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位于盖洋乡珠峰村的钦察寨，始建于道光年间，历时22年建成，在当地俗称“珠峰寨”。寨内原有主体建筑五厅十扇，包括372间房屋，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在20世纪下半叶，共有300多位谢氏族人住在寨内，划分为三个生产队(图1)。自80年代以来，寨内族人陆续迁出另建住宅，或是迁往永泰城关、福州南屿等地。此后，古老的钦察寨逐渐荒废，五间厅堂逐一坍塌，右侧房屋已经拆除，唯有寨墙完整保存(图2)。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珠峰谢氏族人发起重建钦察寨，使之再度焕发生机。
图1，20世纪80年代的珠峰寨（谢林仁供图）
图2，21世纪修缮前的珠峰寨（张培奋摄）
2016年农历八月二十日子时，在嘈杂而喜庆的奏乐中，伴随着“盖洋红”的阵阵醇香，钦察寨关帝厅的上梁仪式(图3)准点揭幕。在珠峰这个深山古村，平时常住人口不到百人，当日却热闹非凡。为了参加重建钦察寨的开工仪式，在外经商、务工的谢氏族人纷纷返回故乡，共襄盛举。
图3，2016年珠峰寨上梁仪式（张培奋摄）
上梁所用的巨型杉木在十几天前就已选好，当地称为“伐梁”。所选杉木直径超过半米，高大挺拔，枝繁叶茂，象征子子孙孙万代相传。上梁当日，全村所有人早早地聚集在了庄寨内外，搭建天梯，张灯结彩。子时一到，数位身强力壮的谢氏族人抬着梁木爬上天梯，上面的“鲁班师傅”（木匠）早已做好准备，围观人群迸发出阵阵喝彩和掌声。上梁完成后，两盏大红灯笼挂上梁木，象征着家族能够不断“添丁”；一个装着五谷的红袋子压在大梁底下，代表“添财”。随后，众人开始在梁下祭拜先祖，鲁班师傅则一边诵读着吉祥的话语，一边将包着竹钉的红纸分发给大家，俗称“分钉”。上梁仪式结束后，众人在寨内聚餐，谈论城里乡间的种种趣事，觥筹交错，灯火通明，热闹非凡。
二、聚落形态与现存文献
珠峰村地处永泰、尤溪、德化三县交界处，东、北为尤溪山头顶村和上洋村，西、南为德化淳湖村，距离盖洋乡政府约19千米。明清时期，珠峰村属永福县三十六都一图南山保，清代地方志称其为“初坑”。民国时先后编入永泰县南区、盖洑联保，1949年后隶属盖洋乡。
珠峰村平均海拔约700米，周围层峦叠嶂、山路险峻难行，为戴云山东北麓最偏僻的山中古村落。全村现存古屋旧厝40余座，大多建在靠近山顶的向阳山坡(图4)，其中尤以钦察寨的地势最为险要(图5)。
图4，珠峰村全景（左为钦察寨，叶俊忠摄）
图5，钦察寨位置（最高处，叶俊忠摄）
珠峰辖区面积约4.44平方千米，现有毛竹林225公顷、油茶林20公顷、李果林5公顷。由于当地农田有限，漫山的竹林和果树是主要经济资源。竹林出产的春笋产量较高，大多制成笋干出售。通常在清明时分开始挖笋，送至笋寮经削笋、煮笋、漂笋、切皮后放入榨围之中烘烤，工序至少历时一个月。烘烤时火力不可中断，需要专人看管，均匀加热。
据村民回忆，本地以前盛行造纸，各家先将成竹放入水池中浸泡，再加工为毛边纸，运至尤溪中仙乡售卖。流经村边“溪兜”的长潭溪，春季水流充沛，可将杉木和竹林放排，在后亭一带进入大樟溪。大樟溪发源于德化，经永泰注入福州南港，为闽江下游的主要支流。本地的竹排通常扎成三层，每层约十余根。通常三个人每次可以放十个竹排，到达洑口乡需要三天。现在由于长潭溪下游兴建水库，已经无法放排，一般由尤溪县的商人来本地收购成竹。
在人民公社时代，珠峰村每年生产数百根杉木，主要也是通过溪流外运。不过长潭溪上游河道狭窄弯曲，杉木在溪流中容易堵塞，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一路跟随疏导。每放流100根杉木，大约需要20人照管，途中历时两个月，最后交付洑口乡林业局。因此，以前培植与售卖杉木都是家族产业，并非一家一户可以经营。
在珠峰的小溪涧边上，现存50多株高大的银杏树，树龄有六七百岁。杏仁果和杏仁叶都有药用价值，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村中最高大的银杏树，每年可以采摘20多担银杏果。现在实行分包到户，大约每四五户共同管理一株银杏树。每年深秋，杏叶泛黄，层林尽染，吸引了不少游客。近年来，由于珠峰村入选“传统村落”“美丽乡村”，对外交通不断改善，发展旅游业的条件日益成熟。
珠峰村的早期居民是张氏族人，目前张氏只有两户人家，其余都是谢氏族人。谢氏分为山兜祠、东园厝和下座厝三大房，山兜祠派下又分为寨内房和寨外房，其中寨内房人口居多，约占全村人口一半左右。
图6，珠峰谢氏家族世系图
每年农历七月，珠峰谢氏都要祭祀“大祖”和“二祖”。大祖是指谢氏在本地的开基祖瑞华公，二祖是山兜祠房、东园厝房和下座厝房的支祖。七月初一祭大祖，每家都要派人参加，由四户做头，在大祖祠堂祭祖后聚餐，并派人到尤溪中仙乡参加祭拜入闽始祖添隆公的仪式。七月初二，山兜祠房在二祖祠堂祭二祖，仪式与祭大祖相似；东园厝房和下座厝房人户较少，在本村没有二祖祠堂，一般是在本房的大厝中祭拜。每年农历十一月，外出族人一般都要回乡扫墓，同时拜会亲友，团聚数日。
珠峰历史上有两座寨堡，即下寨和上寨，都是谢氏族人建造的。下寨的始建年代不明，乾隆年间重建，现存乾隆十二年的建寨合同。根据相关文书记载，当年共有“十八股”族人合作建寨，寨内土地分成上、中、下三坪，由出资者在寨内建房居住。后来此寨毁于火灾，现存寨门与寨基。上寨即钦察寨，寨内除住宅之外，有祖厅、关帝厅、书斋、武厅等公共空间，还配置了走马道、仓库、通沟、丁厝、左右横楼等附属设施。外侧的土石围墙厚达1米，附设炮楼、瞭望孔；寨门由铁皮包裹的实木制成，配置灭火装置与枪眼。
村里有一座奉祀广泽尊王的“富兴宫”，据传在谢氏族人迁来之前就已存在，至今已有500余年历史。广泽尊王信仰源自泉州府南安县，为闽南地区的乡土神。早期崇拜广泽尊王的人群，应是来自泉州地区的移民。他们在数百年之前已经进入戴云山东北部地区，可见永泰山区的人口流动由来已久。
在本村靠近尤溪县的边界，有一座泗州佛庙，曾为永泰嵩口到尤溪中仙的必经之地，往来商旅都会在此停歇，故一度香火兴旺，后毁于火灾，1996年周边村落集资重建。庙中匾额上的募捐名录，来自附近20多个村落的40多个姓氏，包括尤溪吉华村萧氏和德化淳湖村郑氏，以及永泰盖洋乡的：湖头村林氏，石塘村柯氏、苏氏、陈氏、张氏、曾氏，珠峰村谢氏、张氏。其中珠峰谢氏族人捐款最多。
每年元宵节的请神仪式，在本地是最为隆重的民间宗教活动。珠峰村的请神仪式，不仅要请本地的广泽尊王、泗州佛等，还要请外来的卢公、圣母和关帝圣君。卢公是赤岭暗亭寺的主神，据说原是嵩口人，后来修炼成仙，曾到珠峰村的湖顶山修身施法；圣母为上洋仙马亭的主神，据说该庙原是珠峰和上洋共同修建的；关帝原来供奉在钦察寨的关帝厅，据传是钦察公在外经商时带回的。从这些神明信仰可以看出，虽然珠峰地处闽中山区深处，但却具有多元与开放的文化传统，这无疑是长期对外交流与互动的结果。
珠峰村现存的历史文献，主要保存于谢氏族人家中，大致可以分为家族文献和私人文献两大类。家族文献包括契约、族谱、祭产簿、丁粮册、收据、借条等，主要是谢氏山兜祠历代祖先购置山林、经营土地的相关文书。这些家族文献原本放置于钦察寨的厅堂之中，后来由仁房族人谢绍及带回家中收藏，另有其兄谢绍俊保管的仁、义二房分家阄书。私人文献是指村民家中世代流传下来的文献，种类繁多，且分属于不同支房。我们已收集的珠峰历史文献资料，如表1所示：
表1 珠峰谢氏家族现存文献一览表
珠峰村谢氏家族现存的历代文献仍然保存于使用者家中，具有明显的“归户性”。其家族文献涉及族产与规约，有助于考察谢氏家族的整体运作状况；其私人文献涉及若干家庭的经济活动，有助于探讨当地村民的不同生计模式。形成年代从16世纪的明代后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通过解读这些历史文献，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明代以来当地的社会经济形态。
图7 珠峰谢氏文书掠影（郑鹏程摄）
