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离不开世界，其实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历史，至少是唐代，那时中国就和世界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当然，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以前我们讲中国历史，包括我们编的教材，可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下，一直认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闭关锁国，长期实行海禁政策，所以后来就落后挨打等等，已经是一个既定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去做世界近代史的研究，包括我们做明清史的研究，事实上就会发现原来有很多误解。
自从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当然，有些人认为“全球化”的时代更早，但至少15世纪大航海时代之后，“全球化”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一直都是主动参与的，在某种意义来说还是主导的作用。在西方人的早期游记、书信和档案中，记载了很多他们和中国商人打交道的故事。他们最早在马六甲遇到闽南商人，开始学习东亚的商业和航海知识。然后，闽南商人把他们带到中国沿海和朝鲜、日本、琉球等地。他们进入东亚海域，主要是为了和中国商人做生意，购买中国商品，开拓中国市场。更重要的是，当时到东亚、东南亚的欧洲人很少，每个地区只有几百人，最多不过几千人。因此， 虽然欧洲人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了很多殖民地，但是他们实际上无法有效控制当地的市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交给中国商人经营和管理。
我们以前关于中国和早期“全球化”的认识， 在很多情况下是被官方的史料误导。实际上，如果从民间的史料看，在中国东南、华南沿海地区，有许多就形成跨国生存状态。例如，福建、广东沿海的很多村庄、很多家族，在海外的人比在老家的人还多。在明清以来的长达三五百年时间中，他们的生计模式严重依赖于海外。这一方面的研究，最早是社会学家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根据他在福建、广东侨乡的调查研究，二战前当地很多家庭的生计模式，主要是依赖于海外的侨汇。现在做经济史研究的人都很清楚，海外贸易是福建、广东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我们在福建和广东跑田野的时候，可以亲身感受海外华侨跟老家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其实不仅限于经济，在侨乡的社会、文化、政治各个领域，海外华侨都是深度参与的。特别是在晚清、民国时期，海外华侨在福建、广东侨乡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因为，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海外华侨可以自由出入境。在此之前，到海外谋生有很严格的限制，通常是在两年或三年之内必须回国。如果逾期不归，就会被视为“海外弃民”，以后再回来就可能被抄家、被充军，等等。到了1860年以后，他们就可以自由往返，可以在老家做很多事情，这对地方历史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福建侨乡的历史比较特殊，可以再往前推两三百年。明代隆庆年间，在漳州月港设立对外通商口岸，允许当地民众到东南亚从事海外贸易。当时开放私人海外贸易，主要是为了应付“漳潮海寇”，就是因为海禁引起的社会动乱。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合法化，大批沿海民众前往东南亚各地谋生， 在吕宋群岛、爪哇群岛、马来半岛等地形成了许多华人聚居区。万历年间编撰的《东西洋考》记载了漳州月港通航的20多个国家，其中在南海东边的共有6国，在南海西边的共有15国。由于当时西方殖民者也来到了东南亚、东亚地区，他们把中国商品转运到欧洲和美洲，实际上使漳州月港的通商范围扩展至全世界。德国学者弗兰克（Frank）的《白银资本》，考察了14—18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认为其主要特征是中国商品和美洲白银的交易。这种交易的枢纽，其实就在南海、东海周边的华人聚居区。
明清之际的郑氏海商集团，一度控制了南海、东海的海上贸易。当时在中国周边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的外国船队，据说都要向郑氏集团交税。不过，郑成功为了反清复明，在东南沿海地区和清军交战，最终被打败了。清朝康熙年间，重新确定厦门为航海商人前往东南亚的通商口岸，可以说是沿袭了明代后期的海外贸易制度，这对福建海洋传统的影响非常深远。
