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刘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此次采访。首先，想请您分享下早年的求学经历，有哪些学缘与机缘促使您进入历史研究领域？

答：1987—1994年，我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读完了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当时的南洋研究所（后改为研究院）工作了四年。当时厦门大学的学风，不看重学科畛域，跨学科交流的风气浓厚。厦门大学有社会经济史研究传统，傅衣凌先生主要研究明清，韩国磐先生关注魏晋隋唐。傅先生倡导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以区域为导向，注重民间历史文献的发掘，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关联，这种做法与纯粹的经济史不同。同时，厦门大学也有人类学研究的传统，人类学家林惠祥曾在厦门大学长期开展教学研究。我读本科时，学校已成立了人类学系。历史学、人类学两系同学住在同一栋楼，平时也经常一起上课，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有频繁的交流。

大一、大二时，我对先秦史、隋唐史比较感兴趣，学年论文做的就是先秦史的题目，指导老师是施伟青老师。隋唐史方面，我认真上了杨际平老师讲授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等课程，他在课上介绍如何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均田制，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论文，就是这门课的课程论文。大三开始，我的兴趣逐渐转移到明清史，在郑振满老师的指导下研读明清社会经济史、社会史论著，并在他的指导下完成本科毕业论文。之后，跟随杨国桢老师、陈支平老师读研究生。

郑振满老师是我开展明清史研究的引路人，当时郑老师和丁荷生（Kenneth Dean）老师正合作开展福建宗教碑铭的搜集工作，我在大四时有幸参与其中，先后前往漳州市区、龙海市、漳浦县、东山县，泉州市区、南安县、晋江市及厦门同安区等地访碑。记得第一次访碑的地点，是龙海的凤山岳庙，庙内有不少清代碑铭。印象较深的是在东山武庙访碑，读到庙内立的（康熙）《公立关永茂碑记》，是与明清户籍、军户、迁界等制度都有关联的重要史料。这段经历让我有机会接触民间文献，并积累了一定的访谈经验。

1991年本科毕业时，我从郑老师家借阅了人类学家武雅士（Arthur P. Wolf）主编的《中国社会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y）。这本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印行的论文集，收录了十余篇很重要也有趣的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社会的经典论文，研读此书让我获益匪浅。那个暑期时间很长，我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尝试在闽西老家搜集碑刻材料、访谈乡里耆老，对家乡的历史和风物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曾做过一个讲座，题目叫“生命史与大历史的交错”。将此放在我的求学经历上也说得通。在我求学年代，刚好是区域社会史，特别是历史人类学兴起的时期，我有幸见证这一过程并参与其中，这段经历开启并影响了我的学术之旅。在我进入大学的前三两年，社会史悄然兴起，郑老师、陈老师都是较早投入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当然也是一种方法）的学者。厦门大学因有社会经济史研究传统，注重民间文献的搜集和乡规俗例的调查，这就逐渐形成了较有特色的社会史研究风格，我参与的福建宗教碑铭的搜集工作，与这一学术传统应该说不无关系。

在硕士阶段，我又相继接触到“华南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研究”“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华南社会与在乡商人研究”等研究计划。“华南研究计划”由陈其南先生主持，聚集了一批海内外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的学者，他们深入福建、广东等地，试图从中国本土提炼具有解释力的概念体系。这个计划虽然最终搁浅，但由此汇聚起来的一批学者，包括科大卫（David Faure）、萧凤霞、陈春声、刘志伟、陈支平、郑振满、丁荷生等，后来多在华南继续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成为中国历史人类学方法的主要倡导与践行者。“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计划”是由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和人类学系组织的一个跨学科研究计划，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与人类学研究相结合的尝试，对后来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也有一定影响。“华南在乡商人研究计划”，是由当时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的蔡志祥老师组织的一个研究计划。我曾参与“华南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形态研究计划”和“华南社会与在乡商人计划”组织的莆田、潮州、梅州等地的田野考察工作坊。当时我的学力有限，没法完全把握计划的宗旨，但对相关活动的参与还是给了我诸多启发，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后来的学术道路，此外老师们对学问宗教般的热情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接触和学习的过程中，我也开始撰写一些习作，在研究生毕业前已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两篇习作，同时还在陈支平老师组织下，参与《福建宗教史》一书的撰写。可以想见，这些文字是很不成熟的。为撰写硕士论文，我还前往闽西适中、永福、新泉等地开展实地考察，其中以适中调查相对深入。由于经费有限，我在当地只考察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所幸遇见了谢茂源先生，他是一名退休教师，谙熟地方掌故，他无私地提供地方史料，帮我联系耆老，解答我在读碑时遇见的问题。他当时身体状况已不太好，几年后就离开人世，至今我仍很感念他的帮助。由于我已经掌握了较为丰富的史料，对适中地域史的讨论，成为我硕士论文的主体部分，后来经陈老师建议，这一部分改写成专题论文，以《文化传统的创造与社区的变迁——关于龙岩适中兰盆胜会的考察》为题，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

