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韦庆远先生是在八十年代初，那时厦大历史系傅衣凌先生的明清史研究如日中天，吸引许多国内外学者前来交流，韦公即是其一。我帮着傅先生做些历史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的杂事，所以傅先生的客人，不少与我有过从，韦公也是其一。

一来二往，偶缘而来的友情，竟然渐渐有些投机。记得是1985年上半年什么日子，他来厦，恰好我被学校任命为系主任，弄来一身烦恼之时，我们有过一次令我难忘的交谈。他侃侃而论，大意是“官位”是暂时的，学问才是长远的。其言虽属常谈，但其情恳切之至，俨然一长兄，令我感到，对我当时处理若干人事实有帮助。从此我很尊重他的建议，我对他的睿智幽默、豁达风度极为欣赏。

虽然我治唐五代经济史，他治明清史、档案史，有点“隔行如隔山”，但我们仍然互赠著作，不忘彼此。即使他退居广州，交往渐少，他也不忘嘱咐出版社寄来《正德风云》、《明清史续析》等大作，使我倍感他的深情厚谊。

在二三十年的交往中，我慢慢感受到他的刚正不阿的信念和对黑暗政治的憎恶。例如，他的力作《祸由笔墨生——明清史文字狱》一文，就是一例。在这篇长文中，他历数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清康熙帝玄烨、雍正帝胤禛、乾隆帝弘历等人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文字狱，读后令人扼腕长叹。文章告诉我们：“文字狱向来是政治狱案的副产品”，皇权和相权、将权矛盾的产物，乃至与文士冲突的结果，其中又与皇帝的性格、心理因素颇有关联。如朱元璋当过乞丐、游方和尚、造反的红巾军，所以他既自豪又自卑，疑“作则”为“作贼”，“生知”为“僧智”，“法坤”为“发髡”（秃子即和尚），凡有这些犯忌的诗句、文句，一律定罪。更有甚者，他会搞无聊的拆字游戏，有人作诗，内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句，朱元璋竟然指斥说：“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把“殊”字拆成“歹”、“朱”，说是咒他朱元璋，锻成冤狱，对于今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把戏。韦公在论及此案时指出：“这样强词夺理，歪曲原意，原诗作者只能饮恨于九泉！”他对黑暗政治的憎恶之情跃然纸上。

清代文字狱之酷，不亚于明王朝。著名的“维止”文字案就是一例。雍正帝胤禛篡位做了皇帝，所以，他和朱元璋一样猜忌成性，杀戮无情。年羹尧案中一条罪状就是“大不敬”罪，说年的奏文中将《易经》“朝乾夕惕”写成“夕惕朝乾”，就是有“大不敬”罪。浙江海宁人查嗣庭，在任江西考官时出过一道试题：《维民所止》，被人告发是故意砍去雍正的头，实为叛逆。结果查被拘捕，死于狱中，再遭戮尸；子亦被杀，家人被流放。

在封建社会“言者无罪”是很难做到的，以言治罪、以文治罪则为通例，此即为专制统治。联系文革时种种离奇的文狱之灾，不难看出，封建专制及其余毒的清除，任重而道远。韦公的研究，唤醒人们去总结历史经验，追求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民民主与自由，其精神值得我辈长忆和推崇。

我的印象中，韦公是很幽默的人，他偶而也说说自己许多想不通的事，但多幽默自解，并无剑拔弩张、激烈难容之状；况且他见到我，常常笑容可掬，所以我便把他和“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弥勒佛联系起来。做人能在幽默中忍让自解，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

今年我印出拙作《点涛斋诗文存稿》，寄给叶显恩教授，附上一本，请他代转韦公，在电话中叶兄说韦公仙逝了！我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惊愕不已。真是“故人云雨散，满目山川多。”（唐刘禹锡诗句）

（本文原載李慶新主編《師鑿精神記憶與傳習——韋慶遠先生誕辰九十週年紀年文集》，科學出版社，2019年12月，第28-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