在收集谢氏文献的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当地村民注重保护历史文献的原生态，通常是按照文献的原有系统分类保管。例如契约、借据、收条等单件文书，一般不是杂乱无章地放在一起，而是按照不同的分类放进一个个小包。在小包外面通常有“包契纸”注明类别，如“后坑垄土地契约”“张晏忠卖山契”“宗族规约”“杂契”等(图7)。通过这些原始标识，我们很容易重建文献的原有系统，而不至于张冠李戴。
现存谢氏文书有不少是“上手契”，即产权以往历次转手交易的相关契约，在谢氏成为最终买主后也被一并交给谢家。当地历史上的产权交易，通常要经历典、卖、撮、尽、断、洗等不同环节，上手契可以揭示产权转移过程。此外，谢氏文书中的上手契，往往涉及周边地区的上洋萧氏、南山柯氏、淳湖郑氏等家族，可据以追溯当地历史上的族群关系，探讨地方社会的长期演变趋势。
当地村民非常珍惜历代祖先留下的文字记录，各种文献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他们需要通过族谱记载家族历史，通过契约确认产权归属，通过礼仪文献维护社会网络，这些民间文献无不承载着他们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因此，我们在调查研究时，也小心翼翼地保护这些历史文献，尽可能避免人为的打乱、损坏或流失。
三、谢氏家族的定居过程
根据《山兜祠谱志》记载，珠峰谢氏的入闽始祖为添隆公，原住南京乌衣巷，洪武年间曾经戍边西北，后来在汀州府致仕，最终迁居尤溪县。其子孙散居于福州、永泰、尤溪、闽清等地，各有不同的开基祖。这一祖先传说融合了屯军和客家的因素。
珠峰谢氏的开基祖瑞华公，据说为添隆公之曾孙，原住尤溪县，往仙游考察途经珠峰村时，发现本地“龙脉旺盛，定能发展子孙至百家以上”，遂于洪熙元(1425)年携妻迁来。此地原有十八姓人家，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路上张氏”。谢氏族人初到时以养鸭为生，仅有一间寮棚容身。后来路上张氏因得罪风水师而败落，不得不将山场、房屋典卖给善待风水师的谢家。当年瑞华公在张氏的地基上建造的住宅，后来成为珠峰谢氏的大祖祠堂。
“初住寮棚”“风水师报恩”等故事与客家移民密切相关，毗邻珠峰的石塘曾氏家族也有风水师报恩的故事。客家人对风水师格外敬畏，认为他们有能力改变祠堂风水，导致宗族兴衰。至于“十八姓”的说法，在永泰山区流布甚广，如漈头、官林等地都有类似的传说。盘谷《张氏族谱》记载：明代永乐二年，从江苏、江西、安徽等省投军移民来福建屯垦，后分别迁居永福西区大洋、龙门、鳞阳、盘谷等地的有鄢、汪、张、林、黄等十八姓。可见“十八姓”可能源自明初的屯田军户。《山兜祠谱志》记述祖先退伍后流徙闽西和闽中山区，可能就是吸收了军户家族的祖源传说。
“十八姓”传说和“风水师报恩”故事，可能分别对应着明初的屯田军户和明清之际的客家移民；而闽西汀州记忆与闽南广泽尊王信仰，则反映了本地族群来源的多元性。这些不同的文化符号，共同塑造了珠峰谢氏族人的历史记忆，构成了永泰山区开发的历史语境。
据族谱记述，瑞华公来到珠峰之后，购置了路上张氏的田地、山林和房屋，而张氏从此一蹶不振。明代后期，路上张氏与谢氏之间依然有产权交易。在现存谢氏文书中，有两张万历二十(1592)年的契约，其一如下：
英达里三十五、六都朱坑住人张晏忠、弟晏富，有故侄张新起在日将本处地场一所，坐落楯埕大路下，上至坪后为界，下至番尾为界，左至田为界，右至梨���，送卖南山柯璀为业。今见柯璀已故，管业不便，伍官娘转卖朱坑谢再旺边，出头办契银壹两壹钱，凭契赎回，并及原契缴付照。晏忠、晏富见侄无人应役，托中人劝谕，再加增尽契素银捌钱正。其银当日交足，其地场自增之后，任许开垦起盖房屋，并不敢妄言生端异说。两家甘允，各无反悔；如有反悔，执出增契，当官比对，□众无词，永远管业，不敢赎回。向后并无弟男子侄争占，如有不明系是晏忠出头知当，不涉买主之事。今欲有凭，亲立增契壹纸，付与买主收执，永远为照者。
万历二十年四月 日。立增契人：张晏忠。同契人：张晏富。<押>
在这一契约中，张新起最初将地场卖给南山柯璀，柯璀去世后又“活卖”给谢再旺，而张晏忠兄弟又借故加价“尽卖”。从此，张家放弃了回赎权，谢再旺得以在此起盖房屋，永远管业。从契约看，谢再旺通过向张家买地，获得了在珠峰的“入住权”。时过半年，谢家又买下了此地附近的地基，以便“整做风水花台”。其契约如下：
永福县三十六都朱坑下路园住人张晏忠同弟张晏富，因欠南山柯处田租，被田主具告本县张爷，供断罪价，无银照纳，自将祖地基土名坐落楼下一所，东至岑下，西至下厝路，南至园头，北至浮沟为界，四至明白，自情愿托中送卖本乡谢处出头承买为业。三面言议，时价银二两五分正，即日交讫完毕，无欠分文。其地任从买主前去整做风水花台，卖主再不敢言说等情。其地与叔伯兄弟子孙并无相干；如有外人争夺侵占，系卖主出头支当，不涉买主之事。其地向后并无尽契洗业，永远与买主管业，卖主子孙不敢取赎等情；如有此等，此系诓骗等情之罪。如有言说，推出契纸，当官支理，认罪无词。今欲有凭，立文契一纸，付买主为照。
万历二十年十月 日。立契：张晏忠、张晏富……<押>
所谓“风水花台”，又称“化胎”，即正屋与环形围屋或围墙之间的露天部分，呈半月形，是客家“围龙屋”建筑的典型标志。这一契约表明，谢氏在建屋定居的过程中，力求把自身的文化因素融入本地。
从契约看，当时张晏忠兄弟因欠租、无人应役等原因被迫出卖祖地，可见珠峰的原住民张家至此已经衰败，而谢家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取代了张家。契约还明确记载，如果发生产权纠纷，可以“当官对比”“当官支理”。这说明，当时谢氏族人购买的土地已经拥有合法的产权。当时正值永福知县陈思谟对“种菁客民”实行“籍记”即强制登记入籍，谢氏族人可能就是因此而入籍定居。
谢再旺为珠峰谢氏第八世族人、东园厝房的支祖。关于谢再旺的发迹过程，在谢氏家族中有不少传说，大意是：“再旺公父母早逝，与其兄再兴公相依为命，到南山为财主家放牛、耕地。后来，再旺公遇到一个老人，自称曾为匪首，家财万贯，膝下只有一女，要再旺公入赘，为他养老送终。再旺公因此继承了许多财产，建造了东园厝，购置了大量田地和山场。再旺公的子孙在清初已有200余口，到咸丰年间因祖祠损坏而人口锐减，民国七(1918)年又遭德化土匪洗劫，东园厝及相连四重横楼全部烧毁，自此彻底衰落。”据考证，谢再旺入赘南山确有其事。在谢氏文书中，现存如下合约婚书：
永福县卅六都茱坑住人谢元隆，有男谢再旺，凭媒说合，引到本都南山，吴二遗生有女子吴妹娘，壬己相当，招赘男谢再旺配合夫妻，当受财礼银叁两正。其男再旺自今入赘成亲之后，奉祀吴二夫妇汤水，不敢悖逆不孝、背义私通、亲属拐带、偷盗家物等情，务要在家勤谨农业，亦不敢抛闲懒惰。直待吴二夫妇百年之后，方敢归宗。此系二家父子甘允，各无反悔；如有反悔，甘罚银伍两奉众公用，亦许经官告谕，甘当背义不孝情罪。惟愿再旺夫妻偕老，琴瑟和鸣，接续宗枝。今恐无凭，亲立婚书一纸，付吴二收执为照者。
亲立合约婚书二纸，各执为照者。
隆庆肆年拾壹月 日。立婚书人：谢元隆。媒人：柯五官。里长、见人：柯七官、柯六官、柯十官、柯四官。立婚书男：谢再旺。代书人：陈仕七。家长：谢贵。<押>
从婚书可以看出，当年谢再旺是经由其父谢元隆做主，入赘南山吴二家中，为吴二夫妇养老送终后回谢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婚书的见证人是柯姓里长，谢家也有“家长”画押担保，谢家违约须罚银五两“奉众公用”。这说明谢再旺入赘吴家是家族事件，可能涉及当地里甲系统的赋役负担。
明代后期，珠峰谢氏族人已有不少田产，并开始出现贫富分化。万历二十三(1595)年，谢再富将自己继承的田产卖给谢再旺，立卖契如下：
永福卅六都珠坑保住人谢再富，今见无银应用，自情愿将己分过有祖地土名坐落坑里坂<下缺>堀兜田叁丘，又及后坂仔，又及前墘坂共等塅，东至埔坑，西至大坑，上至伍甲田，下至舍头田，四至明白，开垦成田，托中送卖□□□谢再旺边出头承买。三面言议，时值工食价银捌两正。又坑里坂苗田，载租壹石伍斗正，每石重伍拾斤，其苗米叁升正，时值银壹两伍钱正。其银当日交足，无欠分文。其田付买主管业，收租纳粮。其田承回耕作，约纳租谷壹石伍升正。其田自卖之后，永远不得言说□□增尽之理。其田开垦不明，系卖主出头支当，不涉买主之事。今欲有凭，亲立契书为照者。
万历二十三年正月 日。立卖契人：谢再富。中人：萧进君。见人：张晏富。见知：柯兴。代字：柯栋。<押>
