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一种文献类型，民间抄本的价值尚未得到学界的重视。美国学者薛龙的《晚清民国时期平民的日常生活：理解抄本文化》一书，是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第一本正面讨论抄本的开拓性著作。该书通过举证翔实的史料，提醒研究者注意抄本在印本时代普遍存在的事实，阐述了抄本对理解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学术价值，并对解读抄本的思路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不过在解读路径上，该书没有对写本类型进行区分，低估了抄本、传抄者与“平民”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抄本表述的文化与所谓“平民”文化的处理有简单化的嫌疑。在具体解读方面，该书也存在过度解读、非历史化解读和误读等问题。

关键词：抄本 抄本文化 日常生活 《晚清民国时期平民的日常生活：理解抄本文化》

2018年由博睿（Brill）公司出版的《晚清民国时期平民的日常生活：理解抄本文化》一书， 由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美国学者薛龙（Ronald Suleski）所撰，是中国近现代史及明清史领域正面讨论抄本文化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提醒研究者注意抄本对于理解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并为如何开展抄本研究提供了基本思路和一系列案例，而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显示了抄本解读会遇到的困难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值得注意。

一、 主要内容

大凡有一定田野经验的社会文化史学者，对于抄本在民众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应该多少都有具体的感性认识。笔者在闽西四保田野调查期间，就不时见到村民家中保存的抄本。在这样一个曾在清代南中国印刷出版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印刷之乡，至今仍可找到为数众多的各种抄本。笔者在当地搜集到的礼仪手册——祭文本，有近五十种之多，但印本仅三种，其余均为抄本。他如蒙学、制艺、堪舆、择日、医书、药书等类抄本，在当地也时有所见。

其实，诸多抄本被转抄、流通和使用，并非四保一地的特例，而是普遍存在于中国许多地域的情况。宋代以降，特别是自明末以来，随着印刷出版业的发展，书籍价格相对低廉，书籍流通范围日益扩大，也日益向社会下层渗透。在这种环境下，为何抄本还有较大的生存空间，是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该书作者选取这一学界相对忽视的主题进行研究，不能不说独具眼光。

据薛龙介绍，他对抄本的兴趣始于2004年。他在中国各地旅行过程中，注意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古董市场出售的抄本，开始搜集此类文献，并尝试对它们进行解读，此后相继发表过一些成果，该书就是在解读作者收藏的抄本，综合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

作者所说的抄本，并非图书馆收藏的那些珍本、善本，而是以往不堪登大雅之堂，流通于具有一定读写能力的读书人中间的手写文本。作者认为，这类抄本有三个特点：其一，它们并非大部头的史部、子部或集部著作，知识精英和殷实人家不感兴趣。其二，传抄这些抄本的目的，并非为了收藏或在学者中间流通。其三，传抄目的有时并非为了将重要著作传之后世，因为经常抄录的只是文本的部分内容。为区别于图书馆收藏的抄本，作者将本书处理的抄本称作“民间抄本”（第15页）。

全书共十章，外加绪论一章。第一章交待了作者解读抄本的基本思路，并论述了抄本及抄本研究的基本情况，如学界对抄本的研究，民间抄本与士大夫抄本的差异，抄本的用纸与装订，抄本的书法等，还介绍了杂字、科仪本、风水书、礼仪指南、讼师秘本等几种文类。第二章《抄本里的谦辞》、第三章《写在抄本的边缘上》试图解读抄写者留在文本中的各种印迹（打油诗、涂鸦等）。第二章主要讨论的是抄本中的谦辞，它们多书于抄本的封皮和封底；第三章的考察重点是抄写者写在抄本天头和其他地方的谦辞、批注和涂鸦，作者试图通过解读这些印迹，推断抄写者自身的教育程度、性情乃至人生观等。下面试举二例以说明作者的解读方式。

在作者收藏的抄本中，有一本抄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古文释义》，抄写者的书法较为老到，作者据此认为，“他已经花了许多年来提高书法水平，可能是一个少年或青年”（第69页）。这个抄本抄录了22篇古文，抄本最后有一段题为“时运”的文字，讨论的是时运问题。这段文字的大意是，人生于天地之间，无人可以摆脱时运的影响，所谓时运不济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差别仅仅在于是否意识到时运的存在，在于是否知道对时运善加利用。因此，“若怨时运不至者，岂不愚哉”？最后为了表达谦虚，抄写者书“见哂见哂”四字（第70页，参考第71页图2.2，作者漏读了后两字）。在这篇短论中，抄写者表达了对时运的看法，而作者认为透过这些评论，今人有可能窥见抄写者的世界观。

