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7-28日，由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十三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在厦门召开，来自海内外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五十余名学者，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参与研讨。
立足新起点 关注新问题
论坛开幕式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日根主持，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钞晓鸿、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郑振满分别致辞。钞晓鸿指出，此前民间历史文献论坛已经成功举办十二届，本届论坛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又迈入一个新的纪元。郑振满说明了此次论坛举办的基本情况，呼吁大家在新一轮民间历史文献论坛中，关注文字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并提议组织分论坛与田野工作坊，更加深入地推进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交流与对话。
在主题演讲环节，李孝悌报告《从“钟人杰档”看晚清地方社会的崩解》，通过研读“钟人杰叛乱档案”，论述晚清时期地方社会的瓦解过程，强调必须回到地方社会的脉络中理解中国历史。宋怡明报告《从一个陕西老干部的日记谈中国农村史》，利用陕西老干部侯永禄的日记，分析集体化时代的家庭结构、生育率以及“企业家精神”，讨论国家政策影响之下的老百姓的生存策略。钱杭报告《1950年代浙江瑞安新谱解说五则》，通过对比1950年前后浙江新、老宗谱的编纂情况，指出温州新谱编纂在浙江家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认为新谱的兴修不是旧谱传统的延续，而是新风气开启的结果。丁荷生报告《新加坡“石头记”》，回顾了新加坡华人碑铭的收集、整理及数据库建设过程，并以此为基础整体梳理出十七世纪以来海外华人社会及其跨国网络的变迁。蔡志祥报告《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华社与故乡及世界的联系——以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为例》，以新加坡潮州会馆的纪念特刊（1969-2009）为切入点，考察海外华人社群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及其与宏观环境的关系，揭示华人纪念特刊作为一种特有文化现象与特殊文献类型的重要价值。谢国兴报告《海商与海盗的后裔：从九龙江到许县溪、曾文溪》，比较分析官方调查资料与民间历史文献，并结合方言与仪式传统，讨论十六世纪以来福建移民的迁台过程、族群构成与开发活动，认为台湾早期移民大多来自九龙江口文化生计圈。
多维视域下的
民间历史文献研究
除主题演讲外，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或报告30余篇。按照专题、地区与文类，分为“口传与文字”“海外华人”“制度与社会”“西南地区”“闽浙赣地区”“地方档案”以及“五代碑志”7个场次。
在“口传与文字”专场，学者重点审视文字与非文字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及其与地方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朱忠飞《文字入畲：明清以来中国东南畲民的社会转型与读写世界》考察明中期以来中国东南畲民从“无文字”到“有文字”的社会转型过程，并通过分析畲民书籍和文书，指出畲民认字的目的主要是应对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而文字与口述的传统也在畲民文化中达到互融状态。黄瑜《合款立禁：南方“溪峒”人群的口传与文字实践——以都柳江流域为中心》从都柳江流域峒人的“合款立禁”行为出发，探讨南方“溪峒”人群的口头传统与文字实践之间的互动机制。覃延佳《多面的清明：广西上林壮族祭祖礼仪中的文化叠合与主体交互》分析广西上林地区壮族的祖先祭祀活动，认为清明祭祖行为既表现为大一统文化与地方文化的相互叠合样态，又作为地方人群的礼仪实践发挥着社会联结作用。韩朝建《地方传说的儒家化——明清山东德州四女传说与运河社会变迁》考述明清山东德州“四女”传说的流变情况，说明地方文化不断建构的演化过程，探讨传说演变与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联系。
