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历史与当代的长时段视角考察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关注的层面不仅包括从上而下的制度化的政治经济，而且包括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考察的框架与进程涵盖中国与东南亚互动的各个重要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在历史上一直很重要，朝贡贸易体系曾经盛极一时；近代西方殖民主义时期，华人移民浪潮扮演着重要角色：冷战时期，双方曾经一度中断联络、保持距离；近几十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则迅速发展，将来也会更加密切。塑造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动力包括历史、地缘、人口、意识形态、种族、移民、经济、政治和领土等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为中国与东南亚的历史互动尤其是当代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历史背景、发展进程与脉络框架。
关键词：中国与东南亚朝贡体制海上贸易华人移民“一带一路”
从长时段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角，本文将探讨中国—东南亚的互动关系及其发展动力。主题关注的重点不仅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即上层“官方合法化的”制度关系，而且从下层所谓“民间非法化的”华人移民角度，关注社会—文化因素。考察的时间段是长时段的，从早期至近现代、贯穿历史到当代的整个脉络。本文将分6个部分展开论述：一、反差与矛盾的系列形象；二、早期至19世纪中期的朝贡体系和海上贸易；三、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西方扩张与华人移民；四、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建国工程与冷战；五、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的全球化与战略伙伴关系；六、2008年至今中美激烈竞争背景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
反差与矛盾的系列形象
泰国所保存的中文实在太差，以至于找不到一份中文报纸来读。一位中文记者在从泰国度完黄金周后，在返程时向他的新加坡同行抱怨道。
怎么会这样？这位新加坡记者十分怀疑与困惑。据她所知，那里实际上有6家中文日报。
泰国的航班上没有1份中文报纸可读。乘务员甚至不懂中文，以至于他想要一杯水都得说英文。这位中文记者反驳道。
为什么你认为泰国人就应该说中文呢？新加坡记者继续问道。
这是因为中泰两国在地理上毗邻，并且历史上泰国曾数个世纪向中国朝贡。中国文化理应得到更好地保存。这位中文记者解释道。
那么你也认为在日本或美国的中国航线上，其机组成员也应说中文咯？这位新加坡记者随后问道。
不!中文记者坦承。①
可以相信，这则有趣的报道并非孤立的个案。那么，中国如何看待东南亚？东南亚又是如何看待中国呢？举例如下几组典型的反差与矛盾的系列形象，也许最能说明问题。
首先，从地域南北与长时段历史维度，在中国官方和正统观念中，长期以来，“南洋”(或现代称“东南亚”)曾是一个边缘、蛮荒和附属地区，地理上远离中心，政治和文化上臣属于中国(朝贡体系内)。这一经典形象却与华南地方民众心目中的印象正好相反，后者认为南洋是他们摆脱贫困、逃避现实的生计出路和边远“天堂”。如果说，南洋曾一直是华南民众心中备受欢迎的形象，那么，如今他们将自豪地发现，自己的生活不仅比以前，甚至比东南亚人更加富裕。
其次，与对美国、欧洲、日本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研究比较，东南亚研究在中国同样也处于边缘，这同样与中国—东南亚关系中的诸多现实构成了强烈反差甚至矛盾。战略上，东南亚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非常关键；经济上，东盟现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19年)，甚至是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社会—文化上，大约3000万华侨华人生活在东南亚；历史上，东南亚华侨华人曾几何时是中国革命的推动力、经济现代化的先锋；学术上，中国则自称至少有700～800位东南亚研究专家的学术共同体。
再次，当前中国—东南亚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均由双边政府推动，但是各层次人民的互信依然存在着巨大的社会—文化鸿沟。对东南亚政府而言，在外商直接投资(FDI)、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方面，中国一直是强力的竞争者和巨大的“阴影”(shadow)，鉴于中国“令人生畏的经济影响力”，他们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变得非常谨慎。另一方面，东南亚也发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可以让他们从双边关系的发展中备受益处。鉴于不同的社会—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东南亚国家同时也带着怀疑的目光打量中国，虽然始终并没有公开表现出来。由于历史上长期受殖民遗产的影响，曾几何时，在国际社会中，东南亚各国政府和人民甚至比中国多多少少地表现得更加具有“优越感”和“环球化视野”。而长期崇尚物质又仰慕西方的中国人，在与东南亚打交道时则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情结，混杂了多种情绪：既保持着对富裕南洋华人的传统印象，也夹杂着对东南亚现状的明显失望，还包含着因过去十年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而生发的强烈民族自豪感。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高高在上的情绪不自觉地表现得尤为明显。
最后，二战后，中国与东南亚都是新兴独立国家，一方面，在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和新兴民族国家独立建国方面，其立场和观点非常相似，共识明显，这是基于西方殖民与半殖民统治的共同历史遗产。然而，另一方面，鉴于冷战、东南亚国内政治和华人移民等因素，对发展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东南亚国家态度较为冷淡且意见分歧，明显分化。这种潜在的内在分歧一直与当下中国—东南亚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如今东南亚仍努力吸引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甚至印度等大国力量来平衡日益强大的中国。2001年，李光耀曾非常明确地表示：“东盟必须在亚洲平衡中国。”②
朝贡体系和海上贸易：从早期至19世纪中期
几个世纪以来，东南亚曾是中国对外关系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也是华人移民最多的地区。研究早期东南亚史，必须充分借助中文史料。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上述显著特征，通过上层的朝贡体系和下层的海上私人贸易与移民而长期制度化。此两种互动关系(上层与下层关系)一直是平行存在、相互竞争的，有时又是相互补充甚至相互矛盾的。如果朝贡体系象征着宽松的宗藩关系，海上私人贸易和移民则是惯常性与实质性的双方互动。任何一种领域都不是绝对孤立的存在，它们之间也可以互补。那么，上述两种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对中国—东南亚关系又有什么影响？
(一)朝贡体系
直到一个世纪之前，中国对外关系还是通过古老的朝贡体系运作的宗藩关系……朝贡体系的礼仪标准由这样一套机制构成——帝国之外的蛮夷区域，统统被纳入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包罗万象的秩序中③。
历史地看，中国内部权力关系和世界秩序建立在文化优越性以及自然和物质力量基础上；朝贡体系代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是一种确定的机制和长时段的历史传统。朝贡体系肇始于秦汉，发展于唐，繁荣于宋元，在明代达到巅峰之后，于清代衰落④。其运行机制证明了中华文化在东亚历史上的支配地位，奠定了皇权的族群基础，构成了朝廷礼仪和威望的重要资产以及外交媒介、防御手段和贸易的框架幌子⑤。然而，此种关于中国对东南亚的“霸权”的夸张说法却是错误的，历史事实恰恰相反：
