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夏，我博士研究生毕业，离开了求学七年的厦门大学，离开了韩国磐、傅衣凌两位恩师。自此之后，每每打算写回忆恩师的文字，但动笔之时，恩师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不禁心潮澎湃，难以自已，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总想把恩师当年对我的谆谆教诲和倾心栽培，完好地呈现给世人，但是越是这样想，就越觉得手中的笔似有千钧之重。因此之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未能写完回忆文字。到了今天，两位恩师已离开我们多年了，我也年过古稀，往事往往记一漏万。为了使记忆不至于随着时光日渐消减湮灭，我如今尽力把保存在内心深处的那些记忆梳理出来，写成文字。两位恩师对我恩重如山，我自然绝不能沿袭俗套来写回忆他们的文字。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就辜负了他们的教诲和期望，不配做他们的学生。因此必须秉承恩师的一贯信念，实事求是，不溢美，不夸大，把我所感受到的恩师的人品学问，如实呈现给世人。因为所欲言者甚多，因此这个追忆文字也分为两篇，分别追忆国磐师和衣凌师。其中回忆国磐师的文章《永久的思念——追忆韩国磐恩师》（编者按：可参见我公众号同日推送文章）写成于国磐师百岁冥寿的2019年，嗣后刊出于母校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3期。而回忆衣凌师的文章，则留待到今年衣凌师一百一十岁冥寿之时，谨作为一瓣心香，敬献于恩师灵前，略表对恩师的深切怀念之情。

一、良师

我是1978年夏去厦门大学读研究生时才拜识恩师的。但是在此之前很久，我就已经从他的著作中受益良多，成为他的未曾谋面的学生了。

受家父的影响，我很早就对史学感兴趣。家父见状，就指导我学习历史。我经常到他的的书架上翻阅他收集的史学著作，其中就有衣凌师的《明清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等著作。出于好奇，我也浏览了这些书。初读了之后，虽然还不能真正领悟衣凌师的观点和方法，但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它们与其他学者的著作颇有不同。这使得我对“什么是史学研究”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当然，衣凌师的思想和功力，还是要等到成为他的入门弟子，亲炙他之后，才能越来越深刻地领悟到。

我因“文革”而失学，因此格外珍视求学的机会。1981年秋硕士毕业后，我决意要继续深造，完成博士研究生的培训。当时国磐师未能招收博士生，而主持答辩的王仲荦先生对我很满意，提出让我去山东大学，在他指导下读博。但是厦大教务处长刘振坤同志找我谈话，说这事学校领导已讨论过，认为我是本校培养的第一批研究生，成绩又很好，因此要我留在本校。如果我一定要继续攻博，那么就读衣凌师的博士生。我决定遵从学校的意思，师从衣凌师读明清史。我做出这个决定并非完全是被动，因为如上所言，早在“文革”之前我在初读衣凌师的著作之时，就感到无论是从研究的对象还是研究的方法、使用的史料等方面，他的研究都全然不同于我当时所见过的史学著作。他的著作虽然读起来比较吃力，但是读后觉得眼界大开，粗知史学研究天地之广，令研究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到了厦大读硕时期，衣凌师的课，我也去听，因此对于我来说，衣凌师并不陌生。当我做这个决定时，有关心我的老师对我说：你先前没有念过明清史，一下转过来，实际上是从头念起，也就是说，你要用三年时间完成别人六年的学习。这个幅度转得过大，风险太大。但是我想，我对衣凌师的学术的确非常敬仰，希望从他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如果自己尽到了努力，失败了也就算了，没什么好抱怨的；但如果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不就更好吗？由于这是国家第一次招博士生，厦大在办手续上没有经验，因此从1981年夏硕士毕业到1982年秋正式入学读博士，中间隔了近一年。

傅衣凌先生（1911-1988）

我1978年入学后，初次见到衣凌师，那时他已经做了副校长。像许多初次见到他的后辈一样，我对他充满敬仰，但也感到很紧张。但见面之后，发现他话不多，但很和蔼，使我的紧张情绪逐渐放松了下来。

