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基于布罗代尔理论橄榄与槟榔文化的比较

在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地中海模式”理论中，长时段（longue durée）概念极其重要。最相关的自然因素诸如洋流、风况、海岸线、降水、动植物群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恒定。虽然我们可以观察到个别地区环境气候的变化，比如曾为罗马各邦供应谷物的北非某些地区后来退化为干旱区，但整体而言长期恒定的因素更值得人们注意。

大部分的短时段因素可以追溯到人类活动中。当我们去分析人类活动现象时，仍能够从中看到不同短时段因素的差异。比如，国家王朝权力更迭在历史舞台上是不断变动的，而贸易网络和交易系统相对更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构成了一幅历史背景图，可以应用于不同的环境。这同样适用于自然资源的开发、植物的种植、海陆道的利用、运输手段和其他技术成果。当然，这些领域也有变化，但是总体而言变化是极其缓慢的，甚至会几个世纪也毫无变化。

长时段因素是“空间交流区”的重要特征。它们使交互的空间具有特殊面貌，将其与其他海洋空间区分开。另外，长时段因素通常也会影响短时段因素。如果人们将一个较大的区域视为由许多因素构成的矩阵，那么长时段因素肯定会在此矩阵中扮演关键角色，而短时段因素通常会根据长时段因素发挥次要作用。

那么，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短时段因素如何体现在地理分布上？在地中海周围，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几乎影响到所有沿海地区和岛屿的因素。它们有助于使整个空间看起来统一。换句话说，从西班牙和摩洛哥到塞浦路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海岸，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类似或相同的现象，所以可以把它们当成一个文化同质整体来看待。当然，这种看法取决于个人的观点，即取决于个人感知对事物的判断。有些人会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以此看待历史是片面的，它并不能揭示历史真相。也有人认为，已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很远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从客观上理解，历史学家只能够评论个别现象，最多只能部分地认识因果关系。把地中海作为一种文化交互空间来看，这意味着我们正在处理一个同质的整体，而整体之下必然存在许多问题。

在过去的十到二十年间，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将地中海模式运用于亚洲海域。但是，对于这是否有意义，亚洲的单个海洋区域是否可以与地中海相比较仍存在分歧。我们也可以调转研究的方向，以南海为重心比较其与欧洲地中海在功能上是否相似。其实，在这样的视角下，许多海洋交流空间，比如其他亚洲海域或加勒比地区，可以被视为（一种）“类南海地区”。当然并不是所有海洋空间都适用这样的归类。简而言之，不是使用欧洲模型来观察非欧洲世界，而是以南海，甚至以中国视角及基本要素为框架，将视线从东推移到西。或以第三种方式：定义一系列的标准和特征，而在这个基础上去研究某个海洋地区。如果这个地区满足一部分标准，那么就可以把它归为某一独立的文化交流海洋空间。

基于布罗代尔的理论，海上空间概念与交换概念有密切的关系。定期交换意味着海洋空间周围的地方彼此接触，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互影响。如果没有联系，没有交换，海洋区域将仅是具有孤立定居点的自然空间，而该定居点的发展与其他定居点无关。这样的定居点可能会产生许多自己的特征，且可以明显地与其他地方区分开。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很难说其有大区域内的同质特性。

布罗代尔理论的“交换”概念是指物质和非物质“产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些包括可测量数量和价值的产品，亦包括不可测量的元素，如习俗、宗教、建筑风格、技术知识、法律规范等。虽然我们无法量化非物质的“产品”，但它们在所有海洋空间中都有体现，问题是物质和非物质成分的循环是否决定了区域中的“内聚力”，如果答案肯定，那么这种循环对“内聚力”的影响程度如何？