几个世纪以来，东南亚王国和侯国都将强大的中华帝国视为繁荣和厚利贸易的来源，而非扩张主义的威胁。虽然他们受到中华帝国傲慢与家长制的束缚——朝贡与承认的礼仪……——(然而)该地区与中国保持正式关系的国家，通常都获得了商业利益⑥。
前往东南亚的中国特使和佛教朝圣者，都附带有双方贸易与商业互动的特征。在三国时期的吴国，朱应和康泰分别出使占城和扶南；1295年，元代的周达观(1266-1346年)出使真腊(高棉人统治柬埔寨时期)；1405-1433年明代郑和的航行，等等。最著名的佛教朝圣者当属东晋的法显(337-422年)和唐代的义净(635-713年)。法显从中国经陆路出发，前往印度学习佛法，并从锡兰经海路返回(413-414年)。航经马六甲海峡后，法显在婆罗洲西海岸港口登陆，再从那里返回中国广州⑦。义净也是一位狂热的朝圣者。671年12月，他离开广州，经过20天的海上航行，到达室利佛逝(Srivijaya)；在马来亚(Malayu)待了6个月之后，继续前往印度，并在685-689年回到室利佛逝。义净返回中国待了3个月后，于689年再次访问室利佛逝，并在695年最终离开。义净的3本著作提供了关于这一地区的珍贵信息⑧。此外，还有受中国皇帝指派、护送朝贡使团返回东南亚的使者，包括1408年中国官员张谦和周航护送渤泥国王、1410年王彬护送占城国王，等等⑨。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当地统治者和贵族担任朝贡使者，东南亚还有一群具有多重身份的使者和译员。他们虽然都是华人，分别来自暹罗、爪哇、马六甲及其他地区，中国朝廷称其为“蛮夷藩属国”使臣或“华人蛮夷官员”。这类中国—东南亚“官员”原本是福建、广东和江西等沿海、沿江省份的升斗小民，主要包括海员、渔民和盐贩等。因海外私人贸易和移民受到朝廷严厉镇压，朝贡体系成为双方商贸关系的唯一合法途径。朝贡使团中，这些华人使者和译员采用不同的姓名，某些人甚至还跟随使团多次来访。仅15世纪的东南亚使团，所列名单中就有53名成员使用的是中文名字⑩。1392-1692年，东南亚的华人使者与译员中，有25位随员已得到确认，其中4名来自爪哇，3名来自暹罗，1名来自马六甲(11)。
朝贡体系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当时朝廷开始直接任命东京官员管理安南，柬埔寨和爪哇、缅甸贡使则分别于公元84年和131年造访中国(12)。西汉时期，两条前往东南亚的路线得以开辟：一条是从长安出发经四川进入缅甸的陆路；另一条是经广东进入南海国家的海路(13)。朝贡体系在唐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根据中国学者的统计数据，唐代南海国家朝贡使团涵盖101个国家，包括林邑(越南，35次)、真腊(柬埔寨，16次)、诃陵(爪哇，12次)、堕和罗国(缅甸，8次，包括其属国)、室利佛逝(7次，包括其属国)、骠国(缅甸，5次，包括其属国)及其他国家(14)。宋代时期，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的国家共有26个，入贡总次数为302次。虽然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使团来自东南亚，但我们确定其中56次来自占城，45次来自交趾，33次来自三佛齐，且不包括高棉、渤泥和蒲甘等其他国家(15)。元代有34个国家遣使来华朝贡，总计超过200次(16)。
明代是朝贡体系最繁荣的时期。虽然我们没有朝贡使团总数的完整数据，但仍可以举很多例子以资证明。洪武皇帝(1368-1398年)和永乐皇帝(1402-1424年)在位期间，在列的朝贡使团分别为129个和238个，他们主要来自东南亚：占城和暹罗各36次、马六甲26次、爪哇24次、安南总共14次、高棉(真腊)13次、渤泥9次、三佛齐6次和苏禄5次。朝贡礼品明细包括当地药材、香料、珠宝和其他珍贵商品、动物、金属制品、布匹、水果及专门仆从、地图等。这些使团通常颇具规模，朝贡的商品和礼品特别是从中国方面回馈的数量巨大。例如，1410年，马六甲国王率领的使团规模高达540人；1417年，苏禄国王率领的使团达340人，国王本人在返回菲律宾途中于中国山东德州去世；1423年，主要由渤泥、苏门答腊和满剌加等东南亚国家派出16个、计1200名成员的庞大朝贡使团(17)。在这些朝贡商品和中国回馈的礼品中，有37500千克胡椒来自爪哇(1382年)、50000千克苏木来自暹罗(1387年)，洪武帝一次性赏赐给占城、真腊和暹罗国王19000件瓷器(1383年)。据统计，洪武帝在位期间，至少有61位使者前往东南亚；永乐时期，则有21位使者前往海外(18)。
自郑和下西洋之后，朝贡体系事实上开始衰落，这个趋势继续贯穿于整个清代，最终于19世纪中叶被西方列强所强加的条约体系所替代。根据费正清和邓嗣禹的研究，1662-1862年间的两个世纪内，有记载的朝贡使团约有471个：在头一个世纪的1662-1761年，约有216个；后一个世纪的1762-1861年，约有255个。这一时期，东南亚有记载的朝贡使团的频率和总数具体如下(19)：
安南：每隔3年、6年或4年派遣使团，在两个世纪中提到的遣使年份达45年。这些使团中，有24个是在后一世纪且经历了小幅增长。
暹罗：每隔3年派遣使团，在两个世纪中提到的(遣使)年份达48年。在这些使团中，有11个是在头一个世纪，有37个是在1780-1860年，同样是在后一阶段经历显著增长。
缅甸：每隔10年派遣使团，1750-1853年中，遣使年份达16年。在这些使团中，有12个是在1789年之后，即主要发生在19世纪。
老挝：每隔10年派遣使团，1730-1853年中，遣使年份达17年，相当平均地间隔10年。
苏禄：每隔5年派遣使团，1726-1754年中，有7个年份派遣了使团。
(二)海上私人贸易
从14世纪末开始，中国迎来长达两个世纪的人口和财富扩张时期。永乐年间开展的6次官方贸易(1403-1422年)极大地刺激了对东南亚商品的需求，不仅带回了大量的胡椒、香料、苏木和其他林产品，还促进了东南亚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在东南亚地区快速增长的贸易中心，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华人商贩(主要是穆斯林)社区(20)。
海上私人贸易与朝贡体系是两种相互平行却又呈现明显反差的机制。朝贡体系显然是上层的、官方的、合法的而又垄断的贸易机制，海上私人贸易则代表着中国—东南亚下层的和民间的甚至是“非法”的商业往来。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一直禁止私人民间以贸易或移民为借口与海外接触，因此私人贸易被视为“非法”。更重要的是，随着郑和下西洋的结束和朝贡体系的衰落，海上私人贸易却越来越繁荣并占据优势，象征着中国商业和人口的扩张，数量也越来越大。反过来，此种趋势又使得朝贡贸易显得更加软弱无力。明末，与私人海上贸易相伴而生的是东南亚很多地方出现的颇具规模的华人社区。放眼全球，此种形势同时与“商业时代”的来临、西方商业与殖民扩张密切相关。所有这些结构性因素，也都证明了历史上亚洲时代商业和社会互动的活跃性。换言之，帆船贸易时期，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已经制度化，二者的结合也促进东南亚颇具规模的华人社区的出现，华人大量移民东南亚因而成为中国私人海上贸易的“孪生子”。对此，魏格曼教授(Wakeman)恰到好处地总结道：
15世纪后期，中国开始向马来群岛、爪哇、苏门答腊、渤泥、苏禄群岛和菲律宾地区移民。16世纪，另一波华人移民开始到达暹罗；到17世纪末，首都大城府已有上万人。清政府(1644-1912年)延续明朝的海禁政策……虽然有个别皇帝发布赦免令，允许海外商人回国，但直到1727年禁令才得以真正解除。至此，已有成千上万的华人在海外生活。一个世纪以后，曼谷的40万居民中，近一半都是华人移民(21)。
研究表明，中国与东南亚的私人贸易出现于宋代，在元代进一步发展，并在明末最终取代朝贡贸易，成为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宋代以来，由于精密造船技术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逐渐成为一股强大的海上力量(22)。有理由相信，这一情况甚至可能发生在更早的唐代。这些私商带去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金属工具和杂货，带回东南亚的香料、药品和苏木。季风使得中国商人需要在东南亚逗留一段时间等风，也因定期的往来，一些华商旅居者最终选择定居下来(23)。元朝的海上贸易非常繁荣，福建泉州港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东南亚也出现华人定居的港口城市，华商旅居者为方便做生意而与当地妇女通婚的情形比比皆是。某些地方甚至还建立起华人穆斯林社区，例如，从云南陆路前往的缅甸曼德勒，以及从泉州海陆去往的爪哇北部，等等(24)。
