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近代史的叙事问题对于当前而言极为重要。在此问题上，应当将富强叙事、阶级叙事、文明叙事结合起来。虽然三者各有侧重，但在形成整体性的叙事时，应从三者所共同涵盖的部分着眼，以三者的内在共性与相互关联为基础，旁涉三者各自的侧重点。这种结合，即以文明叙事凸显中国近代史演进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的历史厚度与德性品质；以富强叙事彰显中国近代史上大多数集团、群体参与历史活动时的普遍心理共性与共同诉求，并启发人们思考成败得失之道；以阶级叙事呈现中国近代史上所面临的基本困境，以及真正能走出这些困境的历史力量，并从中总结值得后人珍视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　富强叙事　阶级叙事　文明叙事

在历史研究、历史教育与大众历史传播中，历史叙事问题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谓历史叙事，即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基于什么样的价值立场，从哪些角度着手来叙述、描绘历史，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广阔的、长时段的、自洽的历史演进图景。历史叙事的重要性包括以下三点，首先，它决定了在具体的历史研究当中，哪些史事、人物、思潮、制度会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哪一部分史料会成为历史研究当中的重点。因为大部分的个案研究虽然建立在“窄而深”的基础上，但研究者自身关于整体历史图景的认知，对于历史演进趋势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人会选择哪些具体的个案，运用怎样的方法，基于怎样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其次，历史叙事之优劣关乎历史教育之成败。在现代社会里，历史教育旨在通过向广大民众讲授整体性、宏观性的历史知识，形成稳固的、自洽的、具有情感基础的政治与文化认同，让人民群众热爱本国的历史文化，认同国家的基本制度，明晰国家发展的目标与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良好的世界视野与文明视野，它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与文化合法性，是政治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根基。而在历史教育当中，历史叙事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体现其核心价值观、基本教学宗旨、教学内容选取的作用。历史教师具有怎样的历史叙事基础，影响着广大学子基本历史观的形塑。最后，历史叙事也是政治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史学固然强调考订史实、分疏典制，但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叙述历史以明得失之由、致治之道，经世致用之意非常明显。现代历史学在近代西方兴起，在学院化、学科化以及重视文献档案的表象之下，依然重视通过研究历史为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延续提供合法性论证，为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进行理论铺陈与经验总结，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活动离不开历史叙事，后者为前者提供历史参考，使政治参与者具有合格的政治智慧，在历史叙事的基础上思考政治活动的重点与方向，培养良好的使命意识与担当意识，并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结构、文化理念等现代国家必须面对的事项上，形成具备历史感的政治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和政治叙事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贯穿于其中的就是历史叙事。

具体到中国近代史领域。这门学科的诞生与中国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迫使时人必须面对与思考中国的症结何在，世界的景象为何，时势的逻辑如何把握，未来的道路如何走等这些与中国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问题。因此，在怎样的历史叙事框架下来叙述、阐释晚近的历史流变，对于明确当前的政治社会特征，探索未来发展的方向至为重要。从梁启超用“中国四十年大事记”作为李鸿章传记的另一名称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蒋廷黻、陈恭禄为彰显南京国民政府合法性而写的近代史通论，以及范文澜、胡绳、何干之、华岗等左派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原理分析近代中国的各种问题，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与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出现的各种近代史研究新理论、新范式，可以说在现代中国，中国近代史虽然不断被赋予一定的学科属性与学术规范，却从来不能只从学科的意义来理解其内涵（或“范式”），否则将不易看到一些深层次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这在冷战之后中国多种意识形态共存、论争、纠缠的语境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对于今天而言，需要形成一套既贴近历史本相，又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状况的历史叙事，使之成为历史研究、历史教育、政治叙事的基础。

