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爱荆庄，又名美祚寨，坐落于同安镇三洋村洋尾自然村。三洋即洋尾、洋中、洋头，其地西接嵩口，东毗富泉，南临梧桐，北靠大洋、霞拔，呈长形平原地貌，四面环山，有大小溪流贯穿其中。在洋尾村、坂头村与洋中村的丁字路口，近年新建了“三洋”牌楼。
在爱荆庄创建之前，其地称“十五营”，据说原为屯兵之所。清道光十二(1832)年，三洋鲍氏家族的第十四世祖美祚公买下了这里的地基，开始创建集居住与防御为一体的爱荆庄。这一庄寨为土石木混合方形寨堡式建筑，占地面积5200多平方米，共有361间房屋。外部建有高大的垒石夯土围护墙，辅之以跑马廊、角楼等设施，具有较强的防御功能。跑马廊采用悬山顶，白墙黛瓦，风格简洁而活泼。建筑史专家认为，爱荆庄设计巧妙，构筑奇特，易守难攻，功能齐全，堪称永泰庄寨建筑的典范(图1)。
图1 爱荆庄（赖泽樟摄）
关于“爱荆庄”之名的由来，当地民间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庄寨原址为一片长满荆棘的山坡，故以此命名，告诫后世子孙勿忘开基祖创业之艰辛。也有人考证，“爱荆”即“爱妻”之意，因庄主美祚公敬重勤慧持家的妻子，因而以此命名。当地世代相传，鲍美祚年轻时家境贫寒，娶不上媳妇，刚好当地有长相不好而大龄未嫁的李姓女子，经中人说媒，双方一拍即合。鲍美祚雇不起轿子，就一口气把新媳妇从山下背到了山上，成为一段佳话。新媳妇真名鲜为人知，后人都尊称她为“美祚嫲”。
笔者认为，寨名中的“荆”字尤为关键，只有将其置于闽地语境下，才能充分理解、释读。无独有偶，西面尤溪县盖竹村有一处茂荆堡。其名称由来，以藏头楹联的方式刻在檐柱之上：“茂树乘风神做主，荆花映日色成金”。此处“金荆”意蕴嘉美，显非荆棘之意。考诸文献，西晋稽含《南方草木状》载“金荆可作枕，紫荆堪作床，白荆堪作履，……杜荆指病自愈”，南朝江淹谪居闽北时作《草木颂·金荆》云：“江南之山，连障连天。既抱紫霞，亦漱绛烟。金荆嘉树，涵露宅仙。姱节讵及，幽意谁传？”金荆作为南方嘉木，自古被视为吉利高洁之物。徐晓望认为金荆木产于福建等地，但由于大树难得，南北朝时期就已砍伐殆尽，后世甚有为得一木远渡重洋者。笔者在《中国方志库》V7.0中检索“金荆”，150条记录中福建地区占了92条，如宝祐《仙溪志》、弘治《八闽通志》等均引《闽中记》云金荆“木坚有文彩，可为床榻器用”，万历《福宁州志》称“金荆产于深山，坚直可作轿杠，频年征取，砍伐将尽，乡民苦于此木之累，尽自戕之”“金荆一木殊为地方之累，即今斧斤歼尽，而中使借口征之为上供之用，每一檄下，官民交困”。种种迹象表明，爱荆庄的“荆”可能是指闽地珍稀木种金荆树，“爱荆”意在告诫后人爱惜山林，以期嘉木荫庇宅厝、福佑子孙。
爱荆庄的防御体系异常坚固，易守难攻。其四周围墙内建有跑马道，寨墙西南角和东北角各建有一个下石上土的碉楼，亦称铳楼。楼上有内宽外窄的斗形观察哨窗、土枪枪眼；楼下有地窖，平时可以储食，乱时可以关押匪徒。这种在西南和东北两角布置的铳楼(图2)，目的是扼守交通要道和贼匪必经之地。两座角楼皆为五边形双层重檐结构，凸出于寨墙，内部防御全方位无死角，外部则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使得庄寨的外观更加宏伟。另据村中老年人回忆，旧时爱荆庄内还有两大两小四尊大炮，射程可与林则徐扼守海疆时的炮台媲美。20世纪50年代末，这些大炮“献公炼铁”，不复存在。
图2 爱荆庄的铳楼
爱荆庄的外墙以夯土为主，最厚之处足有80厘米。在三洋地区，这种夯土建筑颇为常见。如曾于民国时期担任三爱游击队队长的鲍修潮，其故居房屋外墙厚达50厘米。三洋民居中的厚实外墙，可能延续了防御性寨堡的建筑传统。
此外，在爱荆庄建筑群的北部，建有又高又陡的“百草台”，内有巧妙的通风系统与防火设计，从表面上看是为了种花、种菜的需要；后来我们发现此处地形突然升起，可造成空气流动，实际上是生成穿堂风的风源。从爱荆庄的整体布局来看，建筑设计中预留了三条南北向、四条东西向风道，三纵四横，贯通庄寨，有主有次，是一个完整的通风系统。在建筑群的东西两侧，各修建了一条南北向高出屋脊的鱼鳞片状防火墙，或称马鞍墙、鱼鳞墙，高低起伏，装点了爱荆庄内的天际线。为了保护夯土墙，在外墙的表面饰以鱼鳞状挂瓦，俗称“瓦封墙”。(图3)实践证明，防火墙在阻止火灾蔓延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爱荆庄的西侧原有一排厢房，后来因火灾而被焚毁殆尽，至今中轴西侧的马鞍墙还有火烧的痕迹，而正座却依然保存完好。