这一契约涉及的田产，包括两种产权形态：一是由荒地“开垦成田”，应该尚未登记纳税；二是需要纳税的“苗田”，每年可收租75斤。谢再富在卖出“苗田”之后，又重新“承回耕作”，每年需要向谢再旺交纳租谷。经过此次交易，谢再旺成为“收租纳粮”的田主，谢再富则从田主转变为佃户。
明万历至崇祯年间，谢氏家族致力于山林开发，在珠峰附近地区购置了许多山场。在谢氏文书中，现存万历十三(1585)年上洋萧添称兄弟所立缴契，内将其先祖所买郭家门前山场转卖给谢家，“原契缴付珠坑谢文保、文富、文贵、文满、文清，依原契前去管业为定，向后外人不敢侵占”。契中文贵为谢再兴独子，文清、文富和文保为谢再旺之子，可见这些山场是谢氏家族的共有财产。万历四十(1612)年，上洋萧氏与珠峰谢氏为划分山场边界，立合同如下：
尤溪县廿二都上洋萧进居、萧新福、萧进明等有祖山场，大湖、大岐分水流通至界。或有水过尤溪，系是上洋管业；水流永福，系是永福管业。今二家相争至界，投公踏看明白：各人山场培留树木遮荫牛场，不许杉、松树木乱砍乱伐；如有，罚银一两公用。此山场分自流水为至界，向后子孙不敢妄行争占；如有争占，执出合同，当官比对。二家喜允，各无反悔。给立二家，各执壹纸付执为照。今恐无凭，亲立合同付于永远为业。
万历四十年三月二日。给立合同：萧进明、萧新福、萧进居。排年依公议：萧廷相。代字人：谢世恩。见人：赖再添、萧胜凌。
这一合同中涉及的湖顶山场，位于珠峰与上洋接壤之处，是本地最重要的水源地。合同约定，谢氏与萧氏以水流为界，各自经营界内山场，并负责保护风水林和牧场。在合同的署名人中，出现了“排年依公议”等见证人，可见这是地方社会中的重大事务。
崇祯年间，珠峰谢氏与邻近的山头黄氏发生湖顶山场的产权纠纷，最终诉诸官府，经当地公人、里长、乡宦等调解，才得以确认其产权。议决如下：
今观牛袋岐山顶有广地、平湖，人迹稀行，东连珠峰谢家，西连后帛黄家。原因黄宝峰起盖私用，谢家手执有上洋合同，分水为界，恐日后难以分清，互相争竞。两造投公踏勘，而谢家道是彼之山场，而黄家称系伊之置业。若凭合同，则是谢家之湖；若凭物业，则系黄家所置。依公议，向后两家准施于观音圣母，而果物皆充于祀香火者费用。如久后不祀观音，依议归谢家，合同分水流过为界，掌管岐湖，二家不得浑争。今恐无凭，付照。
崇祯十年三月十一日。公人：龙湖郑玉楼、郑晦如、郑淑昭。里长：柯双杨。
从调解书看，此事的起因是黄氏族人到谢氏山场“起盖私用”，引起争执。经调处，黄氏将物业捐给观音庙，如果日后观音庙废弃，其山场仍归谢氏掌管。这次主要依据当年谢氏与萧氏之间关于湖顶山场的合同，确认了谢氏的产权。不过，黄氏族人似乎并未服从“公议”，继续以奉祀观音的名义侵占山场，培植林木。为此，谢氏族人再次上诉，最终由布政使司判决如下：
谢再新、黄高海所争山场，依照郑乡宦原勘分水为界，不许黄高海重筑庵观，侵越其土地。所种粟、茶、竹、果，黄高海族内培植多年，应听管业。照准。
崇祯十一年十二月 日。执照给告状人：谢再新。
在上述判决中，黄氏族人虽然仍可继续管理“所种粟、茶、竹、果”，但不得“重筑庵观，侵越其土地”。由此看来，当时庵观已被拆毁，而谢氏的山场也得以保全。据谢氏族谱记载，在此次诉讼中，黄氏曾买通衙役，试图阻挠审判，时任族长谢再新在冲突中失去了左耳。为此，“全族公议，将林沙一片山场补偿给公，为功劳资”。
在明代珠峰地区，谢氏无疑是外来移民，而上述契约涉及的张氏、柯氏、萧氏、吴氏、郑氏则是土著家族。明中叶以后，谢氏族人通过建造住宅、购买田产和山场，逐渐在当地入籍定居，并形成家族组织。由于资料不足，我们还不清楚谢氏家族如何获得里甲户籍，但从现存契约文书看，明末的谢氏族人已经进入当地的里甲系统，其田产与山场的产权得到了里甲组织和官府的确认。
四、珠峰下寨与“大祖”族产
清代前期，谢氏族人经历了分化与整合过程，逐渐形成以东园厝、下座厝和山兜祠为标志的三大支派。与此同时，他们通过集资建造寨堡和共同经营“大祖”族产，建立了较为严密的家族组织。
《山兜祠谱志》记载，珠峰谢氏族人于第四世分为廷生、瑾生二房，瑾生房至第七世又分为再兴、再旺二房。廷生的子孙聚居于下座厝，故称“下座厝房”；再兴的独子泰宇建造了山兜祠，其派下子孙号称“山兜祠房”；再旺的子孙聚居于东园厝，故称“东园厝房”。(图6)这些支派大致形成于明万历年间，到清代初期成为珠峰谢氏的主要支派。从现存契约文书看，珠峰下寨的建造和大祖族产的经营，就是由三大支派合作进行的。
1．建造下寨
明清之际，谢氏族人为了应对持续不断的社会动乱，曾经在珠峰村内建造寨堡，清初基址犹存。乾隆初期，由于永泰山区再次面临盗匪威胁，谢氏族人决定重建寨堡，于乾隆十二(1747)年签署了如下合约（图8）：
图8，乾隆十二年珠峰谢众立合约书
立合约珠峰谢众等，承祖遗有寨基一座，坐址隔丘前墩。今见天时大旱，各乡俱已造寨以防不测，吾家亦宜协同修整。奈贫富不齐，不能均应。通族相议，间有不能者，将此寨付有能之人，作十八股前去修理基址，筑墙盖屋，太平之世，永远住居；乱漓之日，通族均匀逃命，不许十八股人等借约霸占；至太平之日，不能者复当归家，不敢借众霸居。今欲有凭，立合约一纸付十八股之人收照。
向后墙屋倒坏之日，其寨基在众；未坏之时，永付十八股永远住居。照。
应股计开于后：克圣应一股，克达应一股，昌敦、昌文共应一股，克锋、昌聘、昌哲共应一股，克贺、克贤共应一股，克瑜、君日、君美共应一股，君丽、君滔共应一股，荣祖应三股，昌琰应一股，克著、克金、克志、克理共应一股，克春应一股，克殷应五股。
乾隆十二年戊辰岁二月初一日，立合约二纸，各执一纸为照。
维伍、克直、荣景、君询、君瑾、克诚、克大、君拔、克目、克珪、克位、克善、柯士、君宝、君凌、克绥、克特、君茂、维春、君安、昌玮、昌陆。代字：陈文若。<押>(太平)
从上述合约看，当时谢氏族人贫富不均，难以平均分摊修寨费用。因此，经过“通族相议”，决定授权族内“有能之人”，以合股的形式修建寨堡。合约规定，参与建寨的族人可以在寨内建屋居住，而未参与者可以在动乱之际进寨避难，到太平之时则必须离开。如果今后寨墙和房屋倒塌了，寨基仍然属于全族共有。可知该寨堡建成后，谢氏族人将分化为“寨内”与“寨外”两群人。
在上述合约的署名中，可以看出家族组织的基本结构。当时珠峰谢氏的排行字号为“我维君克，昌钦世代”，其辈分与年龄最高者为族长和房长。在合约中首位画押的维伍应为时任族长，随后画押的克直、荣景、君询应为三大房的房长，再其后画押的则为各房内小支派的长者。这说明，族中的长辈可以行使公共权力，通过立约的形式约束族人。此外，“立合约二纸，各执一纸为照”表明，当时是由族长、房长代表全体族人，与参与建寨的“十八股”族人签订合约。
乾隆十三(1748)年，珠峰下寨的寨墙已经修复，可以开始在寨内营造住房。为了分配寨内的地坪，“十八股”族人又签订了如下分阄书(图9)：
图9 乾隆十三年十八股寨坪阄书
立分阄书珠峰谢，有祖遗寨基壹座，坐址隔丘前墩。前因基址崩坏，众人不能修造，自愿立约，付族内拾捌股有能之人重兴再造，广基筑墙。今基墙完美，作拾捌股均分，拈阄为定，各地盖屋，永远住居，向后子孙不得争长竞短等情。今欲有凭，立阄书叁纸，上、中、下叁坪各执壹纸为照。
拾捌股所分地基开明于后：
一分寨中上坪，应柒股：克殷伍股，克春壹股，昌琰壹股。内寨门口抽出地，阔壹丈伍尺，深叁尺，付众起厅做埕。前直路阔捌尺，前横廊阔肆尺，众通行。
一分寨中贰坪、叁坪做壹坪，应陆股：荣祖叁股，克达壹股，克墩、昌哲共壹股，荣周、克金、克著共壹股。内左边横厝抽出地玖尺，补尾坪起盖。又右边直路阔柒尺，前横廊阔叁尺陆寸，付众通行。又上坪澹水滴、中坪后沟，离坅底叁寸。
一分寨中尾坪，应伍股：克圣壹股，克圣、昌哲、克锋共壹股，君美、君日、克瑜共壹股，君滔、君丽共壹股，克贺、克贤共壹股。内右边直路阔捌尺，后横廊阔叁尺陆寸，众通行。
一议马路墙就屋盖遮，长短拾捌股增减。约上下坪夹界之处遮补，其墙基故蹦坏，拾捌股均修。若遮盖漏湿崩坏，系遮墙之人修补。又约门路通行之处，其石基拾捌股均造。
一议马路墙，拾捌股均匀遮。
乾隆拾叁年戊辰岁柒月 日。立分阄书：荣祖、克达、克圣、君日、克墩、克金、克殷、克春、克贺、昌琰、君滔、克锋。代书：陈文若。<押>
上述阄书将寨内空间一分为三，由三大房各占一坪，以拈阄为定。从表面上看，山兜祠、东园厝、下座厝三大房在族内相对平等，但各自的参股比例并不相同（各七、六、五股）。各房内部也存在明显的贫富分化，如山兜祠房的克殷独占五股，东园厝房的荣祖独占三股；而下座厝房的克圣独占一股，又与昌哲、克锋共持一股并代表二人画押。此外，通过比对上述“合约”和“阄书”的署名可以发现，前者有22人持股，而后者只有20人持股；在前后一年时间内，有5人失去股份，有3人新入股，其他人的控股比例也发生了变化。