问：您在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工作，5年后去了加拿大留学，可以请您谈谈那段时间您遇到的困难与收获吗？

答：我在南洋研究所工作时，教学科研任务相对轻松，完全没有现在青年教师那么大的压力，所以有比较充裕的自主时间，可以系统地读书。当时，在郑振满老师的鼓励下，我们经常举办读书会，黄向春、张侃、张宏明和饶伟新都是一同研习、切磋的学友。说是读书会，其实常无主题，大家不过是交流读书感受和研究心得，所以郑老师说是“神仙会”。因为这种关系，在出国前我已研习了不少明清史、人类学方面的英文专著。此外，因为身处南洋研究所，我也阅读了一些东南亚华人方面的书籍，写过一点华侨华人史的文章。这段经历使我受益的是，我开始注意到域外华人社会的特殊形态，也关注到历史上跨区域、跨国界流动的问题，对学术研究上画地为牢的做法有一定警惕。

坦白说，我出国的过程并不算顺利，曾申请去美国的高校读书，尽管被录取，但都因种种缘故而作罢，最后选择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ill University）东亚系，导师是丁荷生老师。我是1999年秋到麦吉尔的，前后读了不到5年时间。在麦吉尔求学期间，主要困难是英文写作能力不易提高。由于长期坚持英文阅读，当时写作的语感还不坏，但根本说不上有什么文采。博二时我选修历史系的“史学方法”（Historical Methodology）课，授课的是当时已有一定名气的南希·帕特纳（Nancy Partner）老师，她的文章写得漂亮，也对学生的写作提出高要求。她在我的一篇课程论文上批阅说：你对相关问题已有通透的理解，但英文表述还不理想，云云。可见其时我的英文写作状况。

那几年，有幸得到丁荷生老师在学习、生活方面的多方照顾。丁老师对中国的道教和民间信仰有深刻的理解，也谙熟区域史的研究前沿，在他的指导下，我系统阅读了中国宗教史、民间信仰和道教研究等方面的著作。我还在东亚系里的托马斯·卢塞（Thomas Looser）教授的指导下，较为系统地学习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系里的叶山（Robin D. S. Yates）、方秀洁（Grace Fong）、罗冬麻（Tom Lamarre）等老师，他们虽然各自关注不同的领域和时段，但都曾悉心教导我如何抛开学科成见，扩宽自身的学术视野，他们的教泽让我受益至今。我对文学批评的兴趣，就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这一兴趣提醒我多注意文本的内在脉络。

问：您的博士论文主要以闽西四保为田野点，探讨明清儒家礼仪融入乡村社会的过程。您用英文写作的专著《儒家礼仪与中国乡民：中国东南一个社区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1368—1949）》（Confucian Rituals and Chinese Villagers: Ritual Chan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 Southeastern Chinese Community, 1368-1949），既不是传统的礼制史，更与礼教思想史相区别，您如何定位它的对话对象与学术创获？

答：其实我对四保的关注，在出国前就开始了。我在准备硕士论文期间，曾从郑老师那里借阅了汀州四保《范阳邹氏族谱》，也阅读了陈、郑二师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发表的讨论四保族商的论文，对四保的情况有初步了解。1993年，我曾一度到连城搜集材料，但因交通不便没去四保。1995年冬，我作为时任俄勒冈大学（Oregon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包筠雅（Cynthia Brokaw，现为布朗大学教授）的研究助理，初次进入四保地区，在那里做了为期3个月的考察。博士期间、回国后我又陆续再访四保，开展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包老师主要关心四保的书籍出版史，而我则受人类学影响，先不设定主题，“漫无目的”地留意当地历史的方方面面，包括谋生方式、土地制度、宗族组织、墟市、信仰仪式等，后来才找到将这些要素串起来的线，这就是当地的礼生及其礼仪文本。我的博士论文主要处理的就是这一群体的仪式和文本传统及这一传统在四保的形成过程及其社会文化影响，这也就是《儒家礼仪与中国乡民：中国东南一个社区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1368—1949年）》一书的主题，此书于2013年在荷兰博睿（Brill）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如罗友枝（Evelyn S. Rawski）在《亚非学院专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谢康伦（Conrad Schirokauer）在《选择》（Choice），许齐雄在《亚洲研究评论》（Asian Studies Review），嘉志（Georges Favraud）在《通报》（T’oung Pao）上发表书评。