图3 爱荆庄的覆瓦防火墙
永泰庄寨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承载了当地民众的历史记忆。据说，在专制王朝统治时期，福州地区并不允许民间私建高楼。后来有福清人当了宰相，从京师还乡时发现，家中的老母亲还住在低矮的平房中。于是请求圣上恩准，为其母建高第。皇帝念其功绩，特准其奏。后来，永泰地区受其影响，也开始创建高楼，垒筑寨堡。其实，永泰庄寨不仅是南方民居-防御建筑的瑰宝，也是农耕社会家族聚落和传统乡绅文化的载体。
自2016年以来，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与永泰县村保办合作，到三洋地区开展田野调查，搜集了丰富的民间历史文献。爱荆庄现存的历史文献，主要有民国年间编纂的《象山鲍氏族谱》、咸丰五(1855)年的《智房阄书》、民国八(1919)年的《恭宽信敏惠温良七房阄书》、民国二十(1931)年的《仁义礼智信五房置业簿》。从这些家族文献可以看出，三洋鲍氏原是明代的屯田军户，明清之际发展为强宗大族，清代控制了大量的土地和山林，并致力于建造庄寨。本文主要依据这些历史文献，结合田野调查资料，考察鲍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与庄寨建筑，并探讨军户家族在永泰山区开发史中的地位及影响。
二、三洋鲍氏家族的由来
地处永泰中部山区的三洋地区，为明代卫所军队屯田之地。明制自京师至州县皆立卫所，每个卫所都有屯田之责，于驻地附近“闲旷之土”分军设屯，倚耕以守。因此，卫所屯田星罗棋布，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三洋鲍氏家族的开基祖，就是明初来永泰屯田的卫所军户。
永乐二(1404)年为明代卫所分屯的重要时间节点，南方各省多有扩大屯军之势。海瑞就任兴国知县时曾上《兴国县八议》，开篇即言屯田之事：“永乐二年发军下屯，大造屯田黄册，军民各有定分，诚足兵足食良法也。自是而后，军无耕作之劳，倍收子粒之利，事犹可言。”《八闽通志》记载：“洪武二十八年并永乐二年，制令分军屯种，以赡军储。”鲍氏祖先作为屯田军户，就是于永乐二年来到永泰的。
三洋鲍氏家族的开基祖淑明，据说原籍为浙江宁波，明初随军入闽，授世袭千户，派拨永泰。康熙年间，鲍氏族人在族谱序言中说：
余考鲍氏出于江左之四明象山，盖自受封于上党，支派已蕃，甲于天下矣。然历世久远，不能殚述。唯我远伯祖淑牙公登大明进士，任河南道御史，同我始祖淑明公，于洪武九年随征入闽，戡乱辑宁，地方安堵。而远伯祖时回原籍，唯我淑明公授福州之左卫千户，功加世袭。迨永乐二年，拨屯永阳，隶而居焉。
鲍淑明作为屯田千户，其督垦之地可能并不限于一处，而是包括福州左卫在永泰的大部分屯所。这是因为，明代的军屯一般为每屯派军士百名，由百户统领，而千户所辖可能是数屯至数十屯。永乐二年福州左卫的屯田区域大致分布如下：
左所屯五所，俱在侯官县二都西禅铺起至二十二都岭柄白沙止。右所屯五所，俱在闽清县升平坊渡口起至十都鱼坑止。中所屯五所：闽清县三所，在十六都大樟起至二十一都林浦门止；永福县二所，在一都大樟起至四都牛斜止。前所屯五所，俱在永福县八都郑洋起至十二都鱼坑止。后所屯五所，俱在永福县十九都铁场起至二十四都杉洋止。中左所屯五所，俱在永福县二十五都界竹口起至三十都葛洋止。
明代永福县共三十六都，其中大部分地区都有屯军，而福州左卫在永福一县就有十四所屯区。由于现存明代卫所《武职选簿》缺少福州左卫的记载，很难确定各屯所的军官姓名。若以二十四都杉洋为中心，从十九都铁场起到三十都葛洋止，即后所五所、中左所五所屯地，可能就是千户鲍淑明的督垦之地。
在鲍淑明之后，其子孙逐渐分迁各地，留居永泰的族人大多聚居于三洋。民国年间的《杉洋鲍氏重修族谱序》记述：
<淑明>公于洪武九年随军入闽，戡乱有功，授福州左卫，世袭千户。永乐二年，拨屯永阳居焉。至三世，垢、垣、城、垷兄弟四人，城公迁闽邑，垷公迁仙游，垢、垣二公仍住永阳，是为支祖。于今二十余世，地属杉洋，聚族而居。