作者还对抄本《内外科眼科杂症》进行了讨论。从封面可知，抄写者名为何锦梁，应是一位医生。从抄本自身提供的信息判断，此人于1932—1945年在上海行医。从抄本中留下的信息，可以了解更多有关此人的细节：这个本子抄录了不少症状及治疗的秘方，作者认为这显示何医生平日忙碌，经验丰富；从最后一页涂鸦中的“皇法礼大”一语（“皇法”作者误读为“皇汰”，第136页），本书推断帝制虽已覆亡二十载，但皇帝观念仍在影响着民众的想法；抄本还显示，此人还介入某些商号（某钱庄或药房）的运作，他曾派人去华中一些城市或乡村收账；从这个本子抄录的几条咒语，作者推断此人还对道教法术很着迷（第134—139页）。因此，透过解读抄本中留下的印迹，作者实际上试图勾勒此人生平的几个侧面——只是由于信息有限，这位医生的面目到最后仍旧模糊。

第四至九章详细讨论了五大类型的文本：第四章《徐老师：在一所清末的小学课堂内》讨论的是杂字等蒙学读物；第五章《清朝算命师对未来的占卜》考察的是一本命课；第六章《构建民国时期的家系：1944年山东》解读的是一部家谱；第七章《老白老钱写联儿》分析的是两本楹联抄本；第八、九章《妖魔》围绕不同阶序的超自然对象，讨论了一系列道教科仪本介绍的种种驱邪法门；第十章为结论。书后有四个附录。附录A、B、C分别罗列了三类抄本：本书提及的抄本，作者收藏但没有论及的抄本，及作者收藏的韩国、日本抄本。附录D是科仪本《五十之日逢五道》的英译。

考虑到作者的解读颇为琐碎，下面以本书第四章对一个抄本的解读为例，介绍作者的解读方式和解读重点。第四章讨论的是2005年秋作者在北京潘家园购得的一个抄本。抄本封面题“徐氏三种”四字，本书定为抄本书名，共102页。里面抄录了三类文本，最重要的是带有注释的《千字文》，其次是一个有助睡眠的药方，其三为一条谜语。作者从这个本子的使用者留下的印迹，重构了使用者的大致情况及他们与这个抄本之间的关系。

作者重构的起点，是抄本内出现的一个年代，这是由铅笔写在封面上的一串数字：“20，6，27”。作者认为这是指1920年6月27日，进而依据本子中出现的三种笔迹，断定本子的三位使用者及其大致生活年代。由于其他两种笔迹是用毛笔书写的，作者断定书写者的生活年代更早。从抄本的名称判断，最早的使用者应为一位姓徐的人。从文本的主体内容（《千字文》）和最后两页的姓名清单，作者断定此人的身份为老师。封底出现的“王秉鸣”三字，写了五遍，作者认为此人应是这个文本的第二位使用者，其身份是徐老师的学生。而那位以铅笔写字的人，则是第三位使用者。在此基础上，作者以代际年龄间隔为依据（一代30年），大致估计了上述三人的生活年代。据他估计，徐老师大约生于1840年，1910年前后亡故；王秉鸣生于1871年前后，至1920年他大概年近五十，而第三位使用者生于1908年前后，1920年时可能尚是一个12岁的少年。

文本周边的信息，也为推断文本的制作者与徐老师及其学生生活的区域提供了线索。封面有“徐氏三种”四字，作者认为，一般使用者是不会给自己抄写的本子写上这种书名的，合理的推断是，这是由负责传抄的抄工写的。因此，封面出现的墨书“志周堂”及朱印“磐石志周堂记”，很可能是这个抄工所在店铺的字号。而朱印之上的三个朱字“璧冥津”（作者读作“璧津冥”，我认为不符合当时从右到左的书写习惯，第150页），作者认为是其商标。磐石位于吉林省，这应该就是徐老师生活的地方。作者还根据这个抄本的装订方法（所谓“五针眼订法”），推断抄写者可能是一位旅居磐石、以佣书为生的朝鲜人。作者推断这个本子传抄的年代是1880年前后，推断的依据，还是上文提及的代际间隔。他从1920年这个年份，推导出徐老师的生年，再考虑到他的从教经验，于是将抄本制作时间定于他40岁那年，亦即1880年前后，并进而推断，他大概是1883年将这个本子送给学生的。作者还推断，这个本子抄写的第一、三种文本，很可能是徐老师课堂讲授的内容，而第二种可能是他给“平民”开的药方。

