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历史文化研究（或称“潮学”）不是蔡鸿生教授主要的学术领域，但如他自己所言，“身为潮籍学者，被韩江水哺育长大，就该领域的研究，即便不从事，也得关注，这是义不容辞的。”正是因为对潮汕故乡的这种情怀，蔡老师自觉不自觉地关注潮州历史文化课题，相关论著眼界宽广，功力深厚，探赜发覆，对后起者富于启迪意义。

蔡鸿生教授1933年农历四月十七日出生于汕头市，其故里是澄海县下蓬区（今汕头市龙湖区外砂街道）大衙村。他在《尼姑谭》一书“引言”讲到：“儿时依母，爱跟妈妈上外婆家。沿堤而行，走近村口，榕树荫下有座破败的庵堂……”记录了孩童时代的故乡记忆。大衙渡口附近的云水庵至今犹存。

1939年6月日军占领汕头，潮汕沿海陆续沦陷，蔡老师随任职于饶平县政府的父亲，迁居地处内陆山区的饶平三饶镇，在当地有名的琴峰小学和饶平一中读书。就是在战时的流亡生活中，由于父亲的督责，他开始接触学习中国传统文史。70余年后，蔡鸿生教授在《藏六居学记》中这样回忆这段难忘的经历：

孩提时代，正值十四年抗战，随父母过流亡生活。后来栖身于一座山城，总算远离战火，并有机会念小学了。父亲于谋生之余，忽发雅兴，想起教儿子读古文、练书法的事来。从此，我放学回家就不得安宁，除临颜真卿帖外，还要背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告鳄鱼文》等等。这类旧式的家庭作业，旨在驯化儿童的野性，虽不能说从此给我种了“唐”根，但确实有些潜在的影响。后来听人提起“汉唐”或“唐宋”，总觉得唐宗比宋祖或汉帝更亲近一些。(蔡鸿生《蔡鸿生史学文编》“自序——藏六居学记”）

蔡老师的父亲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曾在汕头同济中学当老师，这样严格要求的“家庭作业”应该是能够“初见成效”的。2004年3月，笔者与刘志伟陪蔡老师回潮汕考察5天，行迹包括汕头市区、澄海、南澳、饶平、潮州等地，也有机会重访三饶，见到当年房东家的一对儿女，时年88岁的姐姐陆秋月和81岁的弟弟陆长茂都还记得少年蔡鸿生的字写得很好，在当地很有名。

抗战胜利之后举家回到汕头，1946年9月蔡老师进入汕头海滨中学（1950年改称“华侨中学”）读书，1951年7月中学毕业，即到汕头职工业余学校任教。1953年9月，20岁的蔡鸿生离开故乡，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继续求学，是当时中山大学第一届五年制本科生。

1958年蔡老师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因成绩优异而留系任教。次年即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影响深远的《十九世纪后期东南亚的“猪仔”华工》一文。这篇两万多字的长文，大量引用笔记、文集、民歌、外交文书和东南亚当地文献，系统描述了东南亚“猪仔”贸易的历史背景、贸易机构及其活动、各“咕哩埠”的华工生活状况、“猪仔”华工的反抗斗争等方面情况。令人感兴趣的是，潮汕成为文章讨论“猪仔”贸易情形的重点地区，作者利用《韩江记》《马来亚潮侨通鑑》《潮歌》《清季外交史料》和潮汕地方志的丰富记载，揭示了咸丰到光绪年间汕头“猪仔馆”开设的情形，以及潮籍工人出洋的经过和在东南亚各地劳作、生活的具体情况。该文可以说是蔡老师关注潮汕历史文化问题最早的研究作品，资料丰富，内容翔实，识见系统深刻。引人注目的还有，文中较大篇幅引用潮汕民歌《心慌慌》和林大川《韩江记》中的“搭（虫+習）歌”，描述潮汕“猪仔”劳工出洋的过程及其在南洋的心境，包括潮汕民众出海劳作而被强掳出洋当“咕哩”的故事，是为以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进行潮汕地方历史研究的较早范例。重视民间资料（包括唱本、俗曲）的利用，是蔡老师史料运用的特点之一，一直到几十年后出版《尼姑谭》，其中也利用了大量从唐代到清代的说唱材料，包括潮州方言歌《人呾尼姑怎有仔》。