一、富强叙事的要点

对时代变动有极强敏感性的梁启超，早在撰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一文里就指出：“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换言之，近代中国遭逢西方势力的入侵，为了振衰起敝，必须在政治上有所兴革，以此建立富强之基，来与“西人交涉竞争”。这表明，随着中国日渐被卷入由近代东西方列强帝国主义扩张所形塑的世界体系，时人已经逐渐认识到，思考中国问题必须同时思考同一时期的欧洲与全球问题，以辨别中国在全球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并提供一种具有比较性的全球视野。单纯地从中国自身历史轴线上思考中国问题已不复可能。从这样的视角出发，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分析近代中国如何抵御、反抗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不断扩张、殖民，维系国家统一与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就是近代中国如何吸收、借鉴各种现代性因素，将其内化为中国自身的积极因素，进行国家建设，寻找富强之道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变化的内外形势下，形塑新的政治实践主体，反抗各种政治、社会与文化压迫，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平等与解放的历史；更是在古今中西纠缠不清的情况下，思考中国文化存续与更生的历史。

就此而言，基于在近代中国影响极大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富强叙事，理应成为中国近代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多言，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力。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在于维持秦汉以来形成的大一统国家政权，特别是清代以降的领土版图，组织、动员广大社会力量，抵抗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蚀，进行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让中国摆脱日益加剧的危机，走向独立自主、国富民强。许多现代性因素在近代中国的展开，都与这一时代主题息息相关，也只有促进了这一过程，才能具备基本的政治合法性。可以说，近代许多政治势力、社会组织、文化团体、思想流派，都曾对实现富强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实践方法展开分析与讨论，并以此作为表达自身政治与文化主张的不证自明之基本前提。由此出发，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人基于强烈的乡土、国家、民族、文化情感，奋不顾身地投身到救亡运动中去，把国家富强、民生充裕视作自己的主要奋斗目标。这正如周恩来在回忆其投身救亡运动的心路历程时所谈到的：“一般的人开始最容易有一个民族观念、民族立场。因为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容易使我们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

近代中国寻求富强的历史进程，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显得尤具特色。有论者指出：“到1914年为止，欧洲国家的殖民范围已占全世界陆地面积的84.4％以上，但是直到近代，中国都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具体而言，这一历史特征表现为“1850年后，欧洲帝国主义的威胁为中国的国家建构时代拉开了序幕，这是7世纪早期以来最具革命性的时代。虽然晚清被描述成一段衰败不堪、积贫积弱、王朝末路的时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来自列强持续的战争威胁下，近代中国却成了一个军事-财政国家。这种政治形态将财富、官僚体制与枪炮以崭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确保中国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能屹立不倒”。因此该论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必须重视“这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为何与被欧洲掌控的全球格局大相径庭？它的命运是因其广袤的国土而生，还是在与强大对手的角逐中造就，或者另有他解？”这些问题，其实都属于中国近代史的富强叙事的范畴。

关于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史学科早期的代表人物那里已有不少论述。比如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特征，蒋廷黻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言下之意，中国近代史的时代主题就是考察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种政治与经济集团能否充分运用一切手段，在洞察中外大势的基础上汲取各种新知，使中国摆脱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落后挨打的局面，一面“赶上西洋人”，一面形成“近代的民族国家”。与之相似，郭廷以也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均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民族的祸福命运。顺逆成败，则又决之于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亦就是决之于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适应环境或近代化，首须对于环境与时代具有正确的认识，否则就无从说起。无疑义的，近代中国在民族大竞赛中，纵不能谓为完全失败，最少也当承认是暂时落伍。”在著名的《近代中国史纲》一书里，郭廷以正是按照这一观点展开历史论述的。其中他特别瞩目于晚清以降的中外关系，包括西洋（以及日本）如何一步一步地冲击、蚕食、侵吞中国，中国各个时代的政治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如何在世变面前进行思考与实践。在郭廷以看来，为了实现中国的独立与富强，必须学习现代知识与技术，但对挟这些知识与技术侵略中国的列强之行径也需要有十分清晰的认识。例如关于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势力曾参赞其中的史事，郭廷以指出：

自强新政的推进，与外人的诱导协助，虽有关系，但他们并非完全为了中国的利益。经济上是为本国开拓市场与投资，政治上是加强对中国的控驭操纵。如果仅利于中国，则不惜竭力倾挤，轮船招商局即为著例。条约的束缚，尤为重大伤害……其阻挠中国富强的意图，不打自招……中国地大物博，取之不尽，最好是永远为被掠夺者。所谓象有齿而焚其身。