在此书出版前，学界的明清礼仪研究已有较为丰厚的学术积累，比如明清礼制、礼教思想等问题，也都有不少成果。礼仪与明清社会的关系，也受到学界的关注，科大卫、郑振满、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的区域社会史论著，都深入讨论过这一问题（科老师后来还有一本以此为书名的文集），伊佩霞（Patricia B. Ebrey）对《家礼》诸版本的编纂和流通等进行了全面的社会史考察，而劳格文（John Lagerwey）、杨彦杰、王秋桂等主持的几个民族志研究计划，提供了丰富的不同区域的乡村礼仪民族志材料。这些成果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也增加了我的研究难度。

如果说这个成果有所创获的话，我觉得可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资料和研究对象方面。我发现了一个与《家礼》有关但又不尽相同的文献类型和传统，同时确定了这一文献传统的传承主体，即礼生群体。从礼仪史的角度看，这就将对礼仪文献落实到了村落层面具体的仪式专家，建立了这类文献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我还透过不同文类之间的比对，对这些文本的形成和传承问题进行了讨论。我将礼仪文本中抄录的仪注、祭文与王朝祀典、佛道科仪进行了对比，大致确定了这些文本与王朝礼仪、道教科仪之间的渊源关系。

其次，在解读这些文本的过程中，我还力图将之置于地域历史进程的脉络中进行讨论。我从礼仪文本传抄祭文的几个类型出发，重构了宗族的建构、乡约的推行和地域坛庙网络形成等社会文化史过程，揭示了礼仪在明代以来社会文化转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指出这些进程的展开，和礼生主导的礼仪传统的形成实为同一过程的两个面向，后来我将这一过程称为“礼仪下乡”。

再次，我坚持从下层士绅和普通乡民而非士大夫的角度看待礼仪。田野调查过程中搜集的文献和口述史料，为我从下层士绅和普通乡民的角度看待礼仪提供了基本的经验事实。在解读礼仪文本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文本内容的多元性，其中既有来自王朝礼仪和士大夫礼仪的内容，也有来自道教科仪的东西。我也注意到，祭祖、乡礼和祀典神祭祀在乡村的实践过程中，其属性不时偏离王朝和士大夫设定的方向，形成有一定地域特色的形态。为了把握这些事实，我借用了人类学的“文化合成”这一概念。我认为，礼仪进入四保乡村的过程，是一个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要素合成为不断变动的新文化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礼仪实践成为王朝霸权和民众挪用相互拉锯的场域，这一互动过程是多极而非双极要素，是不同文化层级的传统交相影响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体具有弹性和不安定性。这一看法不同于以往研究所持的单向度的儒家大叙事或文化标准化观，而强调儒家礼仪与地方仪式传统的接触和融通。

此外，在该书写法上，也有一点需要交待的地方。从事史学研究的读者，比较习惯的可能是根据时序来编排章节的组织框架。但由于该书处理的是多线的历史进程，因而我没有采取常用的方法，而是选择多线并进的组织框架，从礼仪文本内容出发，回溯明清时代的几个历史进程。这种叙述方法的缺点，是增加了阅读难度，而好处是可以与该书探讨的主题相互配合，进行多线探索。

问：此后您对博士论文的英文版做了大幅度改写，将礼仪史与社会史关联打通，2019年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后来，《读书》《史林》等刊物上也刊登了相关评论文章。您如何看待海内外学者的不同评论？另外，《儒家礼仪与中国乡民：中国东南一个社区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1368—1949年）》的英文主标题是并列平衡关系，而中文则呈现出社会文化史的动态过程。这一改变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答：论著出版后，有人参与讨论，不管褒贬，都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这说明研究成果有人关心、引人注意，更关键的还在于，学术的发展正是在讨论中不断推进。当然，学术批评或讨论，必须在充分理解被评对象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脉络的基础上进行，不然容易跑偏。