从鲍氏家族的第三代开始，有些族人已迁居闽县、仙游等地，可能与明代的军户世袭制度密切相关。这是因为，军户家族必须有一人世袭军职，其余皆为“余丁”，可以自谋生计。因此，鲍氏第三代分迁各地的族人，很可能是自谋生计的“余丁”。据族谱记载，鲍氏第二代仅德宝一人，为世袭千户；第三代有五兄弟，其中仅垢为世袭千户，其余皆无军职。在留居永泰的族人中，第四代共有男丁四人，其中仅垢之长子宗锡为世袭千户；第五代共有男丁六人，其中仅宗锡之长子惟漳为世袭千户。这一时期，由于屯田军户大量逃亡，军屯制度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允许余丁顶种屯田。鲍氏作为屯田千户，可以通过顶种屯田安置余丁，这无疑为家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自鲍氏第六代以后，不再有族人继任世袭千户，其原因不明。不过，正是从第六代开始，三洋鲍氏家族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据族谱记载，其第六、七、八代各有男丁20、23、48人，在当地可以说是强宗大族了。与此同时，鲍氏族人开始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地方社会崭露头角。如第六代孔松等，“于明万历辛酉年喜舍花银，建造本乡凤凰寺宝座一台”。到了明末清初，鲍氏族人更是利用当时的社会动乱，迅速确立了对周边地区的控制权。
三洋鲍氏作为军户家族，长期维持聚居形态。现存于洋中村的鲍氏宗祠，据说就是明初鲍氏祖先的开基祖厝。鲍氏家族在定居永泰之初，分为东房与西房两支。由于现存资料有限，我们对鲍氏家族的早期历史所知甚少，但仍可梳理其大致过程：洪武九(1376)年，随军入闽的鲍氏族人除淑明公、淑牙公外，还有另一兄弟淑源公。永乐二年，淑明公、福华公（淑源公之子）同时拨屯永福县，“淑明公托殖东祠（池狮厝），福华公托殖西祠（下梧）”，分别成为三洋鲍氏东、西两房的开基祖。到了清代初期，三洋鲍氏族人开始编修族谱，致力于家族建设。如第八世族人应须，“于康熙癸亥鸠修谱牒，以示后人”东房十四世鲍美祚建造了爱荆庄，并将诸子分为五大房(图4)。
图4 三洋鲍氏世系图
三、明清之际的鲍氏族人
明清之际，永泰长期处于社会动乱之中。从表面上看，这是改朝换代导致的社会失序，究其根源，则是山区开发过程中的族群冲突。这一时期，三洋鲍氏发挥了屯军家族的传统优势，与当地倪氏、李氏等家族建立地域联盟，广泛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形成了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
在明末清初的永泰山区，许多家族都创建了寨堡等防卫设施，也组织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地方武装。三洋鲍氏与倪氏、李氏组建的“乡兵”，可能是当时同安一带最有名的地方武装。《象山鲍氏族谱》记载：
永泰明清鼎革之时，深山穷谷，寇氛未靖。时汀郡有铁匠吕瑚者，在瓢坑程家生理，程氏恃豪，有得罪于吕瑚。后吕遂归，聚众为贼，首率兵攻围瓢坑，程氏几陷于寨中，遂求援三洋。彰公统率乡兵百余往救，围遂解。后公为贼所戮，程氏颂其德，遂葬公于本厝花台上。
上文中的“彰公”，即三洋鲍氏的九世祖鲍德彰，而瓢坑程氏也是当地的世家大族。程氏虽然建了寨堡，但却无法抵御汀州流寇的围攻，只好向三洋“乡兵”求救。铁匠吕瑚，亦称李胡，应该是清初来永泰谋生的汀州移民。乾隆《永福县志》对此事有如下记载：
程奏公，生平好义乐施。康熙甲寅，山寇李胡围寨半月，寨内无水，众几莫支。奏公夜缒而出，自捐银三百两，往二十四都杉洋请鲍、李、倪三姓计百许人护救，寇乃退，寨内一族赖以生全。
三洋历史上的倪氏与李氏都是土著大族。据说，在鲍氏祖先来三洋之前，这里已有倪氏与李氏的聚落。洋中村现存倪氏宗祠，青砖绿瓦，高大雄伟，与鲍氏东、西祠鼎足而立。因此，鲍、倪、李三姓联合组建的乡兵，可以说是屯军家族与土著族群的军事联盟。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一军事联盟在三洋历史上影响深远，如今已演变为以庙宇为中心的地域联盟，每年都要定期举办游神仪式。
在三洋的门户鸡髻山（又称鸡冠山）上，有一座鲍、倪、李等姓共同供奉的元帅庙。庙中供奉的神像，居中为黄渠元帅，旁边为师爷鲍若愚，外侧为李万友、倪子文将军。那么，为什么会在高山上建造这一庙宇呢？据传，鸡髻山是当年保境安民的黄渠（居）与鲍若愚所率义军安营扎寨的地方。后人为了纪念黄渠功绩，特地在山上建庙祭祀，并尊称其为黄元帅。为了使庙宇建筑合法化，当地还流传与此相关的神话故事：有一次乾隆御驾西征，在路上突遇敌军，难以突围，幸好有一队阴兵杀入解围。事后乾隆回忆，在阴兵旗帜上书有“黄渠”二字，急令各地查访此人，最终在永福境内找到。于是敕封其为“元帅”，并为之建庙奉祀。这一神话表明，元帅庙的仪式传统导源于地方军事化过程。
