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31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56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和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简帛古书与传世文献”。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正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常森作引言，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孟庆楠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程苏东、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李林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后李秀男出席并参与讨论。本次论坛为“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系列活动之一。
论坛伊始，孟庆楠老师介绍了“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系列论坛和本次讨论主题。文献学既是学科方向，也是一种对文学、史学、宗教学等诸多学科具有辐射作用的方法。本系列论坛旨在邀请非文献学专业的学者介绍自己如何将本领域研究与文献学方法相结合。此次论坛的两位引言人都将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为切入点展开讨论。
上博简《孔子诗论》“小雅”
论残简阙文与相关诗学问题
首先发言的徐正英老师报告的主题是“上博简《孔子诗论》‘小雅’论残简阙文与相关诗学问题”。徐正英老师认为，《孔子诗论》对《诗经》的讨论可以分三个层面：先分组逐篇解读《诗经》63首（包括６首逸诗）作品的文本内容；再分类归纳评述“颂”“大雅”“小雅”“邦风”四大门类作品各自的整体内容性质与整体风格特征；最后揭示诗、乐、文三大文艺类别的各自本质。其中第二个层面开启了“颂”“大雅”“小雅”“邦风”理论正式研究的先河。徐正英老师本次报告将在他对“大雅”论和“颂”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小雅”论展开。
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三、四简选自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徐正英老师表示，第三简“小雅”论简文中为“小雅”定性的关键句“小雅□□也”残缺，他将其补为“《小雅》少德也”，理由有二。其一，就情理而言，“大雅”论简文为“《大雅》盛德也”，“颂”论简文为“《颂》平德也”，因此“小雅”论也应从有无、好坏、大小、盛衰等字中挑选构成“某德”。根据后面的简文称“多言难而悁（怨）怼”，可以判断为负面词汇。又根据“衰矣少矣”的简文，少一般与小互用，所以补为“少”字。其二，就实证而言。上博简的备简中有“小雅亦德之少者也”之文，佐证了上述推断。此外，徐正英老师还对第四简提出了新厘定。他认为，根据字形可以推断，马承源先生厘定的“诗亓（其）猷坪（平）门”的“坪”字应为“塝”字，意为广大的城门。第三、四简文合起来表明，孔子认为“小雅”批评少德，主要书写苦难内容和怨愤情绪，以此揭示政治的衰败和当政者的少德。诗歌就像敞开的城门供人出入一样，是供人抒发宣泄情感的宽敞通道。
《毛诗注疏》节选清武英殿刻本
随后，徐正英老师讨论了简文对“小雅”内容归纳评述的准确性问题。“小雅”论简文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前述对“小雅”的定性，二是在批评少德的作品中，多书写苦难和怨愤情绪，三是另收有书写民众忧患和上下级不和两类作品。通过对读简文中的归纳概括与《诗经》文本，对读简文中对“小雅”20首诗的评述和历代学者成说，可以发现“小雅”诗涉及到内忧之难、外患之难、时事之难等3种难，忧世伤乱、老矣无妻、怨怼谗言、婚姻不幸、流民遭遇、朋友无情无义等6种怨愤情绪，以及民众自我叙述苦难、民众抒发忧患情绪、对民众遭遇表达同情等3类“民之有其患”，君臣不和、朝中大夫与执政大臣不和、同级官僚的不和、一般官场的上下不和等4种“言上下不和”的情况。总的来看，74首“小雅”作品仅字面上涉及到上述四方面的就有57首，其中直接描写怨怼的有37首，足见简文与《诗经》文本深度吻合。
唐 陆柬之行书陆机《文赋》节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最后，徐正英老师总结了孔子“小雅”论的三个诗学贡献。第一，孔子在论“邦风”和“颂”的简文中都兼谈内容与风格，唯独“小雅”论只有内容概括，没有风格特征。徐正英老师认为这是孔子有意为之，苦难与怨愤的内容书写本身就是情绪的抒发，体现了以怨之情论“小雅”的风格。第二，初步确立了“诗缘情”学说。虽然“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传统都源于《诗经》，但从传世文献看，两大理论发展极不平衡。《左传》记载孔子六岁赋诗言志说明彼时“赋诗言志”已是成语，《尚书·尧典》标志着“诗言志”学说正式形成。“诗缘情”学说则直到西晋陆机才正式确立。“小雅”论简文的发现将“诗缘情”学说的确立提前了700年。第三，《孔子诗论》虽受季札影响，但亦有修正。比如季札说“小雅”“怨而不言”明显与文本不合，孔子将其修正为“怨怼戚患”。孔子的态度也被后世刘安、司马迁继承归纳为“怨诽而不乱”。