在“海外华人”专场，华人社群建构、灵魂和死亡问题成为讨论热点。蔡志祥《1907年新加坡的中元节与驱瘟逐疫》通过比较华文报章和英文报章有关1907年新加坡中元节的报道，揭示华人与洋人在对待逐疫仪式上体现出的文化差异，探讨民众如何应对瘟疫与亡灵的恐惧。许源泰《新加坡福建义山研究——以恒山亭和武吉布朗墓碑资料为中心》论述新加坡恒山亭的创建年代、社会功能及维持模式等，揭示其对于传续华人传统文化习俗的作用。曾衍盛《马六甲青云亭善信结构之恒与变初探——以捐缘簿和植福疏文为中心》通过分析《呷国青云亭旧条规簿》等文献，考察马六甲青云亭的善信结构形式的变迁及其国际化等新趋势。郑莉《教派与同乡：诗巫华人社团文献研究》利用社团文献、教派文献以及景观建筑，考察诗巫华人结构的演变过程，认为其逐渐呈现出从教派到同乡的态势。
在“制度与社会”专场，聚焦点是赋役制度的运转与乡民的日常生活。赵思渊《知识传承与系统重组：太平天国战后苏南田赋征收组织的恢复与演变》利用《丁日昌集》中的相关记载，考察太平天国战后苏南地区恢复册籍系统、重建包税体系的历史过程。饶伟新《红白之间：晚清民国赣南土地交易中的税粮推收与征纳》通过分析晚清民国赣南地区30余份收除同票和推收凭单，探究“户”的结构与内涵，讨论围绕土地交易、税粮征收形成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刘永华《晚清乡民的政治体验：徽州婺源程家的个案解读》利用徽州排日账文献，从钱粮征收、纠纷调处、神庙祭祀等角度，阐述婺源程家与王朝国家及其代理人之间的互动经历，以理解清代普通民众的政治体验。董乾坤《晚清山区乡村社会中的佣工、身份及其家庭经济——以胡廷卿收支账簿为核心的考察》运用晚清胡廷卿账簿，考察雇工与雇主之间的社会关系，揭示晚清山村不同人群的生存状态。
在“西南地区”专场，议题比较多样，涉及移民认同、制度变革、文本意义等多个方面。李军《明代宦官家庭初探——以墓志碑刻为中心》利用墓志碑刻等资料，考察明代宦官的娶妻养子现象与家庭形态维系情况，并讨论明代宦官家庭对当时社会造成的影响。黄权生《苗疆边缘“中心地”的移民：明清“麻阳”人口流动研究》结合文献记载、地名资料与实地调查，分析明清时期麻阳移民的迁出模式与特点，考察麻阳作为移民圣地的形成原因，探讨麻阳移民构建地域认同的方式途径，论证麻阳是苗疆最重要的移民祖源地。江田祥《清雍正朝广西驿夫研究——从桂林府兴安县<万古沾恩>碑说起》在释读《万古沾恩》碑的基础上，梳理雍正帝在全国范围内整顿驿传制度的历史过程，分析雍正朝广西地区的驿夫问题，探讨当地驿夫与地方人群的关系。郭广辉《族规生成与社会变迁——清代中后期成都刘氏族规碑刻研究》运用清代中后期成都刘氏族规碑刻，探讨家法族规的形成过程与生成原理，认为族规是地理环境、资源配置、权力结构与地方知识等综合作用的“层累”结果，反映了清代地方社会的结构过程。苏东来《失落的古城：从碑刻中发现城厢》介绍四川南溪县宋家镇的地理位置、行政沿革以及地方来历，并通过碑刻分析明代老民与清代新移民之间的关系。张铭《流芳与资治——川西南碑刻所见地方公共事业研究》通过川西南地区碑刻资料，指出方志碑刻的“资治”性与民间碑刻的“流芳”性，探讨历史时期官方与民间如何推动川西南地区的公共事业建设。刘兴亮《缪荃孙金石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以川渝石刻研究为线索》从缪荃孙川渝金石研究的角度，考察其搜访、椎拓和研究川渝石刻的经历，认为缪荃孙在承袭传统金石考据的基础上，对金石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均有所创新。
在“闽浙赣地区”专场，学者主要关注山区开发、宗教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祁刚《宋以来浙南山区的流动人群——以泰顺<仙居张氏族谱>为中心的考察》论述宋代以来浙南山区开发的时空过程，揭示流动人口和产业移民在山区开发中的显著作用，认为宋明时期浙南山区开发是不同人群对其地域关系的生产、组合与调整。曾龙生《清代正一道张天师继承制度再探》主要以《龙虎山志》和《留侯天师世家宗谱》为中心，阐述清代正一道张天师继承制度的基本内容与两次危机，认为天师继承制度受到皇位继承制和宗法的双重影响。魏德毓《晚明以来佛教与地方社会关系初探——以福州宗教碑铭为中心的研究》利用福州地区寺志、地方志、碑刻等资料，探讨晚明以来佛教寺院、僧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王涛《天海斋藏福建家族契约文书述略》讲述其所藏福建家族契约文书的搜集缘起、整理出版情况以及地区背景，并指出这些家族契约文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地方档案”专场，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内在关联得到重点讨论。徐斌《1950 年代初期湖北水产市场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北水产市场的社会主义改造，探讨现代国家政权深入湖区管理的历史过程，展现国家统治机理与复杂社会现实之间的缠绕与张力。