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将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置于15、16世纪之交至19世纪中期的长时段历史中考察，并将这一过程划分为3个过渡期和两个主要阶段。1500-1567年是过渡期，中国—东南亚贸易主要通过中间港口进行。一方面，是大陆东南亚传统贸易中心占城和大城府；另一方面，是东南亚海上贸易港口马六甲、柔佛和北大年。中国与马来世界的海运主要由东南亚帆船承担，这些船只归马来商人所有，马六甲而非中国港口是最重要的港口。1567-1640年不仅是中国帆船贸易的第一个繁荣时期，也是东南亚贸易蓬勃发展的时代，马尼拉则是最突出和最恰当的例子。然而，在随后的1680-1740年间，中国—东南亚贸易又进入另一个过渡期，这一时期呈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一方面，中国—东南亚贸易总体利润不高；另一方面，中国—荷属东印度贸易却十分繁荣，乃至被包乐史(Blussé)称为“帆船贸易的全盛期”，巴达维亚因此取代马尼拉成为主要贸易中心。1740-1850年是中国帆船贸易的第二个繁荣时期，也是塑造中国人、东南亚人和欧洲人三角关系的分水岭。然而，这一时期又出现了另一个有意思的反差：一方面，巴达维亚和马尼拉的帆船贸易量急剧下降；另一方面，与以往不同的其他地方的贸易发展却欣欣向荣，曼谷因此取代巴达维亚成为东南亚最重要的港口。然而，在1820-1855年的最后阶段又迎来另一个过渡期，新加坡进而取代曼谷成为东南亚重要的贸易中心(25)。
如前所述，两条古道连接了中国与东南亚：即经云南去往缅甸的陆路和经广东前往南海各国的海路。陆路贸易活跃的主体是华商，他们经营云南和东南亚北部的长途贸易，其中穆斯林占支配地位，贸易物品主要是中国的马、骡子和牛(26)。海路则可以进一步分为西线和东线。西线将大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西部与中国海南、广州、云南等地连接起来，非常类似海路与陆路的结合体。越南中部正处在其交叉口，占城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从那里出发，一条补充的线路经民都洛和婆罗洲北部，最终在苏禄地区汇合。西线是一条更古老的线路，曾被印度洋商人所使用，并在宋代发展成为主要商路(27)。东线则是东南亚内陆与中国的重要连接，起始点从中国福建泉州港出发，后来转移到漳州的月港，经中国台湾通往苏禄、婆罗洲北部，一条支线通往西里伯斯海和摩鹿加群岛。西线拥有125个可供中途停靠的站点，东线则包含46条支线，大部分在菲律宾和苏禄群岛。元代时期，西线不再重要，东线则获得大发展。然而，由于洪武帝禁止私人贸易，东线也随之衰落，海盗和走私盛行，官方贸易被严格限制在西线。1567年，海禁废除后，东线再次繁荣起来，但是，处在九龙江下游的月港已经取代泉州，成为服务于南海各主要港口的首要港口，每年有大约200艘帆船从漳州月港前往南洋贸易(28)。
关于商品流通和贸易额的记载是零碎的，但还是可以据此勾勒一幅整体的贸易图：
1.瓷器
瓷器是中国最著名的出口商品之一，其重要性在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中位居次席。在13世纪末至16世纪初，大规模的高质釉面陶瓷贸易达到顶峰。东南亚贸易城市，如万丹、锦石、北大年和东京等，都是早期瓷器贸易中心。2002年，在南海一艘沉船(华光礁I号沉船XSHWI)的发掘中，考古发掘的6000余件器物大部分是宋代瓷器，其中90％以上为福建制造(29)。19世纪70年代初，在南苏拉威西的考古发现中，26％为明代瓷器，28％为“汕头”制造，不足1％为元代瓷器(30)。1776年1月，从中国厦门出发的一艘帆船装载了100万件中国瓷器前往苏禄地区(31)。1602-1695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从中国运送了大约2000万件瓷器前往欧洲。1734-1756年间，荷属东印度每年大约有10艘中国帆船前往巴达维亚，也有少量VOC的船只前往中国广州贸易。1737年和1743年，VOC的商船分别购买了406759件和580323件瓷器。在明末以前，进口瓷器主要来源于中国福建，清代则来自广州(32)。
2.茶叶
茶叶是中西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其中在东南亚又占据重要地位。然而，直到17世纪90年代以前，茶叶在中国帆船贸易中并不占重要地位。18世纪20-90年代，茶叶开始成为帆船贸易中最大宗的商品，从中国进口商品中的70％～80％都是茶叶。直到18世纪40年代，荷属东印度茶叶进口主要来自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1/3的茶叶卖给VOC，另外1/3卖给VOC的职员，其余供当地消费。1700-1710年间，VOC每年购买茶叶400担(1担≈60.5千克)；1710-1720年间，为745担；1721-1730年间，为3439担；1731-1740年间，为6048担。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满足荷兰的消费需求。因此，在中国帆船茶叶贸易继续通过巴达维亚进行的同时，1728-1734年间，VOC派遣11艘船只从荷兰出发，直接前往广州收购茶叶。自1734年后，在鼓励中国帆船茶叶贸易的同时，VOC另派2艘船只从巴达维亚前往广州收购茶叶(33)。
3.纺织品
在很长时间内，东南亚都是使用本地区出产的胡椒、香料和热带丛林产品交换印度的棉纺织品和中国的丝绸。中国从印度进口的棉纺织品，事实上是经东南亚制作的。长期以来，东南亚的棉花一直出口中国。13-17世纪，中国商人从多个东南亚港口收购棉纱和棉布，特别是从越南、吕宋和爪哇等地区。虽然丝绸是奢侈品，然而17世纪之前，以东南亚港口为基地的华商，相比于欧洲商人，在丝绸贸易中占据着显著优势(34)。
4.胡椒
16-17世纪，在东南亚出口商品中，胡椒占据首要位置。1530年之前，大部分东南亚胡椒，估计约有2500吨，要么留在“风下之地”(即东南亚)，要么被运往北方以供应中国大市场(35)。960-1435年间，中国也从摩鹿加进口丁香，贸易路线或经苏禄地区直达，或穿过爪哇海的长线抵达。摩鹿加丁香通过印度尼西亚西部或大陆东南亚的港口转口中国。中国商人也在摩鹿加批发丁香，归程的规模较大，但是出售的数量却相对较小(36)。
5.海参
上溯到17世纪，海参对于中国—东南亚贸易意义特别重大。海参是东南亚的主要出口商品，特别对于中国的烹饪和药用而言具有价值。东南亚盛产海参的主要地区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群岛东部和马来半岛。这一时期，中国的厦门和上海是海参的主要进口中心，马尼拉、望加锡以及后来的新加坡则是主要贸易中心，80％～85％的东南亚海参出口中国。18世纪早期，中国—菲律宾海参年贸易量约为200～300担。自19世纪中期以来，厦门每年从马尼拉进口的海参量一直处于2000～3000担，上海则达3000～4000担。18世纪30年代，厦门从望加锡年进口量达3000～4000担，18世纪末达6000～7000担。此后，中国—东南亚海参贸易量显著增长。19世纪60年代，中国每年从东南亚进口海参总量达15000担，70年代为20000担，80年代为30000担，90年代为40000担(37)。
6.其他商品
东京湾贸易区范围从海路延伸至中国的海南岛和占城北部，从陆路延伸至中国的云南、广西和老挝；宋代时期，在该地区主要的获利贸易是中外商人经营的奴隶、马匹和盐的买卖(38)。在陆路，缅甸的马匹贸易具有云南跨境的传统，被称为“潘泰人”(Panthay)的中国穆斯林控制；在水路，贸易商品主要是缅甸的棉花和盐以及云南的丝绸和锡制品(39)。从18世纪早期开始，由于人口增加和耕地减少，中国需要存储粮食。暹罗和吕宋对中国的粮食出口特别重要，清政府也通过减免税负、给予奖励或赏给职衔、顶带等予以鼓励。1722年，暹罗向中国3个沿海港口(即厦门、广州和宁波)出口300000石大米(1石≈59.2千克)。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强制要求中国帆船在返程中必须运回大米。1748年，福建16艘帆船从东南亚返程途中，每艘运回200～300袋大米(40)。在马六甲海峡，作为贸易商品和交换手段，10-14世纪，在爪哇、苏门答腊北部(Kota Cina)和淡马锡等地区，中国铜钱扮演着重要角色。1078年，三佛齐接收了64000串铜钱和10500两银子，由中国商人运输。如此大量的铜钱流通应该与当地大规模的华人社区形成有关(41)。大越国早期，作为商品交易重要环节的铜钱从宋朝大量涌入，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来源(42)。由于贸易的因素，中国大量的铜起先出口到日本，再转运到东南亚。1687年，从日本出口的3345000斤铜，其中有超过2/3被运往东南亚多个地区，如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北大年和巴达维亚，等等(43)。
西方扩张和中国移民：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
