐人合力在稻佐建成悟真寺，漳泉商人欧华宇、张吉泉又向江户幕府取得悟真寺附近部分土地，作为长崎华侨义冢。悟真寺及唐人墓地的创立，表明17世纪初长崎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华侨居住。
开港初期，长崎贸易的主导权掌握在葡萄牙耶稣会教士手中。1623年德川幕府上台，天主教的传播引起了幕府的警惕，开始禁教，引发了锁国令。1635年幕府颁布锁国令，限定长崎一港贸易，1638年平定日本天主教徒的岛原之乱，并驱逐葡萄牙人，允许到日进行贸易的外国人只剩下荷兰人和中国人。中国船在1639年入港93艘，1640年74艘，1641年97艘，盛况之极。1641年荷兰商人被隔离到出岛，不允许在长崎市内杂居，由于中国人在日本人眼中也是东洋人，故仍旧允许在长崎市内居住。但1684年清朝迁界令解除后来访的唐船急剧增加，且随船而来的有被幕府列为禁书的天主教文书，令幕府认为也有必要将中国人隔离，于是1689年专供中国人居住的唐馆（唐人屋敷）建成。在明治维新前的200年里，长崎是日本唯一的国际贸易港，亦是清政府唯一许可经办铜贸易的中国商人拜访的外国港口，因此随着长崎的繁荣，华侨社会亦渐渐发展。虽然后来幕府为限制金银铜流出，一再减少唐船的入港数量，1688年限制为70艘，1714年正德新令限制为30艘，令长崎中国人数目无法超过明末的高峰，但在明治维新之前还是维持了将近1000到2000多的数字，侨社没有遭受过大的打击，总体是一个简单而相对稳定的华侨社会。
长崎港
长崎华侨以商人、船工、仆役为主，文人、僧人、医生也不乏其人，如明朝遗臣朱舜水、黄蘖宗僧人隐元等。之所以说长崎侨社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华侨社会，原因就在于它人数较少而同时以贸易商、船工水手为主，不存在东南亚侨社常见的大规模血缘、地缘集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清政府对日本铜的需求，鼓励官民从长崎进口铜，故长崎中国商人中有清政府核准的官额铜商存在，类似于广州的“行商”，具有一定官方背景。长崎侨社籍贯构成上则以福建籍为主，泉（州）漳（州）帮、三山（福州）帮、三江（江西、浙江、江苏）帮在不同时间有所消长，广东帮最次。以最大最古老的唐人墓地悟真寺之墓碑数量为例，可知17世纪郑氏集团控制中日贸易时长崎侨社以闽南系华侨占优势，1600-1699年间籍贯确定的墓碑闽南系有16方，三江系、福州系各4方，广东系没有发现；铜贸易、唐船贸易鼎盛时以福州系、三江系华侨占优（三江系当时多为贸易商，有钱扶棺回乡，悟真寺埋葬的主要是仆役水手），悟真寺 1700-1799年间籍贯确定的墓碑前者共有93方，后者有34方，闽南系为9方，广东系没有发现；19世纪唐船贸易衰落，日本锁国结束，三江系、闽南系华侨多有移居其他日本商埠的，长崎则渐渐由从事杂货贸易的福州系华侨占绝对优势，广东系挟近代通商口岸之便也有所增加，悟真寺墓地19世纪以来籍贯确定的墓碑福州系高达106方。长崎还有一个介于华侨与日本社会之间的群体，即“唐通事”的主要来源——明代遗民。据日本的《译司统谱》称：“从庆长初至宽文末年（1596-1671）来长崎流离的明义士逐渐成为译司者不下百家。”唐通事家族世代学习中华典籍，也是长崎唐寺的大施主，但他们作为归化唐人，已经使用“颍川藤左卫门”之类日本姓名官职，是日本官方的代表，不宜再当作侨社一员看待。
明清时期，长崎侨社贸易商和船工水手极少在当地长期定居扎根，多数华侨是不断随着季风往来，这令长崎侨社满足施坚雅提出的低同化率的几个重要条件，又是明清政府允许商船拜访的外国港口，故长崎侨社能保持对中国文化和明清国家的认同，是一个“离散社区”、“残剩中国”。
二、晚明至清中叶的长崎侨社——明清基层社会自治方式在侨社的运用
1885年荷兰学者高延的《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认为中国的村社自治强烈影响了海外华人社会。中国社会史学界普遍认为明清中国的基层社会有自治化倾向，国家通过乡族组织自治来间接控制基层社会，而宗族、神庙、会馆公所、民间慈善组织，甚至是公司、秘密会社等都是自治形式。在诸种自治形式中，神庙组织的溯源要早过宗族组织，因宋以后的宗族组织与之前的世家宗族并不是一回事，也并无证据证明汉魏时期庶民中存在宗族组织。至于神庙，则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社”。