三洋故老相传，黄元帅约生于康熙三十九(1700)年，曾放过牛、做过长工，因目睹世道不公，匪盗横行，起兵于三洋鸡髻寨，荡匪保民，深得民心。在攻打闽清土抔（堡）寨时，不幸被铁网罩住而亡。不过，笔者查阅永泰、闽清两县的地方志和相关族谱，却发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黄元帅”。在永泰大洋《李氏谱志》中，有关于族人李六锤的记载：
公生于明朝末年……曾在盘谷上洋里交界处据险建寨，今墙基尚存。随着清朝统一中国渐成定局……反清之志渐消。嗣后，有三洋鸡冠山黄居起事，说服蔡、汪二人，同邀公加盟，公力陈时势而坚辞……后黄居败，众皆服公智勇双全。
在这里，黄居据寨起事被视为反清复明的义举。而三捷《辅弼张氏族谱》关于先祖张伯逊的记载则称三洋鸡髻寨之众为“贼”。很显然，在明清鼎革之际，辅弼张氏是与鸡髻寨相抗衡的地方军事实力。不仅如此，当时三捷一带的“四邻堡众”无不听命于张伯逊，可能同样形成了以张氏家族为首的军事联盟。在《闽清县志》中，我们发现了更多关于黄居（渠）的记载，试举二例如下：
永邑七尺黄居作乱，窜入闽清五七八九十等都，掳掠焚杀，无所不至。有邹六者，与黄尔侯等同立义民社，以保乡闾。居率匪党围攻五都龙溪土堡，邹六开枪击伤居肋，复与尔侯等追之，居退至永邑菰洋寨，创重死，匪乃平。
康熙……十五年三月十二日，永邑寇名七尺黄居者剽掠七都，阖族房屋付之一炬。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明末清初在三洋鸡髻寨起事的“黄元帅”，原名黄居，曾经攻掠永泰、闽清等地，被视为“贼”“寇”“匪党”。而在三洋地区的民间信仰中，“黄元帅”却被塑造为保境安民的英雄、舍生取义的象征。这说明，在明清之际的永泰山区，军事实力是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地方历史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三洋地区有不少庙宇，其中大多与鲍氏家族密切相关。明清之际，鲍氏族人通过创建庙宇、捐助庙产和参与相关仪式活动，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加速了其“在地化”进程。例如，三洋凤凰寺(图5)创建于明万历三(1575)年，由乡人鲍元楚、元相等募建。崇祯年间曾发生火灾，由鲍氏族人募款重修，大殿木梁上刻有“皇明天子崇祯十四年岁二月造”。大殿前现存古碑二通，一为崇祯辛巳(1641)年的《凤凰寺觉印师功德碑》，由居士李天宝等立；一为乾隆三十五(1770)年的重修碑记，由三洋鲍感闳撰写。从这二通碑记中，可以清楚看出历代鲍氏族人对凤凰寺的赞助与经营。乾隆三十五(1770)年的碑文记载：
鲍元楚前买东山寺地一座，至乾隆年间，元孙璧玉等允付族侄永天起盖，换出田三号，土名远里马鼻墘五亩，夫人宫前开濑口二亩，共租壹仟斤。鲍永天舍田八分，载租一百六十斤，俱在对换濑口内。
图5 凤凰寺
鲍元楚生存于明代后期，为凤凰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从碑文看，当年鲍元楚捐出寺地之后，其后人仍持有经营权，因而可以转让给族人盖屋，并对换其他的田产。此碑又载：“募都缘首鲍启渊捐银十五两。”鲍启渊为三洋鲍氏十一世祖，号称“溥公”，在族谱中有如下记述：
溥公生平行事不任苟简，以勤俭成家，而享丰盈之乐。乾隆十九年卜筑南阳庄，时荆棘载道，不殚披辟而图之，其为燕贻计至深远也。晚年尤发菩提心，造三捷桥，捐白金五十两，为都缘首；修凤凰寺，复捐金十五两，为募都缘首；又为丽坛募缘首。外此好施不胜纪。
上文中的“丽坛”，亦称“无嗣坛”，当地俗称“北坛”。坛内主祀唐代因睢阳保卫战而死的张巡元帅，但民间主要用作未婚未育的女子死后停放香火之地。据说，当年据守睢阳城的将士大多绝嗣，故以张巡为坛主来管辖这些无嗣阴魂。这实际上是来自国家正统观念的民间信仰，与潮汕地区的“双忠公”（张巡、许远）崇拜颇为相似。
乾隆年间，鲍氏族人在创建无嗣坛的同时，还迁建了古皇仙亭和五谷仙亭。皇仙亭原在狮岩仑顶，据说始建于明初，乾隆三十六(1771)年在鲍氏西房十四世祖鲍感闳主持下迁到山下青坪园后。故老相传，在迁建两亭一坛后，之前在下保等地耕作的外乡十八姓人开始衰落，三洋鲍氏开始收田发势。这一传说表明，鲍氏家族试图利用庙宇系统，排斥当地的其他族群。这是因为，皇仙亭和五谷仙亭都是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信仰体系，可以作为鲍氏家族的身份象征。据庙祝介绍，皇仙亭中供奉“三皇五帝”，不同于洋尾慈荫堂的张圣公和洋头后泽宫的三娘娘，因此并不参与每年的“游神”活动。皇仙亭的日常管理和经费收支，一般都是由鲍氏族人负责，当地其他家族无权过问。