又如，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状况时，郭廷以认为，日本在一战期间，利用列强无暇东顾，根据与北洋政权签订的借款协定之附加条件，大肆在中国展开经济侵略，使得中国微弱的重工业无法与之竞争。而西方列强在一战结束后卷土重来，又造成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复趋上升，致使中国本土经济难以发展。在此背景下爆发的五卅运动，他则称之为“壮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由此可见，郭廷以充分注意到了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列强在中国所展开的各种帝国主义行径对中国政治与经济主权的严重破坏，而近代中国人之所以要汲取新知，正是为了摆脱这种被侵略与被支配的惨痛局面。在这个意义上，以郭廷以的观点为代表的早期带有现代化理论色彩的富强叙事，与下文所提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叙事，二者之间是有比较明显的理论交集的。

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指出：“十九世纪欧洲之大进步，正靠其民族主义，中国此时非民族主义不足以锻炼国民。”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虽然有了明显的提升，但在各项基本建设方面依然有不少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地方，需要全国人民保持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切不可在全球霸权意识形态面前放弃民族国家立场，鄙视爱国情操，忽视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随着史料的不断扩充与相关社会科学理论的不断发展，随着中国与世界形势发生许多新的变化，从“富强”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在继承前贤关于中国近代史叙事思考的基础上，通过更为细致且全面的研究，形成更为饱满、自洽、扎实的历史叙事。其中的重点，正如陈恭禄所说：“外来之影响，乃为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中国近代史的富强叙事，离不开对于近代世界形势的深入探究，除了要更为全面地把握近代列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逻辑之外，还需从近代世界体系变迁的角度，通过对比和近代中国处境相似的国家与地区寻求独立自主的历程，形成一种“第三世界”的视野，准确地评价中国近代史上各种致力于国家富强与民生充裕的活动。这就要求研究者对现代国家建设所必须面对的各种事项，对19世纪以来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对改变了世界面貌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有理论上的自觉；同时，要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历史合理性与时代局限性有较为清晰的认知，摒弃一段时间内曾流行于世的某些西方想象与文明等级论话语。在此基础上，就可在新的富强叙事中涵盖近代中国国家建设各个方面的成就与缺失，从比较广阔且真实的全球视野出发思考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探究什么样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生产方式、文化氛围能更好地实现这些历史目标，什么样的政治主张与政治路线能够指引人们认识到走向富强的理想途径，在什么样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下富强的成果能够为大多数人所共享等内容，同时比较良性地继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早期理论范式与现代化理论兴起之后的相关研究成果。这样既不会因对近代世界历史知识与社会科学理论的匮乏而觉得现代国家建设并无多少重要性，也不会简单套用一些冷战时期西方阵营所宣扬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衡量甚至否定近代中国寻求富强的历程，忽视其中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二、阶级叙事不可或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关于这段话，日本学者渡边雅男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所谓社会或历史的现实认识，终归是在‘政治表面’向‘社会生活的深度’深入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发现了潜藏在‘按照经济科学’的社会生活的底部的‘某些事物’。各阶级的对立，无非就是潜藏在那里的一种事实”。从学理上来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视角，扩展了人们思考历史的宽度，让许多历史表象之下的深层次的，影响一个时期历史总体特征的社会经济因素能够被重视，让人们能够更为全面地认识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等要素的形成、特征与演变规律，将历史进程中因长期被压迫、被剥削而处于“失语”状态群体的面貌呈现出来。而划分阶级的标准，是“根据人们在生产方式中的不同地位、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对政治权力和精神生产的占有状况来划分不同的阶级”。