我们可以找出地中海的一些独特元素。它们暗示了这个空间在几个世纪中具有强大而不断发展的同质性。常见的例子比如葡萄酒和橄榄，或类似产品的种植和流通。两者都属于地中海文化。在古希腊、古罗马帝国，也就是今天地中海沿岸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没有葡萄酒和橄榄是不可想象的。葡萄酒文化甚至延伸到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地区，它们也在大量生产葡萄酒。借由这种想法我们来讨论南海地区的情况。诚然东南亚并不产葡萄酒和橄榄，而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可以讨论槟榔（Areca catechu）的生产和销售。

在上述背景下，更多出于理论层面的考量，本文回顾了自古以来槟榔文化在环南海周边地区的意涵和影响。当然，如何精确地定义它的角色，比如作为消费品、医药品、仪典用品抑或商品，仍然是相对开放的议题。为此，我们需要大量的信息——不仅是槟榔本身，还包括日常生活其他事物——使其与槟榔比较成为可能。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从文献中获得足够的信息。然而即便如此，文献经常提及槟榔这一因素暗示着我们，它曾对南海地区的文化产生了跨越几个世纪的持久影响。在个别地区，槟榔文化的影响甚至延续到今天。因此，在一个具有许多南海地区典型文化特征的矩阵中，有必要优先考虑槟榔。

关于亚洲地区的槟榔消费有很多文献记载。大部分的槟榔研究借助中文文献，但是比较南海地区槟榔文化和地中海橄榄文化的尝试并不多见，这正是这篇文章的目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太着眼于细节的比较，而是以鸟瞰视角论述，例如对比双方的结构性因素，橄榄和槟榔一般消费情况及其结果，更确切地说两者的贸易方式，生产技术的更迭，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等等。而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更深的思考：我们真的可以将地中海和南海这两个海洋区域视为“近亲”吗？其存在哪些差异，有何相似之处？理论上，全面的比较需要对所有可用资料进行详细的分析，以本文的篇幅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意味着这里提出的想法更多是假设性质的，它们是为了鼓励对类似性质比较的进一步研究。

关于研究材料，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使我们对橄榄文化有了充分的了解。有关槟榔文化的记载主要来自唐代以降的中文史料，以及欧洲语言记录东南亚文化的殖民时代资料。上述文献记录了槟榔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详细信息。相反，东南亚语言材料却很少提及槟榔，这可能是由于缺少相关语言文字记载。上述差异意味着人们对槟榔文化的感知与对橄榄文化略有不同：后者可以从“内部”、系统本身进行，也可以从“外部”进行，而槟榔文化需要特殊对待，这涉及其本身书面及考古资料缺乏的问题。但是也许不应该过分强调这种差异。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它可能并不是很重要。

一、橄榄和槟榔：分类和概念

让我们从类别和定义着手。在亚洲的海洋历史中，通常将昂贵的奢侈品与其他贸易品区分开。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奢侈品是在某些时期通过船运输的，包括医用品、贵金属、宝石等。但是，大米、木材、动物和其他特产有时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应明确商品的分类标准。且类别概念在不同的语言中表达的语义内容不尽相同，中文中“奢侈品”可能与英语“luxury goods”或德语的“Luxusgüter”大致相当，但德语的“Genussmittel”概念，则没有完全对应的中文，也没有完全对应的英文。Genussmittel 翻译成嗜好品也不甚恰当。

对于嗜好品，德语历史学家通常把咖啡、茶、巧克力、烟草、酒精饮料等称为刺激性“精神活性物质”。这个词可能会让人联想到中文的“兴奋剂”和英文单词“stimulants”，但是这两个表达更多地应用在医学领域，并不适用于德语中的“Genussmittel”。德国读者知道“Stimulanz”一词，可是这个词在德语历史文献中极少被使用。