以后数十年间，蔡鸿生教授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在唐代蕃胡的历史与文化、俄罗斯馆与中俄关系、佛教文化史、广州口岸与西洋文明等学术领域辛勤耕耘，贡献卓著。而对家乡历史文化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也始终是蔡老师学术关怀中不时呈现的一条线索。

1991年，蔡鸿生教授发表《清代苏州的潮州商人——苏州清碑<潮州会馆记>释证及推论》（《韩山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一文。其时蔡老师兼任广州高校潮汕文化促进会会长，这是他有关潮州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一篇专论。该文利用乾隆四十九年“潮郡众商”在苏州潮州会馆树立的《潮州会馆记》，包括碑铭所附《潮州会馆祭业十八项》及其“后序”和“后跋”，讨论了清代苏州潮州会馆的地理位置与建筑格局、内部管理制度与领导人物、潮州商人参与乾隆南巡两次迎驾盛典的情形，潮州会馆的财产及其宗教活动。特别是在“推论”部分，从园林、灯谜、茶具、语词等诸多文化元素，指出“染上吴俗的潮商，很可能成为苏州文化向潮州地区传播的媒介”，“只求对潮州文化中何以吴俗特多的现象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在这一论文中，蔡鸿生教授一如既往地展现了在地域文化研究领域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开阔眼界：

至于潮州文化本身，除继承前代遗产外，还有一个吸收外地文化例如苏州文化之类的问题。当今，区域研究方兴未艾，前景喜人。可以预期：历史整体性的认识，必将突破偏于一隅的观察，走向新的高度。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饶宗颐教授等前辈学者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也由于改革开放后潮汕地区经济社会的迅速变化，以及海外潮人对家乡历史文化研究的关注与支持，汕头大学与汕头市分别组建以潮汕历史文化为对象的研究中心，成立国际性的“潮学”团体，出版研究丛书和学术刊物，举办系列学术会议，以“潮学”为文化符号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1992年，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杜经国教授到广州拜访蔡鸿生教授，商讨组织中青年研究力量，以共同推动“潮学”发展，并为即将创刊的《潮学研究》组稿。以后近10年间，杜经国教授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大看望蔡鸿生老师，讨论有关“潮学”研究的学术问题与其他具体事宜。而杜教授每次来穗，蔡老师都会召集我们这些潮籍文史学子和广州地区各大学、研究机构从事相关工作的同行一起参与聚会，讨论问题并接受具体任务。实际上，我们同辈的多位同行能走上与“潮学”有关的区域历史文化研究学术道路，与蔡鸿生教授、杜经国教授等前辈学者循循善诱、因势利导的指引是分不开的。

1994年，在《潮学研究》创刊号上，蔡鸿生教授发表了对认识潮汕历史文化特质，开展地域社会历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关于“海滨邹鲁”的反思》一文。从宋代开始，“海滨邹鲁”一直是潮州人津津乐道的对本地历史文化的赞词，在这篇文章里，蔡老师指出，在用“海滨邹鲁”之类的词语概括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质时，不但要考察其精英文化，更重要的是要关注民间文化。他提出了潮汕文化研究一系列引人入胜的课题，如可以从语言、戏曲这些非物质文化事像，或从桥梁、房屋之类的物质文化事像，去探寻闽潮文化的因缘；对作为“海滨邹鲁”对立面的海盗和海商，应该从民间生计和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给予更多的注意；对潮汕地方丰富而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更有众多课题应做更加深入的研究；而对于民间的种种“陋习”，研究者也不能熟视无睹。蔡鸿生教授作为一个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再三强调“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负担，‘海滨邹鲁’并不意味着一片光明。”他指出，文化研究应该脚踏实地，从专题做起，要鄙弃那些哗众取宠的“高空作业”，告诫后起的研究者：