西周时，里中即多有“社”的以祭祀土地神，秦汉时“社”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对象，有官社有私社，庶民自发组织的“私社”开始具备经济互助的功能。至唐朝，虽然政府多次发布禁止私社敕令，但“社邑”在敦煌这种外来军民聚集的地区已经成为具备宗教活动、经济互助、兴修水利多种功能的自治组织。因存在“社”的传统，后来发展出的一些自治组织往往从祭祀神明起步整合人群，令神庙祭祀组织成为一种地缘性的自治形式。唐代的行会即有共同祭祀神佛的活动，晚明发展起来的行业会馆和同乡会馆也是如此，甚至许多是在庙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一个相对简单的无宗亲关系的华侨社会中，以神明祭祀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自治组织自然是优先于其他自治形式的选择。在幕府禁止天主教的紧张氛围中，为防止妈祖像被误认为圣母玛利亚像，1620年，来自三江地区（江苏、浙江、江西）的人们建造了第一座唐寺兴福寺，随后，1628年闽南帮华侨建立福济寺，1629年福州帮华侨建立了崇福寺，到1678年广东系华侨建立圣福寺，前三者通称三唐寺，加上圣福寺也有称为四唐寺的。三唐寺及悟真寺全部都是在妈祖堂的基础上建立，或建寺之初就有妈祖堂存在，所以一开始佛教寺庙的氛围并不十分浓厚，不是普通的佛教寺庙，具有祭祀、葬礼、联谊、救济、仲裁、调停等自治功能。比如救济，1784七月二十四日，唐馆火灾，除了关帝堂以外悉数烧毁，馆内在留唐人892名在四唐寺里收容避难救济。另外，在唐馆时代，华侨不可随意进出长崎市区，唐船靠港后水手商人便须入住唐馆，妈祖像必须寄放到各帮的唐寺中，也因妈祖像的寄放三唐寺可以从各帮那里获得稳定的捐缘。但是在1708年以前，因广东帮势力微小，妈祖像寄放是三唐寺的特权，1708年长崎奉行首次允许圣福寺可以寄放妈祖像和获得捐赠时被三唐寺极力反对。此事的最终结果是广东帮虽然可以将妈祖像寄存圣福寺，但长崎侨社年中最大盛事之一妈祖祭始终在三唐寺中轮值，圣福寺则无缘参与。在明清基层社会中常见的祭祀权力争夺也在长崎侨社中上演。从明末清初到明治维新，长崎市内及唐馆的华人庙宇共计有悟真寺、四唐寺及唐馆中的土地祠、妈祖堂、观音堂，唐寺中祔祀妈祖及关帝，全部都是祀典神明。妈祖并不是三江帮的乡土神，查看明清中国会馆崇祀乡土神的情形，三江各省主要的乡土神是许仙真君、伍员、钱镠等，妈祖也是清代才被其他地方接纳为海商之神。我们知道，通过把民间崇拜的神明纳入国家礼仪，将民间信仰导入可接受的表现模式，自宋代以来就是政府惯用的策略。反过来，地方社会可能利用“祀典神”来掩护被列入淫祀的神明，也可能利用祀典神来“标准化”互相打架的地方神明，1620年三江帮建立妈祖堂，正是利用祀典神明来统合有各自乡土神的三江商人。
在中国本土，民间慈善组织于明末开始兴起，明清时期由地方绅商家族出面维系了大量义冢，弥补了官方能力的不足。由于需求巨大，与本土同步，义冢也出现在海外侨社。除了圣福寺外，三唐寺与悟真寺都有唐人墓地作为义冢供客死异乡又无力运棺回乡的雇工水手使用，但最主要的还是悟真寺墓地。
悟真寺
悟真寺存有《崎阳悟真寺骨壋碑誌》，其碑文如下：
盖争蜗角虚名，常作他乡之客。恋蝇头微利，偶为异域之魂。如范范东海，不辞涉险而来。累累北邙，竟致捐生以逝。嗟幽明之异路增感慨。夫对山（即悟真寺所在地稻佐）遗骸暴露萋萋哀草之间，永宅摧残寞寞荒榛之下。吊祭不至，伤哉瘗旅之父，精魂何依？善矣埋胔之举。昔赖钱君之首创，载石为龛，逢同事之续成，聚沙作塔。庶几相安乐土，毋哭泉台。悟假登真，大梦原为蝴蝶，悟真非假，细思无异蜉蝣。从此鬼邻萤火，咸归佛焰裨灯，不敢谓万般尽善，聊以誌一视同仁云尔。
日本宝历十年（1760）岁次庚辰季谷旦
大唐众商立，吴兴钱惠时（官商）创建，天都唐桐岩敬刻。
同事
刘仲沛、崔景山、赵可钦、曹体三、孙宁诏、高山辉（南京船主）、程剑南（南京船主）、颜临照、许明恺、汪绳武（额商）、唐桐文、王履阶（额商）、颜益森、吴果庭、郭梅菴、俞骏发、程玉田、高隆大、郑敬威、张斯志、李昌待、李在山、高民庭、黄律先、陆飞南、刘明谦、黄世讬、俞翰远。
乐输
魏士畴、宋紫岩（画家，浙江人）、童天荣、王则光、周玉山、缪汉成。
公司捐助
天锡公司
丑十二番、寅三番、寅四番、寅五番、寅十四番。
同德公司
丑十一番、寅二番、寅六番、寅七番、寅八番、寅九番、寅十番、寅十一番、寅十二番、寅十三番。