罗桂林《“铭刻”历史与“树立”权威——日据时期台北碑铭研究》着眼于日据时期台北新制碑刻对原有碑铭传统的延续及其出现的新变化，认为碑铭的形制与空间配置的改变具有树立殖民统治权威的意味。陈启钟《永定西陂村红色革命与宗族内部纠纷──以民国档案为中心》利用永定县民国档案，考察当地革命与反革命活动，讨论红色革命对乡村宗族内部结构的影响。李平亮《从乡族组织到新式社团：清末民初政治变革与乡村社会权力格局的演变》，通过分析江西地区乡族组织与乡村社会、乡族组织与新式社团以及新式社团与乡村自治的互动过程，讨论清末民初时期政治改革与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迁之间的有机联系，揭示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延续性与冲突性。
此外，本届论坛还特地设立“五代碑志”专场，旨在理解中古碑刻的民间性和官方性，促进不同时代文献研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与会者在对墓志进行文本剖析的基础上，探讨中古时期的社会流动、文武关系、男女地位以及家庭豪族等问题。李宗翰《魂归异乡（祖仲宣）》利用祖仲宣墓志，考察五代时期中底层文官的阶层流动、家庭结构与婚姻策略，探讨墓志之目的与时人价值观。山口智哉《周旋八朝于乱世（刑德昭）》在释读墓志内容的基础上，论述唐末五代官僚刑德昭的官职经历、人际关系以及婚姻网络。刘祥光《妻弟与妾子（吴蔼、曹氏、李氏）》通过考述吴蔼寡妻的墓志，讨论唐末五代时期家庭中的男女相对地位问题，认为对维持门户贡献的大小是影响其家庭地位高低的重要原因。陈韵如《庶姓家庭的崛起与衰落（庞令图）》从庞令图墓志铭所反映的任职经历、家庭婚姻以及物质信息等，探讨唐末五代时期庶姓家庭的流变历程。
总结研究经验 探索学科前沿
本届论坛圆桌讨论，在郑振满的主持下，与会学者围绕民间历史文献的数字化建设、民间历史文献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等问题展开学理性讨论。郑振满指出，本届论坛出现许多诸如墓志铭、墓碑等新文本，大家深入探讨文字如何上山出海、日常生活逻辑中的文字意义等议题，关注文本本身的性质和意义，力图在具体的情境下解读文本，同时尝试开展更多的跨文本研究，从民俗、仪式等角度理解文字的意义。丁荷生认为，目前民间历史文献学与图书馆学尚未完全打通，应当以各类民间文献为基础，打造综合性数据库，并从实际的复杂性思考文献之间的联系。钞晓鸿从搜索发现、整理解读与研究利用等方面，提出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发展方向，并强调必须做好民间文献与原有文献之间的衔接工作。钱杭呼吁年轻学者抓住一组专题、力求穷尽资料，提示五代碑志研究应当注意周代、汉唐的碑铭传统。谢国兴指出，学者在利用数据库中的资料时，必须做好基本的校对工作。李孝悌认为，研究者需要回到资料本身的整体性，不可单独检索个别的字词，避免造成片面的理解乃至误解。刘志伟分享中山大学契约文书的整理情况和在整理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刘永华提议更多地关注民间文献中的各种抄本，针对抄本的不同类型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做好类型化解读。张侃认为，尽管目前文本解读方式更加丰富，讨论的问题也愈加多样，但民间历史文献的“民间性”却被忽略，必须回到田野和日常生活体验中解读民间文献，避免出现过度推论和先入为主的情况。李平亮指出，研究者不仅要思考古代经史传统与民间历史文献的关系，也要重视近代知识观念如何进入民间历史文献当中。最后，郑振满总结时强调，研究民间历史文献，必须从当地人和当事人的立场出发，立足具体的历史情境，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
综合来看，本届论坛的论文与报告，问题意识比较明确，解读方法丰富多样。不仅在文本类型上实现突破，而且在时空范围上有所拓展。在文本类型上，除文字资料外，口头故事、风俗习惯、仪式活动等均成为学者开展研究的宝贵素材，表现出明显的跨文本与超文本倾向。在时间上，上至唐末，下至当代，更加体现民间历史文献的连续性与长时段性。在空间上，从大陆本土到海峡两岸，再到海外华人社区，愈发彰显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全球性与跨区域性。总之，在此次论坛中，与会学者畅所欲言，思想火花持续碰撞，一方面对以往民间历史文献研究进行理论思考与方法反思，另一方面也明确未来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取向，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民间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进程。
（本文撰稿人張家喜，原載中國社會科學網2022年3月22日。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