如果说，通过1500年来断断续续的商业贸易和海上往来，中国对东南亚社会、经济或文化产生了什么“变革性影响”；那么，这与所谓的中国“霸权”无关，也与统治者间的“历史关系”无涉。然而，1870-1940年间大规模的中国移民浪潮确实是我们必须重视的，这是中国对该地区施加影响的最本质的证据，而非早前多个世纪的间歇性接触。就此而言，中国在该地区产生的主要“变革性的影响”，正在于其促进海外华人的大规模移民与东南亚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不能认为，所有东南亚人都会将其视为一个有益的影响(44)。
19世纪中期，世界形势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一方面，西方列强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宰，在东南亚地区取代了中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自身也正经历被西方列强侵略的“百年国耻”。条约体系取代了朝贡体系，东南亚国家成为西方宗主国控制的殖民地，无法直接对外开展贸易。在此框架下，中国—东南亚关系基本等同于中国与西方殖民大国的关系，中国被迫开放5个沿海港口进行海外贸易且不再禁止华人移民。然而，从政治上看，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却跌至谷底。讽刺的是，这一时期见证了中国对该地区影响力间接性的转变，即大规模的华人移民成为东南亚大变迁的先驱力量。简言之，西方扩张和华人移民成为塑造这一时期中国—东南亚关系最具活力的两股力量(45)。
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介入东南亚国家政府间关系，中国—东南亚关系陷入停滞，甚至连唯一的名义独立国家泰国也想方设法减少与中国的官方接触，华人移民事实上成为中国—东南亚双边关系最重要的载体。海外华人不仅是中国对东南亚变革性影响的具体表现，而且也是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此外，海外华人民族主义也被嵌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浪潮之中。清政府改变了对海外华人的态度，从疏忽大意、漠不关心甚至敌视转向热情示好，就是为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目标。这些示好的措施包括：在东南亚城市设立领事馆、将华侨自动纳为中国公民、向华侨卖官鬻爵(虚衔)以及鼓励华侨回国投资，等等(46)。
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后，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香港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重要贸易中心；同时开放了2个贸易港口，包括广州和厦门。1860年，《北京条约》使契约华工出洋正式成为可能，清政府由此废除移民禁令，并最终取消所有对自由移民的法律限制。与16世纪第一波移民潮相比，这一阶段的华人移民主要是苦力劳工而非华商。这一移民潮的规模和频率均大于前一时期，人数更是前所未有。随着西方殖民资本主义的发展，华工成为推动东南亚变革最活跃的力量。
几组人口统计数据大致可以勾勒东南亚不同国家华人社区的历史发展脉络。1850年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菲律宾华人移民从8000人增加到100000人甚至更多。1850年，92％的华人集中在马尼拉地区；到19世纪90年代，只有60％的华人留在此地，其余则分散在菲律宾各地(47)。在英属马来亚，19世纪70年代中期“前进运动”(Forward Movement)后，华人移民显著增加。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平均每年增加约150000人；20世纪20年代，每年增加超过300000人。1871-1947年间，华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处于33.7％～49.3％之间。1881-1940年间，抵达马来亚的华人移民总数估计约为1000万人。1916-1940年间，抵达此地的人数为4181858人，离开人数为2628811人，净流入人口约为150万人(48)。在英属婆罗洲，19世纪50年代金矿的发现和80年代的烟草种植园的发展分别引发了第一波和第二波华人移民潮(49)。在荷属东印度，所谓的“自由时期”(liberalperiod)吸引了大量的契约华工，第一批于1873年正式到达，1928年时数量达到巅峰。截至19世纪中期，仅爪哇和马都拉就有近15万华人；截至1900年，两地华人增加到277000人，另有25万人在外岛。1930年，华人总数达125万人，其中新客华人45万人(50)。在暹罗，每年增加的华人移民数量从19世纪20年代的3000人增加到1870年的7000人。1890年，华人占其总人口的1/3，人数逼近暹罗人。平均来说，每年的新客华人移民，1882-1892年为16100人，1893-1905年为30000人，1906-1917年为68000人，年增长分别为7100人、14900人和15000人(51)。在交趾支那，1889年华人移民为57000人，1906年为120000人，1921年增长到156000人。1921-1931年，法属印度支那全境的华人移民从293000人(其中交趾支那为156000人，柬埔寨为91000人)增长到418000人(52)。
二战前，华人占英属马来亚总人口的42.4％，其中海峡殖民地占60％，新加坡占75％，槟城占49％，马六甲占35％。邦加勿里洞占18％，棉兰占36％，万鸦老占20％，望加锡占18％，巴达维亚占16％，巨港占14％，婆罗洲西部的一些地区占27％，西贡占25％，堤岸占75％(53)。据估计，1950年以前，东南亚华人大约有1000万人，其中泰国和马来亚分别约有300万人，印度尼西亚有200万人，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有100万人，菲律宾有75万人，缅甸有25万人(54)。
与中国政府转变对华人移民的态度和策略相反，华人社会的大规模出现被殖民政府视为在东南亚进行物质和经济扩张的所谓“中国帝国主义”(Chinese imperialism)，激起本土族群对华人的负面认知。“中国帝国主义”曾被用来泛指中华文化的知名度和认可度，也用来特指越南建立官僚机构所奉行的“中国原则”。在近代，它又被用来指代因华人社会颇具规模和强大经济力量而引发的“反华”意识形态和“反华”运动(55)。
建国工程和冷战：20世纪中期至90年代初
在西方人眼中，世界上没有哪一组国家间的关系——或维系他们关系所产生的争议——比中国与其东南亚邻国，更加不可预测和自相矛盾……很明显，一股对当代中国的矛盾情绪已经深深嵌入东南亚人民心中。在智识层面，可以发现东南亚人在支持“亚洲的”中国与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之间一直摇摆分化(56)。
二战后的中国—东南亚关系，一方面被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冷战意识形态所塑造；另一方面，也被建国工程历程所影响。就前者而言，中国与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保持友好关系，而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关系较疏远。就后者而言，东南亚华人身份受到新兴民族国家的挑战和质疑，以至于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理由是：他们与共产主义中国有血缘上的联系，在该地区与共产主义活动相关联，享有相对于其他族群的支配性的经济地位，这些都使华人成为政治争议的焦点。此外，东南亚共产党游击队，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被认为受到中国的支持，给当地的建国工程带来“严重威胁”。一个再次与历史发展背道而驰的反讽现象是，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被迫疏远之后，虽然中国与东南亚重启了政府间直接关系，但是，前往东南亚的华人移民潮从此却陷入停顿。中国与东南亚彼此间了解不多，更缺乏相互理解。作为新政权，双方事实上都是脆弱的。从地理、人口和文明来说，双边关系又是明显不对等的。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下，中国爱好和平的传统形象被重新想象，并在恐惧和焦虑心理之下进一步被夸大为所谓的“霸权国家”。中国—东南亚这种不对等的政府间关系又因华人的要素而进一步复杂化，因为当地政府怀疑华人对本土政权的政治效忠。不论亲疏，二战后的中国—东南亚关系更多地被打上了政治、意识形态和安全的烙印，而非经济和贸易合作的色彩，因而也使得社会—文化交流陷入最低潮。总之，这一时期，一些东南亚国家将中国视为危险的对手，并对所谓的“中国潜在威胁”始终忧心忡忡(57)。甚至，如澳洲著名学者Mackie所言：