在寨内地坪按股分配之后，有些股东无力建造住房，又把地坪转让他人。因此，最终在寨内建房并入住下寨的族人，并不同于原来参与建寨的“十八股”族人。乾隆二十三(1758)年，谢荣周立卖契如下：
立卖契叔荣周兄弟，今因少银应用，自情愿将己分下寨基，土名坐址本寨第二坪右边，与克著、克金共一股，三分应一分，托中送卖侄克殷处。三面言议，卖出价银二两二钱五分正，其银水钱色，其银即日交讫，其地坪即付买主管业动作，卖主不敢霸占。此地坪系是自己应分之地，与他人无干，并无重张典当等情；如有此等，卖主出头支当，不累卖主之事。向后言约自己有能起盖之日，依契赎回，不敢搬卖他人。今欲有凭，立卖契一纸为照者。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 日。立卖契：叔荣周。同卖：弟荣景。中人、代字：弟君瑫。<押>
此契中的卖主荣周属东园厝房，买主克殷属山兜祠房，而见证人君滔属下座厝房。离当初阄分寨坪已有十年，谢荣周依然未能在寨内建立住房，不得不转让自己的三分之一股地坪。不过此次交易为活卖，谢荣周保留回赎权，而谢克殷似乎亦无意在此寨坪建造住房，其目的应是限制其他族人入住寨内。
在珠峰谢氏历史上，建造下寨是宗族整合的重要事件。其直接影响是为谢氏族人提供了避难所，可以在动荡时期聚族自保。但更重要的是，以建造下寨为契机，谢氏族人中的“有能力者”控制了公共资源，而贫穷族人则无权入住寨内，从而形成了以“十八股”族人为中心的依附式宗族。
2．大祖族产
从现存谢氏文书看，清代珠峰谢氏有不少公共财产，包括田地、山林、房屋、借贷资本和公共设施等。目前我们共收录相关文书131件。从文书保管者看，钦察寨子孙共保存125件，山兜祠寨外房和东园厝房各保存6件；从文书年代看，其形成时间最早为乾隆三(1738)年，最迟为嘉庆二十二(1817)年；从文书内容看，购置和租佃土地的契约有78件，其余涉及山林、房屋和借贷资本等，还有一些代缴赋税的收条。通过解读这些契约文书，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清代中期大祖族产的经营管理方式。
首先，从文书事主的角度，可以考察大祖族产的创置及管理方式。文书中的事主包含立文书者和收文书者：前者在将财产转卖或进行租佃、借贷给后者时，通常会立下契约交予后者；后者则利用契约文书对前者进行约束，从而确立其财产所有权。
在谢氏族产文书中，“收文书者”一栏主要有三种表达：其一为“陈留堂”，即谢氏大祖祠堂，这是以祠堂的名义管理族产；其二为“大祖三房”代表，如“大祖三房克殷、荣祖、君日众人”等，其后出现的人名往往有数十个，且同一房内参与族产经营者多为父子关系；其三为“大祖众”或“谢瑞华众”，意为大祖派下的所有族人，旨在强调该物产为全体族人共有。大致说来，这一时期珠峰谢氏的公共族产主要是以“大祖”的名义经营、由三房族人代表参与管理。当然，三房代表未必同时出现，通常是实行轮流管理。乾隆三年，谢君锡在接手掌管族产经营时，立字据如下：
今在陈留堂上祖先领出赤岭林下田卖契一纸，价银七两五分；又承字一纸，及业票一纸；又五丘归契一纸，价银四两；又惟五承字一纸。共领来收藏，不敢失管，立字为照。（右字付克殷照）
乾隆三年七月 日。立领字：君锡。执笔：克圣。<押>
君锡为东园厝房族人，他从陈留堂中领出五份契约，同时写下字据交予山兜祠房克殷，而代字者为下座厝房克圣。由此可见，陈留堂的族产由三房精英族人共同控制，山兜祠房的克殷占据主导地位。
在131件谢氏族产文书中，有98件的“立文书者”为各房支的谢氏族人。这说明，谢氏族产主要来自族人的私有财产，呈现出私有经济公有化的态势。此外，有些族人在不同时期分别作为“立文书者”与“收文书者”出现，即他们既参与族产的经营，又不得不将自己的私产卖入祠堂。如嘉庆十三年谢昌忠所立卖契：
立卖契孙昌忠，今因少银应用，自情愿即将父抽养膳有苗田，土名福里坑昌道分一号，递年载租五斗、载米一升正，今见送卖大祖克良、钦驭、钦谕众处，卖出价银十一两正。其银即日交讫，其田承回，递年约纳租谷一百一十斤正，至冬交称明白，轮流祭扫，不敢少欠。如是少欠，其田另召他人耕种，卖主不敢阻占等情。自卖之后，并无来历不明等情；如有不明，卖主出头支理，不及买主之事。其银水钱色，向后有能之日依契取赎。今欲有凭，立卖契一纸付执为照。
嘉庆十三年十一月 日。立卖契：谢昌忠<押>。知见：天理。
在这一契约中，谢昌忠将“苗田”卖给大祖，又领回耕作，每年需要缴纳租谷110斤。由于此次交易保留了回赎权，实际上是一种抵押借贷，即谢昌忠向大祖借银11两，每年交租谷110斤作为利息。这种以土地作为抵押、以地租作为利息的借贷行为，在清代闽中山区颇为流行，其买主亦称“银主”或“钱主”。与永泰毗邻的闽清县，俗称此类交易为“掏根利”：
闽清田业根主，多有将其田根向人立契借钱，契内载明递年纳租若干，其田仍系自己耕作，谓之“掏（土音，即拿）根利”。
在“掏根利”的交易模式中，买主可以获得稳定的地租收入，又无需承担缴粮纳税的义务，可以说是没有风险的投资行为；对于卖主来说，虽然不得不转让一部分土地收益，但借到钱后仍然保留耕作权和回赎权，同样不失为救急之策。
在谢氏大祖的山林、房屋等族产经营中，都有类似“掏根利”的借贷模式。如乾隆丁未(1787)年，谢昌宁将石碑塆一号竹林以6两银子的价格卖给大祖祠堂，随即承回经营，约定“递年纳租钱五百文”。嘉庆七(1802)年，谢克谟将屋㭴卖给祠堂后，随即承回居住，约定“递年约纳㭴租谷五十斤”。乾隆三十一(1766)年，谢克贤将苗田林前丘一号当给大祖，借钱1200文，约定“每年每千加二扣利”。典当通常不涉及产权转让，但此契约定，如果不能如期付息，“将原当付大祖起佃耕种”，即必须转让其耕作权。
在谢氏大祖文书中，有不少重复抵押借贷的契约，相当于土地流转中的找价文书。兹摘录为表2。
表2，谢氏大祖族产找价文书一览表
上表的找价文书，包括“增”“加增”“增尽”“卖断根”等多种形式。卖方在索取找价之后，通常会面临两种结果：其一，原来的抵押借贷演变为土地买卖，其经营权最终转让给祠堂，上表多数条目如是；其二，卖主可以继续经营土地，但每年缴纳的租谷有所增加，如上表第3、15、16号。不过，在第18号和21号文书中，张绍墘和萧孟禄在找价后既没有添租，也没有失去耕作权，其原因有待探讨。
谢氏大祖祠堂通过经营族产，可以坐收租利，并使之转化为生息资本。在现存大祖文书中，有不少“借字”和“约字”，反映了家族内部的借贷活动。“借字”是指借贷时立下的凭据，如乾隆三十五(1770)年谢克志所立借字：
立借字克志，今因少钱应用，就在大祖借出众钱五百文正。言约每年加二扣利，俟至来年七月初一，备本利一足送还，付众买肉祭祖，不敢过期。今欲有凭，立借字一纸为照。
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立借字：克志<押>。
在珠峰谢氏家族中，每年农历七月初一为大祖祭日。谢克志在当天向大祖借钱500文，约定次年祭祖之日还本付息，利率为20%。此次借贷没有抵押品，利息也相当优惠，可能与谢克志在族内的地位及信用有关。
从表2可以看出，谢氏大祖的借贷行为大多发生在农历七月，其原因可能有二：首先，谢氏男丁在成家后都必须轮流作为祭首，承担祭祖的主要费用，如有族人添灶也必须交钱祭祖，其余族人则随意乐捐。因此，当这些族人在祭祖之日无钱交纳，就不得不向祠堂借贷或出卖财产。其次，在祭祖之日，全体族人都在场，欠债者一般不敢赖账，只能如期还本付息，这就可以确保借贷资本的顺利运作。
谢氏大祖文书中的“约字”同样涉及借贷行为，但不同于“借字”，通常是只需偿还本金，无需缴纳利息。如乾隆六十(1795)年谢克绶所立约字：
立约字孙克绶，今因少钱应用，就在大祖三房众处约出谷钱一千文正，言约十二月交钱四百文，又明年春三月再交钱六百文正。如是过期，加三扣利。如是少欠，坐家取讨。今欲有凭，立约字一纸为照。
乾隆六十年七月 日。立约字：孙克绶<押>。
在这一文书中，谢克绶同样是在农历七月向祠堂借贷，约定分两次归还本金，如逾期不还则加收利息，还可能面临“坐家取讨”的窘迫局面。此外，对于族人的欠租少钱等违约行为，谢氏大祖还会采取保认代还与加租收田等惩罚方式。如嘉庆十六(1811)年，谢克志因欠下田租，每年需加租15斤，若再次违约“将原承之田付众另召别耕”。所谓“保认代还”，是指族人向祠堂借贷或承租土地时，需要有其他族人担保，即作为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认”。如嘉庆十二(1807)年，谢克谟“因少欠大祖众钱九百文”，立约字承诺，待家中卖猪之日“备办钱本送还”，如违约则“保认代赔”，担保人为孙钦藻。