我读硕士期间虽然学的是隋唐五代史，但当时因为历史系研究生很少，因此中国史的研究生课程，大多都是学隋唐五代史和学明清史的同学一起上的，因此我在头一年也听了衣凌师的课。开始听衣凌师的课，觉得并不容易。一方面，衣凌师的福州口音较重，像我这样未曾接触过福建方言的人，听起来很吃力。虽然衣凌师随时把讲课中涉及的许多专有名词写了出来帮助我们理解，但我们常常还是感到似懂非懂。记得刘敏师兄（后为避免重名引起的麻烦，更名刘秀生）说过，有一次他陪衣凌师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做学术报告，为衣凌师板书。报告会结束后，一些听众对刘敏兄抱怨说：“怎么你只写我们听得懂的，而我们听不懂的你都不写？”另一方面，如刘敏兄回忆所言：“研读他（衣凌师）的著作，发现这是另一套语言系统。过去我们学习历史，接触的语言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等教科书式的语言。衣凌师的语言与教科书的语言格格不入，十分费解。如他著作中频现的乡族、乡绅、商人、市民、民变、奴变、佃仆、世仆、甲户、乙户、家生子、靛民、菁客、棚户、矿盗等，都是陌生概念。谈到社会发展，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弹性社会，有自我伸缩力；中国社会的发展是迟滞的，有发展，有停滞，有倒退，但总体还是发展的，是迟滞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往往是死的拖住活的，有的可能被拖死，这就是中断；还有离乡不离土，离土不离乡等。这些都被时人视为另类观点。这些迥异的概念和观点构成了他的独特的史学体系。这个体系在那个时代和者甚寡，或被视为异类。…先生运用的史料也与众不同，除了经史子集、明清笔记以外，民间契约、文书档案、家谱族谱、地方志书、口碑资料等都被大量引用”。

随着听课增多，特别是做了他的博士生之后，和衣凌师接触更加密切，上述两方面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从而对衣凌师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获得的教益也越来越丰厚。在过去，学者们总是以朝廷及朝廷制定的制度为出发点，“自上而下”地看中国历史及其变化。而在衣凌师的课上，我才第一次认识到应当自下而上地看中国社会。毕竟，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基层社会中，他们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基层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这些重大问题，都不是过去盛行的以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为主导的中国史研究所能给予令人信服的解答的。绝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和高高在上的庙堂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绝非过去我们假定的那样，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就可以将其意志一直贯彻到基层的。同时，中国历史及其发展变化有自己的特点，套用从欧洲历史得出的“普遍规律”，并不能使我们清楚地认识中国自身的特点。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都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使我受到极大的震撼，也使我开始认真重新思考中国历史。这种思考一直持续到今天。随着阅历的增加，我越来越体会到衣凌师思想的博大精深。幸运的是，他在课上讲的这些内容，后经整理，成为《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这两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使得更多学人得以受益。他开创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也给我重大影响。我后来几十年一直专力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就是这个影响的一个结果。

衣凌师的学术视野广阔，是少有的真正学贯中西、多学科兼通者之一，这是和他求学经历分不开的。他对我说：你将来一定要走出国门，深入了解国外的学术，汲取其精华，用来研究中国历史。他说：做明清史，一定要学日文，日本学者的研究工作从来没有中断过，他们读汉文的能力是西方学者很难比得上的。遵从他的指教，我在厦大就读了三年日文夜校，当时学得不错，还翻译了一篇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关于中国农业生产工具史研究的长文，毕业以后发表了。我在衣凌师家里的书架上，第一次见到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研究》、藤井宏的《新安商人研究》等名著的日文原版，并借了其中一些去浏览，大大开阔了研究的眼界。“文革”之前在衣凌师极力争取之下，厦大图书馆从日本订购了一些史学研究的工具书和学术期刊。我做了他的研究生后，他叫我要经常查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的《东洋学研究文献类目》，充分了解国际学界在我研究的领域中的成果，并且尽可能地去阅读日本的史学期刊上的相关文章。这些，都使我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受惠良多。