抄本最后两页有一份名单，作者认为这是徐老师学生的清单。其中王聚福之下，注明此人来自山西平定（作者误录为“平丁”，第162页），而且还注明他现居于一个百货店内，这说明他家可能是开百货店的。从这一信息，作者推断徐老师“很器重”这个学生（第162页）。有趣的是，在有些姓名之后，还书有“赵钱孙李”“日月光”“寒来暑往”“福禄祯祥”等表述，作者认为这是对学生性格的描述，这一解释似觉牵强，姑存疑。有关第二个使用者，本子也提供了一点线索。封二用铅笔书写了“王员外散，秃老人家，他看中的书”等十几个字（第164—167页），作者推断王秉鸣喜欢这个抄本，也可了解到，此时他已秃头。

综上，透过解读一本抄本传抄的内容，特别是使用者在抄本上留下的种种印迹，作者描绘了一幅徐老师的“肖像”（第143页），并重构了这个抄本的生命历程。其他各章的解读方式大体如此，恕不一一赘述。

纵观全书，作者解读了近三十种抄本及少量印本。如第一章解读的有《申群杂字》《款众杂字》《三元法忏》《太上三元宥罪法忏》《书符法事》《千金赋》《婚元讲》《洪浦》《祭文》等，第二章考察的是《古文释义》《文昌帝君劝孝歌》《捷径杂字》《五言杂字》《六言杂字》等文本，第三章讨论的有《内外科眼科杂症》《帖式对联》及一本命课，第八、九章解读的是十余种科仪本，如《蛇传秘本》《高上玉皇本行集经》《正一朝天三八谢罪法忏》《三官忏》《瑜伽三元宝忏》《太上修真晨课》《城隍经度亡经》（又名《六狱经》）、《龙王法事》《八亲口诀》《五十之日逢五道》《送鬼祟咒》等。第四至七章则分别对一种特定抄本进行专门的解读，第四章讨论的是一位蒙学塾师的启蒙教材（即《徐氏三种》），第五章考察的是一本东南某幼童的命课，第六章解读的是山东某地的《唐氏家谱》，第七章讨论的是两本楹联抄本，它们的抄写者分别是来自北方某地的老白与来自广东开平的老钱。对这些文本的解读，基本涵盖了晚清民国时期抄本的几个基本种类，从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抄本解读可触及的深度与广度。根据作者对本书所做的定位，本书“广义上说”“是一本指南书，指导如何获取文本可能表达的意义，如何创造性地评价这些材料”（第7页），应该说这一定位尚称到位。

二、 解读路径及其问题

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本书研究抄本的视角是“人类学视角”（第6页）。为了阐发这一研究视角的特点，作者对抄本的基本属性、抄本与读书人、抄本内容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同时，本书各章还对具体的抄本进行了研究，具体展示了如何运用这一视角。这些理论探讨和专题研究，一方面揭示了作者所称“人类学视角”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这一视角的理解中存在的偏差和问题，因而有必要结合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对这一路径加以审视。

（一）抄本、写本与笔记

在现代汉语中，“抄本”与“写本”两词的使用多不加区分。不过有的词典也指出，两者的内涵稍有差异，《辞海》第六版对“抄本”的阐释就值得注意：“抄本：亦称‘写本’。即抄写而成的书本。古代书籍都出于抄写。唐以后刻本渐行，但有些比较专门、不甚著名或需要不广的著作，仍以传抄方式流通，遂称手写本为抄本或写本。习惯上将时代较早、缮写工整、校勘严谨、纸墨精良的抄本称作写本，以别于一般抄本，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及佛经道书等。”这个阐释值得注意之处，是给出了写本的两个内涵，其一为抄本的同义词，其二为抄本的一个特殊类型。同时还可注意到，《辞海》对抄本的阐释，只涉及书本，而非所有手写文本，如账簿、契约及笔记一类。这种不加区分的做法，在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问题。这是因为，同为手写的文本，属性不同，所涉文本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有所差异。本书在解读抄本过程中，有时就是因为对文本的类型不加区分，从而产生了一些误解，这一点下文还会论及。