文化研究的难点，不在“文”，而在“化”。文化的矛盾性和模糊性，往往使人如坠五里雾中，要抓精神实质，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专题研究的支撑，勉强作出“甲、乙、丙、丁”的概括，表面上顺理成章，其实无异“蜃楼海市”，是未必于事有补的。多一点实学，少一点游词吧。

这种充满辩证法思想的实事求是的专业态度，是蔡鸿生教授学术精神难得的本质特征之一。例如，他在讲到“海上丝绸之路”时，也念念不忘地强调要尽量避免“粉饰和虚构”，应该回到实际的历史场景上去：“某些趋时文章描述的南海道是牧歌式的，好像两千年来那里都在平静、顺利地运送丝绸，这是一种粉饰和虚构。所谓南海道，是一条商道；所谓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商路，是做生意，不是找朋友。”（蔡鸿生《南海交通史研究若干问题浅探》，《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1期）

也是在1994年，蔡鸿生教授在研究宗教文化史多年积累的基础上，于《中山大学学报》发表了《岭南三尼与清初政局》一文，结合明清之际广东地区“征服与复国”的历史背景，讨论了明朝周王之女尼日曜、天然和尚之妹尼来机（俗名今再）和平南王尚可喜之女尼自悟（民间称“王姑姑”）遁入空门的经过和生平际遇。其第二部分“望云庵里的流亡郡主”，描述尼日曜在父亲于广州殉难之后，追随南明礼部尚书、饶平人黄锦的夫人皈依佛门，在潮州府城望云庵祝发为尼的故事。望云庵因郡主在此出家而被民间俗称为“王姑庵”，从此成为潮州一处胜迹。林大川、丘逢甲等知名文人对此事多有记述，“王姑”故事在民间也流传出许多不同的版本。而蔡老师撰写此文的核心，旨在通过王朝交替历史背景下几位家世不凡的出家女子的经历，说明“天崩地裂”之际岭南的社会环境与政局变迁，从而赋宗教史以政治史的意义：

按其社会意义来说，明清之际的遗民尼姑，是不能与一般遁世者等量齐观的。在她们身上，体现着家国之痛和兴亡之感。日曜、今再和自悟，尽管各有一格，但都是17世纪政治风云的产物：“胜朝遗老半为僧，短发萧萧百感增。谁识天家留佚女，比丘尼派衍南能。”丘逢甲为潮州王姑庵而发的这段感慨，可说是异代同悲，给岭南三尼的历史形象，注入了一股庄严的气息。

2001年蔡鸿生教授应约为陈泽弘先生《潮州文化概说》作序，落笔之时自然而然地提到“一缕乡情”引致的牵挂：“我虽生为潮人，但少即离潮，从求学到寄寓于白云珠海，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在自己身上，尽管潮味越来越薄，但对乡亲父老的感念，却久久未能忘怀。”尽管如此，他仍然指出必须辩证地看待“海滨邹鲁”之类的概括性语词：“像其他的区域文化一样，潮汕文化也是一个矛盾性的历史实体。‘海滨邹鲁’的简明公式，并不能概括它的全貌。”强调要“超越传统的单一性观念，敢于正视儒雅与强悍并存的客观事实，于弦歌中听到战鼓，进而揭示文化心态的二重性。”2005年答《广州潮讯》编者的采访时，他更加系统地提出了潮学研究任重而道远的学术目标:

自从老前辈饶宗颐先生倡导潮学研究以来，该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方志的整理，潮剧、潮语、潮俗，还有潮州文化史、民族史、移民史以及海外潮人等等的研究，都纷纷结出硕果。如何进一步把潮学研究从地方性的学术研究与全国性以至国际性的学术研究接轨，看来是今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蔡鸿生教授精彩语录》，《广州潮讯》2005年第1期）