1979年，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和安排，衣凌师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敦大学、南康州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奥尔伯尼校区、加州大学柏克利校区和洛山矶校区讲学三个半月。这是当时学界的一大盛事。在讲学期间，他会见了诸多美国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如施坚雅、魏婓德、何炳棣、邹谠、谢文孙、孔飞力、牟复礼、刘子健、余英时、杜维明、郑培凯、陈明銶等学者，和他们进行了学术交流。回国之后，他在系上做了访美的专题报告，使得我们这些由于几十年的闭关锁国而对西方学界一无所知的年轻学子感到眼界大开。他在访问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伯尼校区时，通过郑培凯教授，为厦大争取到一个博士生的全额奖学金名额。为此，厦大组织了一次全校研究生的英文考试，我的成绩第一，取得申请资格。衣凌师非常高兴，专门约我谈话，向我介绍这个学校以及美国的汉学研究情况，令我即着手准备去留学。后因厦大有关部门经办此事的职员不熟悉业务，以致办理手续迟缓，错过了期限，最终未能成行。衣凌师对此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嘱我不要灰心，以后一定还会有机会。虽然我这次未能出去留学，但在读博期间，由于衣凌师在国际学界的名气，不少海外著名学者来厦大拜访他，其中我见过的就有孔飞力、黄宗智、滨下武志、滨岛敦俊等。滨岛敦俊先生更说来这里拜见衣凌师，是“学术朝圣”。王国斌等年轻学者，也是他们来厦大拜见衣凌师时，和我相识的。北海道大学博士生三木聪更是申请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奖学金，专程来厦大，从衣凌师进修，和我们一起学习达一年之久。从这些学者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毕业后，依然谨遵衣凌师关于应当尽早去海外开阔眼界、学习新东西的教导。在此方面，总算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

傅衣凌先生及夫人与中日学生合影

衣凌师对我们的关爱，也体现在他对我们的严格要求上。他对我们说：明清士子入国子监，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就是“坐监”。你们既然已经在读博士，就要专心“坐监”，心无旁骛。我和刘敏师兄都秉承师教，刻苦学习。厦大图书馆的资料不够，就利用暑假，到北京各重要图书馆查阅文献，收集资料。去得最多的是位于柏林寺的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我们当时借住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抗震棚里，每天清晨骑自行车去北京图书馆，从早到晚读古籍。中午图书馆工作人员午休，我们也走出阅览室，就着图书馆提供的白开水，吃带来的干馒头，作为午饭，然后又回到图书馆，一直看书看到闭馆，方才骑车回到住处。两个多月，天天如此，周日也到一些不闭馆的图书馆。这样的高强度工作和过于简单的饮食，使我的身体垮了下来，染上了肝炎，只好回到老家休养，而刘敏兄还在继续奋战。我们心中都有一个信念：决不能辜负衣凌师对我们的期望！

我原来是学隋唐五代史的，现在改学明清史，转弯幅度很大。我自知明清史基础薄弱，请衣凌师指点应如何补基础。他给我开了一个长长的书单，分门别类列出明清史籍上百种。他说：你既然要做明清社会经济史，就必须打好明清史的功底。这些书，你一时读不完，可以慢慢读，以后将受用不尽。我1988年应黄宗智先生之邀，去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为研究生开明清经济史课。我把这个书单提交黄先生过目，征求他的意见，看看是否可以作为研究生的阅读书目。黄先生看后说：这个书目不适合于研究生，而适合于我们这些中国史教授。可见衣凌师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之高。

1984年，衣凌师被查出患有胃癌，学校安排到福州省立医院进行手术，历史系教师和研究生都纷纷去探望和陪护。我因1983年去北京查阅资料时染上甲型肝炎，后来虽然痊愈，但身体状况还是不甚理想。此时我放心不下衣凌师，要求去探望。系领导叮嘱我探望可以，但不可密切接触，以防万一有病传给衣凌师。我到福州后，为慎重起见，戴着口罩去见衣凌师。恩师手术进行顺利，但人很虚弱，讲话吃力。他见到我来，感到很高兴，但在简短的谈话中，仍然不离学术，要我抽时间去看一些外地看不到的资料。我抽空去了福州的鼓山，在那里的福州画院内看到一块《安澜会馆碑记》，记载说“［浙江］材木之用，半取给于闽。每岁乡人［浙江木商］以海舶载木出［福州］五虎门，由海道转运者，遍于两浙”。安澜会馆是浙江木商于乾隆三十八至四十年在福州台江中洲建立的，到了嘉庆十年六月，这些木商立了这块碑。这段碑文清楚地说明乾嘉时期闽浙之间木材贸易的繁盛，是一段珍贵的史料。我向衣凌师报告了此事，他在病榻上虽然翻身都有困难，但听了我的报告，立即兴奋起来，告诉我说包含社会经济史史料的碑刻资料，各地都有一些，可惜学界注意不够，你以后应当大力搜寻，作为重要史料来源。可惜的是，我后来没有像陈支平、郑振满、陈春生等师弟那样谨遵恩师的指示去做田野，收集碑刻资料。这是我至今仍然感到有愧于恩师教诲的。