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世界范围内一直极具影响力，但由于时势的变化，一段时间以来，阶级叙事、阶级视野在国内的历史研究当中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呈现式微之像，一些论者甚至否认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上有阶级矛盾的存在，强调用个体叙事来否定阶级叙事。对此，正如姜义华所言：“阶级本身就是独立的存在，它决定着人的生活状况和命运，但这并不否定个人的独立性，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是个性和阶级性二者的统一。历史表明，阶级的形成发展也是一个过程，人们意识到本阶级的利益而自觉地起来斗争更是一个过程。凡是没有认识到自己阶级使命的阶级是自在的阶级，只有在经济矛盾逐步暴露出来以后，人们才有可能逐渐意识到本阶级成员和敌对阶级截然不同的利益，只有在这时，他们才有可能在实际斗争中作为一个阶级而自觉地为本阶级利益共同奋斗，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而即使在这一时刻同一阶级的各个成员也没有丧失他们的个性”。总之，要想更为全面地分析中国历史态势，把握其中的关键问题，就离不开符合中国实际的阶级视野与阶级叙事。

犹有进者，晚近以来一些论者往往以历史叙事需要“复杂化”为理由来反对阶级叙事，认为后者分析历史的角度过于“简单”。无可否认，随着大量新史料被披露与整理，更具丰富性和层次感地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图景实属必要。但另一方面，正如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的，所谓“复杂化”，到底是对哪一种历史论述而言的复杂化？“复杂化”之后，是否能够进一步加强对近代中国转型之艰巨与曲折的体认？是否更能促使人们对20世纪中国从国弱民贫、危机四伏的局面，到今日“换了人间”，成为全球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力量这一历史过程心生最基本的敬意，从而挖掘出近代中国变革最深层次的动力与能量，以及其中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思想资源？如果这一“复杂化”旨在“非历史”地突出某一局部或某些个人，将冢中枯骨视为时代骄子，借此来解构近代中国所真正面对的困局与寻求解决的不懈努力，那么会不会成为另一种“其言愈有条理统系，其去古人之真相愈远”的情形？更有甚者，如果人们承认，每一种历史论述背后都各自有支撑其对历史理解的学说与价值观的话，那么如今为数不少的“复杂化”历史论述，其背后的学说与价值观也同样“复杂”吗？在将长期作为近现代大多数中国人追求阶级翻身、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社会平等的基本情感、 探索动力和奋斗目标以“复杂化”之名消解其在历史过程中本来存在的重要性之后，却拾起某些20世纪冷战后期作为意识形态来宣传的理论与主张，将其视为理解近代历史的唯一参照物，而无视其之所以能够兴盛一时的权力、资本、军事诸因素，以及其扩散全球的真实意图。这种将历史“复杂化”的历史论述背后，其实只是一种单调干瘪的政治想象与不知何故的深闭固拒而已。

恩格斯认为，要把“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同时强调“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里的中国近代史叙事，主要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本特征着手，分析从鸦片战争以来国内各个阶级状况与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突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历史事迹，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历史局限性，用叙述历史的方式让人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过程与历史意义。用范文澜的话说，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叙事逻辑就是“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一方面，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一步深入一步地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方面，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步提高一步地进行着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根本矛盾，也就成为贯穿各个历史事件的一条线索”。在此叙事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两种主要的矛盾”。

必须指出的是，以范文澜为代表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近代史叙事，在强调阶级分析的同时，其实也涵盖了前文所谈的富强叙事，因为摆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本身就是寻求富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也正是为了让中国摆脱近代以来遭遇的困境，况且也只有做到了这些，这种富强才称得上名副其实。而在今天，一些受到当代西方“文化左翼”影响的历史叙事，将性别、族群、文化认同等内容作为所谓“左翼理论”的分析重点，用一种“反历史”的方式去否定历史上的一切国家与政权，同时，刻意忽视经济基础、生产方式、阶级斗争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中的重要内容，这明显背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积极回应各种新的史学思潮，不断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内容的过程中，从阶级视角出发的中国近代史叙事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揭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现代化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借船坚炮利进入中国，通过设立租界，划分势力范围，向中国输出商品，掠夺中国的原料，控制中国的交通命脉等方式，致使中国丧失国家主权，沦为半殖民地，根本难以从本国自身状况出发有计划地发展经济。他指出：“外国帝国主义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中国设立工矿企业、航运公司、银行等等，并不是要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恰恰相反，帝国主义强大势力的排挤和压迫，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难以生长起来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造成了一个为它们服务的买办阶级，又竭力维持中国的封建土地关系和相应的社会关系。以买办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军阀、官僚、政党，是帝国主义所选中的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并通过这些代理人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当这些代理人中的一个或一批倒下去时，帝国主义就以另一个或另一批取而代之”。在此情形下，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与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支配，具有很强的依附性，根本没有借由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取得国家独立自主，最终实现富强的可能性。