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很少来自对“历史关系”或“传统霸权地位”的感知，而源于其他方面，包括：不清楚海外华人经济力量的大小而产生的恐惧，1949年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威胁”(迄今为止他们最迫切的顾虑)，长期忧虑中国庞大人口的某种“潜在威胁”，以及对中国更为古老的历史、更高水平的文明及社会活力的心知肚明，等等。总体而言，短期内东南亚领导人并不太惧怕中国。然而，从长期来看，对于东南亚是否具备与中国潜能抗衡的能力，他们完全缺乏信心(58)。
这一时期，中国—东南亚关系可被划分为3个阶段。从1949年至20世纪60年代中叶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东南亚政策服从于反殖反帝反修的大战略，以及1955年万隆会议上阐明的和平共处基本原则。1950年，宣布独立不久的中国承认了北越共产党政权(1月)，分别与印度尼西亚(4月)和缅甸(6月)建立了外交关系。由此，中国与北越结盟，与印度尼西亚保持适度而和谐的关系，并与缅甸保持党际之间的良好互动(虽然国与国关系有矛盾)(59)。虽然中国主动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并鼓励华人定居东南亚，但是这一阶段“反华”情绪仍然严重存在，几十万华侨被遣回国，特别是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这一时期，中国—东南亚贸易往来无足轻重。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中国强调要扩大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但是贸易额并不大。1972年前的20年，中国贸易总额在20亿～40亿美元之间波动，东南亚只占其中很小的、微不足道的份额。1952-1957年间，东南亚对中国出口额明显减少，从2.073亿美元减少到1.348亿美元，降幅达34％。然而，在与非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外贸的20％)中，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额(2/3)却占据着重要地位。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主要包括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如橡胶、棉花、石油、黄麻、大米、椰子油和有色金属等；中国的出口则不仅包括传统出口商品，如农产品和工艺品，还包括轻、重工业制成品。中国不仅发展与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贸易，也与柬埔寨、泰国保持着贸易关系，并且通过香港与南越、菲律宾开展间接贸易。中国最重要的贸易策略是参加贸易展销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年里，中国积极参加在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马来亚举办的贸易展销会和工业展览会。在1955年印度尼西亚国际贸易展销会上，中国是最大的展销商。在易货贸易方面，中国与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马来亚签署多个双边贸易协议，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以中国商品换取缅甸大米的中缅协议(60)。此后，政治环境的敏感很快使中国—东南亚贸易再次回到较低水平。1958年，泰国官方禁止与中国直接贸易。1958年年末，中国中断了与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贸易，作为对马来亚禁止部分中国出版物的回应。1965年，印度尼西亚“九三○”事件使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直接贸易中断，不过经由香港的间接贸易却仍然维持着。
从20世纪60年代中叶至70年代中叶是第二阶段，即所谓的“中国干预”和“输出人民战争”时期。东南亚以中国支持东南亚共产党游击战为由，双边关系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均跌入最低谷，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缓慢而不稳定。1964年，东南亚国家只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保持某种程度微弱而不稳定的贸易关系，贸易额仅有2.1亿美元。然而，相比而言，截至1974年，东盟与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的贸易总量却跃升至15亿美元，即使如此，也只占东盟外贸总量的3.3％。在中国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中，东南亚的份额从20世纪60年代的5％～6％增加到70年代的7％～8％(61)。
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贯穿整个80年代是第三阶段。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背景下，这一时期，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正常化，如70年代中叶前的马来西亚(1974年5月)、泰国(1975年6月)和菲律宾(1975年7月)；另一方面，70年代中叶以后，中越关系恶化。中越关系紧张和越南占领柬埔寨成为重新塑造中国—东盟政治合作的重要分水岭(62)。然而，东盟对所谓中国“扩张”和“颠覆”的担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改变，中国—东盟的贸易额维持着数量少、变化小的趋势。数据显示，1975-1984年间，东盟平均每年从中国的进口量只占其总进口量的2.6％，出口仅占0.9％；1985-1989年间，出口量甚至只占2％，与东盟对西方工业化国家(主要是日本、美国和欧洲)的贸易形成了鲜明对比。1975-1989年间，东盟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进口量平均占比54％，向这些国家的出口量则平均占比高达57％(63)。
全球化与战略伙伴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8年
如今许多东南亚国家都将中国视为可供效仿的良性形象——这与当前区域内对美国的看法则形成鲜明对比(64)。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全球化，一个“新的国际化时代”开始了(65)。在中国，这一新潮流与1992年邓小平南行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亦步亦趋、相向而行。1990年8月，经历长达25年对抗性的外交关系后，中国恢复与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关系。2个月后，新加坡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此后柬埔寨问题也最终解决。此前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意识形态和安全威胁的考量开始让位于贸易振兴和政治合作。虽然东南亚仍然关注安全这一重要议题，但是，中国—东南亚关系已回归于常态与进步，如今已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中国—东南亚关系的主要特点表现在：意识形态的藩篱已经消失，经济联系日益重要，南沙群岛领土争端凸显，作为外交互动方式之一的多边外交明显活跃(66)。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重心在于构建寻求和平与繁荣的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即一种在政治和经济上双赢的局面。华侨早已“落地生根”，“华人问题”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构成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基本忧虑。