衣凌师对学生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这也表现为他对学生“爱之深，责之切”。他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生中有一位黄君，自学成才，报考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明清史专业的研究生，专业课考得不错，但外文成绩较差，未能录取。中国社科院的那位前辈惜才，将其推荐给衣凌师。黄君先前未接触过社会经济史，这方面的知识底子比较欠缺，入学后虽努力学习，然因方法不甚得当，加上性格有些固执，因此他未能顺利进入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学术领域。到了硕士论文写作阶段，他和衣凌师讨论论文选题。他提出一个题目，衣凌师认为不合适，要他重新选题。黄君未能认真考虑衣凌师的意见，而自作主张，依照旧有题目和思路擅自动笔写作。我们都劝他要与衣凌师商量，但他仍然固执己见，认为写好后再呈交衣凌师一定可以通过。他很快写好了，交给衣凌师。衣凌师看后，感到问题严重，亲自来到我们宿舍找黄君谈话。当时历史系中国史专业1978级和1979级两个年级的几位研究生都住在一间大宿舍里。那天晚上大家都在宿舍里学习，忽见衣凌师来到宿舍，坐下后，对黄君进行了严厉批评。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衣凌师如此生气，都感到震惊。事后仔细想想，体会到衣凌师如此生气，乃是由于他对学生学业的高度负责。倘若衣凌师不是出于这种责任感，就不会如此生气。正如今天我们常见的那样，许多导师根本不在乎学生学习情况如何，听之任之，落得师生彼此皆大欢喜。

衣凌师严格要求学生，但绝不是一位专制霸道的老师。他是社会经济史的一代宗师，是采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史的“社会史学派”的奠基者。我的一些师弟在此方面都学得很好，研究农村、农村家族结构、宗族等，取得很大成就，后来成为新兴的“华南学派”的中坚人物。但我一直对生产力研究感兴趣，而进行生产力研究，更多需要采用经济学的方法。为此，我和衣凌师多次讨论，我应当选择什么学术路子。他说：你要做生产力研究，要采用经济学方法，这就更接近吴承明先生的研究特点，因此你应该多向他请教。为此，他还为我安排专门去拜见吴先生，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他也特别邀请吴先生来主持。由此可见，衣凌师的胸怀何等宽广！

