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时间：2021年7月14日14:00–16:00
讲座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学术活动中心二楼学术厅
主讲嘉宾：郑振满教授（厦门大学）
主持人：章毅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主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协办单位：方太集团 方太国学社
腾讯会议：607 387 437
会议密码：210714
嘉宾简介
郑振满，厦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92）、《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2003）、《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2009），以及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 Vol.1-2 (2010)。
内容摘要
近年来，伴随着民间文献史料的新发现和历史人类学方法的新发展，人们对中国传统有了更为多元化的认识。从民间社会出发看中国历史，可以突破单一的王朝史观，回归以民众为中心的日常生活，进而探索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面貌。
拓展阅读
民间历史文献与经史传统
（原刊《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
郑振满
不了解经史传统，就不能真正读懂民间历史文献
读文献要尽可能打通人、事、理三个层次
通过民间历史文献，找到我们的传统文化
民间历史文献是普通民众使用的文字资料，似乎与“文史哲”传统相去甚远，难以登大雅之堂。不过，我们从事民间历史文献的教学与研究，总是觉得其中有一套通用的话语系统，来自于源远流长的经史传统，或者说是中国本土的文史哲传统。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古代的经史传统，实际上也就不能真正读懂民间历史文献。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史哲传统（经史传统）同样可以作为研究民间历史文献的方法。
我们读民间历史文献，不管是碑刻、族谱、契约文书，还是唱本、剧本、宗教科仪书，大概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就是人、事、理。通常第一层是讲大道理，引经据典，拉大旗作虎皮，给自己一个立足点；第二层是讲事情，交代事情的经过、做法等等；第三层是讲人，交代相关的当事人，或者是相关的社会群体。每一类文献都会涉及这三个层次，这可能是我们世代相传的文本传统。我们读每一类文献，都要尽可能把这三个层次打通，搞清楚人、事、理之间的关系。
其实，在很多民间文献中，人、事、理之间是矛盾的，是脱节的，是说不通的，但那些编纂民间文献的高手，总是有办法自圆其说，把这几层关系说清楚。比如说拜一个神，可能根本就是荒诞不经、来历不明，他也可以引用祭法、引用道经、引用佛经，说出一通应该拜的道理。刘志伟经常说人家的祖先是假的，他们的谱系是伪造的，可是人家就是信以为真，当地人也都能够接受，这背后是什么道理？我们知道有很多民间文献是假的，但关键是为什么要造假？如何去造假？这里有一些基本的逻辑，我们需要搞清楚。有些道理古人是很清楚的，耳熟能详，随手拈来，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搞不明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说、这么做。因此，如果我们要读懂民间文献，就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回到中国本土的文史哲传统。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提出要做“乡族”的研究。“乡族”是中国本土的概念，很多民间文献都出现了这个概念。我的老师傅衣凌教授首先发现和使用这个概念进行研究，写了很多文章，提出“乡族”理论，用“乡族集团”“乡族势力”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我原来以为只要读了傅先生的文章，就可以研究“乡族”。可是傅先生告诉我，如果你要研究“乡族”，应该先去读“三礼”。“三礼”就是《周礼》《仪礼》《礼记》，都是先秦的儒家经典。我当时学的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可是傅先生要我去读“三礼”，实在是想不通，只好硬着头皮去读。后来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乡族”，其实源头就在“三礼”之中。
“三礼”记载礼仪秩序，这种礼仪秩序是为政治制度服务的，家、国、天下，无所不包，实际上是一套治国平天下的大理论。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大概都可以从“三礼”找到源头。我读“三礼”的时候，一开始是满头雾水。每年都有那么多仪式，祭天、祭地、祭山、祭水、祭祖先、祭鬼神，怎么忙得过来？后来才慢慢明白，不是所有人都要做这么多仪式，每个人要做的仪式是不一样的。在特定的政治体制中，谁应该拜什么，在哪里拜，怎么拜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这背后是一套社会秩序。通过礼仪系统维护社会秩序，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逻辑。当然，在不同的时代，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都会发生变化，礼仪系统也会不断变革和重组。
中国古代文人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引经据典，所以经典的影响特别深远。先秦时代的礼仪系统，在后世大多是行不通的，但很少受到质疑。历朝历代的士大夫，都可以重新解释经典，却不可以否定经典。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我曾经花了很多工夫试图搞清楚从“三礼”到“乡族”的历史脉络，后来发现，“三礼”的礼仪系统完全不适合“乡族”的发展，“乡族”的礼仪系统是在“三礼”之外重建的。例如，依据“三礼”的规定，老百姓是不能拜祖先的，当然也就不能做宗族。到了宋代，程朱理学提倡礼仪改革，让老百姓都可以拜祖先、做宗族。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理论依据是《礼记·大传》：“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这原来是一套贵族社会的宗法理论，但程朱却把它移植到民间社会，我称之为“宗法伦理的庶民化”。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使经典可以与时俱进，不断获得新的意义。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我们的经典没人读了，我们的经史传统是否还存在呢？前几年，我们申请了一个教育部的重大课题，名称就是“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我们认为，在现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原有的传统已经断了，但在民间社会中仍有传承。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民间历史文献，找到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课题已经完成了，但是成果还没出版，因为涉及的问题太多，还要补充、修改。我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各种民间文献的编造过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究竟是谁在编造民间文献？编造了哪些民间文献？为什么编造这些文献？它们承载了哪些传统文化？这就是我们试图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