我将英文标题从并列关系改为动态过程，意在强调此书讨论的重心不是一对结构关系，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亦即礼仪与乡民的结合过程，尤其是从区域史的内在脉络着手，呈现儒家礼仪进入乡村的社会文化进程，并探讨这一过程对明清乡村生计模式、社会结构、民间信仰、仪式传统等方面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就关注“礼下庶人”这一命题，因而读者对这种话语表述应该并不感到陌生。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在书中的行文“礼下庶人”与“礼仪下乡”经常交替使用，并没有特意做区分。不过，最终我还是选择后者作为书名，因为我觉得“礼下庶人”更多表述的是礼仪的阶层下渗，而“礼仪下乡”可以更明确地表达礼仪渗入乡村社会和乡民生活的过程。

问：翻译学术著作其实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您不断从事经典的译介，翻译的书籍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史学理论等不同领域，请问您选择翻译的作品有哪些考虑？这对您在研究中讨论的议题、史料利用与处理方面有什么直接影响？

答：翻译作品最初是我学习人类学理论的副产品。本科时期我曾翻译过一点东西，习作刊登在一本民族学期刊上。后来我还翻译过一篇剑桥人类学家华德英（Barbara Ward）的文章。1998年前后，王铭铭老师组织翻译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著作，他知道我对人类学有兴趣，有意为我提供一个研读人类学经典的机会，安排我翻译《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一书及《历史之岛》(Islands of History)译文的校对工作。这两本都是历史人类学的重要著作，其讨论跨越了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乃至哲学等不同学科，思考的主题是如何将历史引入结构，出发点是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这次合作为我了解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理论提供了难得的研读机会，对人类学脉络下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径有了深切的理解，为我后来跨学科的知识积累迈开了重要一步。这一工作的另一个收获是结识了人类学领域的几位同龄人，后来我们一直保持交流。

博士毕业回国后，我在翻译方面参与的一个主要工作，是在岳秀坤的邀请下，为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了“历史—人类学译丛”，同时先后翻译了第2版《法国史学革命》（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2014）、《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与饶佳荣等合译《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四堡的书籍交易》（Commerce in Culture：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并校对了《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讲述者》（Fiction in the Archives：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 Century France）译文。我翻译、校对这些著作的初衷比较复杂，既有来自教学方面的兴趣，也跟自身的研究密切相关，或两者兼而有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的翻译就有来自两方面的动力。我从本科时代起，就对法国年鉴史学很着迷，后来在厦门大学开过一门课时较短的课程，梳理年鉴派的百年发展历程。我在翻译这些著作的过程中，与彼得·伯克（Peter Burke）、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等人邂逅，接触到一系列欧洲史最出色的研究成果，了解了欧洲史学者从事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研究成为我自己研究的重要灵感来源，也因此对民间文化、仪式象征、时空范畴、读写能力等问题比较看重。包筠雅的论著让我充分意识到书籍的出版、流通与阅读对理解明清社会文化进程的重要性。戴维斯的著作是叙事史复兴的标志性著作之一，她不仅注意史料讲什么，还留意怎么讲。这与传统史学注重考辨真伪不同，与明清史领域的历史记忆研究和中古史学界提倡的“史料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史料解读理路也对我有一定影响。

此外，我研究生阶段受过社会经济史训练，后来从事社会文化史研究，我翻译的这些著作都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它们鼓励我打破学术边界。前些年我在《物：多重面向、日常性与生命史》（文汇报）2006年5月20日第12—14版）一文中，尝试打通经济史、社会史与文化史，提出以经济过程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诸环节为基本线索，结合与每一个环节相关的社会关系和意义体系，串联经济过程、社会关系和意义体系三个面向的基本构想，同时还建议重构物的生命史，把握物的日常特性和社会文化特性。可以说，我这些不成熟的思考，与翻译这些作品也是分不开的。

问：您对年鉴派非常熟稔，曾在一篇序言中打出“超越年鉴派”，可以简要谈谈年鉴派为何对中国学界影响如此广泛？您是否与年鉴学派处在同一立场，但又试图和它拉开距离？

答：年鉴史学是20世纪20-3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一个重要史学流派。“超越年鉴派”是我在翻译伯克的《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时，在代译序中使用的标题，实际上它借自年鉴派第三代史学家弗朗索瓦·费雷（François Furet）一篇论文，并非我的首创。“二战”后年鉴学派发展成一个史学运动，他们提倡的方法演变成新史学的纲领。这个学派曾对欧美史学产生过重要影响，但80年代以后也遭遇了不少批评，费雷那篇文章是对自身扎根其中的学术传统的反思：过于强调结构性因素，牺牲了历史行动者的能动性和自由决策。费雷的《超越年鉴派》一文讨论的主题，则是包括费雷在内的年鉴学人如何对新史学进行重新定位。