以厦门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历来是福建向海外发展的基地。讲闽南话的人群，在老家的大概有1000多万人，在中国沿海各地，包括潮州、惠州、海南岛、雷州半岛、浙江等地，至少也有1000多万人，在台湾也有1000多万人，在东南亚地区有两三千万人，所以讲闽南话的人一共有六七千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群。他们基本上是海洋民族，流动性很大，四海为家。在田野调查中可以发现，很多华侨已经出去好几代人，可是他们始终离不开老家，还是会经常派人回来，千方百计地和老家保持联系，留下了很多历史资料。在明朝、清朝的官方史料中，我们很难看到福建侨乡和海外的联系， 但是在当地的族谱、碑刻、侨批和各种契约文书中，可以看到持续数百年的海外联系。在广东沿海地区，我相信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在福建、广东设立经济特区，其实就是因为有这种民间的海外联系。
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我们长期关注海外华人和侨乡的联系方式。我们一直在追问，海外华人为何离不开老家？如何维持和老家的联系？王庚武教授认为，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单身男子去海外谋生，他们的家人都在国内，最终还是要落叶归根；第二个阶段是移居海外之后，在当地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但可能在原乡还有家人，或者是把子女送回原乡接受教育，形成“两头家”的生活方式；第三个阶段是在海外形成华人社区之后，不断吸收来自原乡的新移民，为海外华人社会“带来新鲜的中国观念”。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研究海外华人必须关注三大要素，包括移出地和移入地的“小生境”，以及联结二者之间的“通道”。他所说的“通道”，不仅涉及实体性的人流和物流，而且涉及非实体性的信息、观念、情感等文化联系。
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世界历史上有很多国际移民，例如犹太人、非洲人、印度人，等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国际移民群体。不过，很多国际移民都是“离散社群”，最终是花果飘零，与故乡失去了联系。海外华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他们“不忘初心”，故土难离，总是要千方百计和老家保持联系。这是一种类似于文化基因的、精神层面的联系，很难在功利的层面解释清楚，但是其中一定是有某些深刻的道理。很多年来，我们几乎每年都去东南亚跑田野，其实就是想了解侨乡对于海外华人的意义，从民间社会理解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
1990 年左右，我从厦门到香港开会，当时是坐鼓浪屿号游轮。我在船上认识了一个原籍莆田的老华侨，他一路上和我聊天，差不多回顾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他从小就去了海外，原来是打工的，后来做小业主，开商店，其实不太成功。他回来的时候应该有 60 多岁了，满头白发，老态龙钟。他跟我说，虽然他一生没有成家，但他觉得这一辈子没有白活。他这次回老家，把所有的亲戚都找到了，还给每家都送了钱，基本上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他出去之后还要再工作，存钱养老，但他已经实现了一辈子的愿望，衣锦还乡，荣宗耀祖。后来我没有再见到他，但经常回忆他的言谈举止，希望可以从中领悟海外华人的精神实质。
海外华人有一些文化传统，可能是跟当地的其他族群都不一样的。他们对于灵魂的归属非常在意，总是要考虑死了以后怎么办，棺材能不能送回家？灵魂能不能进祠堂？如果灵魂无法安置，他在海外就是孤魂野鬼。因此，海外华人会想很多的办法，去处理灵魂归属的问题。如果棺材送不回去，他们要在海外建一个公墓，然后在公墓背后建立一个仪式系统，去超度海外孤魂。早期这些孤魂都是要想办法送回来的，在闽南地区有专门的招魂仪式，但是后来他们在海外落地生根，在当地发展出一套超度仪式。在这种仪式的背后，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团，包括同乡会、神明会、同业公会等等。这些社团最后就变成了商业网络，变成了一种市场机制和信用制度。海外华人利用原乡的文化传统，发展“同乡同业”的商业网络，这种做法在东南亚是很成功的。我们知道，欧洲人在东南亚建立了很多殖民地，后来都被赶走了，但是华人留下来了。其中隐含的秘密，可能就是因为各自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生存策略。
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至少在1800年以前，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或者说是“世界工厂”。这就是说，在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 我们并不是那么被动的，在很长时间中可能是处于主导地位。当然，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同样必须关注海外的因素，必须具有世界史的视野。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21年第9期，頁15-17。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