三洋地区的后泽宫和慈荫堂，可能原来是土著族群的庙宇，现在已是全体居民共同信奉的庙宇。后泽宫又称“夫人宫”“临水宫”“三奶宫”，主要奉祀“顺天圣母”陈靖姑，两旁分祀林九娘、李三娘，大厅两侧供奉三十六宫婆。据考证，此庙始建于明朝，清乾隆年间重建。庙中现存两通古碑，其一为乾隆四十一(1776)年的“重建后泽宫序”，由倪、鲍两姓族人充当募缘首；其二为乾隆四十三(1778)年的“酬恩”碑，由“通社”同立。三洋民众每年在此举行元宵庆典、“圣母”诞辰庆典和“请花添丁”仪式。慈荫堂主要奉祀张圣君（红脸定正将军），左右配祀千里眼、顺风耳，神案上还有一尊黑脸判官。当地村民称张圣公为“蛇头公”，其神像之上缠绕一条巨蛇。在永泰历史上，陈靖姑与张圣君信仰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至宋元时期。因此，后泽宫与慈荫堂不可能是外来移民创建的庙宇。当然，在鲍氏族人参与庙宇修建与相关仪式活动之后，这两座庙宇已经成为族群联盟的象征。
如今的三洋地区共有五个村委会，其中坂头、洋头、洋中、洋尾四村以鲍姓族人为主，而三捷村以张姓族人为主。在明清之际，鲍、张二姓曾经发生武装冲突，可能分属于不同的军事联盟。到了乾隆年间，鲍、张二姓已经可以和平共处，甚至可以在地方公共事务中密切合作。地处鲍、张聚落之间的三捷桥（安捷桥），就是由二姓族人共同集资修建的。在三捷村头的新安庄大门左侧，现存两通清代的建桥石碑，记录了鲍、张二姓合作重修的募捐芳名。其一立于乾隆三十三(1768)年，部分碑文如下：
廿四都募缘首鲍启渊凑成乐捐银五十两正。廿三都募缘首张季良乐捐银三十两正。廿四都募缘首鲍启清乐捐银二十两正，陈文丹乐捐银六两正。廿九都都缘首张文隅乐捐银五十两正。廿三都都缘首吴文贤乐捐银五十两正，余允助乐捐银二十两正。廿四都都缘首鲍永严乐捐银十两正，副缘首鲍彦春乐捐银六两正。
从碑文看，此次修桥主要由鲍、张二姓负责募捐，其中鲍姓族人共捐银86两，张姓族人共捐银80两，另有吴、余、陈等姓共捐银76两。到道光二年，鲍、张二姓再次重修安捷桥，并刻立“重修安捷桥”石碑，署名为“募缘首鲍宗礼、张序善、张序捷同立”，其中“耆宾鲍启渊乐捐银廿六两”，可见他是当时三洋地方社会的领袖人物。
《象山鲍氏族谱》记录了许多急公好义的族人。如第十一世鲍启蔚，“待族党以梗直，解忿释纷，每免讼于官府。或为人谋，或勷义举，彼必争先而鼓舞”；十五世鲍长珪，“为人好交游、重意气、和宗族、睦乡邻，且里党中有义举，必竭力以劻勷之”。这些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族人，为三洋鲍氏家族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爱荆庄的建造过程
清代中期，三洋鲍氏的人口迅速增长，家族内部的资源竞争相当激烈。鲍氏家族中的成功人士，到处购田置舍，建造大厝，在族谱中留下了不少记录。如十一世鲍启渊，“克勤克俭，家颇丰盈，便切燕贻计。于乾隆十九年卜盖南阳庄，坐乙向辛，虽历盘根错节，卒能构成其栋宇。后于乾隆中年，复买置倪家洋中寨全座，又买鸭牳丘厝地以及田园产业，创置多端”。又如鲍启静，“勤耕守业，徇分自乐。雍正己酉起盖坑里厝后，乾隆甲戌年复盖鸭牳丘。拓祖宗之鸿基，绵子孙之燕翼”。从族谱记载看，这些鲍氏族人发家致富的主要标志，就是为子孙后代购置田产和建造大厝。那么，为什么建造大厝如此重要？其历史意义是什么？在此试以爱荆庄为例，探讨其中奥秘。
爱荆庄的建造者鲍美祚，为三洋鲍氏东房第十四世族人。据族谱载，鲍美祚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二，分家时“家已中落”，以致“甘劳劳而食力”。因此，鲍美祚生平“朴诚勤谨，一言不苟，粒谷必珍”。这就是说，鲍美祚并未继承祖先遗产，而是自食其力，白手起家，为子孙创立了丰厚的家业。根据爱荆庄现存的《智房阄书》记载，咸丰五(1855)年，鲍美祚为诸子分家之际，一共有农田240余处，总计313亩，另有山场21所，水牛、黄牛100余只。而族谱中记载的鲍美祚毕生业绩，主要还是其购置和建造的大厝。例如：
<日镶公>于道光中年，买置牛栏壑厝屋十余㭴。于道光十二年，复买置走福坪厝全座十五营建爱荆庄土堡，坐子向午；以及田园产业，创置多端。其为燕贻计至深远也。
