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难忘的日子
为祝贺文研院成立五周年而作
邢义田
记不起2018年秋冬自己在北京曾留下了什么，但不能忘：曾带走满眼的金黄和满怀成长的喜悦。
从一个时序不明的地方来到四季分明的北京，对北大校园内银杏的印象特别深刻。2018年9月2日到北大文研院。随后的两个月内，眼见校园内成排成排挺拔高耸的银杏，一日一日由绿翻黄。随风揺曳的黄叶，被北京特有的阳光镶成自在跳动的碎金子，闪烁满天。每回走在银杏大道上，总不顾人车，贪婪仰望树梢，让片片金黄了无阻挡地塞满双眼。这景致，怎舍得不整片带走？印象更深的是短短四个月，就在文研院小小的院落里，也在院落外，领略了问学的甜美和成长的喜悦。
到文研院之前，文研院已大致预告了大小活动，我明白和以前走访其他学术单位应该有些不同。但暗想：不至有大不同吧？宾主迎送，采风观景，加点开会、演讲或座谈，走走形式，也就功德圆满。唉！错了，错了，大错特错。到北京头一天下午，走进文研院，参加欢迎会，看到走廊上一张张精美的海报，预告着未来的活动，铺天盖地。天啊！这里是玩真的。
欢迎会上见到本期及前期访问学者约二三十人，有些是前辈长者，有些是同行老友，有些早已慕名，更多的是中外各行各道的新面孔。个个字号响亮，惊觉，该是场武林大会吧？身怀绝技的众高手，今后少不得要一一亮招。心下定计，机会难得，四个月好好学习，当个新兵。
“老马当新兵，边学边长大”。这是我总结文研院访问经验的十个字。边学边长大，绝非虚言客套。文研院在小院内外为学员精心准备了“大、小灶”。我不舍大小，一气通吃，真是收获满满，如今反不知该说哪一顿大餐或小吃。姑且从几场令我心神激动，无以忘怀的演讲说起。
1. 启我心智的”大灶”
1.1. 制度史视角中的酒爵酒尊——周代爵制的可视化形态
阎步克老师是认识已久的老同行。已记不清是哪一年，他到史语所访问，即曾听他演讲并私下讨教。印象中他烟瘾不小，聊天时一支接一支，一度有点担心。这一回到北京，见他清癯如故，精神却好，证明吸烟和健康似乎没有多大关系，放下久久放不下的一块石头。林语堂也好吸烟，烟斗时刻在手，曾大赞淡巴菰为烟丝披里纯。不管阎老师这些年还吸不吸，我读阎老师一本接一本的大书，发现烟丝披里纯几乎弥漫书中每一页，可证林说确实不假。
到访约两星期后，有幸聆听阎老师在二体报告厅讲“制度史视角中的酒爵酒尊——周代爵制的可视化形态”，再度感受到他烟丝披里纯的威力。商周酒爵、酒尊出土很多，我也看过不少。无数人研究它们的器形、制作方式、纹饰、铭文、铭文透露的史实和断代；除此，自忖：还有啥可研究？大神今晚不知葫芦里要卖什么药？慢悠悠晃到报告厅，只见厅里厅外万头攒动，若不是主办方安排师长特别座，我应坐到隔壁厅看现场直播了。
阎老师上得台来，劈头点明题旨：爵是饮酒器的通称，又是古代品位序列之名；尊是盛酒器的通称，却也用于身份，与“卑”相对。爵、尊作为身份之辞，乃“原生态”爵制遗留的胎记，和礼制息息相关。经此一语点醒，知道今晚不会虚度。果然，随着阎老师精心制作的投影片，抽丝剥茧，层层推进，一幅幅饮酒礼场中排列的酒尊和爵仿佛活了过来，场中人物的宾主关系和身份尊卑也清楚了。他扎扎实实、精雕细琢地还原了历史上这些礼器的使用现场，还不时比对古今，引申出许多令人会心微笑的当代场景。
听后心情激动，尘封已久的一些念头似乎瞬间被激活。顾不得规矩，现场高声请邓院长允许我改变演讲题目。礼制和可视化的“物”，不正是我曾关注、没有继续而几乎遗忘的问题吗？身在北京，材料不在手边，没考虑就要改题，如今想来，可真冲动。后来在没有一字文稿的情况下，谈了谈汉代的印绶与鞶囊。访问结束回台湾，承王瑞先生辛苦整理出演讲逐字稿，我据以增订修补，凑成一篇稍稍成形的东西。如果不是听阎老师这一场演讲，受到启发，激活记忆，这篇小文必然生不出来。
2018年9月27日，邢义田教授在阎步克教授主讲的“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系列讲座第一讲“制度史视角中的酒爵酒尊——周代爵制的可视化形态”上发言。
1.2. 论非正式制度——中国官僚体制研究的启示
也在二体报告厅，也由文研院主办，另一场震聋启聩的演讲是社会学家周雪光老师的“论非正式制度——中国官僚体制研究的启示”。这场演讲举行时已是金黄洒满校园的十一月了。