为了区分手写文本的类型，笔者建议，遵循目前中古史写本研究领域较为通行的做法，将写本界定为一切手写的文本，亦即与印本相对而言的文本形态。在写本当中，不妨依据其形态差异进行分类。抄本一词建议取其狭义，用于指称手写的书籍，以此与手写账簿、契约等文书相区别。为准确起见，此类写本也可使用“写本书籍”这个表述。而手写账簿、契约等文书，不妨称作写本文书（本书第五章讨论的命课、第六章解读的族谱，似应归入此类）。其他写本如笔记一类，则径用其名即可。当然，有关写本的类型，还有待学界进行更深入、系统的讨论。考虑到薛龙将本书解读对象称作“民间抄本”，同时这些对象多属写本书籍，故而本文在行文中袭用抄本这一表述。

（二）抄本、传抄者与使用者

我们知道，抄本是相对于印本而言的。两者的制作方式有着显著差异。相应地，抄本、印本与文本背后的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值得注意的差异。所谓“文本背后的人”，对这两类文本而言是有不同内涵的。依据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看法，印本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牵涉到从作者到书坊，从销售商到读者的复杂人群，如出版人、原材料供应商、印刷人、运输方、销售商等。相比之下，抄本的“生命周期”，通常与出版人、印刷人、运输方、销售商等群体无关，在这一周期中较为核心的是传抄者（可能是职业抄工）。

就生命周期而言，不管是印本还是抄本，也不管涉及哪些群体，文本最终都需要落实到使用者身上。印本、抄本的使用者通常都是读者。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读者在文本制作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印本的制作者是出版商、印刷商，普通读者不直接介入书籍的编辑与印刷过程。当然这不意味着读者在文本制作过程中无足轻重，因为书籍（至少多数书籍）是供市场出售的，对读者阅读取向和销售状况的预判，可说是决定是否出版某一部书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只是这种预设读者的所谓“介入”，是间接的，取决于出版商的预判。与印本不同，抄本的直接使用者（还有间接使用者，如本书讨论的“平民”，详下），通常就是传抄者自身。抄写哪一部书，抄写书中的哪些部分，是由使用者亦即读者决定的。换句话说，抄本与印本的“服务范围”是不同的。有学者认为，印本主要满足社会需求，而抄本主要满足个体需求，有一定道理。因此，抄本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比较直接，后者直接介入前者的制作过程，这种关系对抄本自身的属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这一认识出发，就有可能在抄本与使用者之间，建立一种相较于印本与读者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那么，如何把握这种关系呢？本书将抄本视为使用者的“笔记本”（第5、11、22页等）。作者指出：“抄本应该被视为笔记本。当人们碰到有用或有趣的文本和信息，就会将之记录于笔记本。许多抄本包含若干部分的内容，这几个部分的话题之间，似乎不存在关联。但事实上，相关当事人把每个抄本的话题串联起来，他出于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抄录的内容——不管抄录者是自己还是别人。”（第62页）这一理解事实上混淆了抄本与笔记之间的界限。尽管抄本与笔记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界限，但从解读的角度看，应对两者加以区分。同样是传抄，抄本与笔记不妨说位于两极：抄本相对完整地传抄原来的本子，而笔记更具备“集萃”的性质，亦即仅仅选择性地记录自身有兴趣的部分，而且通常并非逐字抄写，而是多采取概括、摘要的方式。从这一角度看，抄本比印本更多体现了传抄者/使用者自身的切身关怀，而与抄本相比，笔记又更直接体现了记录者自身的兴趣。正因为如此，抄本、特别是笔记为披露传抄者或记录者自身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提供了不容忽视的材料。

在本书探讨的时代，这些传抄者属于哪个群体？作者用了不少篇幅，对传抄者的身份进行讨论和认定。他认识到，从书法优劣判断，传抄者的受教育程度是有差别的。不过他还是提出这样一个假设：“这一时期许多书面材料的使用者，特别是我收藏的那些书面材料的使用者，都是秀才一类获得过低级功名的人。”（第23页）何为“秀才”？绪论谈到书面世界的参与者时指出，不少是有志于获取生员资格的学生，而“考中的候选人被称作‘秀才’”（第2页）。但书中随处可见的“秀才”一词，并非科举功名的获得者，或是参与过科考的童生，因为作者在一个脚注中交待说，本书的“秀才”代指“能识文断字的人”，他们靠从事各种文字工作养家糊口，“也可以假定他们是职员或代书”（第25页注17）。综合本书各章的论述看，作者所谓的“秀才”，应接近现代汉语中“秀才”的广义，亦即书生、读书人之意。