由此可见，在鲍美祚的发家史中，买屋、建厝是标志性事件。值得注意的是，鲍美祚致富之后，最初并未建造大厝，而是购买别人已建好的住宅，如“牛栏壑厝屋十余㭴”和“走福坪厝全座”。这些现成的住宅，原来属于三洋鲍氏的其他族人，其产权转移反映了家族内部的资源竞争，这是下文拟着重探讨的问题。
鲍美祚生有五子，其长子过继给长兄，但在咸丰五年分家前仍与诸兄弟同居共财。在分家之际，鲍美祚年已八十二岁，全家“四代同堂”，其总人口近70人。很明显，鲍美祚发家致富的秘诀，首先是维持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在这种大家庭中，通过父子兄弟的通力协作，可以从事多种经营，尽可能拓展生财之道。鲍美祚的长子新芝，始终辅佐其父母，对大家庭贡献尤多。其子记述：
吾父新芝公，日镶公之长子也。时伯祖日联公寿夭，奉太祖命，以吾父为之嗣。余犹闻，公方少时，家值窘乏，乃殚心竭力，以勉佐家政。凡采樵、饲牛及为人佣工，诸劳逸奔走，风霜雨雪，胼胝饥冻，莫不备经。又常茹草蔬粗粝、服垢敝，虽贫不轻至戚属家。后衣粗给，尝制一棉衣，非严寒不轻服，约十余年犹新。故至今家颇余资，而自奉极节俭，不苟费。虽外衣，不厌补缀。生平以勤俭传家，及接物则恂恂和婉，亦无刻薄心。咸丰甲寅冬，叨学政李给耆宾，批示匾额“稀龄介祉”。若父者，亦堪不愧矣。
如上所述，鲍新芝年幼时，家里还很贫困，他曾从事“采樵、饲牛及为人佣工”，历尽艰辛。因此，他毕生勤俭持家，不敢有丝毫浪费。鲍美祚的夫人李氏，同样是以勤俭闻名。族谱记载：
吾祖妣<美祚嫲>勉佐中馈，俭理内务。凡缝纫补缀、浣濯井臼，振作之劳，靡不勤修。以故家日兴，一生得康泰之乐。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在鲍美祚的大家庭中，夫妻、父子同甘共苦，勤俭持家，这是其发家致富的主要秘密。当然，为了维持这种大家庭的生活方式，还需要不断积累财富，购买或建造大厝。
在爱荆庄内，现存一册1931年的《仁义礼智信五房置业簿》，较为详细地记载了鲍美祚生前购置的部分田地、房产。兹分类统计，列为表13。
注：“亩数”一项实为种子量折算的亩数；
“大租契”指出卖人把多处田、佃统缴卖断与鲍美祚；
“↔”代表卖、买双方对换亩数。
由上表可知，这些田地、房产集中购置于道光年间，分布于上中下保，几乎遍及整个三洋地区，交易对象多为三洋鲍氏族人。当地田产交易通常要经过“卖”“找（退）断”“洗断（荡根）”等流程，往往“卖而不断”，这反映了民间田土交易的复杂性，也表明同乡同族的人情因素对产权交易的影响。
置业簿中记录了一组“做福坪书斋”的有关契约，应该就是族谱记载中“买置走福坪厝全座”的原始文件。其中年代最早的契约如下：
立卖契侄长祯，祖手盖有厝屋叁㮼弍橺并园坪东西空地，坐落本乡中保地方，土名碓兜等处，上至椽尾四围门窗户牖，下至磉石地基，东至田直上为界，西至弟长玉园坪沟直上为界，前至田横过为界，后至田横过为界，四至分明。今因乏用，自愿托中将此厝屋并四至内空地、园坪统卖与叔美祚处。三面言议，得讫价银叁拾两正，足色纹广，每两折钱壹仟叁佰文正。其银随契交足，其厝屋并四至内空地即付叔前去修理封锁住居，随便造作。叔要将空地处再行帮盖，亦听叔自便，侄断不敢生端言说。其年限面约三十五年外，限满听侄备银，照契面银两、月期赎回，如未赎仍听住居掌管。倘弍橺外空地四围叔果有另行帮盖做作，侄赎回厝之日，自当凭公妥议，再备出帮盖应值价银，向叔取赎，侄永不敢借契面银两取赎。此厝屋、四围园坪，系是祖手己业，与别无干，在先并无重张典当他人及交加来历不明等情；如有此情，系侄出支，不涉叔事。今欲有凭，立卖契壹纸，并缴原卖断契叁纸，共成肆纸，统付为照。
道光拾壹年十一月 日。立卖契：侄长祯。在见：伯友祚。同见：兄长盛。同见：兄长凌。代字中：弟长望。
在这一契约中，鲍美祚向侄长祯买下了地处中保、土名碓兜的厝屋及园坪东西空地，后来就成为建造爱荆庄的基址之一。“前去修理封锁住居，随便造作”“将空地处再行帮盖”说明鲍美祚准备在此建造大厝。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房产交易约定回赎期限，可见其交易性质为活卖，相当于典押。在这种产权不稳定的地产之上，自然是很难建造大厝的。因此，在一年之后，鲍长祯再次立下了“尽断契”，把这一地产卖断给鲍美祚。其契约如下：
立尽断契侄长祯，自己有三㮼弍橺厝屋及东西上下空地园坪，前统卖与叔美祚处掌管住居、起盖造作，其土名四至俱载在原契内炳据。今因要用，自愿托中将此厝屋及四围起盖园坪，统尽断与美祚叔处永远为业。三面言议，尽断出价银壹拾弍两正，纹广色足，每两折钱壹仟叁佰文正。其银随契交足，其厝屋、园坪即付叔前去永远住居、修理、耕作管业。此厝屋及四围空地园坪起盖，自尽断之后，侄子孙永不敢言尽说赎，价足心愿，永断葛藤，嗣后不敢生端言说枝节。今欲有凭，立卖尽断契壹纸为照。