谢氏大祖的田产，通常是由派下三房“轮流收租管业”。不过，在召佃耕作之际，三房代表都必须在场。如嘉庆三(1798)年张大茂等所立“承字”：
立承字井后张大茂、珠峰谢昌凤二人，今因少田耕种，就在珠峰谢克良、昌忠、钦材三房众处承来有苗田，土名坐址墓后墘尾一号，又及段仔头一号，共计二号，递年载租共上七十零半斤正。递年不拘丰损，至冬交称明白，不敢少欠。如是少欠，将原田付还田主起佃耕作，不敢霸佃等情；如是无欠，十年以满，逢戊备礼换批，其牲两年一双。今欲有凭，立承字一纸为照。
嘉庆三年岁戊午正月 日。立承字：张大茂。同承：谢昌凤。代字：弟大余。<押>
在这一租佃契约中，约定的租期为十年，每隔十年必须“备礼换批”。由于谢氏大祖实行“三房轮流收租管业”，张大茂与谢昌凤每年面对不同的业主，在“换批”之际则同时面对三房代表。
谢氏大祖族产的收益，主要用于族内公共事务，对社区建设也有贡献。例如，乾隆四十六(1781)年，大祖祠堂购置谢昌道兄弟的地坪，其目的是“付众边开池，任便整做风水”；嘉庆十二(1807)年，谢钦北向大祖借钱，其“利息”是在元宵时提供一双猪首作为祭品；乾隆十三(1748)年，谢钦积承租大祖的土地，“言约其仓付众贮谷，其间乡中公事、丧事，任众出入”[5]。改善社区环境和举办节庆仪式，强化了大祖祠堂的社会整合功能。
五、米粮贸易与山林经济
乾隆至道光年间，山兜祠派下的克殷房异军突起，在珠峰谢氏家族中占据主导地位。乾隆十二(1747)年重建下寨，克殷在“十八股”中独占五股；其孙钦察，又独资建造了上寨。克殷公及其子孙的崛起，关键在于走出深山，从事米粮贸易，发展山林经济。
谢克殷(1701—1794)为珠峰谢氏第十四世族人，属于山兜祠派下的恒我公房。《山兜祠谱志》记载：
德钟公，字克殷，晋封耆宾，系君荣公之长子……公在珠峰村购置田产不多，只有数百担，于四十岁后赴永福县开米店做生意，一面购置田租，短短几年时间便购置三千六百多担。斯时就把全家迁往福州，目的在于使省城出生的子孙能够发展。除房屋外，还购置了永福、闽清、闽侯三县官科，自己也在布政使司衙门工作办事……每日与官僚来往，酒食应酬连绵不辍，天天如是，导致经济付出大得惊人……公细算了一下，在省城居住已三十多年，财产未见进益，却是亏损。公于七十六岁时返回珠峰居住，卒于乾隆五十九年。
谢克殷在珠峰原有田租数百担，四十岁后到永福县城开米店，当时应是乾隆初年。在几年时间内，他就购置了年收租3600担的田产，然后又去省城福州发展。他在福州住了36年，曾担任布政司衙门的吏员，到晚年才回珠峰定居。他的生平经历相当复杂，从乡村地主转变为商人和城居地主，又购置吏职进入官场，晚年才回归乡土。他回珠峰居住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在省城费用太多，“财产未见进益”。这说明，相对于城居生活，在乡村定居更有优势。
谢克殷通过米粮贸易致富，反映了当时永泰山区开发的特殊历史环境。珠峰村地处深山，粮食自给有余，而谢克殷家又是当地的大地主，在出外经商前已可收租数百担，而且可以主导族产经营，这就为进城开设米店提供了有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明清之际福建的粮食供应日益紧张，沿海地区经常发生抢米风潮，米粮价格长期上涨。[7]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买田收租，还是经营米粮贸易，都有利可图。永泰山区邻近省城福州，又有大樟溪通往闽江流域，在福建沿海地区的米粮市场中颇有区位优势。清人郑光策指出：
福州府属闽、侯二邑，为会城首县，居民稠集，岁产米谷亦只敷本地一季食用，惟赖上游客贩接济。故南台河下米船三日不到，则米价必然骤涨。闽清、永福二县米谷稍多，水路亦通，亦可运出发卖；古田、长乐、连江、罗源四个县，只敷本地食用；屏南居大山之中，虽有米谷，但不能运出；福清土壤浮松多沙碛，有一半种番薯，以资食用。
通过上述对清代福州地区粮食供应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只有闽清、永福二县出产的稻米和谷物可以供应福州府城和闽县、侯官县。这是因为当地既有余粮，运输条件又较好，有水路直通省城。谢克殷家族的米粮贸易网络，就是经由大樟溪水运系统，从永泰县城拓展至省城。
至于谢克殷“购置官科”，现存的一组相关契约可以证实确有其事。其实，谢克殷之子昌涵、曾孙世成等，都曾经担任布政司书吏。不过，在谢克殷家族的生计模式中，担任书吏未必有利可图。在谢克殷回珠峰之前，已经苦于“每日与官僚来往，酒食应酬连绵不辍”，甚至因此而“亏损”；到其子昌涵，更是“不计聚财，只知花出”，以致“将省城之住房及财产，连同三县官科，俱被卖光”。[9]此后，其孙钦察又赎回“官科”，但似乎只是为了图名，并未从中获利。
从现存契约文书看，谢克殷在购置田租、经营米粮贸易的过程中，同样致力于发展山林经济。在闽中山区，杉木贸易在明代就已相当兴盛。崇祯《尤溪县志》记载：“计岁贸约至数十万，自省会而下，架屋者率取给于本邑。深山百年者，为寿具最佳，然亦不多得。”永泰山区盛产毛竹，可以发展种笋与造纸业。明人何乔远记述：“余尝游永福县，竹匝地漫山，罔有间断，至隔绝数里者。”清人周亮公亦云：“东南之竹最盛，而闽中种类尤多，奇形异状，产于阴崖深壑中者，不可胜纪。”至乾隆年间，笋干与茶叶、木材并列为福建外销商品的三大宗。道光中期，每年从福州外运的笋干达到140余万斤。用竹子制作毛边纸，就是闽中山区的支柱产业之一。如尤溪县，“地瘠民贫，惟赖纸为生”。
从乾隆初期开始，谢克殷家族凭借外出经商积累的财富，在本地及周边村落大量购置山场，培植林木，发展山林经济。如乾隆二十七(1762)年康锡侯所立卖契：
立卖契人北山康锡侯，今因无银应用，自情愿即将己分下杉苗一所，土名坐落寨后地方，八十余根，托中送卖与珠坑谢克殷表叔处为业。三面言议，时值价银三两正。其银即日收讫，言约递年纳租谷七十斤正。其租递年明白，其杉苗不在日月远近，依契取赎。如是欠租，将杉苗付买主前去铲䥽掌管为业，培养长大，卖主不敢言增言赎等情。今欲有凭，立卖契一纸为照。
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 日。立卖契：康锡侯。中人：兄日侯。<押>
此次交易性质与“掏根利”相同，康锡侯为了借3两银子，把自己家的80余根杉苗抵押给谢克殷，每年交租谷70斤作为利息。如果欠租，这些杉苗就要交给谢克殷掌管。由于培植杉木的投资周期较长，此类交易对谢克殷等财主比较有利。当然，如果直接收购现成的杉木，其投资周期更短，获利更快。如乾隆三十五(1770)年林英光兄弟所立卖契：
立卖契赤岭林英光、英济兄弟，今因无钱应用，自情愿即将己分置有杉木，土名坐址本地下墩塆，上至坡、下至塆尾、左至隔丘、右至塆中，四至分明，托中送卖与珠坑谢克殷处。三面言议，时值价银九两五钱正，又价谷一千一百五十斤正。其银谷即日交讫，其杉木大小一百根，付养大砍伐变卖。其杉木砍尽之日，其山场付还卖主管业。自卖之后，并无增尽取赎生端等情。今欲有凭，立卖契一纸为照。
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 日。立卖契：林英光、英济。中人：兄英夏。代字：侄启琳。<押>(进益)
在这一契约中，谢克殷只是买下杉木，其山场产权依然归林氏所有。由于谢克殷长期在外地经商，对市场行情较为了解，购买现成的杉木林自然有利可图。
嘉庆至道光年间，有不少谢氏族人租山种树，家族内外形成了相当复杂的产权关系。在谢氏文书中，现存一组有关庆仔仑山场的契约文书，涉及其山林产权的频繁转移过程。为了集中探讨这一时期谢氏家族的山林经营方式，下面试对有关契约略作分析。嘉庆二十四(1819)年，南山柯氏族人与珠峰谢钦来兄弟发生山林产权纠纷，经调解后立“换安批字”如下：