衣凌师在开创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时，因为各方面的原因，选择福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为全国各地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树立了典范。但因衣凌师奠定的基础，福建仍然是在厦大做地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首选之地。我到衣凌师门下后，也考虑过做福建地方社会经济史。但是要做这个研究，必须进行田野调查和对地方（特别是农村）社会有相当的感性认识，而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较好的语言知识和一定的基层社会（主要是农村）实际生活经历。而我在这两方面都非常欠缺。福建的五大方言，我完全不会。我曾经试图学习闽南语，但在厦大招收的头两批研究生中，外地同学占多数，都不会福建方言。少数福建同学，也因福建五大方言之间的巨大差别，彼此之间基本上也用普通话沟通。由于缺乏语言环境，虽然在厦门七年，福建的几大方言，我依然没有学会。同时，我在昆明城里长大，“文革”中被送到云南西南边疆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县农村插队，所在的农村是一个典型的傣族村寨，村民们都不会汉语，生活方式和社会状况和内地全然不同，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世界。因此我虽然在那里生活了三年，也学会了傣语，和傣族老乡打成了一片，但对内地农村却基本上不了解。不会方言，对农村缺乏感性了解，如要到基层做田野，搜集和解读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书，当然很困难。而不做这些工作，就很难对地方社会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对于我来说，做福建地方社会史困难太大，况且读博三年，时间短暂，学习负担很重，也不可能抽出大量时间从头学习方言和到农村住下深入了解农村生活。而当时几位在读硕的师弟陈支平、郑振满等都是非常出色的青年学者，在语言和实际生活经历两方面也具有天生优势。如果做福建的地方社会经济史，我肯定比不上他们。如果我主要依靠文献资料来研究地方社会经济史，那么资料条件最好的地区当然是江南。而且我对江南地区的历史关注已久，早在在“文革”中就写过一本小册子《北宋方腊起义》。后来做的硕士论文，内容也是关于唐代江南农业的，所以可以说对江南是“情有独钟”。在正式师从衣凌师之前，我就从他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等著作中获取了许多知识和观点。如果主要依靠文献资料来研究明清生产力问题，江南无疑是上选之地。因此，我想博士论文继续以江南为对象。对此，和衣凌师讨论之后，他很支持我的想法，鼓励我选择江南经济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到了读博的第二年，应当开始准备博士论文了。选择题目是做论文的关键。我觉得很难选题，向衣凌师求教。衣凌师说：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最合适的题目，而我作为老师，将帮助你判断这个题目是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否有充分的史料来源，以及依靠你现在的能力，是否能够做下去。考虑到我的情况，他支持我的想法，以明清江南的生产力问题作为研究方向。这个方向决定后，我经过反复思考，拟出了七八个方案，逐个和衣凌师讨论，逐个排除，最后剩下一个研究工农业生产力的方案，但想不出一个合适的题目。衣凌师说那就实事求是，写成一组专题论文吧，因此定名为《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六论》。文章写作过程中，衣凌师患了胃癌，身体虚弱，但仍然不时召见我，了解我写作中遇到的困难，并提出针对性的指导意见。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由吴承明、王仲荦、韩振华、陈诗启和衣凌师五位著名学者组成，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吴先生担任。衣凌师身体虚弱，由助手搀扶入会，坚持全程参加了我和刘敏兄两个学生的答辩。看到衣凌师羸弱的身体端坐在答辩委员会席上，我不禁心潮翻滚不已。此情此景，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

国图收藏的李伯重先生博士论文相关信息

毕业时，衣凌师希望我留校工作，并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学校教务处长刘振坤同志到宿舍来看望我，对我说：“你是我校傅、韩两位名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家对你的看法都很好，学校希望你留下来，传承和发扬傅、韩两位名师的学术，你的爱人学校将把她调到厦大，安排她先去进修法医学，然后在厦大新成立的法律系工作”。我非常感激恩师、校系领导和师友们的盛情，但是我太天真，觉得如果研究江南，就应当到江南去生活一段时间，否则做的研究就有“纸上谈兵”之嫌。因此之故，还是坚持要去江浙工作。彼时浙江全省尚未有一位博士，得知我有这样的意思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即派了人事处长程雪蓉同志到厦大，动员我去那里工作，并且登门拜见衣凌师，恳请他允许。学校和衣凌师一直未松口，程处长就一直住在厦大招待所，反复做工作，最后病倒在厦大。衣凌师见此情况，叫我去傅府深谈，见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颇为伤感地说：“你既然执意要走，我也留不住。你去到那里后，如果觉得不合适，欢迎你随时回来”。我当时心里非常难过，感到对不起恩师的一片深情，打算到浙江工作几年，待做出些成绩后，再考虑回来侍奉恩师。不料这一去，竟成永诀。