后冷战时代以中国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紧张为结构特征，东南亚则成为中日双方竞争的关键地区。中国的发展既被东南亚视为经济机遇，又被视为经济竞争。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竞争围绕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但同时中国也为东南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中国与东盟不仅在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而且后者也承认中国在区域安全秩序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东盟成员国担心中国日益发展的军事现代化，虽然短期内海峡两岸关系比较紧张，虽然长期内围绕南沙群岛的南海争端持续不断，但是，东盟国家已经不会再像从前那样担心了。总体而言，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心程度各异、表现不一：从程度较低的泰国到怀有复杂谨慎心态的马来西亚，再到对中国深感疑虑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最后是程度最高的新加坡，等等。然而，东盟对中国在该地区战略的评价更多的是从政治而非军事角度考量的。东盟采取两种常规战略——既限制又积极参与同中国的联系。具体而言，限制措施包括与区域外的大国如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建立适度的防御关系以平衡中国的影响；积极参与措施则包括支持中国参与多边组织、国际对话和协议，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3”机制(ASEAN+3)、东盟—中国对话会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等(67)。在中日关系紧张和国际新形势下，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仍主要奉行双边主义。1997年，中国开始与东盟建立制度关联，并倡议新安全观及和平发展的新政策。中国表示，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是强调“四点核心要素：互相信任、平等互利、相互合作/协作”以及“无霸权，无强权政治，无军备竞赛或军事同盟”(68)。
对于参与东盟推动的多边组织，中国经历了从谨慎、怀疑到积极、热情态度的明显转变，这一过程可被分为3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1995年，包括中国带着谨慎和怀疑被动的态度加入东盟倡导的多边安全协议。这可以从1991年中国决定加入每年举办的东盟外交部部长会议及1994，年加入东盟地区论坛体现出来。第二阶段是1996-1999年间中国积极参与东盟活动。1996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外交部部长会议全面对话伙伴；1997年，中国成为“东盟+3”和“东盟+1”全面对话伙伴。第三阶段则是从2000年至2008年，中国积极主张提升发展双方关系。这一阶段见证了一系列重要文件的签署，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订以及2002年11月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2003年10月，中国成为首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大国，并且签署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在双边贸易中，中国—东南亚的密切关系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无论是从增长率、交易额还是贸易结构上，相对于过去40年来无足轻重的贸易量，后冷战时代见证了双边贸易关系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1991年以来，中国—东盟贸易额年均增长20％以上。1991年，中国—东盟进出口贸易总额逼近80亿美元；2001年，增加至416.15亿美元，东盟也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出于对自由贸易区的预期，2001年以来的中国—东盟贸易额增长更加迅速，年均增长率已超过30％。2002年，增加至547.68亿美元，相较于上年增长31.7％；2003年，达783亿美元，增长率为42.9％；2004年，跃升至1059亿美元，第一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3年内，中国—东盟贸易额增长2.5倍。2005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继续增加至1304亿美元，相较于上年的增长率为23.1％；2006年，为1608亿美元，增长率为23.4％；2007年，为2025.5亿美元，第一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并提前3年完成预定目标(69)。有理由相信，中国—东盟贸易关系会迎来充满希望的新未来。
中美激烈竞争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2008年至今
在广袤的印太地区，中美的竞争在不同的次区域表现得不均衡，其中变化最大、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是东南亚，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十个成员国中的大多数都在试图游走于两个大国之间。这些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对冲”策略，试图同时兼顾与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然而自2016-2017年以来，很明显，大多数国家都倾向于向北京积极靠拢(70)。——沈大伟(David Shambaugh，2018：87)
上述沈大伟引言典型地揭示了形塑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大背景和结构性变化的发展势头。回过头来看，如同二战后去殖民主义时期美国取代欧洲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超级大国一样，这一时期首先见证了中国在经济上取代日本，然后见证了中国正在取代美国成为最活跃的力量。吊诡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越来越“正常化”，但是，出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在国际社会的眼中，中国却被视为“不正常”，中国的“迅速崛起”也因此被解读为所谓的“中国威胁”。换个角度看，基于中国大规模的“走出去”战略，还有另一种典型的评价，值得关注。正如Michael Cox观察道：
无论人们是否称其为新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甚至仅仅是其缩写——“BRI”——毫无疑问，在习近平主席最初倡导这一“世纪工程”5年之后，它已经具有了巨大的战略重要性：首先是对中国本身，它已经成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其次是对更广泛的欧亚地区，当然包括俄罗斯和中亚；最后是对东盟国家本身而言(71)。
2008年之后的时期，首先是由绚丽夺目的北京奥运会拉开序幕，紧接着是灾难性的美国金融危机；其显著特征是中国的持续蓬勃发展，尤其是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以及高质量的中国—东南亚关系。它凸显了一个全球性的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主题，同时中国—东南亚关系与以往的数量关系相比，也进入了一个高质量发展和充满争议的新阶段。在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按照政治安全、经济合作和社会文化交流三大关系基石，自由贸易区、南海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构筑升级关系的3个重要具体舞台。所谓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指升级以往的双边关系、具体落实战略伙伴关系，而且是指调整地缘政治、制度化地缘经济和增加社会文化交流(72)。更重要的是，通过高质量的发展，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其在东南亚的存在和行动不会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欧洲人后尘，也不会像新帝国主义的美国人那样，而是作为一个和平、友好的邻邦，作为一个利益相关者的伙伴，实现区域的共同繁荣。