徐正英老师在论坛现场
新出土文献与屈原辞
第二位发言的是常森老师，报告题目为“新出土文献与屈原辞”。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发现战国竹简，其地与屈原生活的区域相隔不远。李学勤先生推断郭店一号墓的年代最晚不迟于公元前300年，这与一般认为的屈原自沉之年公元前278年相距不远。上博战国楚竹书被认为是楚国迁郢都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品，也与屈原生活时代有所关联。常森老师认为，上博简、郭店简中的儒典对屈原辞有较大影响，本次报告主要涉及的部分是郭店简《五行》和上博简《孔子诗论》。
清 陈撰《屈原图》轴纸本设色，天津博物馆藏
常森老师首先提出，郭店简、上博简中的儒典主要是儒家八派中“子思之儒”的著述。原因有二。其一，郭店简所见早期儒典中有承载子思五行学说体系的重要著作《五行》。其二，郭店简儒典中有记载子思事迹的《鲁穆公昏（问）子思》，还有子思纂录、“记夫子之言”的《兹（缁）衣》等。上博简也有《䊷（缁）衣》。
郭店简《五行》（节选）选自《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 郭店楚墓竹书》
常森老师认为，巫咸降神告吉一事是解读《离骚》所有重要隐喻的钥匙，这正与郭店竹简构成了有组织的文本关联。巫咸降神告吉出现在主人公三次远求美女失败之后，彼时主人公“心犹豫而狐疑”，但巫咸讲完一系列君臣遇合的往事后，主人公便“历吉日乎吾将行”。关键在于，这些君臣遇合的往事几乎全部出现在他生活时空中的那批竹简里。郭店简《穷达以时》中提及的舜-尧、咎繇-禹、傅说-武丁、吕望-周文、管夷吾-齐桓、百里-秦穆、孙叔-楚庄七组君臣中只有管夷吾和孙叔-楚庄未在屈原辞中出现。
王国维手校汲古阁刻洪兴祖《楚辞补注》
更重要的是，《穷达以时》所表达的，臣子的穷达是由人所无法干预的天时所决定的观念反复出现在屈原作品中，比如《离骚》“吾独穷困乎此时也”。此外，《穷达以时》提出君子在不通达的时候也不应改变对德行的持守，要修身端行以俟其时。这也正是屈原遭遇现实政治不顺时的选择，比如《九章》“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对于《穷达以时》和屈原辞间的这种关联现象，常森老师称之为“对象文本之间的‘有组织的关联’”。他提出，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在文本上偶然一现的关联并不重要，这种有组织的关联才值得重视。
常森：《简帛〈诗论〉〈五行〉疏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接下来常森老师以芷兰意象为核心分析了郭店简《穷达以时》、上博简《兰赋》和传世文献《离骚》三个文本两两之间的有组织的关联。以芷兰比君子是屈原辞的最重要隐喻之一，也可见于《穷达以时》和《兰赋》。比如《穷达以时》有“芑（茝/白芷）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嗅而不芳”，《兰赋》更有多个相关文段。此外，《兰赋》也借对兰的描绘，表达了穷达以时、修己待时的观念，因此与《穷达以时》构成了有组织的关联。至此，我们可以推断以芷兰比君子、君子穷达以时、修己以待时这三方面的意指以郭店竹书所见早期儒典《穷达以时》为上源，以上博简所见早期儒典《兰赋》为过渡，之后流衍为《离骚》等屈子辞，从单纯到复杂，从单向度到多向度，与时俱进，最终在屈子手中蔚为大观。
郭店简《穷达以时》（节选）选自《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 郭店楚墓竹书》
由于时间所限，常森老师简要介绍了上博简《孔子诗论》、马王堆及郭店简《五行》和传世文献《离骚》等屈原辞三者间以“以色喻于礼”为线索的两两有组织关联。关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他强调虽然出土文献在载体和呈现形式上有其特殊性，但是作为“文本”与传世文献相较并无特殊性。中国古典学的深度取决于深度掘发这两种文献的“互联互通”，而具有相当程度自明性的“文本间有组织的关联”便是“对象文本的互联网”。
常森老师在论坛现场
讨论环节
讨论环节，三位与谈人分别就引言提出了一些评论和问题。
论坛现场
程苏东老师提出，徐正英老师的研究启发我们重新认识诗学史中“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理论的发展历程，比如，为何汉人更喜欢“志”的概念？是否可能早期“志”与“情”并没有特别严格的界限，只是后来才出现了分化？程苏东老师对常森老师提出的“文本间有组织的关联”尤有共鸣，并进一步提出，近年来他在研究中越发感到先秦文献可能是相互勾连的一张网，传统的研究单一作家作品的方式也许对先秦文献有很大问题。李林芳老师表示两位老师的研究都非常有启发性，若借由《孔子诗论》反观传统诗经学对《关雎》的研究，可以发现《毛传》在一些方面延续了《孔子诗论》对情的强调，而这些部分在《郑笺》中荡然无存。比如“寤寐思服”之“服”字，《毛传》解为“思之也”，《郑笺》解为“事也”。李秀男老师提出，孔子自身是不遇之人，《荀子》中亦有相关讨论，因此可能关于不遇问题，当时儒家思想体系中已有成说。关于如何确立简帛古书与传世文献间关联的问题，李秀男老师结合自己比对马王堆帛书《十六经》与传世文献《国语·越语下》的研究认为，《十六经》中描述的黄帝战蚩尤的场面很可能借鉴了《国语·越语下》中勾践灭吴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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