面对当时这一国情，正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通过发动工人以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进行阶级斗争，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形成巨大的政治力量，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外抵御帝国主义，将国家独立问题与土地问题、民主与统一问题一并解决。这就让中国真正具有了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能够从自身的实际出发，重塑国内阶级关系，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走向富强。在胡绳看来，在近代以来世界各地联系日趋频繁的背景下，中国独立自主地实行开放政策，必须要具备三个前提：独立、统一、土地制度的改革，而只有新中国充分实现了这三个前提。这一过程并非重复已被证明难以行得通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政权，进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来实现的。

胡绳的这些思考，对丰富中国近代史叙事中的阶级叙事极有意义。恩格斯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就此而言，我们在展开中国近代史的富强叙事时不能忽视了阶级叙事，阶级翻身与民族解放在近代中国是一体之两面。阶级分析的视角让人们能够从广袤的世界视野出发，思考作为“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的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认识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劳动者由于国内外剥削阶级的压迫而身处困境，以及一旦将他们组织动员起来，他们身上所蕴含的巨大政治能量。这种政治能量不但实现了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所渴慕的独立富强，而且重组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破除了不合理的支配与剥削，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打倒了鸦片战争以来不断侵害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为生产力的迅猛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中国历史上形成了颇为成熟的小农经济，在此基础上，地主士绅在乡村秩序的维持中处于主导地位。亨廷顿认为，通过土地改革来清除落后的生产关系，为工业化与民主政治奠定基础，这对于现代国家秩序的建立至为重要。而“土地改革即意味着用强力把财产从一部分人的手中夺过来，交到另一部分人手中，如此而已。正是土地改革的这一特征，使它成为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来说可谓意义最为深远同时也是最困难的事”。就此而言，“土地改革的发动并不一定需要动员农民，但改革要想成功却必定要把农民动员并组织起来”。虽然马克思本人在分析19世纪的法国农民时曾说后者“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所以“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但是，为了让近代中国的阶级叙事更具中国特性，除了重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人阶级状况等马克思主义经典问题，也不能忽视对广大农民境遇展开历史的分析，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展开土地改革运动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重要性。如果说近代中国遭受危机的具体表现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蚀，以及依附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反动力量对人民的剥削，那么，只有让农民成为解放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充分满足农民的生活与生产需求，才有可能真正使中华文明摆脱各种困境，并且真正实现中华文明所倡导的“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理想，从政策与制度上杜绝儒家所强烈批判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家无立锥”等情形。在发表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这些观点建立在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洞察之上，杜绝了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空想，让革命理想真正契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基本面貌。农民的觉醒、农村的复兴、基层组织的重建，这些既是改变中华文明整体面貌的大事，也是中国革命的宝贵思想遗产。总之，在中国近代史的阶级叙事中，农民、农村、工农武装割据、土地改革等内容应当被置于重要的位置。

最后，马克思说，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正视“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之所以如此，正如阿尔都塞对于这段话的阐释：“人们正是在意识形态中获得对自己利益的认识，并将自己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作为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旨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剥削与掠夺，分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但它并非单纯止于主观的想象与情感的宣泄，而是通过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将具体现象上升为理论，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危机，提出替代与解决之道。从中国近代革命史的进程来看，如果说知识分子群体是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那么马克思主义对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它借助阶级、资本、帝国主义等概念，深刻揭示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压迫与危机，以及在这种情势之下新的政治主体应当如何形成、动员、组织。葛兰西说，在政治斗争中，“关于任何力量对比所做的具体分析，我们要提出的最重要的看法是：这样的分析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目的本身（除非我们只是在写一段过去的历史），而且只有在这些分析能够为实践活动、为意志的某种主动性提供辩护的时候，它们才有意义可言”。在这个意义上，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让中国人不再将救亡的诉求寄托在旧式的武人政客与列强资助之上，而是寄托在被动员起来的广大工人与农民身上。他们依靠严格的组织纪律，通过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革命战争来建立革命政权，重新改造国家与社会，真正摆脱孱弱贫穷的境地，同时获得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参与感。这种在历史进程中起到真实作用的巨大思想和政治力量，其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其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论争，其与中国传统的扬弃关系，也应在中国近代史的阶级叙事（尤其是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有所体现，使之更为饱满，更具理论深度。而在这个部分，不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值得再次予以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对于象征资本、话语与文化领导权的分析也值得充分借鉴，这样才能更加丰富阶级叙事的内容。