这一时期，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无论是对中国自身还是对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都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转折点。在经济上，中国成功地度过了美国严重的金融危机，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2009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出口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商品贸易国。此外，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进入以经济结构性改革和更可持续的创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新常态。关键参数表明，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2018年达到13.6万亿美元(90万亿元人民币亦是首次)，2018年人均GDP达到近1万美元的新里程碑水平(2017年为8827美元)(73)。政治上，2012年，中国通过更换新一代领导班子，启动更全面、更深入、更广泛的改革开放，开始进入一个根本性的新时代。在国际上，它拉开了中国自信的“走出去”和全球领导力大戏的剧幕，同时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74)。它们表现为一系列的大事件，即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2011年11月，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的新战略；2012年10月底，中国首次举行为期两天的中共中央最高级别的周边国家工作会议；2013年1月，菲律宾就南海争端对中国发起国际诉讼；2013年10月，中国正式启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在2003年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下，特别是在东南亚方面，政治和安全问题仍然是人们关注的重中之重，其特点是背景和内容都在不断地变化。中国的“崛起”达到了另一个更高的层次，而美国和欧洲分别陷入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在跨区域层面，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又出现了另一个有趣的不相称的对比：在1998-2008年的“黄金十年”后，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又大幅提升到另一个高度，尤其是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而政治和安全争端也在加剧，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全球权力政治总体调整和中美在亚太的竞争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美国的传统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一方，印度和东盟部分国家为另一方，双方动员起来共同抗衡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在亚洲，日本在东盟外部为美国与中国竞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东南亚，菲律宾是东盟内部在南海争端上挑战中国最活跃的国家。问题的关键是，尽管心中有更多的焦虑，与日本不同，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都有自己务实的考虑和议程，不一定是对美国亦步亦趋(75)。
这十年见证了一个很明显的根本性重大战略转变，即美国宣布了“重返亚洲”政策，中国则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其突出的现实是，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越来越重要，已经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涉及世界大国层面的宏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虽然东盟方面是以多边方式对外发出一个声音，但问题矛盾的关键首先在于双边的了解，而中国通常更喜欢采用这种方式。对东南亚而言，如果说与大国以及多边组织交往是维护地区安全的战略，那么全球大国政治则成为中国在中国—东南亚双边关系中的主要的考虑和所要面对的现实。由于中国—东南亚关系历经数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例如权力关系上的朝贡体系和华人是所谓的“第五纵队”等历史叙事都给当代的双方关系发展留下了阴影。问题在于，对于东南亚人来说，他们更习惯于区域内“全方位包围”和“国际等级制度”的成功框架。对于东南亚人来说，东盟宁可忍受、甚至刻意接纳美国在“第一梯队”的主导强制力和威逼力，也不乐意接受与美国相类似的中国这个新的主导力量，他们总是以地理与历史上的中国朝贡体系以及自身在欧洲殖民主义下的创伤记忆为参照(76)。对于中国人来说，在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主流中的挫折感、对自身快速发展的过度自信、长期仰望西方的心态，加上自身伟大的文明和敏感的意识形态都造成了其在亚洲周边主动“走出去”过程中所发生的时有争议的行为。
与以往相比，一个根本性的亮点是，无论是对中美竞争还是对中国而言，东南亚都已成为一个关键性的政策战略地区。对美国而言，东南亚是其实施“重返亚洲”政策的首选地区；对中国而言，东南亚则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地区。因此，东南亚史无前例地成为中美竞争最重要的前沿阵地，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安全形势和战略选择。这对东盟的传统战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方面要努力适应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则要坚持与大国的持续交往。鉴于“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崛起”同步，东南亚经历了新一代国家领导层的深刻变化。相对于以往的反殖民时期、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这十年无疑是东南亚重新调整其全球和大陆战略地位的关键性过渡转折点。从这个意义上说，1955年的万隆精神对于整个亚洲和非洲，特别是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来说，对正在进行的世界和亚太政治的深刻调整显然是具有当代意义的启发。
经贸一直是中国—东盟充满活力的互动关系的核心基础。自2009年起，中国连续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自2011年起连续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17年，中国—东盟贸易额首次突破5000亿美元，达到5148.2亿美元，累计投资额超过2000亿美元，人员往来5000万人次，每周航班3800架次，学生交流超过20万人次(77)。2018年，中国—东盟贸易额约为6000亿美元(3.85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1.2％，是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中增速最快的(欧盟7.9％，美国5.7％)(78)。2019年，东盟已经成为仅次于欧盟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6415亿美元，同比增长9.2％。2020年上半年，历经中美贸易摩擦与卫生健康事件的严峻冲击，东盟取代欧盟，跃居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为2978.9亿美元(2.0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显示出双方经贸合作的强大动能、厚实的现实基础与良好的发展前景。与2008年的1920亿美元相比，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巨大成就。为进一步弘扬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精神，2019年10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议定书》全面生效，释放红利。同时以“2030战略愿景”为目标，从2019年开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积极快速持续推进，可望在2020年年底完成签字生效。