我进大学那几年，年鉴派史学开始被介绍到中国，并产生了较大反响，这个反应，除了因年鉴派有大量可供吸取的养分外，还与当时国内史学家试图寻求新的史学研究路径关系较大。年鉴派范式不仅把史学领地扩展到广袤的人类活动以及传统史家忽视的社会群体，还拓展了史料的范围，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方法——总体史、长时段、系列史、结构史、心态史、历史人类学等。一如彼得·伯克评价，20世纪最富创见、最难以忘怀、最具意义的历史论著，有相当数量是在法国完成的，他因之称年鉴派掀起了一场“史学革命”。不过，我怀疑当年不同高校对年鉴派的反应是有一定差别的，而厦门大学一些教授对年鉴派的反应积极，我觉得与社会经济史研究颇有关联。如果能对不同高校的年鉴派接受史进行比较，我估计会得出有趣的认识。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0多个年头，无论是年鉴派自身，还是中国学界对年鉴派的看法，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伯克在《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中就概括了1989年以后这个学派发生的种种变化。同时，中国史学界自身的变动也不容忽视，当初对年鉴派的理论和概念，是如饥似渴的吸收。现在年鉴派学者的著作则更多被当作一个学术流派的代表作，或是某一领域的经典来阅读，真正在年鉴派直接影响下的研究，我想可能并不多见。我个人更多将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著作看作是一种激发思考的源头活水，阅读这些著作是一种拉开自身与研究对象之间距离的策略。中国自身有不同的文献形态、历史经验和学术传统，照搬照抄容易出问题，因此年鉴派看待问题的视角及相关预设都有必要予以谨慎对待，这当然不排除他们的一些概念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解释力。

问：我们注意到您不断从历史学的经验、视野出发重返本土的学术经典，如您发表的《乡土中国，有多“乡土”？》（《读书》2016年第6期）的有趣追问，还通过实证研究对传统乡民的空间实践提出了新认识。请问您对本土经典的重释，对我们理解中西社会、运用理论与概念有何具体启发？

答：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面对本土经验和学术传统，我想这不仅是那些曾在海外读书的学者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任何一个认真研读西方理论的学者都会面临的问题。在这方面，民国学者的学术遗产值得我们珍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些中国学者十分重视并积极从事本土社会的研究，他们长期受儒家文化的浸染，不少还具深厚的西学背景，他们立足自身所处文化的经验事实，融通中西理解诠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提出了不少创见，潘光旦对“伦”的阐述，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林耀华对人际网络的阐释，后来傅衣凌对“乡族”概念的探讨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这些中西交流、融合汇通的学术传统，提醒后来者不仅要从经验事实出发，重新理解和诠释中国传统社会，还要立足中国本土，提炼具有本土特色的概念。他们留下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认知，是值得不断重返的本土资源。

然而，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不少经典论断似乎都需加上一些限定，赋予历史维度，尤其是传统乡村深受王朝制度的影响，探究王朝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内在机制及其演变脉络，显得尤其重要。比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炼“乡土的”中国，为众周知并一再被学界征引。但从历史学的视角看，还应存在制度等动力驱使下的“流动的”中国，因为服役等原因，乡民不得不频繁离开所在的村子，与外部世界发生接触。又如该书中提到文字对于乡民不甚重要，但在制度及其他原因的推动下，“文字”很早就已“下乡”。总之，重访经典并没有降低经典的地位，恰恰相反，经典的魅力就在于常读常新，不断推进和丰富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认知。在最近思考区域社会史的出路时，潘光旦、林耀华、费孝通在民国时期的论著，就是我反复研读的对象，我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启发和帮助。

问：我们也发现您的《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虽借鉴西方理论，却始终立足本土，做到贯通中西，学术触角既有制度史的面向，又涉及礼仪背后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人际关系本身又与民国学术相联系。在这个研究之后，您同时推进制度史、读写能力、徽州乡民生活世界等几个相关课题的研究。可否先谈谈制度史方面的研究心得，为何您如此强调制度与社会的关联？这种路径的制度史研究是否有重塑明清史认识的可能？

答：近年来，不少历史学者倡导研究“活”的制度史，一些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也致力于理解制度与民众的互动，提倡“自下而上”理解中国历史。我对制度与社会的理解得益于这些看法，同时也延续了前辈学者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礼仪社会史与明清社会转型等方面的思考。