一方面，不同的语言里“奢侈品” 和“兴奋剂”与毒品之间界定的边界是流动的。英文“addictive materials”“drugs”“narcotics”有时会接近汉语术语“成瘾物质”“毒品”和 “兴奋剂”，以及德语中常用的单词“Suchtmittel”“Drogen”“Narkotica”和“Rauschmittel”。不过，narcotics和Narkotica不但指兴奋剂，还可以指医学上的麻醉剂。另外在英语文献中，“drugs”也有中文语义里“香药”的含义。在德语里没有一个能够完全代表“香药”的词，但是有时可以用“aromatische Substanzen”来代替。另外，在发音上与“drugs”相关的“Drogen”一词几乎总是带有负面的意味，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它也有治疗功用。而槟榔自古就是一味香药，这是有积极正面的语义意涵的。简而言之，分类的定义因语言和文化而异，这对解释围绕一类物质的社会经济环境可能很重要。

此外，人们对同一种商品的设想和期待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糖曾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是奢侈品。今天，情况已不再如此。我们更关心如何遏制糖的消费。早期美洲输入东南亚和中国的烟草情况也类似。最初它被认为是药用植物，而不是嗜好品，且经常被用于宗教仪式中。当时人们嚼烟草，吸鼻烟。今天人们依旧抽烟，但医学报告不断警告大众长期吸烟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概念和分类，比如槟榔和橄榄应如何分类？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们的变化吗？是否可以将分类完全不同的事物进行对比？在这里很难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很早以前橄榄产量有限，在人们还不知道橄榄可以榨出宝贵的橄榄油之前，橄榄只是次级农产品。随着橄榄油工艺和产量逐步提高，橄榄和橄榄油成为重要的商品。但是，要将其与“主食”（大概即英语“basic food”和德语“Grundnahrungsmittel”）相比，其重要性还差得很远。人们当然更需要大米、小麦、玉米、土豆或其他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来满足日常卡路里需求。另外，并不是所有地区的人都重视橄榄，比如早期的北欧居民并不了解橄榄，对此就没有需求。而早期地中海地区的居民对橄榄又持何看法？和今日的看法又有何不同？

还有一个问题，橄榄和橄榄油何时从奢侈品变成日常用品？当今研究表明，橄榄商品首先被富人消费，随后被地中海各地的所有阶层所用，但我们很难判断“城市”和“农村”橄榄消费的差异。年龄层和性别差异对橄榄消费也没有显现出明显的特征，我们不能将任何群体——男人、女人、儿童、成人——排除在长期橄榄消费系统之外。

如果平行比较橄榄与槟榔消费，这里也存在个别差异。尽管学者们对于槟榔树的起源及其传播存在异议，但毫无疑问，槟榔消费的传播在南海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受限，虽然我们尚不清楚过去是否对儿童和青少年消费槟榔有所限制。今天我们倾向于将槟榔算在“精神活性物质”之列，也就是俗称的“兴奋物质”。但是相关文化群体把咀嚼槟榔当作自然而然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在过去槟榔几乎是一些人的“主食”。因此对于同一事物的理解内部和外部视角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不同的文化圈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出发，也应该考虑到不同时代的理解促进了新观念和新词语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在嚼槟榔危害健康议题上为什么会产生不同意见。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及东南亚大部分地区都有槟榔消费历史。那么，像橄榄油一样，槟榔最初也被当成一种奢侈品吗？享受槟榔最开始是富有阶层的特权吗？槟榔并不都是南海各地的土产，也就是说在不得不依靠进口的地方，槟榔肯定是相对高价商品。那么在槟榔生产区的外围，槟榔相关产品很可能被视为奢侈品。

新产品面世通常会取代市场上的其他产品，甚至是取代存在数百年的经典产品，按照布罗代尔理论的分类，这可以被视为长时段元素。通过微观经济学我们知道，一个产品被取代基于消费者偏好的改变，而偏好的改变又基于各种因素，比如价格变化。橄榄和橄榄油的流通与食用很少受到其他产品的影响。相反，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橄榄产品的接受度一直持续提高。其原因之一可能源于其药用功能，每天食用橄榄油有益健康。槟榔则不同，现代医学特别强调其对牙齿及口腔的危害。在过去，人们不一定意识到这些问题。相反，本草药典记载了槟榔在医疗方面的积极功用。也因此在泛南海地区人们曾普遍认为槟榔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物。尽管历史上也出现过批评的声音，尤其是在审美层面上。那些猩红色的唾沫引起了北方汉人的反感。