立换安批字柯为美、为东等，承祖遗下有税山，坐址南山，土名庆仔仑，上至隔丘岭仔楂畬边柯岩塻平界、下至溪、左至粪箕塆右边仑开沟界、右至扶枫仑直上为界，四至明白。于前嘉庆三年间，兄为宝等安与珠峰谢钦来、胞兄钦高开掘架厂、种插桐杉楂竹等物。安字内誊载杉木，承主应七分，安主应三分均分。其山租递年交纳明白，其杉木付承主砍伐。又载古业杉木，付还山主。缘因安承誊载不明，以致两相角口，控告县主，批巡讯详。经巡质讯三堂，两造各执一词，未经结断。物卷详送县主，批准亲讯，两造停催，未曾断结。兹蒙亲友进前相劝，息讼谕劝，钦来兄弟备出木价银七十两正，付柯众收。其银即日收讫，其旧安字内既载三分杉并古业杉木及楂竹等物，一并统付谢掌，培留成材，变卖批砍，任从其便，安主不敢异言霸占等情。其山租递年约纳三百二十文，至六月中旬交纳明白，不得少欠。如是少欠，付还山主另召别耕。如无欠租，依旧耕种。向后杉木砍尽之日，其山底并楂林等物付还山主管回，承主不得借批再耕，亦不得转批他人。其旧安批字粘呈在案，向后领回取出不堪行用。其山内吉地壹穴，于前安与承主埋葬弟柩，依凭旧批祭掌。更有吉地，听凭山主安批，承主不得霸占。两家愿息，各无反悔。今恐无凭，依公换立安批字一纸，付执为照。
立安承两纸，各执一纸为照。
嘉庆二十四年四月 日。立换安批字：柯为美、弟为东。同安：侄枢兴、勇兴。地保：郑仲盛、林居万、曾尧有。公见：张嘉维、许举华、宗侄尔庚。代字：林英超。<押>(进益)
这一契约显示，庆仔仑山场原为南山柯氏“税山”，于嘉庆三年批租给谢钦来兄弟开发经营，约定每年缴纳山租320文，其所种杉木由山主抽成30%，山内原有“古业杉木”仍归山主所有。后来双方发生诉讼，经亲友调解，谢钦来兄弟补偿山主70两银子，而山上的树木全部归谢氏所有；谢氏必须每年按时缴纳山租，在树木砍伐之后必须把山场交还山主。为此，南山柯氏在地保等人的见证下，重新立下“换安批字”，以确认各自权益。在这里，谢钦来兄弟实际上是以70两银子的代价，提前买断了柯氏山主在庆仔仑山上所拥有的林木，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投资。到了嘉庆二十五(1820)年，谢钦来兄弟因资金不足，又将山上的部分杉木转让给他人。其契约如下：
立批字人珠坑谢钦来同弟钦厚，将手置有杉木一所，坐址本都□冲井地方，土名庆仔仑，今因无钱应用，托中〔就〕此山内抽去大杉木四百一十五根，送批盖洋郑文举处。三面言议，批出价番二百四十一元正。其番即日交讫，其杉木即付买主前去砍伐，往省变卖，任从其便。其杉木并无重张典当他人及交加不明等情；如有此等，系是卖主出头支理，不涉买主之事。既议株数，不许多砍。如有多砍，照价补偿。其批字言约本年内交还���主收回，如是未交，向后取出不堪行用。今欲有凭，立批字一纸为照。
嘉庆二十五年六月 日。立批字：谢钦来，同弟钦厚。在见：柯尔受。同见：凌清捷。中人：萧国大。代字：弟钦为。<押>(大发财)
在这一契约中，谢钦来兄弟将庆仔仑山上的415株杉木“批”与盖洋郑文举，由他“前去砍伐，往省变卖”。谢氏兄弟自称为“���主”，即杉林之主，而不是山主，其产权意识还是很明确的。过了两年，谢钦来兄弟的经济状况似乎仍未改善，又将山上的一部分杉苗转让给谢钦察。其契约如下：
立卖杉苗契人本房兄钦来同弟钦厚，前年在南山下柯承来山场一号，坐址南山，地方土名庆仔仑，左至粪箕塆右边仑仔沟界、右至安答垄田为界、上至下垄尾隔丘仔为界、下至大溪为界，四至分明。界内手置有杉苗一全号，今因少银应用，自情愿即将手置杉苗托中送卖房弟钦察处出头承买。三面言议，杉苗价银番元四百元正。其价番即日交讫，其杉苗即付买主自去铲䥽培养成材，任从其便，砍伐出批，卖主不敢异说生端等情。递年界内应纳原租钱三百二十文正，系是买主自行支理，不负卖主之事。其杉苗并无重张典挂他人财物；如有不明，卖主出头支当，不涉买主之事。今欲有凭，立卖杉苗契一纸为照者。
道光二年十二月吉 日。立卖杉苗契：兄钦来，同弟钦厚，同侄承钟。在见：叔昌璜。代字中：张嘉维。<押>(留养生财)
在这一契约中，谢钦来兄弟以400元番银的价格，转让了庆仔仑山场的大部分杉林，其山租也全部由买主谢钦察交纳。与此同时，谢钦来兄弟还以番银50元的价格，将附近另一片杉苗的有关权益卖给了谢钦察。其契约如下：
立卖杉苗契本房兄钦来同弟钦厚，于前年在南山下柯处承出山场一号，坐址南山地方，土名庆仔仑，左至下垄尾隔丘仔埔坑沟界、右至粪箕塆右边仑仔沟为界、上至岐面隔丘仔界、下至大溪，四至分明。界内手置杉苗一全号，原与柯家言约三七均分，柯家三分，承主七分。今因少银应用，自情愿即将七分杉苗托中送卖房弟钦察处出头承买，言议杉苗价番五十元正。其价银即日交讫，其杉苗永付买主自去铲䥽，培养成材，出批砍伐，任从其便，卖主不敢异说生端等情。原议三七均分，并无纳租。其出卖分内杉苗并无交加；如有辞色，卖主支当，不涉买主之事。今欲有凭，立卖杉苗契一纸为照者。
道光二年十二月 日。立卖杉苗契：兄钦来。同卖：弟钦厚，同侄承钟。在见：叔昌璜。代字中：张嘉维。<押>(培养得利)
这一片杉苗也在庆仔仑山场，属于南山柯氏，租给谢钦来兄弟培植杉苗，待杉木长成后与山主三七分成。在此次交易中，谢钦来兄弟把自己应得的70%权益转让给谢钦察，使之与山主确立租佃（分成）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两次交易中，谢钦来兄弟都只出卖山场上的杉苗，而保留了山中其他植物的经营权与收益权。又如：
立合据字兄钦来，今出卖有杉苗两号，坐址南山，地方土名庆仔仑处。杉林内来置楂林、桐、棕、茶，言议任兄铲䥽，收成管业，递年应纳山租钱四十文正，至冬付弟收，统纳柯收。兄所卖杉苗，照契永付弟管业，兄不敢借近擅砍私挖等情。此杉林内所有子粒谷□，铲䥽物业，并付察自刬管回。俟至杉木砍尽之日，其山底并安批三纸及卖杉苗契二纸付还兄收回，不得执留。今欲有凭，立合据字一件两纸，各执为照者。
道光二年十二月 日。立合据字：兄钦来，同弟钦厚。在见：弟钦为。代字：张嘉维。<押>
这一字据与上述二契都是立于道光二年十二月，应该是同一时间成交的，可以说是一揽子交易。从中可以看出，庆仔仑山场有杉、楂、竹、桐、棕、茶等多种林木，还可以种植番薯、谷物等粮食作物，但谢钦察只收购山上的杉木，其余都留给谢钦来兄弟经营。有趣的是，在此次交易之后，钦来兄弟每年要向钦察缴纳40文山租，由他转交给柯氏山主，似乎他们是合租关系。
上述契约涉及的山林产权关系，首先是柯氏山主与谢钦来兄弟的租佃关系，其次是谢钦来兄弟陆续把杉木转让给郑文举、谢钦察等人，最后是谢钦察、钦来等共同租山经营、与柯氏山主形成租佃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谢钦来兄弟为珠峰谢氏山兜祠派下的祥我房族人，与谢钦来为五服之外的族兄弟。他们在同一山场培植不同的林木，其实也可以视为家族内部的分工协作关系。
南山柯氏是当地的土著大族，自明代以来长期担任里长、保长，拥有当地许多山场的产权。不过，到了清代后期，南山柯氏已经逐渐衰落，其山场产权陆续转入他人之手。如：
立典字人本都南山下厝柯志兴，即将祖遗下有山场一片，坐址庆仔仑，地方土名粪箕塆一派，于前安于珠峰谢钦高兄弟前去开掘耕种插杉，原约三七均分，承主七分，安主三分，系是天地人三房居众。今见钦高兄弟即将七分已卖与谢钦察、凌清捷兄处为业，今因乏用，自愿典与谢钦察、凌清捷兄同出，典出伏八元钱正，其钱随字交讫。言约十二月末备钱送还交清，不敢少欠。如是少欠，即将三分内杉苗任从其便，典主不敢霸占生端支折之理。两家甘允，各无反悔，恐口无凭，立典字一纸为照。
道光庚寅年三月 日。立典字：柯志兴。在见：叔为美。代字中：礼隆。<押>(付执)
这一契约中的庆仔仑山场，为南山柯氏三房所共有，原来批租给谢钦高兄弟种植杉木，约定主佃三七分成。此后，钦高兄弟将自己应得的70%权益卖给了谢钦察和凌清捷，而柯氏族人为了借款，也将自己应得的30%权益典给钦察和清捷。契约中注明，到岁末如果柯氏未能还请借款，就完全放弃其有关产权。后来这一典契一直由谢氏保存，并未交还柯氏族人，可见最终是由典转变为卖了。还应当指出，在嘉庆二十五年谢钦来所立批字中，凌清捷已经作为“在见”出现，可见他也是当时当地的山场经营者。此次他与谢钦察共同购置庆仔仑一带的杉木，双方应该存在合伙经营关系。珠峰谢氏族人在山林经营中如何处理与族外人的合作关系，是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
现存谢氏山林文书大多为族人之间的产权交易，反映了家族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珠峰谢氏家族中的贫困族人，通常是因借贷而失去山林产权，此后逐渐成为租山的佃户。例如，嘉庆十九(1814)年与道光十(1830)年，谢昌英兄弟先后立下“典契”与“断契”，将荒山一所转让给谢钦察。这两件契约的书写形式较为特殊，“断契”直接书于“典契”之后，兹抄录如下：