悟真寺“过去账”中又有1828年悟真寺遭受风灾后向长崎奉行申请捐缘修理的请愿书，请求将原本七年间由唐船主每船捐出砂糖三百斤的捐助行动再延长八年，总额有二万一千斤增加至四万五千斤。王、公两局及乾隆时核准的办铜王氏官商和十二家额商，1791年因幕府将长崎贸易的中国船只限为每年十艘，故一年唐船主的捐赠只得三千斤白糖之数，甚至在1829年以后许多年份不满十艘。悟真寺因唐馆建成后唐人难以自由到寺参拜，缘金减少，财政困难，到1791年已经欠下二百五十贯银的债务。唐船主在悟真寺遭到风灾后了解其财政困难，故向长崎奉行申请许可以白糖捐赠弥补寺庙修理费的不足。请愿书原文如下：
具呈 王/公两局船主沈秋屏/杨西亭等为祈转启事切。削正。
切旧秋，对山悟真寺殆干倾颓圮，廪送白糖，而限干七年，共凑二万一千斤之额，已前蒙允准商等众所感佩。
然前于后拈香之际，到处一看，非但殿阁坍败，自经大风后，各处处损坏，况且甚至厅后堂坍塌败尤，甚亦无座处，实为危殆，各发恐怖之患。
既历二百余年机缘，因缘垂迹，如叱荒废，均众所浩叹。但已蒙准令送糖，则应以此抵，寻主顾，请借银，起工修造。惟因稔知该该寺素有负欠，居多日用尚且缺乏等因，只将止有此数，岂能成，无言可知。
商等自古以来，春秋两帮拈香，无敢懈怠，以慰死亡幽魂超度。奈因并无处切果道场，又无诵经拜佛，不能暂时憩歇息之所，不任慨叹凄惨。为此，今再行渎告，非无有惶恐于心目（吒）。
商等公议，待其所准送糖，每船三百斤，七十艘二万一千斤之额满足。今欲再加限期八年，八十船之间，共凑四万五千斤之额，接续攒送，以充修造之资。祈照所求恩准，则加庇荫，便托该寺及早修治端整，得以春秋两帮宽心烧香，不独灵魄及商等阁馆庆感无穷矣。
伏乞 当年老爹（即该年当值的唐通事，老爹为唐船主们的尊称）转启 年行公大人（即唐年行司），即禀，王上恩准所求，则感不浅矣。
文政十三（1830）年三月
丑四番船主 沈秋屏
仝五番 仝 杨西亭
仝六番 船主 颜远山
周安泉
仝七番 仝 周霭亭
仝八番 仝 沈绮泉
从两份文献可见，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悟真寺两次修理，领头的都是在中日铜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三江帮商人，尤其是清政府认定的十三家铜商。清政府因对铜的需求，一直重视对日铜贸易，康熙时甚至秘密派遣杭州织造乌林达莫尔森前往长崎，希望与幕府达成稳定供给铜的协议。因此，清政府对进行铜贸易的商人水手也一直保持高度关注。雍正六年（1729）浙江总督李卫在闽浙两省大商人中择身家最殷实者数人，立为总商，但凡内地往返之船，“责令伊等保结，方许以关牌”。总商有为出海贸易者作保、稽查出海船只的职责，发现违禁品及偷渡者要向官府揭发，总部设在扬州，于宁波、乍浦、上海分别稽查一切往返东洋的船只。又有乾隆七年（1742年）浙江嘉兴府平湖县出台《浙江嘉兴平湖县给商船示约》以求加强对长崎中国商人水手的管理，根据此示约，1743年在长崎海商共同订立《崎馆海商条约》：
今奉江、浙、闽、粤四省各上宪颁示严禁在馆各船人等条例，倘有不遵，许行商、板主、总管等举首，回唐以便严究，等因。此乃各上宪洞悉在洋之弊，重则人命攸关，轻则累及公司，以及纠缠别囗，俯惜愚蒙，谆谆颁示。为此我等同人，各皆仰体宪仁，是于四月望日，齐集亥一番库内，公同参定条禁五款，永为格式。自此之后，倘有犯以后条款，而本公司故为隐匿不举，而并有护短者，各船鸣鼓共攻，庶无逼勒人命之虞，又不累及公司，以及各项人等。俾我各船人等，永远遵行，回棹起身之日，非独无累，而且囊中宽裕，种种有益，难以尽言。
五条禁约中包括禁止赌钱、酗酒喧哗、禁止水手夹带私货等。但是长崎密贸易（走私贸易）一直是长崎奉行头疼的事情，唐馆的赌博喧哗之风也几乎成为一景，在《长崎岁时记》等当地文献中多有记载。中国方面，康熙至乾隆年间，洋铜的市场价格远高于官方收买价，商人为了利益多将官铜私卖于民间。清政府对此亦无可奈何，乾隆三十七年，（1772），两江总督高晋等奏报“查审钱鸣萃控额商杨宏孚等欺隐洋铜”，但因“事在外洋，情伪难料，并无案册可稽”不了了之。身负管理、监督之职的十三家在执行国家政策上的软弱无力、甚至阳奉阴违与维持悟真寺运作时的积极主动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海外侨社，起作用的是明清国家的社会结构而非明清国家的政策法规。
三、晚清至民初的长崎侨社——近代国家转型的海外映射