总体而言，抄本、传抄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常复杂的。有时，所谓的传抄者，其实就是撰著者，如第五章讨论的命课和第六章讨论的《唐氏家谱》的所谓传抄者。有时，传抄者可能是专业抄工，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面对的就是抄本、抄工、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抄本与抄写者的关系。更多抄本涉及的情形，应该是传抄者自身的传抄行为，亦即传抄者依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将别人撰著的文本进行抄录，此处仅涉及抄本与传抄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三种情况中，抄本与传抄者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是有一定差别的。

（三）抄本、读书人与民众

印本与抄本之间的差别，对于理解抄本有何意义？除了传抄者自身，抄本的使用者还有可能包括哪些群体？抄本与传抄者所在社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本书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作者将抄本视为一种“文化工艺品”（cultural artifact），讨论围绕这一“工艺品”形成的社会关系。此处所谓“文化”，指的是民众的生活方式，或者用作者的话说，是“平民的日常生活”，而“工艺品”是指抄本由手工抄写而言（第6页）。本书对抄本的解读，从判断其时代、地域和传抄者入手，而主要宗旨则在建立抄本内容与民众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作者所称的“人类学视角”的基本内涵。

那么如何建立这种关系呢？作者的基本构想是建立抄本、“秀才”与“平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平民”是作者给出的英文common people的中文表述。在作者看来，“平民”是“不具备功能性识字能力的人”（functionally illiterate）。作者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所谓的“平民”比重很高，约占中国70%的人口（第1页），这个数字大体依据罗友枝（Evelyn S. Rawski）的估算，但略低一些。作者认为，不少“平民”能认若干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及所在村庄、省份的名字，但大多数“无法完全读懂一本书或一份报纸”，就是读家书、租契也需求助于代书或其他读书人。自然，由于读写能力的限制，绝大多数“平民”不会留下书面材料，研究者也就无从直接理解他们的生活与观念、希冀与恐惧。而这在作者看来，正是“秀才”及其抄本的重要之处：因为“平民”对“书面世界”（the world of writing）的参与，正是透过“秀才”及其抄本来进行的（第1—2页）。

以抄本为媒介在“秀才”与“平民”之间建立的关系，具备何种属性？或者说应如何把握？作者在书中提出了“经济功能”说。他认为：

这一类型当中的每一种抄本（应指民间抄本——引者），都可能具备经济功能。抄本持有者利用书本提供的知识，为别人提供信息或建议，借此养家糊口，这很可能是编纂抄本的首要考虑。我们的预设是，这些材料的传抄者及在本行业工作中使用这些书籍的人，大都属于秀才。他们曾受过扎实的基础教育，并在一个大多数民众不具备功能性读写能力的社会中，利用自身受过的教育来养家糊口。藉由自身的阅读、书写技能，秀才以“知识”拥有者的身份，来从事不同行业的工作——他们是从正规教育中获得这些知识的。这些行业……包括算命的、讼师、仪式专家、小学教师、医生、婚礼或生育相关请帖的职业书写者、庆贺文书的书写者和代书……我们必须假设，一些抄本的编纂，是出于传抄者的个人兴趣，用于私人用途，但同时也不妨假定，大多数抄本是出于赢利的考虑而制作的，属于经济交易的一个环节。

秀才斡旋于识字群体与文盲或半文盲平民的交集之处。平民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咨询这些职业人士，因而秀才的抄本传抄的有关信息、观念和价值的记录，体现了平民的需求、希冀和价值观。（第63页）

在上述表述中，“秀才”被等同于一系列职业或半职业人士，如算命的、讼师、仪式专家、小学教师及作者所谓的“婚礼或生育相关请帖的职业书写者”“庆贺文书的书写者”等。作者将“秀才”与“平民”的关系理解成一种经济关系：秀才出售知识，而平民为此付费。而作为知识储存与传播媒介的抄本，不仅体现了传抄者/“秀才”自身的关怀，也折射出“平民”的“需求、希冀和价值观”。如此一来，“平民”成为抄本的间接使用者。作者进而指出，“抄本是中国平民创造的文化工艺品。他们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普通民众在着手完成日常义务，规划过渡性生活事件，致力于理解困难事务之际的丰富的感性生活。每一种抄本都显示了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和价值，是如何在地方层面藉由平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诠释的……它们创造了所属时空的特定的文化，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抄本揭示了1850至1950年这个剧变世纪中国平民的生活。”（第63—64页）