此外，我们还应讨论其他“成瘾性物质”的传播对东南亚槟榔文化产生的影响。比如烟草和咖啡，虽然它们不是东南亚的特产，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槟榔消费。荷兰殖民者带来的新事物首先获得当地权贵的青睐，下层阶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忠于槟榔。槟榔和烟草的作用是相似的，含尼古丁的烟草种植并不是特别困难，因此很快得以普及。有趣的是，当地人还开发出了新产品，将槟榔和烟草混合在一起嚼食。尽管烟草的出现对槟榔消费存在抑制效应，但这种合二为一的创新显然是因为它们具有类似的兴奋功能。从经济学层面来说，两者即为互补产品。欧洲情况也类似。烟草、咖啡和茶在欧洲大受欢迎。它们替代了一些具有类似兴奋功能却影响健康的产品，比如含有大量酒精的饮料。

这些特定商品的消费在多大程度上增强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文化认同？当外来的消费习惯冲击旧有消费习惯之时，那些秉承传统观念的人，是否还在保持一贯的消费模式呢？抑或受之影响改变了传统消费观？答案可能因时因地而异。副产品的消费一直受到时尚潮流的影响，而这些时尚潮流又可以追溯到一系列因素。我们尚不能给出定论。但是，鉴于过去海上的交流，这里仍有许多相关研究可做。

二、橄榄和槟榔：消费系统循环的触发因素

若比较上述两种消费系统，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囿于书面资料信息的不完整，我们可能无法回答所有问题，但至少应该提出谨慎的假设。

尽管只能从宏观角度重建古时候橄榄和橄榄油的分布以及槟榔文化的传播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最初人类制造出所需的生活用品极可能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而且并不是一开始就用于日常消费。当人们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后，新的应用功能才会出现。也就是说人们食用橄榄、榨橄榄油始于偶然。在人们发现橄榄更多的功用和益处之后，它才逐渐过渡到消费阶段。槟榔消费的发展也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尽管它的应用范围并没有像橄榄产品那样广泛，但其消费系统的建立也是基于人们对它认知的逐步提高。早期槟榔的医药功效被广泛认同，食品加工工艺也不断推进。

野橄榄早在一万年前已被人收集食用。但橄榄的种植却始于公元前4000 年前后，其种植区在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即今天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和克里特岛。随后，希腊、埃及也进入了生产范围。这些地区橄榄文化盛行，古典文献常提到雅典娜与橄榄树，伊索、荷马等作家的作品也都有提及。对于犹太人和基督徒来讲，橄榄树枝和油更有特殊含义，在其经文中不乏关于橄榄树的内容。回到生产上，人们在西班牙和西地中海其他地区发现了超过千年树龄的古老油橄榄树（Oleaceae）。自然，马格里布地区也属于早期产区。后来，橄榄树甚至出现在《古兰经》中，阿拉伯半岛的人民也视之为珍宝。在中世纪，意大利阿普利亚各港口被认为是橄榄产品的贸易中心，如南部的塔兰托 （Taranto）和莱切（Lecce）。尽管当时威尼斯控制着该业务，然而来自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竞争也不容小觑。

橄榄树的种植和橄榄油生产不断发生变化，深远地影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文化。几个世纪以来，油压机的发展和完善促进了橄榄油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甚至刺激了更多的需求。一方面橄榄的加工促进了生产技术的革新。另一方面橄榄的种植也对农业用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本的森林消失了，原始的植被被橄榄树所取代。生产橄榄油需要大量的水，这反过来又影响了某些地区的水平衡。随着橄榄种植的发展，地中海沿岸某些地区的原生态发生改变，也可以说其生态系统被人类改造了。