晚明中国本土的会馆才刚刚起步，虽然早在明末清初会馆已经出现在有大量明朝遗民的越南，但总体而言，会馆在海外侨社大量出现要等到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中叶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条约在事实上承认华侨出洋的合法性之后。康熙在1717年颁布“南洋禁航令”，规定“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罗巴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雍正五年（1727）南洋开禁后，清廷仍然认为华侨回国会危及统治，华侨往来故乡依旧是非法，正如雍正帝所说：“数年以来，附洋船回来者甚少，朕思此等贸易外洋者，多不安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全无估计，则漂流外国者，必致愈众。嗣后应定一期限，若逾期不归，是其人甘心流于外方，无可悯惜，朕意应不令其复回内地。”雍正、乾隆年间，清廷继续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华侨的禁令，又数度谕令海外华侨，要求他们限期回国，对不遵谕回国的，甚至多次行文外国要求解回华侨。长崎铜贸易虽然在官方允许的“东洋贸易”之列，但中日贸易中仍有大量走私贸易的成份，在华侨取得合法身份之前，长崎侨社亦未曾“明目张胆”，直到明治维新前后才纷纷将神庙组织改组为会馆公所。由于晚清政府沐浴在欧风美雨之中，以西方各国为师，这种转型过程也映射到了海外侨社。
福济寺在长崎原子弹爆炸中完全损毁，唐馆、各唐寺及会馆现存碑记没有早于1860年的，现将主要碑文列下：
1、重修悟真寺碑序（1864）
盖闻上方梵刹，千秋选佛之场，窀穸夜台，万古佳城之域，昔日翚飞鸟革，永建崇隆，此时瓦破垣颓，端资补葺。原夫悟真寺者，建于日本，筑自唐人，东海舟停数千里，萍踪适合中原客，至数百年草创维艰，天后特著威灵珠宫大启，关帝常昭显赫绀宇时新。后山安羁旅之灵丘陵永固，卜地妥幽冥之魄桑梓必恭。兹当代远年湮，深虑榱崩栋折。维愿葺大雄之宝殿，修古墓于崇山，所以捐金议集，同人诚心金诺，瘗玉皆归，萃聚协力玉成，庶几浪静风恬，荷神明之临照，行商坐贾歌家室之丰盈者矣。
协德号捐银壹佰肆拾员 裕泰号捐银六十员 岭南帮捐银五十员 程稼堂捐银五十员 丰兴号捐银四十员 益昌号捐银四十员 沈荣春捐银四十员 程缦云捐银三十四员 福泰号捐银二十员 泰记号捐银二十员 裕诚号捐银二十员
泰昌号捐银二十员 长益号捐银二十员 裕兴号捐银二十员 敦和号捐银二十员 德记号捐银二十员 永兴号捐银二十员 广隆号捐银二十员 陈维泽捐银二十员 森大号捐银十员
冯镜如捐银十员 林云逵捐银十员 程四德捐银十员 李南圃捐银十员 黄汝烈捐银十员 振成号捐银八员 静远堂捐银八员 修蒡礼船捐银八员 联兴号捐银八员 恒裕号捐银六员 黄汝芳捐银六员
唐让臣捐银五员 秦香田捐银五员 何普光捐银伍员 吴钟山捐银五员 何牧野捐银五员 严槐村捐银五员 叶添使捐银五员 傅筑岩捐银五员 林芝山捐银五员 钱艇夫捐银五员 张云亭捐银五元
王克三捐银四员 徐雨亭捐银四员 周彬如捐银四员 叶紫廓捐银三员 傅芝卿捐银三员 万成号捐银二员 万源号捐银二员 同昌号捐银二员 戴金炎捐银二员 吴癸恬捐银二员 路□香捐银二员
邓祥福捐银二员 程登藩捐银二员 郑勤喜捐银二员 陈彦瑞捐银二员 黄金林捐银二员 黄如成捐银二员 欧阳典捐银二员
以上共捐银八百九十五员
程振新捐金二十一两一步
林桂使捐金五两
大清同治三年甲子九月 董事 程稼堂 林坤良 李自西 郑勤喜 苏亦舫
傅从光 欧阳达三 程登藩 洪梦祥 敬序 浙江严州府训导彬如周耕敬书
2、重建崎阳东明山兴福寺碑记（1883）
盖维宝铎凌空，法海之金鍼，永峙祥云，不耀珠林。崎阳东明山兴福寺者，开基为真圆禅师，俗姓刘，江西浮梁巨商也，时中华不靖，于明泰昌庚申年（日本元和六年，1620）航海来资成□，遂披薙托□□其间，继其后者几代，率由我辈江浙延请戒僧主持，是以香花焚呗之盛，甲于通国，康熙□□，祝融为□，举寺延烧，赖澄一□□□□和尚□□复□。雍正壬子（日本享保十七年，1732），笠菴告成，就寺后添购馀基以为□□。无如人以时而代迁，物以久而日黻，日本与泰西各国通商，江浙商人裹足，遂致此寺年久失修，势诚岌岌倾颓 所以鼠牙雀角久已啄……（此处磨灭不明）……栋，虽大千世界不必峻宇崇垣，而丈六金身，几至栉风沐雨。迨同治初年，吾帮两自来者□□□感□□怀弔古□万有未遑也。七年草创三江祠堂，遂将大殿□□，以俟来者。光□（绪）四年帮人日增，□□□□因□修葺山门楼阁，并建三江会所，而捐储寿具厘金之议倡焉。八年复有慨助巨资，推广□□捐之举，乃于是岁五月□□兴工，九年十月藏事奉□□，依然□象巍巍，彩焕莲台，行见威仪赫赫，此日牺尊虽鼎□□，永垂罔替之文，他年□酒□□常洁明礼之祀，爰为上序□□，增燕贺之忱，骈列芳名，勒石共登鳌之顶。
所有各埠捐款芳名胪列于左
