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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滿_從民間社會看中國歷史
  发布时间: 2021-07-09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1

讲座时间:202171414:0016:00

讲座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学术活动中心二楼学术厅

主讲嘉宾:郑振满教授(厦门大学)

人:章毅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主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协办单位:方太集团  方太国学社

腾讯会议:607 387 437

会议密码:210714

 

嘉宾简介

郑振满,厦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92)、《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2003)、《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2009),以及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 Vol.1-2 (2010)

 

内容摘要

近年来,伴随着民间文献史料的新发现和历史人类学方法的新发展,人们对中国传统有了更为多元化的认识。从民间社会出发看中国历史,可以突破单一的王朝史观,回归以民众为中心的日常生活,进而探索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面貌。

 

拓展阅读


民间历史文献与经史传统

(原刊《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

郑振满

 

不了解经史传统,就不能真正读懂民间历史文献

读文献要尽可能打通人、事、理三个层次

通过民间历史文献,找到我们的传统文化

 

民间历史文献是普通民众使用的文字资料,似乎与“文史哲”传统相去甚远,难以登大雅之堂。不过,我们从事民间历史文献的教学与研究,总是觉得其中有一套通用的话语系统,来自于源远流长的经史传统,或者说是中国本土的文史哲传统。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古代的经史传统,实际上也就不能真正读懂民间历史文献。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史哲传统(经史传统)同样可以作为研究民间历史文献的方法。

我们读民间历史文献,不管是碑刻、族谱、契约文书,还是唱本、剧本、宗教科仪书,大概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就是人、事、理。通常第一层是讲大道理,引经据典,拉大旗作虎皮,给自己一个立足点;第二层是讲事情,交代事情的经过、做法等等;第三层是讲人,交代相关的当事人,或者是相关的社会群体。每一类文献都会涉及这三个层次,这可能是我们世代相传的文本传统。我们读每一类文献,都要尽可能把这三个层次打通,搞清楚人、事、理之间的关系。

其实,在很多民间文献中,人、事、理之间是矛盾的,是脱节的,是说不通的,但那些编纂民间文献的高手,总是有办法自圆其说,把这几层关系说清楚。比如说拜一个神,可能根本就是荒诞不经、来历不明,他也可以引用祭法、引用道经、引用佛经,说出一通应该拜的道理。刘志伟经常说人家的祖先是假的,他们的谱系是伪造的,可是人家就是信以为真,当地人也都能够接受,这背后是什么道理?我们知道有很多民间文献是假的,但关键是为什么要造假?如何去造假?这里有一些基本的逻辑,我们需要搞清楚。有些道理古人是很清楚的,耳熟能详,随手拈来,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搞不明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说、这么做。因此,如果我们要读懂民间文献,就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回到中国本土的文史哲传统。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提出要做“乡族”的研究。“乡族”是中国本土的概念,很多民间文献都出现了这个概念。我的老师傅衣凌教授首先发现和使用这个概念进行研究,写了很多文章,提出“乡族”理论,用“乡族集团”“乡族势力”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我原来以为只要读了傅先生的文章,就可以研究“乡族”。可是傅先生告诉我,如果你要研究“乡族”,应该先去读“三礼”。“三礼”就是《周礼》《仪礼》《礼记》,都是先秦的儒家经典。我当时学的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可是傅先生要我去读“三礼”,实在是想不通,只好硬着头皮去读。后来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乡族”,其实源头就在“三礼”之中。

“三礼”记载礼仪秩序,这种礼仪秩序是为政治制度服务的,家、国、天下,无所不包,实际上是一套治国平天下的大理论。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大概都可以从“三礼”找到源头。我读“三礼”的时候,一开始是满头雾水。每年都有那么多仪式,祭天、祭地、祭山、祭水、祭祖先、祭鬼神,怎么忙得过来?后来才慢慢明白,不是所有人都要做这么多仪式,每个人要做的仪式是不一样的。在特定的政治体制中,谁应该拜什么,在哪里拜,怎么拜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这背后是一套社会秩序。通过礼仪系统维护社会秩序,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逻辑。当然,在不同的时代,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都会发生变化,礼仪系统也会不断变革和重组。

中国古代文人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引经据典,所以经典的影响特别深远。先秦时代的礼仪系统,在后世大多是行不通的,但很少受到质疑。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都可以重新解释经典,却不可以否定经典。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我曾经花了很多工夫试图搞清楚从“三礼”到“乡族”的历史脉络,后来发现,“三礼”的礼仪系统完全不适合“乡族”的发展,“乡族”的礼仪系统是在“三礼”之外重建的。例如,依据“三礼”的规定,老百姓是不能拜祖先的,当然也就不能做宗族。到了宋代,程朱理学提倡礼仪改革,让老百姓都可以拜祖先、做宗族。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理论依据是《礼记·大传》:“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这原来是一套贵族社会的宗法理论,但程朱却把它移植到民间社会,我称之为“宗法伦理的庶民化”。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使经典可以与时俱进,不断获得新的意义。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我们的经典没人读了,我们的经史传统是否还存在呢?前几年,我们申请了一个教育部的重大课题,名称就是“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我们认为,在现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原有的传统已经断了,但在民间社会中仍有传承。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民间历史文献,找到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课题已经完成了,但是成果还没出版,因为涉及的问题太多,还要补充、修改。我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各种民间文献的编造过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究竟是谁在编造民间文献?编造了哪些民间文献?为什么编造这些文献?它们承载了哪些传统文化?这就是我们试图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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