蔡鸿生教授一贯主张从事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要注重文献解读，指出“文化研究如果不以文献解读为依据，往往容易产生主观随意性，徒有体系化的外观，缺乏实质性的论正，未必于事有补”。（蔡鸿生《文献解读与文化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在其潮州历史文化研究中，一个难得的范例，就是关于唐代潮州与“昆仑奴”关系的讨论。在前辈学者工作的基础上，蔡老师较早关注唐宋时代“昆仑奴”的历史，2000年就发表了有影响的《唐宋佛书中的昆仑奴》一文。2004年3月，他应邀为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所做学术演讲，题为“唐代潮州鳄鱼滩上的昆仑奴”。在这次较充分体现蔡老师渊博学识与深厚功力、炉火纯青的讲座中，蔡鸿生老师先以《岭表录异》关于李德裕被贬潮州，路过鳄鱼滩的一段往事，说明唐代已有“昆仑奴”到过潮州地方，这可能是潮州地方最早有外国人的记录。接着以宋代《太平广记》和《唐语林》为旁证，力求证明《岭表录异》的记载应该不是“孤证”。然后旁征博引地以唐宋笔记、诗文、传奇、小说的资料，描述昆仑奴的族属、形貌和技能，进而阐述研究这个课题的学术意义。最后，再以“读和思”为题，与听讲的同学讨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讲座以小见大，环环递进，丝丝入扣，呈现了“读史求识”的境界与魅力。在2014年发表的《岭南昆仑奴遗事》（《学术研究》2014年第4期）中，蔡老师以“潮州鳄鱼滩上的昆仑奴”作为该文的一节，辑录了10年前这次演讲的主要内容。季羡林先生曾对蔡鸿生老师的学术风格有如下评价：

鸿生先生的学风是非常严谨的。他使用资料必求其完备翔实，论证方法必求其周密无隙。他涉猎极博，中国古代典籍，固无论矣，西方学人研究所得，他也决不放过。居今日而谈学问，必须中西兼通，古今融会，始能有所创获，有所前进……蔡先生在这方面是殚精竭虑，精益求精的。他之所以能多有创获，其原因就在这里。（季羡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序》，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

细读蔡老师关于唐代潮州与昆仑奴关系的阐述，对季先生以上的看法，自然又多了一分理解。

2015年，家乡澄海中学建校百年，编有《百年澄中》一书，请蔡鸿生教授作序。八十二岁高龄的蔡老师欣然应允，耄耋老人下笔依然“潇洒流利，生动鲜明”，也依旧对故里和年青一代充满了温情：

我虽籍隶澄海，但未能与澄中结下学缘，实为憾事。承命撰序，不敢说不。只好在校门外遥致敬仰之意，战战兢兢地略撰序言，为澄中校庆助兴，并祝其后续的“百年”更加辉煌。

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讲堂上，蔡鸿生教授一再强调：“历史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知人论世”。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他是不折不扣达致这一目标的。蔡老师还讲到，陈寅恪先生讲“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要是“将这25个字浓缩，就是陈寅恪主张的‘脱俗求真’四字”，“那个简直就是‘系训’啊”（蔡鸿生《关于知、识、文的联系与区别》)。回想起来，蔡鸿生老师一辈子读书治学，恪行的也正是这样的标准。所以，窃以为将“知人论世，脱俗求真”八字，作为这篇简短的纪念文字的题目，可能还是合适的。

“身为潮籍学者，被韩江水哺育长大，就该领域的研究，即便不从事，也得关注，这是义不容辞的。”正是因为对潮汕故乡的这种情怀，蔡鸿生教授自觉不自觉地关注潮州历史文化课题，相关论著眼界宽广，功力深厚，探赜发覆，对后起者富于启迪意义。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汕頭日報》2021年2月11日。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