俞饗伍助金□千两 鼎泰号助金四百两 张德澄助金三百两 恒生号助金三百两 泰记号助金三百两 福泰号助金二百两 鼎泰号助金二百两 恒生号助金二百两 孔振成助金二百两 丰记号助金二百两 毛儁珊助金壹佰五十两 袁玉成助金一百五十两 信记号助金壹佰五十两 德兴隆助金壹佰贰拾两 坤记号助金壹佰两 老顺记助金七十两 涌记号助金七十两 利记号助金六十两 得记号助金五十两 俞敬斋助金五十两 老顺记助金五十两 兴泰号助金五十两
泰源甡助金五十两 颜□永大助金五十两 万顺号助金五十两 顺记号助金五十两 广源恒助金五十两 启大号助金五十两 徐钟舫助金五十两 余在皋助金五十两 林宝滕助金四十两 兴泰号助金四十两 福顺庄助金四十两 成泰号助金三十五两 徐宝珊助金三十两 潘花洲助金三十两 荣泰号助金三十两（亦见于上海泉漳会馆） 仁成号助金三十两 宝康庄助金三十两 祥生懋助金三十两 义记号助金三十两 施苓生助金二十两
德泰号助金二十两 恒裕昌助金二十两 慎昌号助金二十两 德昌号助金二十两（泉漳会馆） 同丰祥助金二十两 同生福助金二十两 瑞记号助金二十两 仁记号助金二十两 潘启东助金二十两 陈云□助金二十两 成大号助金二十两 慎昌号助金二十两 锦丰号助金二十两 瑞裕祥助金二十两 乾丰号助金二十两 升昌号助金二十两 并昌号助金二十两 福昌号助金二十两 盛昆号助金二十两 叶鸿英助金二十两 徐碧斋助金二十两 振元号助金十六两
复兴昌助金□□□ 张茗□助金十□□ 方万□助金□□□ 董明辉□助金□□□ 邵家□助金□□□ 祝万和助金十五两 钱荣卿助金十五两 □□堂深助金十五两 得记号助金十五两 □□□助金十五两 □□□助金十五两 泰宋成助金十五两 徐子祥助金十五两 王文□助金十五两 钱□□助金十三两 万□□助金十两 □□□□□□ 隆记号助金十两 天佑生助金十两 □□□助金十两 益记号助金十两
……以下个人捐款磨灭不明……
以上统共计捐金七千四百十六两
邱焕彩续助金十五两
大清光绪九年岁次癸未十月谷旦三江帮众绅商 恒生、鼎泰、泰记号，信记、丰记、坤记号，顺记、宝丰号，仝敬立
本山二十八代沙门主持□日仙叟
同知衔花翎遇缺即选知孙士希撰并书
兴福寺
3、三江会所重修碑记（1883）
窃维公所会馆原联桑梓之情，客宇寮房用备幨帷之驻，此我国之盛举，凡在通都大邑所共有者也。若夫海外他邦经营立业，来者既多，则创建兴修更不容或缓者矣。日本长崎兴福禅院开基为江西刘某倾赀所建，披薙其中，法号真圆，是以东渡华商奉纳为香火。年湮代远，兴废无常，迨同治七年，有虞菁菴、余在臯两君有志重兴，欲为修葺，而垣颓栋圮，用浩工繁，断非一木所能支，必得众擎而易举。因将大殿折储以俟来採取，先行集资建三江祠堂，以供先辈木主，并寄顿旅櫬，春秋祭祀，粗有规模，他则俟诸异日。三江者，江南、江西、浙江是也。祠由是名，帮由是立。光绪初年，我帮贸易渐广，来者络绎，时有所增。四年张君嘉隆倡捐寿器，存备缓急。徐君钟舫、王君也镜、朱君辅清、张君政和倡抽厘募捐，推广兴修之举，于是山门、墙壁、钟楼、佛阁，焕然一新，并择间地建三江会所一楹，栋宇轩敞，伟然可观。厘金既设，其赀虽视生意之疲旺以为盈绌，然源源而来，不患其无所后继。八年适俞君饗伍道出长崎，同人以重建大殿谋之，而君慨然捐金二千两以助，因而在崎之众与夫他埠帮人踊跃输将。举徐君钟舫以董其事，余君在臯延华匠指点监督。于光绪八年五月廿五日兴工，九年十月竣事，百楮作而坂筑登登，规模仍旧，重檐翠而堂阶奕奕，轮奂咸新。俨然庙貌森严，洵壮山河之色，共荷神灵普庇，弥昭遐迩之瞻。溯稽是役得以成此钜观者，苟非创设厘金，终有顾后瞻前之虑也。非俞君慨捐巨款，亦有集腋不敷之患也。二者既备，不得徐君劈画持筹，竭忱尽悃，未必若是之周且速也。帮人共感其功德，而庆其大成。爰泐誌之以纪其实，用垂不朽云尔。
大清光绪九年岁次癸未小阳月 同知衔花翎遇欠即选知县孙士希撰并书
4、重新土地祠记（1893）
盖闻降福消灾事每乞灵于神佑，而建祠立庙，理须假手于人为，如我唐馆内之土地祠者，规模创自前人，香火盛于历世，无如年湮代远，物换情迁，况遇风霜剥蚀倾圮堪虞，窃思土木兴修经营非易，兹赖布施众善得观重新，自宜刊列芳名，永垂不朽。
驻劄长崎正理事府张捐银二十大元 三帮公项助金壹佰六十大员
东翻译官王辉章捐银五大元
德泰号 升记号 泰錩号 森茂号 裕和号 和昌号 恒记号 大兴隆
以上各捐银叄拾元
永同孚 万昌和 晋恒号 源昌号 益胜合 鼎泰号（亦见于上海泉漳会馆）
以上各捐银贰拾元
宏昌号 丰记号 三馀号 怡德号 永记号 震丰号
以上各捐银十四员
泰记号 升昌号 洪盛福 德丰号（泉漳会馆） 肇记号 施静□ 林清文
以上各捐银五元
庆记号 生泰号 义森号 裕和盛
怡泰号 王辉慊 仁泰号
以上各捐银四元
润典永 泗隆利 瑞丰号 忠和号 有利号
以上各捐银三元