橄榄文化的产生伴随着其他相关产品的出现，比如需要合适的容器来运输橄榄和橄榄油，因此一些地方开始批量生产陶罐（amphora）。由于运输需要，运输容器通常会被精确地指定形状和尺寸，借助船舶运往不同港口。橄榄文化得以广泛传播。此外，橄榄油不仅可用于食品制作，还可提炼成灯油及护肤品。要在本文中列举出橄榄的所有影响是不可能的。但橄榄和橄榄油的传播无疑给整个地中海地区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增加了就业岗位，促进了生活条件的改善，影响了地理生态环境。

我们能从槟榔文化中找到与之相当的东西吗？首先，需要对槟榔消费习惯进行一些重要观察。在许多地区，槟榔块由三个基本元素组成：一是槟榔果实，二是蒌叶，三是石灰。殖民地文献指出，在不同地区槟榔块会添加其他物质以增强槟榔的美味，例如肉桂、豆蔻、丁香、婆罗洲昂贵的龙脑香以及后来的烟草，如今已很难确定这种消费的精细化程度及其存续时间。不可忽略的是，苛刻的生长条件决定性地影响了槟榔的生产和消费。首先槟榔生长在热带沿海地区，其次需要大量淡水。另外，购买添加到槟榔块里的辅料也是个难题，因为如果蒌叶和其他辅料不是出自本地，则必须要依靠进口。

南海地区大量消费槟榔，这是否会刺激对肉桂、豆蔻和其他物质的需求？虽然这些物料在当时主要用作药品和食品，但其用途可能并不限于此。槟榔消费的增加是否促进了其他产品的流通——就像橄榄的传播促进了配套容器和技术的扩散一样？槟榔的辅料需求在过去是否在市场上吸纳了一定比例的香料，以致这些物质变得更加昂贵?这是否促进了此类添加剂的生产？又是否存在过一个由“槟榔主导”生产与商业扩张的过程？

随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到达东南亚和东亚，白银贸易变得越来越重要。从16 世纪下半叶到 17 世纪 60 年代，日本生产了大量白银，其中大部分都运往中国，同时来自美洲的白银通过马尼拉进入中国市场。文献记载明朝曾进口银条，白银对于明代的货币体系至关重要。日本白银供给逐渐萎缩之后，美洲白银继续穿越太平洋到达远东，而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需求地。借助明代及殖民地文献，我们可以重构进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尽管信息链不完整，但从槟榔相关图集及文物展出中我们可以看到，消费槟榔的人们会使用昂贵的白银特别制作小银盒来储存槟榔和添加的辅料。这在中国南部、菲律宾等南海地区很常见。

在白银贸易时代，是否有一部分在东南亚和中国流通的白银被用来制造“槟榔盒”？槟榔消费者数量有多高?他们中有多少人有足够的钱购买或打造银质容器？这些问题尚待解答。假设在南海地区的槟榔兴盛时期，有数百万人从整体经济增长中受益，并且为槟榔消费制造并出售了数千个银盒，这对考量白银消费是否有意义？当然，这个问题需要谨慎看待。大部分主人家用槟榔招待客人时也许只是使用木盒或其他容器来存放槟榔、萎叶和石灰。槟榔的消费并不总是与昂贵华丽的贵金属制品相联系。但这个现象的存在仍值得我们去思考。

嚼槟榔的人对与槟榔互补的商品也有诉求，因为这能增加嚼槟榔的愉悦感，从而获得更大的享受。其他的消费品也会有类似情况，享受茶和咖啡，辅以糖和甜点，配以精致优雅的瓷器，这完全是一种文化氛围的熏陶，并随着时尚潮流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让我们撇开美学品质和与社会学相关的维度，仅论纯经济中的槟榔消费，那么大概可以认为：槟榈文化对当地经济各个部分的增长都具有刺激作用。就像橄榄和橄榄油一样，人们也可以将槟榔视为南海经济的基本要素。