应该说，本书对抄本、“秀才”与“平民”三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为解读抄本提供了一个基本思路，“秀才”和“平民”可视为抄本的直接和间接使用者，但若将“秀才”与“平民”的关系，化约为一种经济关系，则似有简单化的嫌疑。第五章讨论的命课，一般来说，的确是算命先生与顾客发生经济往来的间接的书面证据；第八、九章讨论的道教科仪本，通常是在道士受雇做法事时使用的，中间有可能涉及经济往来也是可以大致肯定的。但其他一些文本体现的社会关系，就很难断定它们是否属于经济关系了。如第六章讨论的《唐氏家谱》，其编纂者的身份大致可以确定，但谁是家谱的使用者？哪些民众会咨询家谱的内容？他们会为此付费吗？照常理推断，围绕家谱形成的使用者与编纂者/抄写者之间的关系，应该说与经济交易无关。又如第七章讨论的两本楹联抄本，作者认为传抄者有可能通过替人写对联来赚钱（第233页），这个可能当然无法完全排除，但稍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大概都了解，透过写对联来赚钱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多数人写对联纯粹是出于人情，属义务劳动。因此，以抄本为媒介构成的“秀才”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关系，这一关系还涉及哪些面向，有待日后专题研究深入探讨。

再者，抄本表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是否可以轻易嫁接到“平民”身上呢？严格说来，这里的逻辑链条，至少涉及文本撰写者、传抄者、“平民”三个环节，抄本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平民”的视角？撰写者、传抄者在其中又扮演着何种角色？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比如一副对联的选择，体现的主要是对联手写者还是请托者的视角？我想，比较稳妥的看法是，它们体现的更多是书写者对请托者的一种判断。又如道教科仪本，许烺光曾认为这类文本与普通民众全无关联，这自然有些矫枉过正，但这类文本专业性确实较强，没有拜过师傅的民众，也许对此会有一鳞半爪的了解，但归根结底是难以窥其堂奥的。因此，在理解抄本、传抄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时，研究者应该保持相对审慎的态度。总体而言，抄本与“平民”的关系并非单向度的：抄本承载的信仰、思想与知识，有时来自于“平民”，有时则不同于、但可能参与“平民”文化的塑造。

通过了解抄本市场、解读抄本，作者认为，尽管1850年至1950年印刷进入机器大生产时代，但抄本始终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并占据较大的空间。作者得出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感知和文化规范依然相当一致”。尽管新事物、新行为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但“大多数人没有改变其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或社会交往实践”，他们崇奉的文化象征“依然没有多大变化”（第360页）。这一看法捕捉到晚清民国近一个世纪普通民众生活的一个面向，提醒研究者重视巨变中的不变，值得注意。我想，日后的学者不是去否定这个看法，而是进一步去思考：这一看法在哪个脉络中是可以成立的？何以如此？又与其他脉络有何关联？

目前，国内抄本研究多为专题研究，对写本学的学科建构与学术定位才刚起步，相关学者对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定位，较为强调抄本材料、书写工具、书写者、制作过程、抄本形态与文本内容等问题。本书提出的抄本研究视角，聚焦以抄本的使用为媒介形成的抄本承载的信仰、思想和知识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尽管书中提出的认识还不尽完善，但为推进抄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思路。

三、 文本解读的疏漏与失误　　

细读各章对抄本的解读，应该说作者下了相当大的功夫，有的解读是富于想象力的（比如第一、二章对部分抄本传抄者的观念与兴趣的讨论，第四章对《徐氏三种》的“生命”历程的重构等）。不过可能由于抄本解读面临的困难和知识准备不足，本书在解读一些抄本的过程中，存在过度解读、非历史化解读、误读等方面的问题。

过度解读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第七章对两本楹联抄本的讨论。作者的解读思路，是选取两本分别来自北方和南方的抄本，揭示它们折射出来的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生活。这一方向大致说来无可厚非，但在具体分析中，应拿捏好解读的分寸。以作者对几副跟科举功名有关的对联的解读为例。在讨论来自开平的楹联抄本时，作者提出一个看法：“老钱有能力与所在社区的最高社会阶层打交道，也对获取头面人物的请托（应指托老钱写对联——引者）颇有信心，也许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数量可观的对联。他根据对联被展示的不同社会情境，对它们进行了编排和分类。”本书之所以得出这个看法，是因为这一抄本抄录了若干“入武学”“兄弟同榜”“诰封用”“文进士”“武进士”“翰林”等几个类别的对联（第263页，并参第261页图7.17）。仅仅从抄本出现这些类别的对联，就断定传抄者与对联指涉的功名获得者打过交道，未免求之过甚。相反，对抄本出现的“工夫馆”“更夫寮”这种颇能反映晚清以来珠江三角洲社会变动的现象（见第261页图7.17，这些建筑均与地方军事化有关），作者反而没有予以讨论。