去到杭州后，虽然我很喜欢杭州，浙江省社科院领导对我也很好，但是我很快发现这并非我想象中那样的做学问的好地方。但此时返回厦大，一则浙江方面绝对不会放我走，二则我先前决意要走，现在什么成绩也没做出，回去愧对恩师，因此也就暂时不做此打算了。不过衣凌师要我努力争取机会出国学习和工作的希望，我倒是做到了。到杭州后不到半年，1986年元月2日，我就赴美参加一个由经济学家罗斯基（Thomas Rawski）和历史学家李明珠（Lilian Li）组织，鲁斯基金会（TheHenry Luce Foundation）、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ACLS）和美国全国科学基金（The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的“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经济学方法”工作坊（The Workshop and Conference on Economic Methods for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接着又应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宗智先生之邀，在工作坊会议之后访问该中心。承蒙黄先生厚意，邀请我于1988年元月到该校任教半年。上课结束后，我获得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密西根大学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读书补助金，到这些图书馆去查阅资料。在耶鲁时，大学东亚图书馆傅馆长马敬鹏先生给我很多帮助，有一天忽然对我说：听说衣凌师仙逝了。我听后非常震惊，但当时因通讯不便，无法证实此消息，而且因为不知真伪，也不敢找人打听。待回国之后，方得核实此噩耗，但恩师的追悼活动都早已经进行过了，因此竟未能到恩师灵前，点上一柱清香。我的博士论文在毕业后继续增益修订，写成《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一书，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于2002年刊出。本期能得衣凌师惠赐序文，作为师生情谊的纪念，但令我痛心的是，此心愿永远也不能实现了。

在衣凌师百年冥寿的2011年，师弟支平组织了纪念活动，并主编了《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傅门弟子都来到了厦大，共同缅怀先师。恩师天上有灵，看到此景，当会深感欣慰。还令恩师欣慰的是，傅门弟子都秉承恩师的教诲，努力治学，都作出了一定成绩。其中一件可以告慰恩师之事，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历史组成员共14人，来自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三大领域，其中竟有3人是衣凌师的学生。这个“傅衣凌现象”也成为当日史学界的一段美谈。

二、良史

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作了《以学术为业》的著名讲演，在这个激励了几代人的著名讲演中，他对青年学生们说：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有“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的信念，献身于学术而非利用学术谋求私利，“我们不知道有哪位伟大的艺术家，他除了献身于自己的工作，完全献身于自己的工作，还会做别的事情。……不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学科，献身于使他因自己所服务的主题而达到高贵与尊严的学科，则他必定会受到败坏和贬低”。只有这样，才会有对学术充满发自内心深处的热情。“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

韦伯的这段名言点明了一个真理：一个人只有以学术为志业，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甘愿为学术奉献一切，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学者。而恩师正是一位这样的学者。

衣凌师于中国帝制灭亡的1911年出生在福州一个小康之家，五岁入私塾发蒙，同年不幸丧母，幸得继母的抚育，视同己出。1924年考入初中，毕业后，入马江海军艺术学校读书，因无意于军旅及艺术，半个学期后自动退学。1927年考入福州第一高级中学，读书期间开始接触新文艺，和邓拓（子健）等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发起组织野草社，油印出版了《野草》刊物，并投稿福州报纸的副刊发表。他此时所写的第一篇论文《三民主义的人口论》，也被杂志采用。高中毕业之年，父亲营业失败，因病去世，顿时家道中落。遗下弱弟稚妹，嗷嗷待哺。继母支撑门面，十分艰苦，但仍然想方设法让他继续升学。他考进私立福建学院经济系，兴趣也从新文艺作品扩大到新兴的各种社会科学。因为对历史特别喜欢，于是转学到厦门大学历史系。当时国内学术界正展开社会史的大论战，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和陈啸江、庄为玑等几个同学组织了历史学会，出版了《史学专刊》，附在《厦大周刊》内发行，其中有他写的《汉代番化考》等论文。学会经常举行学术报告会，除了同学轮流报告外，也请老师作报告。学会还组织去泉州参观，由林惠祥先生带队，从厦门坐船到安海，参观石井乡和郑成功遗迹，然后到泉州参观开元寺、清真寺及郑和行香碑等，以扩大眼界。大学毕业后，他在福州做了短期的中学教师，随后于1935年东渡日本，进法政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学者松本润一郎博士学习社会学。日本著名图书馆东洋文库藏有许多中国古籍，他经常去那里看书，并于周末常去神保町旧书店，猎获了许多难得的资料。日本史专家宫崎龙介先生在东京开办经纶学社，衣凌师也去听他的日本史课程，并努力学习古日语。后因中日两国关系恶化，他提前回国，去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并积极投入救亡运动。在那个抗战和内战的动荡岁月，他先后在协和大学、福建学院、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等单位任职，虽然工作不断更换，但他的历史研究从未停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直在厦门大学任教。他在厦大工作数十年，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一再受到冲击。其中最早的是1955年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经受的无妄之灾。在此轰轰烈烈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厦大也未能幸免，全校召开批判大会，会上点名厦大“胡风分子”有郑朝宗、陈碧笙、黄典诚、徐元度、傅衣凌、韩国磐等教授，他们随即被羁押于校内，勒令交代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在这些打击对象中，衣凌师又是重点清查对象。衣凌师和胡风素不相识，也从无往来，但因1954年，一位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的青年人陈梦熊考上了厦大历史系。该出版社副社长俞鸿模先生和衣凌师是老乡和留学日本时代的好友，写信给时任厦大历史系主任的衣凌师，希望对陈梦熊在生活上和学习上能有所关照。等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开始，俞鸿模先生被打为“胡风分子”，衣凌师也被牵连，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厦大的安插“钉子”。