所有事物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连接，因此展开这个逻辑链并不难。例如，中国贵州省出产汞，并被运往日本及拉丁美洲用于提炼银（混汞法）。运往拉丁美洲的汞由福建商人和澳门葡萄牙人先运到马尼拉，之后经由西班牙大帆船运至墨西哥，再转运到那些生产白银的地方。尽管西班牙官员担心过多的白银会通过马尼拉流回中国而经常反对进口汞，但西班牙商人又非法秘密地从远东收集汞。汞增加了白银的产量。一部分白银制品也被用在槟榔消费上，既取悦了槟榔消费者，又美化了槟榔文化，甚至增强了槟榔消费区的文化认同。随着贸易时代的到来，槟榔的生产和消费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到全球经济和全球化的商品流通网络中。

三、橄榄和槟榔：对文化认同的贡献

橄榄、橄榄油、葡萄酒与槟榔一样，已成为全球化商品经济的一部分，但其来源可追溯到更早的时期。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地中海美食也一并被带到东南亚、中国和日本。起初葡萄酒及橄榄制品只在殖民地范围内流通，但20世纪以后它们也在亚洲流行起来。

当然，葡萄牙人从欧洲来到澳门后，并没有完全放弃他们的饮食习惯，依旧喝酒，食用橄榄油。从澳门地区来内地的天主教传教士甚至会随身携带欧洲葡萄酒和美洲巧克力。当然我们并不能评价16、17 或 18 世纪进口商品的质量，因为文献仅显示这些商品曾在贸易中流通。然而，一些在澳门出生并长大的葡萄牙人，除了保留自己的饮食文化，还吸收了中国人、马来人的饮食习俗，比如嚼槟榔。他们从何时何地以及如何接受了中国人或东南亚人的习俗我们也不得而知。不过当时澳门本地人也有嚼槟榔的习俗。清代文献也确证槟榔被引入了澳门。

特定群体的文化认同——包括以种族层面划分的群体——与他们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包括“兴奋物质”的消费，但消费模式可以在几个世纪内发生变化。如果一个群体能接受其他群体的习惯，可以定义为一种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过程。出生于澳门的葡萄牙人过去吸收了许多中国习俗，尤其是饮食方面。这样看来，嚼槟榔只是“文化适应”复杂过程中的一个要素。令人意外的是，南海地区“文化适应”模式与人们所期待的正相反，当地居民更适应欧洲模式。基于这样的考虑提出以下问题：东南亚外来商人和移民槟榔消费行为如何？去往中国台湾、马尼拉、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区的福建人，来往中国的东南亚人，以及在南海地区活动的琉球商人等，是谁适应了他人的习惯？我们可以找到有关槟榔消费的更多信息吗？它有一定的消费节奏或消费历程吗？

如果橄榄油和葡萄酒的日常消费被视为地中海地区文化认同的一部分，那么以上的问题也可以用来探讨橄榄产品的消费和分布。具体来说，消费过程是如何进行的？何时？以什么顺序进行？以及各个区域或团体对接受新事物速度有多快？作为地中海文化认同要素之一的橄榄文化，其消费是否在地中海消费矩阵中占很大比重？而槟榔在南海地区的消费比重是否不如橄榄在地中海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测两者在各自文化体系里的重要程度吗？

经济史学家往往会根据文献重建的商品数量、价格和质量，得到确切的结论。但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评估槟榔消费情况。由于资料阙如，即便是简单的问题，如“何地销量最大”都无法确知。举个例子，中国文献提及唐代海南已产销槟榔，质量最上乘的来自海南东部，但是数量是多少？出口到哪里？需运输到广东和福建的港口进行贸易吗？海南槟榔真的优于其他产区的吗？我们依然不得而知。

