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的主要内容，多半围绕着两宋“帝国”（帝制国家[1]）与“地方社会”这一论题展开，旁及其他一些议题，看似杂乱无章，实则尚可归纳出一定之规。我努力将这些论题纳诸“两宋帝国”和“地方社会”这两个关键词之下，尝试着做出自己的解释。我们既有印象中的“两宋帝国”，是近代以来中外学人不断共同“建构”的结果，而非全然历史文献呈现的所有，更非历史实有的“宋朝”。“她”是否应有全然一新的“面貌”，搁置（至少部分）既往历史理解的经典模式，还有待于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地方社会”的范围更显广泛，但我并没有将学术视野局限于此。读书日多，对于“两宋帝国”的认知也日益丰富，举凡“帝国”范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尤其是意识形态，无不令我迷恋而沉醉其中。但，受教于先师漆侠先生的“光学历史，学不好历史；光学宋史，学不好宋史”，我在坚守宋史研究的同时，也用心阅读了秦汉晋唐乃至明清和近代史领域内的大量研究成果，尤其对几位研究晋唐史的前辈仰慕之至。那一巨细无遗、密不透风，前后左右无不关照的研究文本，那种将每一反证都要斟酌再三的探考理路，令我向往。
最近几年来，对欧阳脩与宋朝政治领域问题的阅读和思考，促使自己更多认定：宋史研究应取法乎汉唐史研究反复斟酌文献的方法，关注文本书写及其背后隐藏的信息，史料批判，追求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般的实证，而避免大胆想象之后的各种建构。从而，颇多倾慕1990年代前日本汉学家所秉持的翔实缜密的研究取径。而有关宋史的研究，视野当然不能仅仅关注两宋320年的历史，瞻前顾后，做长时段的关注，方可有更加深入的成果。至于“地方社会”的议题，则更多取法乎明清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无论是华南学派的研究取向，还是欧美汉学界“地方史”“区域史”的思路，我在阅读和写作中，常常警示自己不惑于“整体史”“碎片化”的方法论陷阱，且一定要在尊重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更多追问“为什么”。譬如，某一议题的论断，会不会有正好“反向”的认知？能不能立足于基本文献而大胆怀疑既有的论断？而不是满足于全然接受前辈的结论。窃以为，正如已故著名史家严耕望先生所说“两宋时代的材料情况最为适中”，“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脚的园地”。[2]但是，恰恰由于历史文献的相对丰富，两宋史的研究，既不允许学者类如汉唐史那样驰骋其想象力，写出富含诗性艺术性的文本，也因而遮蔽了不少学人的眼光，譬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无意识地被丰富的历史文献所牵引，或受惑于宋人的言论而被宋人牵着鼻子走，未能跳出宋人的视野而研究宋史；或受蔽于元朝人、明清时人的“宋史观”，理所当然地认定元明清时代的“历史资料”及其既定结论，就是“宋朝”的历史，而毫无怀疑。宋人在党争和政治高压背景下、处江湖之远时“公开文本”和“潜隐剧本”的“隐微修辞”，颇含“弱者的武器”和“被统治的艺术”的表达策略，其间隐含的历史实相，值得大力发掘，或可在某些议题中重现私文本视域下的“新宋史”。
至于“评骘”部分的文字，我也曾拟另外编为一册，俾广流传。而今既拟作别昨日之我，也就不顾体例（大多距“学术研究”甚远，充其量只是浅层次叙事、码码字练练笔头而已），一同纳诸这本书中，且来“献丑”。这些佛头着粪般的文字，其实评骘无论毁誉，均无动精金美玉之清辉。有关撰写书评文字的想法，请参阅本书最后的跋语。
冠名于一人之下的这部书，亦是教学相长的产物，我无意剥夺当初合作者的署名权，但所有错误均由我承担。当然，自己之前关注的议题，大多并非一时之心血来潮，更多的议题不曾穷追至其极致，故浅尝辄止者多，但未来有些议题还会继续扩展深入。
历史文献的引用，尽量使用善本和精校本，但并未完全统一，因某些整理本并不能取信于我；极少量精校本的标点，我也有断以己意者，幸博雅大家教之。
之所以不揣浅陋，今日付梓这部杂乱之章：除宋朝乡村职役研究之外的大多数文字，无他，只是想向师友们汇报一下过去多年来都做了一些什么。换言之，集中旧作，聊供师友品评、批判尔。当然，随着近年来不断阅读思考，尤其是有关欧阳脩的研究，反复阅读文献的结果，使自己陷入“解构”与“重构”、文史混杂的“迷途”，焦虑困顿，难以自拔，也想趁此暂别昨日之我。
2020年11月9日
注释
[1]学者或纠葛于现在的概念与认知，其实对于历史上固有的名词和概念，回到历史本身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葛兆光认为：在历史上，传统中国的国家、疆域、族群、制度，并不像现代“概念”那么明确和简单，用现代国家定义去反推历史中国，用现代国际准则去理解古代中国的国际秩序，用现代简单明确的概念去理解丰富复杂的历史，当然都不免圆枘方凿。参阅葛兆光：《名实之间——有关“汉化”、“殖民”与“帝国”的争论》，《复旦学报》2016年第6期。另请参阅[美]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读书》2014年第1期。曹新宇、黄兴涛：《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刘文明：《“帝国”概念在西方和中国：历史渊源和当代争鸣》，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1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7页，等等。
[2]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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