徐子琛 魏同魁
黄德云 大利号 德昌义 万顺号 卓子德 利□祥 赠记号
王铨□ 顺兴号 全记号 成记号 百元堂
昌隆号 冯丁受 合昌号 本利号 永兴隆
以上各捐银二元
众盛号 义利号 松盛号 张文兴 延寿堂 广兴隆
英发祥 怡安盛 刘熙旺 薛秉火 许样 林胜 颜升和
广发号 慎德堂 黎智祥 黄朝宗
以上各捐银一元
大清光绪十九年岁次癸巳二月
5、福建会馆重修石碑（现不存，文见长崎市史地志篇）（1897）
福建会馆、八闽会馆始建迄今迨百余年至久，为我帮商旅议公之区，良辰讌会之所，由来久矣，乃以风飘雨洒，墙塌栋倾为虞。爰是董事陈君等目击心忧念于众曰：斯馆将崩，若缓不修，必墟且废，非特失议公之所，而夙供天后圣神宝像奚能安忍哉？于是众情洽定，务在重新改建为速，所谓一言可以兴帮，其斯人之谓欤？因而募款遐迩，筹策兴工，庶兹轮奂一新，胜旧巍然壮观，是亦赖于帮人踊跃捐赀，俾得其有成也。所有余序另载捐册，无庸再述，今替号曰福建会馆，吕光全省均泽也，且夫业继前徽，事在人谋，既落成之可嘉，爰为誌之不泯，从此懋迁蕃昌聚乡先生于一堂，财源焕发，蒙神灵佑于无涯。谨序。
光绪二十三年
捐款名单金额没有登载
6、（妈祖堂）重建碑记（1906）
夫庙宇者，祀典之所重，神灵者，人民之所钦而年湮代远，风雨侵蚀，古人重新修正，良有以也，朔厥 金母自我朝 乾隆七年驻跸崎山，海不扬波，共庆安澜之瑞德，施利涉群，仰普照之光，越后乾隆五十五年金碧摧残，复鼎新而革故，迄今 光绪三十二载，丹青凋谢，应踵事以增华，惟栋梁之将颓，非一木所能支，土木之重兴，必群策以为力，董事仁等与众谋曰：吾侪被 后德普渡之恩，宜继前哲慎修之志，规模仍旧，气象重新，爰刻于石，永垂不朽云。
神户
福建商业会议所捐金三百元 泰益号捐金壹佰元
横滨
顺和栈捐金壹佰元 鼎丰泰捐金伍拾元 捷裕号捐金伍拾元 德昌号捐金贰拾元（同泉漳会馆） 大德堂捐金十五元 长隆号捐金十五元 东盛隆捐金十大元 怡兴和捐金十大圆 曾卓轩捐金十大圆 吴伟卿捐金十大圆 郑晓初捐金十大圆 广生和捐金十大圆 鲍伟昭捐金十大圆 东盛昌捐金十大圆 万泰号捐金十大圆 同源泰捐金十大圆
上海
东昌豫捐金肆拾元 源昌号捐金贰拾元 德发号捐金十二元 振兴号捐金十二元 德记号捐金十二元 裕记号捐金十二元 德祥号捐金十二元 合和号捐金十二元（同泉漳会馆） 德源号捐金十二元 安记号捐金十二元 福和号捐金十二元 建美号捐金十二元 荣庆号捐金十二元 陈信益捐金六元 庄春成捐金六元 鸿成栈捐金六元 信记号捐金六元
大阪
东顺泰捐金十元 永和栈捐金十元 丰泰仁 永丰德 福泰公 泰生东 庆泰恒 恒增通 天合栈 裕生成 源成东 源成达 义昌信 中和栈 文成栈 天生成 顺茂恒
同和福 义顺兴 元增同 申顺成 福亨成 广德庆 中和盛 西盛永 怡美华 通顺和 天祥益 正祥号 正祥恒 成泰义 永源盛 同和泰 成生同 双来顺
以上各捐金五元
福顺泰捐金二元
长崎
震丰号捐金三百元 永记号捐金三百元 和昌号捐金二百元 福兴号捐金二百元 泰益号捐金二百元 德泰号捐金百念元 振泰号捐金百念元 振成号捐金百念元 德隆号捐金百念元 太昌号捐金壹佰元 东源号捐金壹佰元 宝记号捐金壹佰元 肇记号捐金壹佰元 益隆号捐金壹佰元 盛隆号捐金壹佰元 振隆号捐金六十元（福清） 万顺号捐金五十元 第一楼捐金肆拾元 增记号捐金三十元
生泰号捐金三十元 承记号捐金三十元 四海楼捐金三十元 福兴馆捐金十五元 福泰号捐金十大圆 三山号捐金十大元
募捐 陈世科 林云衢 黄荣敏
许锡尧敬书
帮办 郑永超 刘道桂
大清光绪三十二年阳月 董事萧炳华、欧阳仁、叶书琳 仝众商公立
（捐赠者神户2、上海17、横滨17 、大阪38、长崎25）
7、长崎广东会所重建记（1915）
吾帮侨胞来崎经商，肇于逊清同治初元至十年辛未，始创立荣远堂，建岭南会所，以为乡人宴集之所。即今广马场四海楼附近之旧址也。光绪十年甲申，改称广东会所，重订规约，严权利义务之别，共资遵守，以迄今日，而广东会所之名遂自此始。岁甲午，旧会所不戒于火，连左右房屋一炬而空，事后仅就其遗迹建屋一栋，暂支局面。时房屋既荡然无存，岁入骤减，堂中各号慨然借款，重修基础为之复立，每年以所得租金逐渐摊还。由是阅二十余年，仍限于财力，未能重建新会所，帮众每引以为憾。至民国纪元四年，董事潘君达初因事归国，副董事简君心茹方摄理帮务，洞察时机，毅然任重建之责，提议由合福堂各号征抽厘捐以充建筑之费，众谋佥同，乃嘱予聘日本技师绪方君，就广马场一番会所公有地设计重建。于是刳关朽坏，剪除榛蕨，筑地盘、砌石阶、开庭园、散竹林乃建新会所，以宅厥中所仿西式，分上下两层。上层设大广间一附，以喫烟修馔，两小室以便讌集。楼前有台，可供眺望。下层设中西式客厅各一并有弹子房供众娱乐，馀自事务室以逮庖圊之所，无不清洁通风，一洗旧式建筑之陈腐。中厅所陈桌椅皆来自粤东，予于事前为言于井上关长免征重税，使帮众睹物怀乡，不忘祖国，实有深意存焉。另于会所之右立祠以祀天后，盖存旧日之遗迹也，新所占地约二亩，起工于民国四年乙卯一月十日，至九月十九日始告落成，费赀数万，悉醵自合福堂各号，未尝向外处捐募分文，为海外华侨公会开一新纪元，其义可嘉，其功不可没矣。爰为文记之，以昭示来者，时中华民国四年乙卯九月十九日香山绍贤氏王万年 记。