以前稍稍注意过历史上的官僚制，据公文套语“如故事”和“便宜从事”讨论汉代行政里的经常与权变，但不曾注意在正式的官僚制度之外还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周老师以西方社会学理论和田野调查案例为据，从组织学的角度，提炼出极有解释力的分析概念，条理清晰地剖析了近几十年中国体制下治理模式中的关键现象。
他提到所谓的非正式制度和一般常说的潜规则有些部分重迭，但强调非正式制度特指政府的官员在日常工作中，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性，例如层层加码、变通和共谋等等，发挥着调节刚性制度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不应全然抹煞。最后归结到新时代需要新的治理模式。言外似有余意，没有再说下去而已。
不久前收到文研院出版的《多面的制度——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得以重温周老师的演讲，学习到更多，也思考了更多。重温之下，不禁注意到周老师曾将中国官僚组织中弥漫的非正式运作归之于“组织的儒家化”。又说儒家化是指“按照社会期待和文化角色塑造的人际关系和行为定式”，可是对所谓儒家化的“社会期待”“文化角色塑造的人际关系”和“行为定式”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唯见将“组织的儒家化”和“理性组织的规章制度及目标”对立起来，说二者常会发生矛盾、摩擦。
不得不说，这和我所认识传统中国的“儒家”或“儒家化”有相当的距离。内心好奇：今天中国官僚体制中所谓的非正式制度还有多少或哪些部分，和儒家有关？周老师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的自序里曾说：
面对辽阔国土上多元的文化和民众，官僚组织制度——可以说，任何组织制度形式——无法单独地有效实施一统体制的权力，实现其所承担的责任，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一统体制的维系需要其他相应的治理机制来渗透和连接这一体制所覆盖的各个层次和不同角落，而认同和顺从中央权威的观念制度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机制。在中国历史上，儒教文化曾长期地扮演了这一角色；文官选拔的科举制度使得大小官吏经历了礼教经典的“专业化”过程，从而获得有关行为规则和角色期待的共享知识。千万小农在儒家文化中君臣父子的礼教等级观念的润滑整合下耕作生活，维系了一统体制的观念制。…在当代中国，国家依靠马列主义统一执政党内部的观念，曾有效地替代了儒家文化观念制度的维系功能。……毛泽东时代对儒家文化的颠覆以及“文革”中造反等级秩序的经历，对传统的一统观念和政治教化打击重大。
儒家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是无条件，确曾扮演认同和顺从中央权威这样一个观念机制，无人能反对。但我不免好奇：既然如今的执政党掌握了国家机器，以马列主义“有效地”替代了儒家文化，那么当今官僚组织中弥漫的“非正式运作”应当归之于儒家和儒家化吗？
来自天外，我也想问：中国今天一般的“社会期待和文化角色塑造的人际关系”与所谓的儒家又有多少关系？如果非正式制度是指“来自非正式的互动或其他社会领域，如校友、老乡及亲友关系等，与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中的情感、身份和期望交织一体”，周老师大作提到的田野调察案例（例如村村通，计划生育和环保等）也明确反映出上下左右官僚间的精密计算。总之，从他的当代个案和分析中，清晰看见人际关系以利益最大化为前提，是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相互支持的理性计算，见不到什么“君臣父子的礼教等级观念”，也闻不出一丝“以人为本”的儒家气息。
