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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滿 | 從民間社會理解中國與「全球化」
  发布时间: 2022-01-15   信息员:   浏览次数: 217

谈到中国离不开世界,其实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历史,至少是唐代,那时中国就和世界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当然,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以前我们讲中国历史,包括我们编的教材,可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下,一直认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闭关锁国,长期实行海禁政策,所以后来就落后挨打等等,已经是一个既定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去做世界近代史的研究,包括我们做明清史的研究,事实上就会发现原来有很多误解。

自从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当然,有些人认为全球化的时代更早,但至少15世纪大航海时代之后,全球化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一直都是主动参与的,在某种意义来说还是主导的作用。在西方人的早期游记、书信和档案中,记载了很多他们和中国商人打交道的故事。他们最早在马六甲遇到闽南商人,开始学习东亚的商业和航海知识。然后,闽南商人把他们带到中国沿海和朝鲜、日本、琉球等地。他们进入东亚海域,主要是为了和中国商人做生意,购买中国商品,开拓中国市场。更重要的是,当时到东亚、东南亚的欧洲人很少,每个地区只有几百人,最多不过几千人。因此, 虽然欧洲人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了很多殖民地,但是他们实际上无法有效控制当地的市场,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交给中国商人经营和管理。

我们以前关于中国和早期“全球化”的认识, 在很多情况下是被官方的史料误导。实际上,如果从民间的史料看,在中国东南、华南沿海地区,有许多就形成跨国生存状态。例如,福建、广东沿海的很多村庄、很多家族,在海外的人比在老家的人还多。在明清以来的长达三五百年时间中,他们的生计模式严重依赖于海外。这一方面的研究,最早是社会学家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根据他在福建、广东侨乡的调查研究,二战前当地很多家庭的生计模式,主要是依赖于海外的侨汇。现在做经济史研究的人都很清楚,海外贸易是福建、广东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我们在福建和广东跑田野的时候,可以亲身感受海外华侨跟老家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其实不仅限于经济,在侨乡的社会、文化、政治各个领域,海外华侨都是深度参与的。特别是在晚清、民国时期,海外华侨在福建、广东侨乡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因为,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海外华侨可以自由出入境。在此之前,到海外谋生有很严格的限制,通常是在两年或三年之内必须回国。如果逾期不归,就会被视为海外弃民,以后再回来就可能被抄家、被充军,等等。到了1860年以后,他们就可以自由往返,可以在老家做很多事情,这对地方历史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福建侨乡的历史比较特殊,可以再往前推两三百年。明代隆庆年间,在漳州月港设立对外通商口岸,允许当地民众到东南亚从事海外贸易。当时开放私人海外贸易,主要是为了应付“漳潮海寇”,就是因为海禁引起的社会动乱。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合法化,大批沿海民众前往东南亚各地谋生, 在吕宋群岛、爪哇群岛、马来半岛等地形成了许多华人聚居区。万历年间编撰的《东西洋考》记载了漳州月港通航的20多个国家,其中在南海东边的共有6国,在南海西边的共有15国。由于当时西方殖民者也来到了东南亚、东亚地区,他们把中国商品转运到欧洲和美洲,实际上使漳州月港的通商范围扩展至全世界。德国学者弗兰克(Frank)的《白银资本》,考察了14—18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认为其主要特征是中国商品和美洲白银的交易。这种交易的枢纽,其实就在南海、东海周边的华人聚居区。

明清之际的郑氏海商集团,一度控制了南海、东海的海上贸易。当时在中国周边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的外国船队,据说都要向郑氏集团交税。不过,郑成功为了反清复明,在东南沿海地区和清军交战,最终被打败了。清朝康熙年间,重新确定厦门为航海商人前往东南亚的通商口岸,可以说是沿袭了明代后期的海外贸易制度,这对福建海洋传统的影响非常深远。