三、文明叙事的新内涵

除了富强叙事与阶级叙事，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更需要有富于理论深度与历史感的文明叙事。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从政治层面来看，自秦立郡县、汉兴儒学以来，如何治理这一广土众民的国家，如何铨选各级官吏，如何保障大多数民众的基本民生问题，如何确立朝廷与地方权力的勾连及界限，如何在交通与通信手段单一的条件下确保各地民情能较为顺畅且真实地上达天听，如何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广兴教化，维系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如何在灾荒年岁里赈济灾民，抚恤孤寡，如何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符合“均平”“民本”“敬天法祖”等儒家政治准则，凡此种种，成为中国古代王朝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同时也是评价一个时代统治者之良莠的基本标准。从思想文化层面来看，儒学义理一方面为王朝不断进行合法性论证，将其政治理念通过经籍、史书、文诰、唱本、小说等形式向各个阶层不断地传播、教授、宣讲，一方面又为士人提供了借此来批评时政的重要理论资源。久而久之，拜“书同文”之赐，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一种被广为接受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并以某种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古代诗词中的历史与文化意象，即不断创造并巩固了一个“情感饱满生动和亲切的中国意象，一个不老的中国意象”。从经济层面看，秦汉以来，中国形成了比较稳定且具有广泛性的小农经济，农民一方面可以生产粮食，一方面可以进行家庭手工业与副业的活动。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最主要物质基础。而且，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各地的交往日益频繁、便捷，形成了以地方市镇为代表的区域性市场，以及具有全国联系的更广泛的经济网络。这些都促进了各地经济作物的流通，提升了国家整体的物质水平。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不少人对中国城市之繁华、商品之丰富赞誉有加，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体现。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绘的那样，近代西方在强劲的资本主义浪潮之下，“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在近代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遇到了根本性的危机，导致一系列的挫败感。因此，在制度层面上，时人感到在近代列强行政与动员效率极高，赋税与汲取能力超群的统治模式面前，中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式的国家治理传统显得过于松散、残破、低效率，转而不断探寻一种新形式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资产阶级代议制下的议政形式，以及用赋予境内民众普遍“国民”的方式来换取后者的赋税、征兵义务，这种新的政治实践及其所形成的伦理标准与政治文化，让中国“四民”社会中的差序格局、低赋税，以及“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反对“穷兵黩武”的传统显得左支右绌。最后，中国与周边国家之关系，被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以国际法与“文明等级论”为主要意识形态支撑的新的国际体系所覆盖。这导致不少中国士人深受“文明等级论”影响，在汲取新知的同时，常常不自觉地把“文明等级论”内化为自己分析中国与世界局势时的主要凭借，甚至依样画葫芦，自认为中国只是“半文明”国家。