郑振满老师提出“国家内在于社会”，这一理念暗含了王朝制度不断嵌入社会的过程。明初建立的洪武体制，在基层主要体现为里甲制、老人制、两坛（社坛与厉坛）制度，老人制与两坛制度又以里甲组织为依托，因此这一体系或可概括为“里甲综合体”。这套体系在嵌入地域社会的过程中，与形形色色的地域组织发生关联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我曾发表《清初中国东南地区的粮户归宗改革——来自闽南的例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是有康熙年间闽南粮户归宗的文章，利用前面提到的东山武庙碑刻，探讨了宗族与赋役征派在制度上的结合过程。明初建立的老人制，主要发挥纠纷调解职能，明中后期其职能逐渐转移至乡约保甲组织手中，而这种组织与地域社会有不同的结合方式。我曾在闽西四保田野中发现，当地几个乡约组织演变为跨村落联盟。最近我在徽州婺源的民间文献里，发现当地乡约与宗族相结合，形成了“约族”这一纠纷调处体制。可以说，这些都是“国家内在于社会”的例证。

明代的社坛和厉坛制度在社会文化史领域似乎微不足道，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一制度并未得到真正落实。然而，我和其他学者在阅读文献及在闽西、浙南、徽州等地开展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它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并在一些区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进入四保开展田野调查时，我就注意到当地乡间的社坛和厉坛，我曾在一篇论文中讨论过当地斗法传说中的社神形象。新著《帝国缩影：明清时期的里社坛与乡厉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两坛制度的历史渊源、出台背景和推行实态，并考察了这一制度给明清乡村带来的影响。这也是讨论明清制度与社会的一个例证。

我还尝试在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区域社会史等视角之外，寻找理解明代社会的新视角。2010—2011年我在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访学期间，宋怡明建议我一同阅读《四川各地勘案及其它事宜档册》中有关军户的档案。在阅读这批档案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两件嘉靖时期有关匠户的重要司法档案，并以此为契机，开始关注明代户籍制度下匠户、军户的户籍构造与应役实态我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上发表《明代匠籍制度下匠户的户籍与应役实态——兼论王朝制度与民众生活的关系》，对匠户制度与民众应役问题做了初步思考；又在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发表《地域之外的社会：明代役法与一个跨地域网络的兴衰》一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思考。两篇文章的出发点都是尝试从民众服役这一制度事实出发，以因服役产生的跨地域流动为着眼点，拼接出一幅跨地域流动、跨地域互动的社会图景，为观察明代中国提供一个形而下的视角。

大体说来，目前对不少史学问题的探索，资料不再是一个问题，反而是有大量新资料未必有新议题，学术创见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出问题的角度和慧眼。以制度史为起点，细致解读各种制度运作下民众生产、使用的民间文献，着眼于制度与民众的互动的不同面向，或许可在老问题上发新枝，揭示出被忽略的制度内容和社会意义，同时有可能对制度和社会提出新认识。我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更多从这个角度来探讨明中后期转型这一明清史的核心问题。

问：近年您还关心明清时代的读写能力与文本流通，尤其注重读写、文本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从经验事实层面把握民众的读写类型与生存状态，这种理路是否有突破书籍史研究中关于到底是书籍作用于社会，还是社会影响书籍的争论，进而回应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核心议题？

答：在社会文化史领域中，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非常重要，算是一个前沿阵地。你们所提的争论，可能主要由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提出的“交流循环圈”引发，牵涉到书籍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说起来，我在读研究生时对这个领域不甚重视，包筠雅是我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启蒙者。作为一个读书人，我对书籍自身的历史当然有兴趣，但从学者的角度，我更关注书籍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书籍与重要历史进程的关系。我想书籍史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对重要历史进程的探索，这是费弗尔、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开创的一个思考方向。当然，突破以往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一个关键，在于从史料利用上寻找新出路，尤其要摆脱仅依靠图书馆材料、忽视民间大量流传的印本、写本的问题。

我关心读写问题，的确有回应中国社会文化史核心议题的追求，因为民众识字是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无法绕开的话题，经济史当中人口、土地是基本，而社会文化史当中识字率是基础。为了推进这个问题的研究，我除了追踪书籍史、阅读史研究，还阅读了欧美史学家对古希腊、罗马的识字研究，也研习了一系列人类学学者的研究，剑桥大学的杰克·古迪（Jack Goody）对我启发颇深，他有不少精湛的识字研究论著，但奇怪的是迄今中国学界翻译的都是他的其他作品。我觉得不能放弃对明清民众识字率的研究，同时也应深入探讨读写与民众生活之间的关联及其背后的历史，即深入探讨“文字下乡”的过程——这是从《乡土中国》借用的一个说法。