海南岛与越南相对，它是否曾为占城和高棉地区供应过槟榔，抑或是当地自给自足？槟榔树种植情况如何？橄榄树在地中海地区的传播对农业和生态系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海南及其他槟榔产区也如此吗？槟榔种植的增加是否以出口为导向？类似的思考来源于茶叶的种植。据说在福建由于本国及欧洲贸易需求增加，茶的生产越来越多，茶田甚至会占用种植其他作物的土地。

但橄榄的种植及其对地中海地区生态结构的影响这一事实很少被描述为负面的。在人们的意识中，橄榄产品及其相关文化元素几乎总是积极的。因此是否可以认为不仅橄榄产品本身，从橄榄种植的地理和生态层面来说也促进了地中海居民文化认同的出现？这些古树被欧洲人赋予了特殊的保护价值，也赋予了数个世纪以来围绕橄榄诞生的象征意义。在这个维度上，槟榔树确实不能和橄榄树相提并论。槟榔树的生命周期很短，几乎无法作为具有文化价值的古树被人传颂，其文化结构也远不同于橄榄文化。

在宗教意义上，至少自中世纪以来，地中海地区就以三种宗教为主导，而橄榄树、树枝和橄榄油在其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这些宗教思想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时代。槟榔文化也有类似的发展历程，在今天槟榔叶和槟榔果仍会被人们放在宗教场所里当作祭品，并与许多不同的宗教仪式发生联系。它们虽然并没有同一起源，却在不同的地方存在和发展。一些歌词显示，萨满祭司和其他执行仪式活动的人会咀嚼槟榔，因为他们认为嚼槟榔的享受与巫术的作用呈正相关影响。对于“精神活性物质”来说，这样的事情很典型。这也是为什么在非精神活性物质的橄榄环境中不会有类似的情境存在。而在关乎宗教仪式和象征意涵的表达上，橄榄“功能”的表达实际上促进了地区文化同质性的出现。与之相反，槟榔“功能”在宗教文化、仪式上出现的异质性可能更大。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嚼槟榔的不同群体间有某种相似意识，尤其是宗教信仰上的相似之处。另外补充一下，方济各会等宗教团体曾经营橄榄种植园并参与贸易，而道教或南海地区的其他宗教团体在这一方面有可比性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嚼槟榔确实曾是南海地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向客人提供槟榔表示招待，婚礼和其他宗教仪式也需要槟榔。槟榔块的质量和华丽的包装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消费者的社会地位。根据某些地区的信仰，运气和不幸也与槟榔嚼食有关。所涉及的这些习俗是否起源于某个地区？并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何时何地发生？这些具体问题尚待解答。但可以确定的是，早期人们咀嚼槟榔是为了预防疾病、对抗饥饿、强健体魄。这种看法不仅流行于中国，在菲律宾和马来亚也如此。那么是否可以认为环南海地区与槟榔相关的宗教仪式其出发点是共通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又发展出了地方性特色？

当然，欧洲殖民者对这样的问题不是很感兴趣，他们反感咀嚼槟榔和吐痰。周去非也抱怨食用槟榔的不良习惯及副作用。许多北方人尽管对南方陌生，但依然盛赞南地物产丰饶，认为南方是异域风情之地，并撰述于其诗文中，但对于嚼槟榔普遍敬而远之。不可否认历史上也曾记载槟榔被送到北方贵胄之家供之享用，但这并没有改善整体评价。我们可以从中窥见文化认同差异的迹象吗？这个古老的饮食传统是造成南北内部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吗？

相比于中国内地对槟榔评价的两极化，南海岛民对槟榔评价很少有好坏之分。从历史上看，南海各地居民普遍嚼食槟榔。有些不产槟榔的地区还进口槟榔，比如印度洋上地理位置稍偏的马尔代夫，人们定期从附近的斯里兰卡运来槟榔。也就是说，槟榔的消费范围远远超出了南海地区，印度洋沿岸的许多地方也属于“槟榔带”。当地人同样生产、出售和消费这种“奇迹药”。加西亚·达·奥尔塔（Garcia da Orta）在其著作中提到，在近代早期印度是主要供应商之一，槟榔在那儿非常受欢迎。所以，尽管前文已提到橄榄油在地中海地区获得了广泛的接受，橄榄文化促进了超地区身份认同的出现，但我们仍不可以轻易地判定，地中海的橄榄认同就比环南海周边地区的槟榔认同更强、更普遍 、影响力更持久。