道光拾弍年十一月 日。立尽断契：侄长祯。在见：叔东祚、兄长盛。代字中：郑应参。
在此次“尽断”交易之后，鲍美祚可以在此地随意建造大厝而无后顾之忧。实际上，爱荆的建造工程，也就是在此时启动的。然而，时过不久，鲍长祯又以“洗断”的名义要求加价，立下此契：
立洗断字侄长祯，自己有厝屋并园坪空地，坐落本乡中保地方，土名碓兜，其橺数并园坪四至俱载原卖契内明白，已陆续断与叔美祚处永远为业，起盖住居，本不应启口。兹因年荒苦迫，无可奈何，借叔侄亲情，再向叔处洗断出钱壹仟捌佰文正。其钱即日交足，其厝屋园坪并空地永付住居耕管。自洗断之后，侄子孙永不敢再生端枝节等情之理。今欲有凭，立洗断字一纸为照。
道光拾叁年七月 日。立洗断字：侄长祯。在见：兄长盛。代字：郑兆腹。
从上述契约可以看出，清代永泰山区的房地产交易过程相当复杂，需要经过典、卖、尽、断、洗等交易环节，才有可能最后买断。即便叔、侄之间交易，也要经历这些曲折的交易过程，可见当时的土地资源相当紧缺。
鲍美祚为了建造爱荆庄，还通过“对换”的形式，扩充了周边的地产。如道光二十五(1845)年十一月，鲍美祚用土名大垄头等处的田产，交换族侄鲍长雪、长龙在下保地方土名曲丘尾的田产，契载：“今因田近伯楼前……对换之后，即付伯前去永远耕纳，或凑成起盖造作。”道光二十六年正月，族弟鲍守祚用地处下保赤尾洋的一亩地，交换鲍美祚的两亩田产，契载：“今因田近兄墙外……对换之后，即付还兄前去自佃自耕管业，或凑成做作大路围墙，听兄随时自便做作。”从这些“对换字”可以看出，在爱荆庄的建造过程中，鲍美祚不惜代价，陆续向其他族人交换周边田地，不断拓展爱荆庄的占地范围。
在三洋鲍氏家族中，由于土地资源较为紧缺，经常发生为了建筑用地而对换田地的做法。如咸丰四(1854)年，鲍振书为了建造横洋寨，用自家的“根面全田四号”，向叔祖鲍美祚对换周边田产。其契约载明：“今因横洋本厝在花台后东西砌造寨墙、起盖后城楼等屋，此东西后花台之田亩系是叔祖管业，切思叔侄情面，凭中相议，侄孙即将父手并手置此四号之根面全田对换……其粮两家各自赴柜，割挂入户完纳。”这一契约表明，当时建造庄寨的人家，通常都会通过交换田产的形式，尽可能扩充庄寨的占地范围。
在鲍美祚一生中，建造大厝是他的终极理想，这与维持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随着家庭人口日增，他先是“买置牛栏壑厝屋十余㭴”，后来又“买置走福坪厝全座十五营”，并通过交换田地等方式，不断拓展建筑用地，建造了规模宏伟的爱荆庄土堡。在此过程中，他与五个儿子始终同居共财，维持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在分家前已有人口近70人。这一大家庭既是鲍美祚发家致富的依据，也是他建造爱荆庄的动力。
五、爱荆庄的文化传统
咸丰五年分家之后，原来的大家庭演变为以鲍美祚为标志的继承式宗族。鲍美祚在分家阄书的序言中记云：
余兄弟四人，分元、亨、利、贞四房，前产无多，阄分久矣。……今将五男立仁、义、礼、智、信五房，余前所分阄下物业及以后创置物业皆仁、义、礼、智、信五房均分，所抽蒸尝及励贤延师诸租亦照仁、义、礼、智、信五房轮值。
从中可以看出，鲍美祚在分家之际，除了为诸子均分家产之外，又提留了用于祭祖和教育的田租，由五房轮流收租和管理。这些公共财产的设置，为家族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也建构了注重敬宗收族和科举教育的文化传统。
今天洋中小学附近的三洋鲍氏宗祠，据说始建于明永乐二年。祠门对联“俊逸参军裔，端方司隶家”，典出南朝诗人鲍照、西汉谏臣鲍宣，标榜鲍氏作为屯军家族的历史渊源。祠堂为二进，上厅供奉历代祖先牌位，祠前建有戏台。祠分东、西，爱荆庄隶属东祠。
在三洋鲍氏家族中，祭祀祖先是非常隆重的仪式活动。每年农历八月初一，三洋所有鲍氏族人聚集于洋中村的东西祠堂，举办祭祖仪式，号称“大宗祭祖”。到农历十月初一，爱荆庄的鲍氏族人还要再次举办祭祖仪式，号称“小宗祭祖”。爱荆庄的正厅类似家族祠堂，设有内屏和外屏，中为“公妈龛”。内屏中的神案安置祖先牌位，一般不轻易示人；外屏的案几上摆放供品，如茶、酒、干果等(图6)。逢年过节及婚丧嫁娶，爱荆庄族人都会在厅堂中举办祭祖仪式，至今仍未间断。
图6 爱荆庄正厅
在爱荆庄中，最重要的文化传统是尊师重教。鲍美祚曾为三子新光捐纳太学，让五子新积“入儒业”，表达了对科举功名的追求。在分家之际，他又专门设立了“延师励贤”田租，用于资助科举教育。其“励贤”条例如下：