在此之后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史学革命”运动、1959年的“拔白旗”运动等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衣凌师都在劫难逃，备受冲击。到了“文革”，他和王亚南校长一起，被打成厦大“三家村”，被羁押起来并反复批判。特别是因他和邓拓是同乡和中学同学，受到冲击格外严重。1975年，衣凌师从厦大退休，其原因在今天听起来真是匪夷所思。衣凌师次子顺声，“文革”开始时还在读中学，随即被作为知青安排到深山农村插队多年，生活极为艰苦，更完全没有学习的条件。衣凌师无权无势，无法把儿子弄回城来，成为一家人的心病。当时国家出了一个政策，在职的国家员工可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让出“名额”，让插队多年不能归来的子女回城，但不安排工作。为了让儿子回城，衣凌师只好申请退休。当时厦大的“革委会”完全不把衣凌师这样的“牛鬼蛇神”放在眼里，当即批准。顺声得以回城，在厦门大学食堂打零工，而衣凌师则成了一个普通的退休职工。到了“文革”结束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衣凌师才得以恢复工作。我初到厦大时，去傅府拜见衣凌师，看到衣凌师书斋里挂着一幅徐渭的《墨葡萄图》，上有徐氏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不知怎么，这幅图和这首诗从此就深深印在我脑海中。现在想来，这应当是衣凌师在那不堪回首的岁月中心情的表露吧。

生活的艰辛，并未阻止恩师求学的热诚。衣凌师回忆道：“对历史的研究，我从未停止过。有一次，因躲避日机轰炸，撤退到永安城郊黄历村，在一间无主的破屋里，我发现一个大箱子，打开一看是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民国的土地契约文书，其中有田地的典当买卖契约，也有金钱借贷字据及分家合约等，还有二本记载历年钱谷出入及物价的流水账。这些都是研究农村经济史的可贵资料。狂喜之余，于是我利用这批资料，再查阅一些有关地方志，从地权的转移与地价、租佃关系、借贷情况等方面系统地研究永安农村社会经济的结构。我发现明清时代农村虽然有些变化，但在山区农村仍然保持闭锁的自给自足的形态，一切的经济行为，差不多都是在血族内部举行的，而这氏族制的‘产不出户’的残余，即所谓‘先尽房亲伯叔，次尽邻人’的习惯，成为中国历代地方豪族能够保持其特殊势力的基础。这一点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秘密。后来我把这些资料写成《明清时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清代永安农村赔田约的研究》等文章。这种引用大量民间资料，即用契约文书、族谱、地方志来研究经济史的方法，以前还很少有人做过”（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衣凌师在战火中做的这个开创性工作，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里程碑。在以后的逆境中，恩师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学术工作。他在“文革”中饱受冲击，被迫退休，但学术工作从未中断。他后来给我们上课的主要讲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写的，后来修订后成为《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文革”以后的岁月，他新的学术成果不断推出，达到了他学术生涯的顶峰。

衣凌师怀抱着追求真理，“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战”的精神，在晚年的研究中，表现得更加清楚。这样做，需要广阔的胸襟和极大的勇气。他说：“每一位有时代感和学术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都有必要重新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学术观点和价值观念。”而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在《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这篇临终前所写的大作中，他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坚信不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和西欧一样，自发地依靠自身的力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立论是从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引伸而来的，但不一定完全符合马克思本人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讨论，必须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与西欧或日本那种纯粹的封建社会（Feudalism），不管在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或者是思想文化方面，都有很大差别。为了避免在比较研究中出现理论和概念的混淆，本文使用‘中国传统社会’一词”。衣凌师本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或者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这一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但是经过一生的不断思考，最后提出了这个推翻他自己曾经信奉的学界主流看法的重要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表现了他以学术为志业、以真理为毕生追求目标的伟大精神。