结论

前文我们提到过替代效应和互补产品，精神活性物质可以替代或增强类似物质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估鸦片和槟榔之间的关系？在印度，人们会在槟榔块中添加鸦片，因为在南亚鸦片长期以来被当作医药品。《本草纲目》等医书对其医药功能亦有记载。另外曾有船只将鸦片连同许多其他昂贵之物一起带到中国。

诚然，鸦片的传播和大规模的消费是历史上的另一章。这一章始于英国人，他们想通过售卖鸦片增强自己在当地的话语权和经济影响力，而不管将陷他们的亚洲贸易伙伴于何种境地。他们还迫使印度的几个地区生产鸦片，并引发了残酷的战争，最终使南亚完全依赖英国。更糟糕的是，他们开始在广州出售印度鸦片，以兑换白银和茶，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成了鸦片瘾君子。由于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割让香港，甚至不得不做出其他让步。英人用鸦片逐步瓦解清政府的统治，却给英国带回了茶叶和巨额利润。

但是，鸦片在中国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甚至取代槟榔的消费？长期存在的嚼槟榔习惯是否会使鸦片更迅速地传播？尤其是在中国南方的几个地区，新出现的精神活性物质是否取代了旧有的？如果是这样，这无疑是一个悲剧性的发展，因为与鸦片相比，槟榔几乎是无害的“毒品”。如果人们更青睐鸦片，那么我们应该考虑到，相比之下槟榔的生产和消费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更积极些，某种意义上这两个环节也促进了文化认同，并深化南海各地区的联系与友谊。而大量吸食鸦片直接摧毁了人们的身心健康。

围绕着橄榄和橄榄油的历史找不到类似的可悲发展，这可能是由于原材料的不同性质，也可能是因为英帝国主义政策在地中海地区的落实不一定像在亚洲地区那样成功。幸运的是，这些事情现在已成为过去，居于地中海和南海地区的英国人已经失去了曾经的控制权。像直布罗陀这样的小小据点也不再重要。从宏观角度来看，制造这些大事件的舞台已发生变化。但无论统治者和贸易网络如何变化，橄榄产品在地中海始终备受追捧。连风行全球的美国快餐文化都无法抵消这一点。在东南亚及中国华南地区情况也类似。而槟榔消费在今天的福建、广东、广西地区已不再重要。台湾和海南情况稍有不同。

那么上述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什么？从历史上看，尤其是在中世纪和近代时期，橄榄油和槟榔是不同贸易和文化体系里的鲜明要素之一。如同人们感知的那样，它们作为商品，通过海洋贸易、交流形成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文化影响，促进了区域文化认同的形成。借助布罗代尔理论我们探讨的两个重要元素，持续不断地为复杂海洋空间矩阵内的文化交流及商品流通做贡献。

许多物质交换、文化交流现象被视为长时段因素。橄榄和槟榔均算在其内。而一种现象存在的前提是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只有当它能够改变自己，适应变化的环境才能存在于历史舞台之上。槟榔文化式微便是如此，但或许将来它还会发生变化。由于精神活性物质的消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内部组织结构，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变化将主要来自外部压力，而不是系统自身产生的。当然，我们今天还不能看见事物由于外部压力而在今后产生的影响及变化。

王洋，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东南沿海历史地理（宋至明）。

普塔克（Roderich Ptak），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系首席教授，研究方向：中葡关系与澳门历史、“历史地理：中国与东南亚（宋至明）”、中国文献里的鸟类研究。

（本文經出版方授權發布，原載《海洋史研究》第17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第1-18頁，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