从表面上看，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华文明遭受了一系列的挫败，这很容易让人形成一种相比于“先进”的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充斥着“落后”“愚昧”，中国人的“国民性”堪忧，“奴性人格”与“臣民意识”盛行的论调。与之相对的，则是晚清以来一些人士深闭固拒，在不同时期以大体相似的理由反对变革，希望延续过去的社会结构、伦理标准与政治组织形式。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包括儒家和法家学说在内的中国传统，“形成了一种以家国为中心的普遍化的伦理共同体，形成家庭、乡邻、社会、国家、天下紧密相连的社会伦理结构，贯穿于这样一种社会伦理结构的，是一种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使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彼此相互负责的普遍化的责任伦理”。因此，从深层次看，近代以来不少中国人前赴后继地探索国家振兴之道，投身于政治与社会运动之中。这背后的精神支撑，正是来源于这一中华文明所形塑的“责任伦理”，即重建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保证“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这是不少人如饥似渴地阅读西学、求索新知的基本动力，甚至可以假设，如果没有前者作为根基，那么后者是否会出现，其实是值得怀疑的。毕竟，对于不少自幼接受儒家式教育的人而言，他们对中国这一政治与文化共同体有一种由衷而发的心理认同，并且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历史与文化的延续性，因而心生休戚之感，不忍见其遭到外敌的侵略与剥削。另一方面，按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标准，无论是儒家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善战者服上刑”，抨击聚敛之政，还是道家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甚至是法家借严刑峻法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孤幼得长”，皆强调社会正义及和平稳定，而近代东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例如借武力来侵夺利权，划定租界；先制造战端，然后索取巨额战争赔款；强行索求传教权，并庇护教民，无视地方法令风俗，这些带有极强殖民主义色彩的行径，非但很难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准则相符，反而多与之相违背。而这一点，正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文明叙事所应涵盖在内的，即近代中国一系列以寻求富强为旨归的救亡运动的根本动力源自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力量。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深受传统儒学熏陶的近代士人，虽然反对当时趋新媚外的风气，但都不约而同地对同样源自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深表认同。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主义理论流派甚多，中国士人也未必区分得那么清楚，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对公平、平等的强烈诉求，以及对聚敛行为的猛烈抨击，对贫寒无告者的深切同情，无疑引起了晚清士人的强烈共鸣。

例如，理学名家夏震武就强调：“天下之乱生于争，争生于贫富不均。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家无立锥。贫相轧，富相耀，贫富相欺相妒。兼并成风，弱肉强食。怨毒之积，郁久必发，而大乱生。”因此他重拾孟子的“仁政必自经界始”之论，主张平均分配土地，保证黎民生计。他坚信此乃“先王平天下至理之所在，社会党大势之所趋”。可见，他已经将自己的主张与社会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并认为后者足以和儒家的仁政理想相提并论。又如，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熊十力在著于20世纪40年代的《读经示要》一书里也明确指出：“不均平，则弱者鱼肉，而强者垄断，横肆侵剥。资本家与帝国主义者，皆天下之穷凶极恶也。最下，则一国之内，官纪败坏，以亿兆脂膏，供贪污中饱，不平之祸，极于国破家亡而后已。前世衰亡，靡不如此。”他将儒家的“均平”思想与社会主义学说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体现出二者之间极强的思想关联性。1949年离开中国大陆的钱穆，在晚年依然强烈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今日之工厂，规模日大，天空有噪音，地下有污水，上自飞禽，下及游鱼，胥不受害。资本主义之为祸人类，其先如非洲贩黑奴，广州卖鸦片，演变至今，乃有共产主义崛起。”而根据中国历来重视“公”与“均”的传统，他坚信未来“中国之社会经济，终必归于通财共产，以大群一体为主”，绝非那种基于私有制的经济兼并与扩张。从这些言说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华文明传统与社会主义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只是，他们虽然意识到资本主义与中华文明历史基因大相违背，却未能寻找到一条有效克服资本主义弊端，在当代真正实现具有普遍意义之“天下为公”，“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途径。

进而言之，胡绳认为，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于马克思主义，“对这个理论虽然还不明究竟，但接受了他，就明确了在中国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且使人有了一个远大的理想，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辛亥革命以来，政治家们都是为小集团、为个人利益而奋斗，社会主义者则有一个超乎这些狭隘目的的伟大目标。这个目标使社会主义者有了高尚的追求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使他们生气勃勃”。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参与政治者能否以天下之“公”为旨归，克服一己之私利，此为判断其是否具有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从自己生活的知识分子圈里走出来，能够超越本阶层的利益诉求，逐渐形成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立场，将视野投射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在话语权上属于“失语”状态，不少人沦为赤贫境遇的无产者身上，分析改变他们现状的可能性。同时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思想当中重视民生、反对兼并观念的影响，大多数革命者能够比较充分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并且以此作为分析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基础。反对资本主义、警惕私有制、反对剥削、追求平等与公平，这些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精神遗产。而这些行为本身也彰显了一种新的“公”之意涵。就此而言，不同于港台新儒家所宣称的中国传统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所谓“断裂性”，中国近代史中的文明叙事，还应该着眼于挖掘中华文明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凸显中国近代史演进过程中的精神遗产。