第五章对一份晚清命课的讨论，不算是过度解读，但应归入非历史化解读一类。这一抄本写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后，是为一位两虚岁的幼儿所推的命课，时间涵盖了近60年。除了介绍命课的原理和内容之外，作者用了不少笔墨讨论这个命课的主角（即该幼儿）可能经历的大事件及其自身可能经历的人生历程（第184—195页）。自然，这种论述基本上是虚拟的，未能加深我们对这半个多世纪历史的理解。第六章对《唐氏家谱》的讨论也是如此，作者花费一整章的篇幅来探讨一本家谱，却没有对那个时代得出什么新认识。这些讨论与其说是原创性研究，更像是进行抄本研究训练所做的一次功课。针对读者对本书解读方法可能提出的质疑，作者在结论部分稍作回应：“我之所以随性地提供了某些分析性的评论，是因为我认为只有灵活对待评论，我们才有可能完全捕捉、汲取每种抄本的全部意义。”（第367页）由于史料本身的局限，历史学者常常必须做出推断，但这些推断无论如何都必须合乎情理吧。

至于本书误读的事例，为数不少，下面试举数例加以说明。第二章用了不少篇幅讨论《文昌帝君劝孝歌》一书。作者讨论的重点，不在这个文本本身，而是传抄者在封底写下的一首诗：“共枕不如共胞人，临难思节方见真。庄周佯没妻心变，宏不问牛重弟亲。”（第80页，“问牛”二字为笔者的释读）诗中“宏〔弘〕不问牛”是一个典故，牛弘弟酒醉射杀牛弘之牛，妻告知此事，牛弘不以为意。这个典故说的是，兄弟不应因妇人之言而心生嫌隙。该诗作者对比了夫妻之情与兄弟之情，强调后者更“真”更“亲”，因此不应沉溺于夫妻之情。本书在解读此诗时，将“共胞”理解为朋友，将此处涉及的兄弟关系，误读为朋友关系，这就改变了这首诗的内涵。此外，作者认为这首诗右边题写的“粗言见哂”四字，是书写者的“谦辞”，它提醒后世在阅读这个文本时，应注意到这类文本被人接受的方式（第81页）。换句话说，作者的看法是，上面的诗和这四个字，都体现了传抄者对《文昌帝君劝孝歌》这个文本的看法，表达了与这个文本不尽相同的、富于个性的看法。但事实上，《文昌帝君劝孝歌》宣扬的是父母的养育之恩和子女应该尽孝的道理，这首诗以夫妻关系与兄弟关系作比较，尽管主旨稍有差别，但与《文昌帝君劝孝歌》中比较父母—子女关系与夫妻关系的手法是相似的，不见得可以推导出传抄者有个性的看法。

第二章对《捷径杂字》和《方言杂字》的解读，也有不少误读之处。《捷径杂字》“农事类”有以下几句：“减租称转，纳税完粮。佃字（作者误录为“子”）当契，月息进庄。屯饷南折，上忙下忙。”作者的译文是：

To decrease the rental cost of the cart, weight the cart itself．

The tax is based on the remaining weight ［of only the grain inside］．

To lease a cart, get a valid contract,

When not in use, return it to the warehouse．

Your pay might be shortchanged,

But you＇ll still always be busy． (p．85)

第一句的“称转”意义不甚明确，或为称租纳租之意，作者估计将“转”读做车，因而误读了后半句的意思。第二句的“纳税”“完粮”表述虽异，而意义实同，作者不明就里，因而曲解了文义。第三句的“佃字”“当契”，本为两种契约，作者完全误读了“佃字”。第四句的“月息”“进庄”，分别是按月支付的利息和地租押金之意。第五句的“屯饷”应是来自屯田的税银（屯田籽粒折成的税银？），而“南折”或为以折色缴纳的税粮。第六句“上忙下忙”是指纳粮时间和期限。这三句均涉及社会经济史的相关知识，作者不明就里，又没有咨询相关专家或查阅参考书，就都误译了。