问：《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 Miller）在2021年终于有了中文版，它与您翻译的《马丁·盖尔归来》，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的 《蒙塔尤：1294—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Montail lou：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是三部经常并提的早期微观史代表。中国学界限于资料，似乎还没有形成能与之比照的作品。您花费大量精力处理19世纪徽州一家农户三代人的排日账，用这批难得的资料探讨传统中国乡民的活动空间、生计模式、人际关系，重构了乡民日常生活世界，背后有什么样的情怀？

答：排日账是一种流行于徽州婺源及周边地域的、由普通民众自己记述的材料，介于日记和账 簿之间，逐日记录日常行事和家庭收支，相当于民众的“起居注”。我从接触这批材料到现在，前后已经历了十几年时间。之所以投入大量时间开展这项研究，主要是觉得这批资料披露了一家普通农户生活不同侧面的细节，而且时间跨越了60余年，为全面认识清代乡民的生活世界、他们对历史变动的“体验”、反思以往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事实。

这个研究之所以有点“旷日持久”，固然跟我同时推进几项专题研究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个课题的难度较大。排日账内容比较零碎，无法进行直接利用，如果找不到系统利用这些信息的方法， 就很难得出新认识；加之记载的内容涉及面向广，个人知识面有限，为探讨那些不熟悉的面向，必须“补课”，研读既有研究成果。这就使课题推进得很缓慢，也比较艰辛，当然也并非毫无收获，对明清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再发现”，就是其中一个收获。

由于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明清乡村社会史研究，多从宗族、村落、族群等中观共同体入手，强调这些组织/组织在乡村生活中的重要性。我在研读排日账的过程中发现，如果从组织或群体的角度解读这些文本，文本中的许多经验事实将作为“边角料”被丢弃，当中不少是各种人际互动方面的事实。如何直面这些事实并从学术上加以把握呢？这是我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开始研习社会网络理论，接触到英国曼彻斯特学派及美国社会学家的社会网络研究，又试图返回林耀华、费孝通的研究寻找灵感。这些探寻对我反思明清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视野提供了灵感。

我逐渐认识到，明清区域社会史的组织/群体视野，优先考虑组织或群体的重要性，又主要仰赖族谱、碑铭两类民间文献，强化了中观共同体的重要性，从而限制了对乡村内部构造的认识。排日账以家庭为记述主体，记录了丰富的家庭成员与相关个体和群体打交道的信息，有的记录还包含较长的人生阶段，乃至跨越数代人的生命周期。这些经验事实，是组织或群体视野难以把握的。但基于这类材料提供的丰富信息，我们可以开展以个人或家庭为起点的人际关系研究，检视不同人际关系在个人或家庭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同时还能以记述者生命历程的展开为线索，克服普通个案研究的局限，进行中程的社会过程研究。

最近我刚完成一部新书稿，书名暂定为《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旨在从19世纪一个徽州普通乡民的眼光，以其生命历程的展开为基本线索，思考此人对19世纪的体验；主体内容是全面展示普通乡民的生计模式、物质文化、人际关系、时空感知、仪式生活、读写能力、政治体验等不同面向，探讨个体生命历程、生活世界变动与大历史三者之间的关联。该书稿的写作，受到林耀华《金翼》启发之处甚多，算得上是一部微观史论著，但本书内容并不囿于叙事，而是力图兼顾结构与个体、共时性和历时性，在或多或少牺牲可读性的情况下，强化分析的深度和力度。

问：总体上看，您的研究几乎都与田野考察相伴，可以说下乡跑田野是您研究与教学生活的常态与乐趣，可否谈谈您对历史学田野的认识？

答：在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田野考察其实算不上什么新方法，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至迟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40年代。然而，进行受人类学参与观察影响的、有深度的田野考察，应该说还是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事。这种考察强调在一个小尺度空间中开展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工作，与此前考察范围较大、时间相对短暂、专题性的实地考察是有不小区别的。

这种由历史学者开展、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调查，我称作“历史学田野调查”。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历史学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的做法有所不同，它侧重在地域社会的脉络中进行文献的搜集、整理与解读（我称之为“文献的脉络化”工作），重视历史进程的重构。步入历史田野，不仅丰富了文献的种类，由文字材料延伸至各类口述史料、实物遗迹，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史料的诠释空间与解读方式，甚至获致陈春声老师所说的“历史现场感”。这种方法也对研究者的知识准备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回报是研究者有可能获得对文献本身和历史过程的不同理解。