附列合福堂各号暨经理姓名表
发起人
恒昌号新会李萃石、万昌和南海潘达初、致祥号三水黄守庸、裕益号新会简心茹、永生隆新会华尧阶、三和号新会黄业堂、德源号南海李维芝、均利号南海潘仕熙。
董事潘达初 仝立石
岁次乙卯仲秋吉旦
综观以上七碑铭文，主要能说明三点。第一，会馆最早创立者为泉漳帮的八闽会馆，创建时日本尚未维新，唐馆尚未取消，因此会馆创立于唐馆内，也是诸帮会馆中唯一不与寺庙重合的。碑刻原文中有“八闽会馆始建迄今迨百余年至久，为我帮商旅议公之区”字句，但《八闽会馆总簿》（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资料）又指“兹我八闽会所创自同治七年（1868）”，廖赤阳据此考证18世纪末即有的是八闽会馆的馆舍而不是会馆本身。八闽会馆改组为福建会馆后将福州帮华侨也包括在内，总体上长崎所有会馆公所都创建于1860年之后。因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中有关契约华工的内容才在事实上允许了华侨可以自由往来故乡与海外，华侨回乡不再受到限制，可以公开在故乡活动，到1893年，有关华侨禁令的法律也被废除，华侨身份完全合法化。从1860年以后，碑文中可见华侨身份变得光明正大，另一方面清政府开始争取华侨的支持和资源，各种官方象征开始频繁出现在长崎侨社。1864年悟真寺重修碑请得浙江严州府训导撰写；福建会馆有太子少保曾国荃所书“尚德乐施”匾额，为光绪六年（1880年）“寄寓长崎福建帮众绅商 立”；三江会所、兴福寺1883年重修碑记为有功名的“同知衔花翎遇欠即选知县孙士希”撰写，1893年唐馆土地祠重修时获得清政府驻长崎正理事捐银二十大元。第二、华商环中国海的商业贸易网络并未中断，而是因清政府的正式开埠而更加遍及，妈祖堂重修碑记里可见捐助缘金来自神户、横滨、上海、大阪及长崎本地，三江会所重修碑中虽然没明确到底是哪些“他埠帮人”，但显然也不仅只有长崎本地捐助。清末民初，在“国族”、“统一”的旗帜下，各帮之间的互助交流增加，三江、三山、泉漳三帮在共同轮值维护土地堂、妈祖堂、妈祖祭、盂兰盆祭的基础上，1905年福建、广东、三江三帮共同建立了华侨时中小学校。起初学校以各帮方言教学，随着中国本土国民教育、普及国语运动的推进，海外侨校逐步统一教学语言，1919年时中小学校各班合并，开始用普通话教学。第三，近代化究竟是海外华侨带回中国本土还是因中国本土的变革而传导到海外侨社是一件需要因时因事讨论的事，在海外带回侨乡近代化的资金技术的同时，近代国家的转型也在影响海外，尤其是晚清新政以后。上面的碑文来看，1915年《广东会所重建记》里的措辞“侨胞”与“祖国”令人印象深刻，而此前1906年的妈祖堂《重建碑记》仍在强调妈祖崇拜系“祀典所在”。清末民初的国族塑造、孔子纪元黄帝纪元等运动影响到海外，正式近代国家转型波及侨社的表现之一。又有长崎孔庙重修碑文如下：
重修崎阳先师孔子庙碑（1881）
大清光绪三年（1877），天子命使臣来东，与大日本国修好，越明年戊寅夏六月，瓗以理事官至命来驻长崎，又明年二月上下，率僚友士商诣钱溪孔子庙修释迦奠之礼，将以宣扬圣教，甚盛举也。然而颓垣折桷，庙貌无光，余甚慨之。庚辰冬，乃庀材鸠工自宫墌内外，以至大成殿，及崇圣祠焕然一新，而规模仍旧，盖因长崎前汉学教授向井达夫之请，而瓗与僚友士商集资助之也。余考崎阳圣庙阅二百三十余年矣，创之者寔向井元升君。先在东上町建庙一区，后有元成君者，以地狭隘更迁今所，昔人已详记之。前乎此者大小修理不暇枚举，又增建崇圣祠及圣堂祭器库，皆得唐馆船商之助，相与有成。嗟夫，孔子之道，同符覆载，师表人伦，固无远弗届者欤？或两国素称同文之邦，长崎庀属比邻，士俗所□，彼此无异，其瞻仰圣庙不分畛域也，固宜虽然向井氏世掌祀事，昔非有贤祖父谁，克著美于前，令不□贤子孙昌克继业于后，有其举之，莫敢废之，继继绳绳，与吾土商相引勿替，是所望于向井氏也。夫因为之记并誌，捐金额数于碑阴。
光绪七年岁次辛巳孟夏驻劄长崎港正理事官四品衔
内阁侍读余瓗谨撰并书