《方言杂字》行善一段写道：“立起义学，修下义坟。除此以外，布施斋（“斋”作者录为“齐”，误）僧。吃斋把素，念佛看经。修补庙子，粧望金身。”本书对此段的解读，也甚多疏漏。首先，作者把义学、义坟分别理解为“virtuous learning”和“virtuous grave site”，均误，义坟应即义塚，两者应译作“charitable school”和“charitable cemetery”为妥。其次，“布施斋僧”一句，作者误译为“Announce that you have become a monk”。由此，后面两句的主语，由僧人转换为“你”，这也是明显的误读。最后，“粧望金身”一句（“望”字疑释读有误，因本书未提供文本照片，无从判断），实为捐助银钱塑造神像之意，而作者误译为“You want to become a gold-plated deity”（第96—97页）。由于上述误读，本书对这一段的总体解读也出现问题。他认为这一段隐含“讽刺”意味，因为他断定文本提到的各种做法都属表面功夫，只要你有钱有势，旁人就会逢迎你，“你只需像镀金的神像那样坐着，而世界围着你转”（第97页），这就将一个本来简单的文本复杂化——很难想象杂字一类启蒙读物会表达如此复杂的内涵。

细节误读之处，在书中也时有所见，兹举数例。第一章讨论了一本讼师秘本，封面书“洪浦”二字，应为传抄者姓名，作者误读为抄本书名（第58页）。第二章讨论的《古文释义》抄本，封面书“辑五学书”等字，辑五应为传抄者姓名，作者误读为卷五（即误读为“第五辑”，第69页）。同一章讨论的《文昌帝君劝孝歌》，封底书“峕在丙戌年孟夏下浣恭录于思齐书室”等字，作者将“峕”释读为“看”，将“孟夏下浣”理解为“夏末”（the late summer）（第78页，参照第79页照片）。同一章讨论的抄本《婚元讲》，封面书“勿失”二字，应为妥善保存、不要遗失之意，而作者将书名读作《婚元讲勿失》，并将“勿失”理解为“free of mistakes”（无误）（第89—90页）。第三章讨论了一本命课，作者将封面的“谨遵”误读为“谨导”（第124页，参考第123页图3.7），这样内涵便有所偏差。第四章对一个药方的解读，凡药方中的称量单位“钱”和“两”（均以记账字符书写），都被误读为“分”。药方后的“煮二柱香时”则误读为“煮二往□时”，这句话表达的煮药的时长，自然就无从理解了（第157—158页）。第八章《蛇传秘本》中“天刹归天去，地刹归地藏”一句，本来意思很明确，可是传抄者在抄写时，将标点注在第一个“地”字下，本书依此断做“天刹归天去地，刹归地藏”，结果此句被译为“heaven evil go back to heaven get away from the earth; evils go away and hide in the ground”，逻辑就不清了。同一章讨论的科仪本《正一朝天三八谢罪法忏》首页第一行上端有“彭城郡记”印，作者误读为“彭城郡门”，并对此做了一通发挥（第289—290页）。但事实上，这个抄本的道坛是刘柏荣堂，彭城郡不过是刘姓的郡望，与抄本的内涵实无关系。至于书中的录文错误，数量甚多，恕难一一枚举。

四、 结语

作为明清史、近现代史领域一本正面讨论抄本的开拓性著作，《晚清民国时期平民的日常生活》通过举证翔实的史料，提醒研究者注意抄本在印本时代普遍存在的事实，阐述了抄本对理解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学术价值，并对解读抄本的思路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建议，其学术贡献不可否认。

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解读抄本的视角和概念。作者在书中提出的抄本解读的人类学视角，抓住了抄本区别于印本的基本属性。作者的抄本解读路径，锁定以抄本为媒介形成的读书人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较为准确地把握到了作者所称“民间抄本”解读中至关重要的一对关系。此外，本书对1950—1950年普通民众的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判断，也值得近现代史研究者注意。

与此同时，无论在解读路径和具体文本的解读方面，本书都存在不少问题。在解读路径上，本书没有对抄本与其他写本做出明确的区分，作者低估了抄本、传抄者与“平民”之间的复杂关系，书中对抄本中表述的文化与所谓“平民”文化之间关系的处理，有简单化的嫌疑。在具体解读方面，本书对晚清民国抄本的解读，总体过于随意，也存在过度解读、非历史化解读和误读等一系列问题，文字释读错误也比较多。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跟作者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不无关系，也牵涉到抄本本身解读的困难与问题。

总之，如何认识抄本区别于印本的特性，区分其不同类型，更深入地把握抄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待于海内外学界，特别是从事不同时代抄本研究的学者的共同探讨。如何在具体的时空、社会文化脉络中，对抄本进行富有想象力又经得起史实考验与逻辑推敲的解读，也是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但不管从事写本学的学科建构还是特定抄本的专题研究，该书提出的概念和视角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学术资源。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6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