衣凌师的这种献身学术的精神，一直继续到他生命的终点。由于恩师最后的年月我未能随侍左右，因此有许多情况一直不甚知晓。近来读了杨国祯先生回忆衣凌师最后的日子的文章，深受感动。杨先生写道：他于1988年4月11日“乘机从北京返回厦门。行装甫卸，便去探望衣凌师，禀报北京开会情形，告诉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这个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不过还没有收到样书。屈指一算，距离交稿已有5年，他叹了口气说：‘总算了结一桩心愿’。又说：‘《治史五十年文编》出版问题，叶显恩那里看来没有希望了，还是你出面和安徽人民出版社交涉好了’。由于我与安徽人民出版社素无来往，过去一年多我都不敢过问。衣凌师可能想到我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了，说话不至于被不理不睬吧。于是，我用全国政协委员的名义写信给安徽人民出版社负责同志，询问《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处理情况，并表示：如果贵社出版有困难，能否将排版好的铅板奉赠，由我们另找出版社出版？结果，他们很快就答复，同意将铅版无偿赠送。我计划收到时，联系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衣凌师知道了，也很开心。顺手拿出一篇稿子，名为《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是陈春声的笔迹，要我看看，帮忙润色。拜读之后，深感这次‘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交战’跨度很大，唯恐‘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写作此文的来由，究竟是衣凌师深思后授意，还是学生提议他接受？我不知道也不方便问，只有顺其意，在我认为容易引起误解的、有‘出格’之嫌的个别语句作了修正，并征得衣凌师点头认可。到了5月，衣凌师病情恶化了，逐渐陷入昏迷状态。14日下午，他的挚友章振乾夫妇得知其病重的消息，从福州赶来厦门大学医院探望，他已说不出话来。18时15分，一代史学大师与世长辞”。在恩师最后时刻守护在身边的师弟陈春声说道：“衣凌师不幸于1988年5月逝世，他老人家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仍关心祖国学术事业、关怀后辈成长的精神，学生将永远铭记”。衣凌师的这篇封笔之作，确如杨先生所言，“‘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交战’跨度很大”，体现了衣凌师一生信守以学术为志业的初衷。我读后，深受震撼，认为这是中国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更加体会到恩师那种博大的胸怀和服膺真理的大智大勇。

衣凌师是真正的学者，他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完全以学术为基础的师生关系。我在厦大求学，和恩师交往密切，接触很多，他对我们几位研究生非常关心，我们也在恩师家吃饭多次。但是在和他的交往中，无论是上课还是私下谈话，其内容除了学术，还是学术，极少言及其他。因此之故，我们对恩师的身世和经历，基本上不得而知。一直到了他身后，才从许多回忆和追思文字中了解一些。这绝不是因为他把学生当做外人而不说，而是因为在他心中，学术高于一切，师生关系也是以学术为根本。他觉得导师就是传道、授业和解惑的人，而不是其他。和衣凌师有半个世纪之长的友谊的章振乾先生，在衣凌师追悼会前一天（即1988年5月17日）写了《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悼念文章，其中说道：“衣凌是个历史学家，可他对于自己的历史却不感兴趣。从这点，我们也可感到他的谦逊和高尚的品格”。恩师这种以学术为志业、一切以学术为重的人生追求，是他传给学生的宝贵精神财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尽管恩师从不对我们进行说教，但我们却从他的一言一行中深切地领会到怎么才能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

自1978年初识恩师，不觉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满头青丝的我，如今也成了两鬓苍苍的古稀老翁。但是每次去到厦门，总会去恩师故居前面看看，觉得又回到了过去，还是犹如当年那个年轻学生一样，怀着敬仰的心情，走到恩师的书房，面对他清癯的面容，聆听他的教诲，那份温馨，那份情义，就像一股暖流，回荡在心头，感到无比温暖，无比幸福。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布，原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21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