最后，中国近代史中的文明叙事之所以能成立，离不开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较为成熟理性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相关思考，对于形成、丰富中国近代史的文明叙事极有助益。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认识，并非脱离现实环境的书斋里的想象，而是根植于他对中国现实，特别是对如何建设新中国的整体思考之上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苏联的建设经验。1956年前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对此问题有较为集中的思考。该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是有不同的”，必须注意到“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因此，“说中国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换句话说，包含了富强叙事与阶级叙事的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之所以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就是由于它是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上进行的，它不但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特性形塑了中国革命的面貌，革命者秉承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品质，而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便是改造中华文明，使之能够体现人民性，重新焕发活力。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中国的革命历程必然形成不少带有自身规律性的因素。也正因为中国革命诞生于中国这片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土壤之中，它才能够显示出深厚的文明意义，不但革命者的行为体现了许多高贵的德性与品质，而且中国革命的目标与路线也时常能透露出以现代形式表现出来的中国古典政治理想，比如天下为公、铲除兼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所以毛泽东强调：“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吸收外国的长处，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此外，1959年，毛泽东在组织阅读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道：“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这是因为，“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生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生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对于反传统之风日炽的近代中国而言，“保守”不一定只有负面意义，在激烈变革之后，它可以起到有助于稳定社会、安顿人心的重要作用，而只有在某个时段内建立起了稳定的基本秩序，进一步的发展才有可能性，并且不会因这种发展而使得社会基体遭到损害，这提醒人们在思考整体历史时必须注意变革感与现实感的有机结合。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这些思考，固然有对现实政策的考量，但更是身处近代变局之中在探索中华文明的发展与传承的高度上进行的，为人们构建中国近代史的文明叙事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总之，这样的文明叙事，意在彰显中国传统当中的优良因素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但凸显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历程让中国摆脱危机、实现富强的一面，而且还展现其使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中华文明得以新生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有深厚的文明底蕴，中国革命才更能显示其世界意义。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改变了近代以来由资本主义列强基于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来形塑世界体系的局面。中国革命的基本主张，为人类探索一种更为平等、公平的世界体系提供了绝佳的参考意义。就此而言，文明叙事所凸显出来的革命历程，是一种不同于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它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

四、结语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这里的“政治”，主要是指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幅员辽阔、广土众民之大一统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实践与政治学说；而“文化”，则指的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套伦理规范、价值准则和学术思想。在中国的历史变迁中，“政治”与“文化”密不可分，相互影响，使得“文化”具有极强的政治属性，“政治”显现出深厚的文化内涵，而历史叙事则是勾连“政治”与“文化”的主要中介。这是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重要认知基础。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中国近代史的叙事问题对于当前而言极为重要。毛泽东曾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新的机遇与挑战不断出现，笔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史的叙事问题上，应当将富强叙事、阶级叙事、文明叙事结合起来。虽然三者各有侧重，但在形成整体性的叙事时，应从三者所共同涵盖的部分着眼，以三者的内在共性与相互关联为基础，旁涉三者各自的侧重点。如此一来，既能通过结合三者而形成一个自洽的、完整的内核，又能关照到更为广阔的分支内容，并且不至于因为过分注重某一分支，而淡化共同内核的重要性。这样的历史叙事力求一方面尽可能地吸纳学界新的个案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能够贴近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基本境况。简单说来，这种结合，即以文明叙事凸显中国近代史演进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的历史厚度与德性品质；以富强叙事彰显中国近代史上大多数集团、群体参与历史活动时的普遍心理共性与共同诉求，并启发人们思考成败得失之道；以阶级叙事呈现中国近代史上所面临的基本困境，以及真正能走出这些困境的历史力量，并从中总结值得后人珍视的历史经验。

（本文經出版方授權發布，原載《開放時代》2021年第5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