政治经济方面的根本性结构变化与社会文化领域的心态变化不谋而合。东南亚人混杂的逐渐增加的焦虑和激励与中国人的过度自信和扩张性外流在给双边社会文化交流误解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为加强相互交往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社会文化领域的交流不仅是华人与非华人之间的交往，也包括中国人与东南亚华人之间的交往，尤其表现在：一方面是在中国的东南亚学生、商人和旅游者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是在东南亚的中国中小商人和跨国商人、中下层游客、建筑劳工和服务人员大量增加。东南亚人现在更加认真和热情地转向前往中国经商、就业和学习。中国人主要把东南亚看成是一个投资、经商和旅游的地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把东南亚看成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移民地区。对于两边人民的日常生活来说，中国和东南亚都变得更加触手可及。
一个重要的新现象是东南亚形成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可观的新兴华人社区，一方面由专业人士、大企业家、大学生和新富陪读妈妈组成，另一方面由小商小贩、建筑业和服务业劳动力组成。与东南亚传统的闽粤华人集中地相比，新兴的华人社区更加多元化，他们构成了中国—东盟关系的重要的有形基础。然而，他们也给东南亚当地华人社区带来了新的因素和不确定性，族群内部关系上的合作与完善、族群间互动上的弥合与分裂现象交替出现。再加上大量的中国游客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文化行为，呈现出所谓的对外中国政治、对内民族政治和经济竞争的日常争议性话题。这是一个中国在该地区软实力薄弱的问题，这不仅涉及文化和伦理，还涉及制度和历史。虽然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推广孔子学院和课堂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正因为孔子学院和课堂的公共功能有限，加上敏感的华文政治，到目前为止，总体上还没有取得持久而良好的社会效果。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该地区的软实力是指与现代治理相适应的制度现代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点同时需要考虑进去：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尤其是海洋东南亚地区，一直背负着中国朝贡体系、西方殖民主义、冷战、民族国家建构、华人移民和族群政治等沉重的历史包袱(79)。几百年来，中国和东南亚都在向西方仰望，但并没有认真地向对方学习并取得进步。这种行为心态，一方面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现实变化形成尖锐矛盾，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作为民族国家日益“正常”的事实变化形成矛盾。如今，双方在保持与西方及其他国家的传统交往的同时，如何从制度上将这种差距牢固地弥补起来，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可喜的是，2018年11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布，中国将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注入更多资金，中国将设立为期5年的中国—东盟“未来之桥”奖学金计划，邀请1000名东盟精英来华进行学术交流(80)。从这个意义上说，东盟共同体的建立可以与中国—东盟共同体的建立相辅相成，反之亦然。
通过将中国—东南亚从古至今的互动关系置于历史脉络中考察，本文发现，塑造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动力包括历史、地缘、人口、意识形态、种族、移民、经济、政治和领土等因素。历史地来看，中国—东南亚关系曾一度反常，且因各自国内发展或外部力量干涉如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蒙上阴影。然而，双方各自都有(不同)的历史遗产、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后冷战时代，中国—东盟在短期内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表明，常态化的国家地位与合作战略对双方不仅是有利的而且是重要的。然而，由于双边关系与生俱来的不对称性，尤其是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东盟对中国“控制”的担心将长期存在，与政府间政治经济互动处在不同层面的人民之间的社会和文化交流也将因此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双方面临的真正挑战，可喜的是，双方在这个领域的交流互动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对此，二战后日本在东南亚的做法与经验非常值得中国方面借鉴，我们会另文具体讨论(81)。
注：本文大部分原用英文发表于Wu Xiao An.China MeetsSoutheast Asia:A Long-Term Historical Review,in-HoKhai Leonged..Distancing and Connecting: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inPerspective,Singapore:ISEAS Publishing and the Singapore Society for AsianStudies(SSAS),2009,pp.3～30.是次中文首次发表，作者专门重新进行了订正，并于2018年年底在莱登大学客座时补写了最后一个部分。感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陈非儿同学的整理与翻译，以及博士研究生陈乙燊同学对第五部分的翻译。作者对文本初稿最后统一进行了审校，文中所有责任由作者本人承担。专此说明。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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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喻常森：《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第56页，第59页。
(13)周伟洲：《西汉长安与南海诸国的交通及往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12月，第18卷，第4辑，第38～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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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喻常森：《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第58页；李云泉：《略论宋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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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作者授權發布，原載《東南亞縱橫》2020年第4期，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