以厦门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历来是福建向海外发展的基地。讲闽南话的人群,在老家的大概有1000多万人,在中国沿海各地,包括潮州、惠州、海南岛、雷州半岛、浙江等地,至少也有1000多万人,在台湾也有1000多万人,在东南亚地区有两三千万人,所以讲闽南话的人一共有六七千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群。他们基本上是海洋民族,流动性很大,四海为家。在田野调查中可以发现,很多华侨已经出去好几代人,可是他们始终离不开老家,还是会经常派人回来,千方百计地和老家保持联系,留下了很多历史资料。在明朝、清朝的官方史料中,我们很难看到福建侨乡和海外的联系, 但是在当地的族谱、碑刻、侨批和各种契约文书中,可以看到持续数百年的海外联系。在广东沿海地区,我相信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在福建、广东设立经济特区,其实就是因为有这种民间的海外联系。

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我们长期关注海外华人和侨乡的联系方式。我们一直在追问,海外华人为何离不开老家?如何维持和老家的联系?王庚武教授认为,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单身男子去海外谋生,他们的家人都在国内,最终还是要落叶归根;第二个阶段是移居海外之后,在当地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但可能在原乡还有家人,或者是把子女送回原乡接受教育,形成“两头家”的生活方式;第三个阶段是在海外形成华人社区之后,不断吸收来自原乡的新移民,为海外华人社会“带来新鲜的中国观念”。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研究海外华人必须关注三大要素,包括移出地和移入地的小生境,以及联结二者之间的通道。他所说的通道,不仅涉及实体性的人流和物流,而且涉及非实体性的信息、观念、情感等文化联系。

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世界历史上有很多国际移民,例如犹太人、非洲人、印度人,等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国际移民群体。不过,很多国际移民都是“离散社群”,最终是花果飘零,与故乡失去了联系。海外华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他们“不忘初心”,故土难离,总是要千方百计和老家保持联系。这是一种类似于文化基因的、精神层面的联系,很难在功利的层面解释清楚,但是其中一定是有某些深刻的道理。很多年来,我们几乎每年都去东南亚跑田野,其实就是想了解侨乡对于海外华人的意义,从民间社会理解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

1990 年左右,我从厦门到香港开会,当时是坐鼓浪屿号游轮。我在船上认识了一个原籍莆田的老华侨,他一路上和我聊天,差不多回顾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他从小就去了海外,原来是打工的,后来做小业主,开商店,其实不太成功。他回来的时候应该有 60 多岁了,满头白发,老态龙钟。他跟我说,虽然他一生没有成家,但他觉得这一辈子没有白活。他这次回老家,把所有的亲戚都找到了,还给每家都送了钱,基本上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他出去之后还要再工作,存钱养老,但他已经实现了一辈子的愿望,衣锦还乡,荣宗耀祖。后来我没有再见到他,但经常回忆他的言谈举止,希望可以从中领悟海外华人的精神实质。

海外华人有一些文化传统,可能是跟当地的其他族群都不一样的。他们对于灵魂的归属非常在意,总是要考虑死了以后怎么办,棺材能不能送回家?灵魂能不能进祠堂?如果灵魂无法安置,他在海外就是孤魂野鬼。因此,海外华人会想很多的办法,去处理灵魂归属的问题。如果棺材送不回去,他们要在海外建一个公墓,然后在公墓背后建立一个仪式系统,去超度海外孤魂。早期这些孤魂都是要想办法送回来的,在闽南地区有专门的招魂仪式,但是后来他们在海外落地生根,在当地发展出一套超度仪式。在这种仪式的背后,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团,包括同乡会、神明会、同业公会等等。这些社团最后就变成了商业网络,变成了一种市场机制和信用制度。海外华人利用原乡的文化传统,发展“同乡同业”的商业网络,这种做法在东南亚是很成功的。我们知道,欧洲人在东南亚建立了很多殖民地,后来都被赶走了,但是华人留下来了。其中隐含的秘密,可能就是因为各自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生存策略。

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至少在1800年以前,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或者说是世界工厂。这就是说,在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 我们并不是那么被动的,在很长时间中可能是处于主导地位。当然,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同样必须关注海外的因素,必须具有世界史的视野。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21年第9期,頁15-17。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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