立典契叔昌英，今因少钱应用，将有荒山番土名坐址下墩仔坑尾岐一所，上至岐、下至田、左至察己番、右至世盛番，四至分明，今托中典与侄钦察处。三面言议，时值价银钱六百文正。其钱即日交讫，其荒山任付钱主管业。山内或有数株杉苗，并付划掌开荒，栽置杉苗物业，等树长大成材批砍，任从其便，典主不敢言说生端等情。并无来历交加不明等情；如有此等，典主出头支当，不及买主之事。今欲有凭，立典契一纸为照。
嘉庆十九年七月 日。立典契：昌英。同典：弟昌雄。代字中：侄钦谕。<押>(进益)
立断契叔昌泮，今因于前昌英手出卖荒山，土名坐址下墩仔，其至界俱原契内。今见价已足讫，再向业主侄钦察断出价钱三百文正。其钱即日收讫，其荒山付侄永远管业，叔兄弟不敢霸占生端言说等情，亦不敢别生枝节之理。两家甘允，各无反悔。今欲有凭，立断根契一纸永远为照。
道光庚寅十年十二月 日。立断根契：叔昌泮。同断：弟昌英。代字：黄良瑜。<押>(永远)
从上述二契可以看出，谢昌英兄弟于嘉庆十九年典出荒山之后，一直无力赎回，到道光十年由谢昌泮加价卖断。一般而言，山林出典必须转让经营权，受典者可能随之开荒种树，在树木砍伐之前出典者很难赎回，只能谋求加价卖断。
谢氏家族中的山主，大多无力自己经营山场，只能通过批租的形式，与其他族人共同开发经营。如道光四年谢钦谕所立“承字”：
立承字兄钦谕，今因少山刬管，就在弟钦察处承出有竹林，坐址北坂坑里钦皞下一号；又承竹林土名开后长垄孙大保下一号。承来出入刬管掘笋，递年不拘丰损，约纳笋租钱一千一百文正，俟至三月备钱缴纳明白，不敢少欠分文。如是少欠，其竹林付还番主管回，承主不敢异言霸占。自承之后，其番小心刬管，不敢抛荒。其杉木长大，山主批砍，承主不敢私□□□。其松树杂木，承主砍为火薪，山主不得言说等情。今欲有凭，立承字为照。
道光四年七月 日。立承字：钦谕。在见：弟钦徎。<押>(丰熟)
此契中的佃户谢钦谕属东园厝房，山主谢钦察属山兜祠房，二者合作经营的山场有多同树木，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杉木与竹林。双方约定，租山者可以挖笋，每年必须交“笋租钱”1100文，而杉木仍归属山主，待长大后另行“批砍”。在这一经营模式中，山主的主要目的可能不是收租，而是保护杉木，避免山场抛荒。
总之，谢克殷家族的生财之道，主要是从事米粮贸易和经营山林经济。由于经营山林需要长期投资，普通人家往往难以为继，以致山林产权频繁转移。在珠峰谢氏的山林经济中，谢克殷家族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普通族人通过承租山场与之合作经营，共同开发多元化的山林经济。
六、谢氏族人的分工与协作
从乾隆初期开始，谢克殷家族广泛涉足土地、山林、米粮贸易、地方政治等不同领域，在珠峰周边地区、永泰县城和省城福州有多种产业。因此，只有通过家族成员之间的分工协作、各司其职，才能实现多种经营，发挥家族经济的综合优势。
谢克殷有五子，长子昌龙在永福县城经营米店，三子昌涵随他去福州，次子昌三、四子昌严在家经营田产和山林，五子昌羽以读书为主。乾隆四十(1775)年左右，谢克殷回到珠峰，在五坪岐建造了大厝。此后诸子分家析产，派分恭、宽、信、敏、惠五房(图6)。分家之后，大部分家族成员住在珠峰，信房子孙仍在福州管理官科，恭房子孙继续管理永泰县城的产业；同时家族仍有各种公共产业，家族成员之间长期维持分工协作关系。乾隆四十四(1779)年，谢钦峻为了接管永泰县城的家族产业，立承契如下：
立承字孙钦峻，前祖在县置有店屋、田租，俱是伯昌龙掌管收租，日食家风外，其租付还众收用。今伯长兄钦临身故，嫂张氏孀守，独居不便，又兼业广事繁，伯回照顾本家，县事不获统理。承祖命，家眷搬县，与嫂帮居，其屋店、田产之租俱付峻收用。言约嫂每月米四斗五升，又钱一千五百文，交付日用养膳，不敢少欠。其中或增价，或纳粮，或接应官役，或控田控租，县中社事，亲友人情，俱是峻支理。或五房兄弟有事下县，自当款待饮食。以上诸事料理妥当，其租付收，兄弟不得言说。若更不足，不敢向兄弟增谷。若县不居之日，其业依旧五房在众。又其业不得私卖私当等情；如有此等，将本家之业罚补。其县有事要用大伯，其答钱往来峻理；若大伯自己有事，往来答钱大伯自理。今欲有凭，立承字为照。
乾隆四十四年九月 日。立承字：孙钦峻。在见：叔公克春。<押>
恭房昌龙掌管永福县城的店屋、田租等产业，因长子钦临亡故，必须回珠峰料理家务，将县城产业移交给信房的钦峻接管。文书约定，钦峻接管县城产业之后，必须负责办理谢家在县城的各种公共事务，还要承担寡嫂张氏的生活费用、大伯昌龙到县城办事的应酬费用，以及五房兄弟到县城的接待费用。此外，县城产业属于谢氏家族的公共产业，钦峻只能作为家族代表经营这些产业，而没有处分权。
在谢克殷派下五房中，恭房、宽房人丁不旺，逐渐衰败；留守省城的信房也不善持家，日益没落，最后连祖传的“三县官科”都典卖了。出人意料的是，留居本乡经营田产和山林的敏房昌严子孙，在嘉庆年间日益兴盛，最终形成以钦察寨为中心的新格局。昌严在世时，曾在尤溪县注册“谢奎光户”，为当地二图一甲的甲首户。这说明，他试图在尤溪县置产收租，扩大土地经营。该甲首户后由其次子钦察继承。钦察派下分为仁、义两房，仁房掌管尤溪上洋一带的土地，义房大多外出经商。到晚清时仁房又分为宫、商、角、徵、羽五房(图6)，从光绪十(1884)年开始轮流催征赋税。
谢钦察出生于乾隆五十(1785)年，为昌严次子，克殷之孙。据传昌严不擅长经营，钦察在十几岁时就开始负责家族产业。《山兜祠谱志》记述：
刚满十五岁那年除夕，他蹲在昌严公身边，看着父亲结算本年收付，是〔盈〕余或是亏空，将要算完时，他就先说：“今年还没有什么进益。”……公那时向他父亲建议说：“明年给我当家，保证进益。”……如是年年由他掌管，进益很多。至二十五岁，公兄弟才分居。此后更克勤克俭，积累财粟，买卖田庄。至三十五岁左右，就已达到年收租谷上千担。
谢钦察的理财能力，集中表现为买田收租和经营山林。在当时粮价持续上涨的市场环境中，为了控制粮食资源，他在出租土地时采用了分成租的地租形态。如道光六(1826)年谢世荣所立“承字”：
立承字侄世荣，今因少田耕种，就在叔钦察承出苗田，土名坐址秋湖一号，又及山边墙一号……通共上二十四号，承来耕种。递年分收到割，不敢私割。如是私割，依原租称等，不敢少欠。如是少欠，其田复还田主，另召安他人别耕，承主不敢阻占等情。今欲有凭，立承字一纸为照。
道光六年二月 日。立承字：侄世荣。代字：钦定。<押>(进益)
这一租佃契约的关键在于“递年分收到割，不敢私割”。这就是说，谢世荣租种这些土地后，每年收成时必须请谢钦察到场，当面分成。一般而言，分成租是比较原始的地租形态，不利于调动佃户的生产积极性。在清代普遍实行定额租的历史环境中，谢钦察竟然采用分成租，似乎是倒行逆施。不过，在实行分成租之后，田主较为关注生产过程，有时会帮助佃户改善生产条件，如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提供贷款等，客观上也有助于提高粮食产量。
谢钦察对家族发展有两大贡献：一是赎回“永福县官科”，二是建造了钦察寨。前者改善了家族发展的外部环境，后者强化了家族成员的凝聚力。谢家的“官科”是福建布政司衙门中主管永福县的书吏。在清代行政体制中，书吏是在各级衙门中从事文书处理与收贮档案的雇员，时称“朝廷之有百官，百官之有吏书”。早在乾隆三十九(1774)年，谢克殷家族已通过私下交易，获得福建布政司书吏之职，经管永福县的人事考核。其契约如下：
立卖断契张敬理，原买断得郑国桢、国玉有布政司官科役缺，经管永福全县，并教职、杂职、乡绅各项，全历掌无异。今因别用，托亲友引到谢处为业，本日得讫役价银二百三十两纹广。其银即日收足，其役缺自断之后，即听谢家前去上名应役，进官办事。凡上下一切文移，无论新旧案件，及契内开载未尽事宜，俱归谢家办理，永不得言凑、言赎之理……统付为照。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 日。立卖断契：张敬理。中见：林启允、童永山、童永清、张斯天、张斯国、官孝静、张焕彩、高朝步、郑国桢、张廷梁、张廷材、张享纲、龚在德、梁栋造。代笔：侄孙张焕登。<押>(大发财)
