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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培俊:《兩宋國家與地方社會研究》出版(附前言)丨202106-113(總第1706期)
  发布时间: 2021-07-01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0


前言

本书的主要内容,多半围绕着两宋“帝国”(帝制国家[1])与“地方社会”这一论题展开,旁及其他一些议题,看似杂乱无章,实则尚可归纳出一定之规。我努力将这些论题纳诸“两宋帝国”和“地方社会”这两个关键词之下,尝试着做出自己的解释。我们既有印象中的“两宋帝国”,是近代以来中外学人不断共同“建构”的结果,而非全然历史文献呈现的所有,更非历史实有的“宋朝”。“她”是否应有全然一新的“面貌”,搁置(至少部分)既往历史理解的经典模式,还有待于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地方社会”的范围更显广泛,但我并没有将学术视野局限于此。读书日多,对于“两宋帝国”的认知也日益丰富,举凡“帝国”范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尤其是意识形态,无不令我迷恋而沉醉其中。但,受教于先师漆侠先生的“光学历史,学不好历史;光学宋史,学不好宋史”,我在坚守宋史研究的同时,也用心阅读了秦汉晋唐乃至明清和近代史领域内的大量研究成果,尤其对几位研究晋唐史的前辈仰慕之至。那一巨细无遗、密不透风,前后左右无不关照的研究文本,那种将每一反证都要斟酌再三的探考理路,令我向往。

最近几年来,对欧阳脩与宋朝政治领域问题的阅读和思考,促使自己更多认定:宋史研究应取法乎汉唐史研究反复斟酌文献的方法,关注文本书写及其背后隐藏的信息,史料批判,追求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般的实证,而避免大胆想象之后的各种建构。从而,颇多倾慕1990年代前日本汉学家所秉持的翔实缜密的研究取径。而有关宋史的研究,视野当然不能仅仅关注两宋320年的历史,瞻前顾后,做长时段的关注,方可有更加深入的成果。至于“地方社会”的议题,则更多取法乎明清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无论是华南学派的研究取向,还是欧美汉学界“地方史”“区域史”的思路,我在阅读和写作中,常常警示自己不惑于“整体史”“碎片化”的方法论陷阱,且一定要在尊重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更多追问“为什么”。譬如,某一议题的论断,会不会有正好“反向”的认知?能不能立足于基本文献而大胆怀疑既有的论断?而不是满足于全然接受前辈的结论。窃以为,正如已故著名史家严耕望先生所说“两宋时代的材料情况最为适中”,“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脚的园地”。[2]但是,恰恰由于历史文献的相对丰富,两宋史的研究,既不允许学者类如汉唐史那样驰骋其想象力,写出富含诗性艺术性的文本,也因而遮蔽了不少学人的眼光,譬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无意识地被丰富的历史文献所牵引,或受惑于宋人的言论而被宋人牵着鼻子走,未能跳出宋人的视野而研究宋史;或受蔽于元朝人、明清时人的“宋史观”,理所当然地认定元明清时代的“历史资料”及其既定结论,就是“宋朝”的历史,而毫无怀疑。宋人在党争和政治高压背景下、处江湖之远时“公开文本”和“潜隐剧本”的“隐微修辞”,颇含“弱者的武器”和“被统治的艺术”的表达策略,其间隐含的历史实相,值得大力发掘,或可在某些议题中重现私文本视域下的“新宋史”。

至于“评骘”部分的文字,我也曾拟另外编为一册,俾广流传。而今既拟作别昨日之我,也就不顾体例(大多距“学术研究”甚远,充其量只是浅层次叙事、码码字练练笔头而已),一同纳诸这本书中,且来“献丑”。这些佛头着粪般的文字,其实评骘无论毁誉,均无动精金美玉之清辉。有关撰写书评文字的想法,请参阅本书最后的跋语。

冠名于一人之下的这部书,亦是教学相长的产物,我无意剥夺当初合作者的署名权,但所有错误均由我承担。当然,自己之前关注的议题,大多并非一时之心血来潮,更多的议题不曾穷追至其极致,故浅尝辄止者多,但未来有些议题还会继续扩展深入。

历史文献的引用,尽量使用善本和精校本,但并未完全统一,因某些整理本并不能取信于我;极少量精校本的标点,我也有断以己意者,幸博雅大家教之。

之所以不揣浅陋,今日付梓这部杂乱之章:除宋朝乡村职役研究之外的大多数文字,无他,只是想向师友们汇报一下过去多年来都做了一些什么。换言之,集中旧作,聊供师友品评、批判尔。当然,随着近年来不断阅读思考,尤其是有关欧阳脩的研究,反复阅读文献的结果,使自己陷入“解构”与“重构”、文史混杂的“迷途”,焦虑困顿,难以自拔,也想趁此暂别昨日之我。


2020119


注释

[1]学者或纠葛于现在的概念与认知,其实对于历史上固有的名词和概念,回到历史本身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葛兆光认为:在历史上,传统中国的国家、疆域、族群、制度,并不像现代“概念”那么明确和简单,用现代国家定义去反推历史中国,用现代国际准则去理解古代中国的国际秩序,用现代简单明确的概念去理解丰富复杂的历史,当然都不免圆枘方凿。参阅葛兆光:《名实之间——有关“汉化”、“殖民”与“帝国”的争论》,《复旦学报》2016年第6期。另请参阅[]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读书》2014年第1期。曹新宇、黄兴涛:《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刘文明:《“帝国”概念在西方和中国:历史渊源和当代争鸣》,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1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7页,等等。

[2]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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