长崎圣堂（孔庙）为1639年儒医向井元升将自宅改建而成，是日本江户时代最早建立的圣堂。1713年得到长崎奉行允许以前，唐人极少到圣堂参拜，1713年后唐人陆续向圣堂供奉绫罗绸缎，1734年后供奉砂糖成为定例，此后圣堂的书籍和器物、道具都是在留唐人捐赠。历代掌长崎祀事的向井家继承人在明治维新后改为担任汉学教授，移居东京。同时，随着日本、中国相继以西学为范，19世纪末近代民族国家格局在东亚成型，民族主义开始深入人心。近代海外侨社普遍对中国保持着政治认同，更由于民族主义的高涨，与塑造国族概念相关的中国教育、中国历史在文化传承中的分量加重，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海外孔庙与华文教育的发端可为证明。自康梁等人提倡孔子纪元以来，孔子与孔庙在海外就具有了塑造国家、民族认同的意义。1925年驻长崎领事馆主事魏锡赓在为时中小学校写作《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言时，提到“吾国文庙之在海外者，仅南洋泗水与此耳。”印尼泗水孔庙建于1906年，长崎孔庙虽然可以追溯到17世纪，也一直受到唐船主的捐赠，碑文中提到“前乎此者大小修理不暇枚举，又增建崇圣祠及圣堂祭器库，皆得唐馆船商之助”，但实质上它仍只是日本儒者世掌祀事的日本圣堂，并非真正华侨的孔庙。反观1881年完成的这次重修，以长崎侨社和清政府派驻长崎的理事为主导，自此长崎圣堂变为长崎侨社的孔庙，1905年更在孔庙里设立了时中小学校进行华文教育。无怪乎余瓗所作碑文里提到“余考崎阳圣庙阅二百三十余年矣”，而《时中小学校沿革》里却认为孔子庙创设的时间是时中小学创校前十二年。
长崎孔庙
要之，在民族国家体系发展到侨社不得不选择唯一政治效忠对象、选择是否保留中国国籍之前，海外侨社是侨乡的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各方面意义上的离散社区。侨社与侨乡联系紧密，也与国家有着无法切割的联系。与传统国家不同，近代民族国家波及侨社的不再仅仅是结构，各种政策、甚至风云诡谲的运动也以更快的速度传递。
四、结论
与东南亚诸侨社相比，长崎侨社是一个相对简单但又特殊的华侨社会。它人数较少，没有成批的血缘移民，同时因长崎华侨在明清两代相对合法、不属于“海外弃民”的缘故，商人水手们频繁往来中国与长崎之间，与本土联系更为紧密。也正是因为长崎侨社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在中日铜贸易时期清政府曾经借“总商”、“额商“”之手，试图对之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虽然处于幕府严格管理之下的长崎侨社只有一定的自治权，但无论是幕府还是清政府，都无法改变侨社自我运行的轨迹。在侨社运作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承袭自明清国家-社会的结构，是基层社会的自治方式。悟真寺及其义冢、四大唐寺及其义冢，唐馆中的土地祠、天后堂、观音堂，以及后来在其基础上建立的会馆公所，承担了侨社的祭祀、互助、娱乐、救济职能，如同明清中国基层社会的各种同类组织一样。当晚清中国步入近代化转型的轨道时，侨社也随之转型。新式社团在侨社纷纷建立，其中不乏政治性社团，因中国国家转型的种种变化也投射在海外侨社，尤其是近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所必须的“国族”塑造与统一语言，新式教育也与国内同步。近代国家重视华侨这个资源，政府致力于争取华侨的支持，双方的互动导致了国内外政治生活的同步，民国政府1930年代推出的新生活运动在长崎侨社也制定章程，响应号召。与前近代不同，在近代民族国家体系中，海外侨社作为“离散社区”，在政治运动上更易于受到波及，这是近代华侨在所在国政治纷争中屡次受难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组织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会馆公所因华侨的合法化大量建立，并因其不易受政治波动干扰而在日后显示出比近代新式社团更强大的生命力，在海外保存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体系。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華僑華人文獻學刊》2018年，第1期，頁68-90。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