谢克殷家族曾经先后购买了“三县官科”，到嘉庆年间都被克殷之子昌涵典卖了，道光四(1824)年谢钦察赎回后由长子世成负责打理。此后，义房的代彰、永冠等先后继任布政司书吏，与经营商业的义房子孙配合，在福州和永泰县城建立了广泛的社会联系。在现存谢氏文书中，有同治十二(1873)年谢代彰所立借字：
立借字谢代彰，托保向在万隆宝行借出本番银一百五十元正，每月行息加三照算，面约在山作有杉木一百二十根，又杉木筒四百余枯，报在宝行发售，抵还本息，代彰不敢少欠之理。倘有不敷抵款，另行补还，亦不敢另投别行。倘有此情，保认人愿将本息并行仲一起赔还。恐口无凭，立借字一纸付执为照。
同治癸酉十二年十一月 日。立借字：谢代彰。保认：李玉积。<押>
这一借据由谢代彰手书，字迹工整，在署名之后书有“花押”二字。谢代彰以家中杉木作为抵押，向万隆商行借银，杉木则由万隆商行发售，可见这一借贷关系与其家族商业经营密切相关。
清代后期，在省城担任书吏的谢氏族人经常参与永泰公共事务，在地方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据《山兜祠谱志》记载，谢代彰曾捐纳监生，“三十五岁接替世成公住省城管理官科事务”。有一年，东坡陈氏族人闯祸，永福县令率武营衙役上百人下乡处理此案，而陈氏族人不懂衙门规矩，受到多方刁难。陈氏族人只好去请姻亲代彰公，“知县见公至，亲自下阶迎接，邀上公馆，互相礼毕，递茶让座……其案不久也就完结。公因此受到各乡村民称赞与敬佩”。这一故事或许有夸大之处，不过谢代彰在布政司吏科经管永福县事务，地方官员对他以礼相待也在情理之中。可以想象，这一时期的珠峰谢氏族人经常游走于城乡之间，在地方政治与经济领域都有较大的权势。
钦察寨始建于道光十二(1832)年，建成于咸丰四(1854)年，前后历时22年。据族谱记载，谢钦察家族在道光年间曾遭德化县扶风林土匪偷袭，损失大量财物。为此，谢钦察决定在离下寨不远的险要之处另建新寨，既可以聚族而居，又便于聚族自保。钦察寨是由谢钦察家族独资建造的，不同于“十八股”合建的下寨。不过当时下寨已经毁弃，如果遭遇战乱，全村族人均可进寨避难。谢钦察建造此寨的目的，主要是让子孙后代安居乐业，和睦相处。
谢钦察有世成、世贻二子，于同治九(1870)年分为仁、义两房，子孙分居于钦察寨两侧。世成传五子，世贻传二子，其后代合称为“寨内七房”(图6)。在珠峰谢氏族人中，谢钦察后裔是相对独立的家族系统。寨内有自己的族长，一般由最具威望之人担任；同时有房长，由各房辈分、年龄最高者担任，与族长共同维护寨内公共秩序。如遇土匪攻击，族长与房长齐集寨内地势较高的武厅，共商对策。如果寨内发生纠纷，他们共同出面调解。寨内的住房实行诸子均分制，分家时必须请族长和房长到场见证。族长和房长还负责组织维修寨内公共设施。
谢钦察家族有不少历代留下的公共财产，如房屋、田产、山林等。兹依据同治九年《仁房阄书》的有关记载，将谢钦察家族历次分家提留的公产列为表3。
表3，谢钦察家族仁房公产一览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谢钦察派下的仁、义两房设置了“家长份田”，提留了“笋厂、纸厂、厝屋及山头仓厝”等公共产业。到仁房世成去世后，两房正式分家析产，将庄寨内产业一分为二。这次分家共提留1万多斤祭租、20余所杉竹林作为公产。关于这些公共财产的收益分配，有如下具体规定：
一议，文武养贤租。每房子孙如有入泮，即付递年当收；或二三人或四五人同入泮，每人递年均分；或陆续入泮，先入泮者即将此租付新入泮者先收一年，以后递年均收。至与进士、举人、鼎甲亦遵此规。（其粮随管收者完纳）
一议，养贤之租。两房子孙未入泮，权为继母养膳之租。向后两房子孙如有入泮者，此租付入泮者递年当收，其养膳另行再议。
一议，祭租并万人冢租之粮，随祭首支理完官。
一议，公众人客并乞丐，亦随祭首支理。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谢钦察家族为继母吴氏设置的“养膳之租”，即“家长份田”，主要用于资助科举教育。派下族人从考上秀才开始，就可以参与这些田租的分配。此外，在寨内地势最高之处设置了书斋，每年聘请中仙、盖洋等地的私塾先生来此讲学，所需费用由公产支出，有些富裕的族人也多有捐助。至于寨内每年收租1万多斤的祭租，由仁、义二房子孙轮流担任“祭首”，负责每年的收租、纳税、祭祖以及接待客人、打发乞丐等公共事务。
时至今日，钦察寨仍是谢钦察派下子孙的认同标志。每年农历七月，“寨内七房”先与寨外族人共同祭拜大祖与二祖，再在寨内祖厅祭拜钦察公，形成了“族中有寨，寨中有族”的多元结构。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寨内七房”同样维持其相对独立性。如寨内族人举办婚礼，第一天为正日，全寨各户与寨外来宾共同参与，在寨内祖厅举办仪式；第二天为本房族人的内部婚宴；从第三天开始，近亲之家轮流设宴，款待宾客与亲朋好友。在寨内老人去世时，本房族人共同料理后事，由房长安排男丁抬棺下葬。如果寨内族人另建房屋，其他族人一般都要前去帮忙。
珠峰历史上的下寨与钦察寨，都是兼具居住与防御功能的庄寨，但社会内涵不同。清代中期建造的下寨，主要是“十八股”族人的共有建筑，反映了珠峰谢氏族人的分化过程；清代后期建造的钦察寨，主要是谢钦察家族的自有建筑，反映了其派下子孙的整合过程。在珠峰谢氏族人的心目中，“寨内”与“寨外”似乎属于不同的生活世界，这是引人深思的现象。
七、结语
珠峰谢氏作为外来移民，于明代后期在本地入籍定居，进入当地的里甲和保甲系统。明清之际，由于持续不断的社会动乱，珠峰谢氏族人经历了分化与整合过程。乾隆时期建造下寨的“十八股”，实际上是珠峰谢氏的精英阶层；而三大房共同经营的“大祖”族产，造就了珠峰谢氏的依附式族群关系。清代中期，谢克殷家族走出深山，经营米粮贸易，参与地方政治，发展山林经济，推进了永泰山区的社会经济转型。进入19世纪以后，谢钦察家族除了继续购田收租，开发山林资源，而且借助“官科”经营商业，经常游走于城乡之间。钦察寨的建造，维系了家族成员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强化了家族组织。
以往学界论及山区开发，大多将宗族视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然而，通过考察珠峰谢氏家族，我们可以发现家族是山区开发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社会组织。这是因为，各地移民群体陆续进入山区，族群冲突难以避免，社会秩序颇不稳定，如果不能聚族自保，很难在山区生存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山区开发需要长期投资，必须有稳定的产权秩序，如果不借助家族组织，很难有效地控制和利用山林资源；最后，在高度商品化的市场环境中，借助家族成员之间的分工协作，可以发展多元化的经营模式，争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珠峰谢氏家族与山区开发的互动关系，为我们提供了典型例证。
近几十年来，珠峰谢氏族人纷纷离开世代定居之地，远赴沿海城市乃至海外谋生。不过，在近年来的传统村落保护和庄寨重建过程中，外出的族人陆续回归，古老的山村展示了新的发展前景。在田野调查中，我们遇见出外多年的谢林仁先生，在钦察寨开始重修时，他就立刻驱车返乡，捐款捐物，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旧屋。有些族人原本并不住在寨中，得知钦察寨即将重修，随即回乡出谋献策，倾囊相助。通过重修钦察寨，珠峰谢氏的凝聚力大为增强，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当地村民对故乡建设的饱满热情，从中不难发现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莊寨密碼：永泰文書與山區開發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頁8-31。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