余励贤，抽出根面全田肆亩……付尔仁、义、礼、智、信五房轮值。或五房子孙，不论文武，能入泮者当收柒年，补廪出贡者俱各当收叁年，中举者当收捌年，中副榜者当收伍年，中进士者当收玖年，捐监者当收五年，捐贡者当收捌年，捐职员者当收叁年，监转贡者亦叁年。再高者，照凭等级当收，毋庸备载。或有同年，或有上下年，不论科甲捐纳，照凭年齿少长、发甲后先轮值。轮满之日，或未有接继者，此租付五房为公用。
这就是说，在爱荆庄的五房长孙中，凡是考上科举功名者，都可以按照其等级收租若干年。即使是通过捐纳获得功名或职衔，也同样可以获得奖励，单独收租若干年。与此同时，鲍美祚还设置了“延师”田租，专门用于聘请私塾先生。其条例如下：
延师，抽出田根面全共计肆亩贰升，又正租共计贰仟余斤，付尔仁、义、礼、智、信五房照次轮值。递年发出贰拾两延师，以课五房子孙。或轮值者鸠集外人凑成束脯，或不用贰拾两，此所剩之钱付轮值者收回。如有大学出外从师，自己出钱。其施食乞丐并渡债，以及朔望油火耗费，俱在其中。五房循其规焉，可也。
这些田租主要用于聘请五房长孙的启蒙教师，其定额为年薪20两白银，此外还要用于施舍乞丐、渡船及朔望敬神等费用。由于有这一公共教育基金，爱荆庄中常年延师设教，甚至开设学堂，家族子弟都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鲍家子孙读书的公共场所，就在庄内东南的书斋楼上，而私塾先生吃住都在楼上。民国年间，鲍家还曾经延请外国籍的伊老师，来爱荆庄为族内子弟授课。
在爱荆庄中，流传美祚嫲支持女性接受教育的佳话。据说，美祚嫲出身富裕人家，知书达理，亲自为庄里的女孩授课，传授礼仪和妇德。她对所有女孩一视同仁，无论丫鬟还是小姐，都可以在夜晚来上课。爱荆庄百花台后的联排楼，据说旧称“闺楼”，是未出阁鲍氏女子的居所，乡人或称“媳妇斋”，美祚嫲可能就是在此为鲍家女性授课。
晚清至民国时期，爱荆庄有不少文化人，可以自行教育家族子弟，在地方政坛也有一席之地。例如，乡人张维春在《鲍公俊卿先生传》中记述：
先生居三洋下保爱荆庄，与春家相近也。春少时受业鲍幼韩先生，早出晚归，必经先生之庐。斯时先生年才弱冠，亦设帐授徒于家。春常过其斋头，从而请教之。先生极喜爱春，一一为之讲解不倦。久之，亦无异先生之弟子矣。民十年，先君董三洋保卫团团务，聘先生主办文书，因其擅枚工马速之能，不数年即升任中区总团团副。从此任三瑞联保主任□年，任中区干事二年，任中区土地陈报员二年，前后服公务凡二十余载。所至有声，人皆称贤。
鲍俊卿原为私塾先生，在爱荆庄“设帐授徒”，可能主要教授家族子弟。到民国时期，他历任地方公职20余年。
在爱荆庄子孙中较有名的是民国末年三爱游击队的队长鲍修潮。民国时期，三洋为三爱乡公所所在地。三爱游击队的驻地在凤凰寺，这是鲍氏家族的传统势力范围。鲍修潮率领的三爱游击队，主要成员是鲍氏族人，据说有50余人-枪，担负了守卫乡里的职责。爱荆庄中现设有鲍修潮纪念馆，收藏了许多文物。
六、结语
明初以降，军户以外来移民的身份进入地方社会，究竟如何实现“在地化”，这是笔者关注的重点。为了深入考察军户家族在永泰山区的日常生活，我们必须走进历史现场，从地方历史脉络理解民间文献的形成过程与叙事策略。
宋怡明指出：“和中国其他边疆不同，东南沿海的屯军不是直接复垦空闲空地。他们被分派到的是充公或废弃之地，零散地分布在民户的私田中间。他们必须与新环境打交道，努力安家立业。”因此，三洋鲍氏家族的“在地化”过程，其实就是生存竞争的过程。在明代永泰山区的开发进程中，鲍氏作为世袭的屯田千户，可以控制较多的土地资源。直到晚清时期，鲍氏家族仍在持续购买外姓的民田和屯田，可见其“在地化”过程始终伴随土地资源的争夺。
三洋鲍氏家族作为屯军后裔，长期保持着尚武的传统。从鸡髻寨元帅庙的鲍、倪、李三姓联盟，到爱荆庄的寨堡式建筑，再到民国时期的三爱游击队，可以说都是尚武传统的体现。在明清时期的永泰山区，社会动乱持续不断，必须依靠武力才可以立足。在取得“入住权”后，鲍氏家族通过创建庙宇，建构了超家族仪式联盟，在地方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鲍氏族人长期维持同居共财的生活方式，为家族经济与庄寨建筑提供了社会基础。
（本文經出版方授權發佈，原載《莊寨密碼：永泰文書與山區開發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頁47-62。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