就个人的学术经历而言，我在汀州和徽州的研究经验可粗分为“田野导向”与“文献导向”两种路径。1995年最初进入闽西四保时，我并没有带着预设问题，而是尝试秉承人类学“整体主义”精神，关注地域历史的不同面向，后来才逐渐意识到礼生及其仪式在乡村生活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将之作为研究的入口，因此这个研究的人类学味道要浓一些。相反，这些年我对徽州乡民生活世界的关注，主要以文献材料为线索展开。2006年我搜集到排日账，在完成文本的识读、整理后，开始前往徽州开展田野调查，田野重点是文本的脉络化：借由田野调查，对排日账记录的信息进行空间定位，串联文本中记录的生活世界与现实空间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排日账文本中记录的信息与不同文献和口述访谈中获取的信息之间的“交流”关系。

从2004年开始，我指导学生在福建、江南等地开展田野实习，当时全国历史系还没有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因而算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此后，越来越多的同仁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历史系师生开展田野调查渐成风气，情况令人欣喜。我曾基于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田野教学经验，归纳出“专题导向”与“社群导向”田野教学模式。前者是以被调查社区的社会生活各个重要侧面为主题，将学生分为若干组，考察社区生活的相应侧面；后者是以独立的社群单位为分组标准，试图落实整体主义的理念。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但都离不开田野的核心任务（也可以说，都是“田野导向”的历史学田野调查的两种方式），即走出书斋，在历史现场搜集文献，对地域社会形成整体认识。

问：阅读学术著作是历史专业学习的基础，但往往有同学在阅读过程中不得其法，您是否可以分享一些读书法？目前硕、博士生、青年教师在学术道路上普遍焦虑，您曾同时推进几个领域的研究，请问您是如何把握自己的学术节奏，对年轻学人有什么建议？

答：我的研究的确涉及不同专题，如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宗族、墟市、乡约、民间信仰、乡村礼仪、道教史、跨地域流动、文本流通、读写能力、时空范畴，等等。但背后的研究视角是基本相同的，我坚持打通经济史与社会文化史，侧重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看待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虽不能说“吾道一以贯之”，但我的研究大都贯彻了这一视角，不愿孤立地看待历史过程的某一面向，这是人类学给予我最大的教益之一。

关于读书法，前人和当代不少知名学者已有很多卓见，他们的方法都可以借鉴。作为一个明清史研究者，我的读书习惯粗略分成专业书和闲书两大类，这两类书的阅读需要不同眼光，也对应着不同的目的。在专业书中以历史文献和论著为大宗，持认真、批评的学者之眼，而其他人文社科类著作以借鉴为主，批评为辅。读史学书是为追踪本行当的研究进展、前沿，而涉猎其他专业书的宗旨在开阔眼界、转换思维，了解新视角和新概念。至于闲书，包括小说、随笔、通俗读物，还有英文读物在内，这类书的阅读，不挑剔、较真，以普通读者的姿态与作者建构的世界同情共感，权当是闲暇小憩。

据我观察，现在学生普遍存在的阅读问题是视野相对狭隘、缺乏系统性。我的建议是：一方面要扩大视野，不要“画地为牢”，将自己限于一隅之地，因为这种做法在学术上是难以走远的；另一面，平时阅读要力求系统，以某个专题为中心的专题式阅读或聚焦特定作者的学案式阅读均可。平时开课我一直坚持以系列专题的方式讲授，每个学期都会编纂不同的专题读本。我曾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此书围绕5个专题选择了20多篇论文，书后附录了扩展阅读书目，或可作为专题式读物的一个范本。建议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学，不妨与老师商议编制不同的专题书单，这是北美大学训练研究生的一种重要方法，其好处是学生尽可能做到系统掌握不同领域的知识，相信坚持多年必有所获。

目前学术圈也存在“内卷化”问题，年轻学人处境艰难，不少问题牵涉到制度，我个人没有很好的建议。我的看法是，如果确有志于学术研究，在完成学校考评要求的基础上，应做好中长期研究规划，合理分配教学、阅读和写作的时间，围绕重要问题开展长期的攻关研究。如果条件许可，多与同辈学者交流，搞读书班，营造良好的学术交流环境和气氛，在切磋中拓宽自身的视野，深化自身的认识。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歷史教學》2021年第11期下半月刊。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