无论如何，听演讲又看书，注意到社会学家擅长打造奥康之刀，以简驭繁。佩服之余，不禁深深反思：历史学家经常自省，也被要求，多多借用其他学科的刀；可用的刀很多，该选啥？选用这样那样的奥康之刀，会不会带来了一些认识上别样的问题？或者我们在慎选之余，也该回头看一眼那把“全面占有材料”和“深入辨析材料”的祖传老柴刀？回头一看，身旁的柴刀确实有些待打磨的斑驳锈痕，握在手上，感觉却依旧扎实可靠。起伏的心稍稍平静下来……
2. 开放激荡的“小灶”
以上这种加惠众生的公开演讲，我戏称为“大灶”。文研院还特地准备了主要由来访学者参加的内部讨论会。几乎每周一次，不贴海报，应算是不公开、特别滋补的小灶吧。来访学者十来人自择题目，轮流说说自己的研究。这通常由一顿美妙的午餐揭开序幕，接着一下午你一言我一语，海阔天空，自由发言，无暇瞌睡。会议室小而精致，气氛温馨，饮料之外甚至有水果点心。每一场我都不想缺席，生怕漏学一招半式，也怕错过可口的点心。
这一期中外学员个个武功非凡，招式令人惊叹。郭永秉讲《史记》，反驳程苏东的文本解构，薛龙春讲明清尺牍，不赞成高居瀚自赞助人角度解释明清文人间的书画交往，又讲黄易的收藏和访碑活动如何经典化。赖建诚一位经济学家，讲欧洲十三世纪长弓和强弩背后的经济学，大大出人意料。周颖娓娓道出英国文学、文学家和鸦片的幽暗关联，罗丰说奥兹冰人死前七十二小时的情景复原……都赢来无数掌声和讨论。
2018年9月3日，文研院第五期邀访学者及全体工作人员在文研院门前合影。
可能因为出于个人的关怀，两位社会学家和一位走进田野的历史学家——伊莎贝（Isabelle Thireau）、陈映芳和鲁西奇特别打动我的心弦。她/他们开的小灶使我第一次踫触到当今中国的城市与乡村。
中文极佳的伊莎贝老师深入天津小区做社会学调查，和练功的大妈大叔水乳交融，获得很多外人难知、广场内外表里的消息。社会学家确实有一套，知道该问什么，又如何依一定的学理，作出系统的解释。以前我以为广场舞不过就是都市人的休闲和健身活动，一经系统深入，才明白原来背后深具小区文化、人际来往，甚至经济和政治上的意义。听完一想：台湾各小区清晨和傍晚也有几乎完全类似的广场活动，一样的大妈大叔，踩着几乎相同的音乐，练功起舞。不知有没有人去调查和研究？看似相同，也有不同吗？我的好奇心被激了起来。
来自厦门大学、如今回到武汉大学的鲁西奇老师，我慕名已久，不曾见面，读过他若干论文，没读过他的书。这回鲁老师为大家讲他准备出版，通论秦汉到明清乡村的一本大书。除了利用传世和出土文献，另有十七个田野调查个案。鲁老师结合历史地理学和社会调查之长，细微深入观察，又以极深的功夫扣紧文献，太令我惊艳。也令我这个号称关注古代基层社会的，暗喊一声惭愧：不曾走入乡村一步，缺乏对中国乡村的纵深了解，竟然敢谈基层社会？太不接地气了吧？鲁老师的书无疑是我今后进一步追索的指南。
后来在私下闲聊中，鲁老师说起他在各地乡村考察之所见。令我动容的不仅是他的田调，而是他流露对弱势的同情和曾为协助村人而付出的努力。“科学的”社会学调查往往讲究价值中立，站在客位，冷眼旁观。调查完，走人，写报告。出生东海海边，与船民为伍，晒足日头的鲁老师，显然融入被考察的主体，关怀主体的生死祸福和命运。从他身上，我感觉到“人”的温度，“人”才是鲁老师的核心关怀，儒家价值在他身上并没死去。
来自上海交大的陈映芳老师为大家谈她调查上海知青自新疆返乡的遭遇以及今天大陆的家庭问题。陈老师提到当年上海的住房困难，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和返乡青年因住房、婚姻、入学、工作种种问题而遭家人拒绝的惨况，无一不是闻所未闻，令我心惊的故事。在我的认知里，中华大地上的家和家族一直是传统社会最能温暖家人、族人和最稳固的社会堡垒，在传统“家-国-天下”的一元化结构下，几乎是一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伦理的原点和纽带。
从许多报道、小说和电影，我略知去家庭化政策下的人民公社、生产生活集体化和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父母子女划清界线等等，使去家庭化运动走向高峰。但当陈老师说她自己从小父母外出工作，是独守空屋的“钥匙儿”，亲耳听到活生生的故事，比千百部电影和小说都感震撼。这一代孩子心中的家是什么？父母兄弟姐妹又是什么？对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显然十分苍白。我曾担心台湾的家庭危机，相比之下，实在不算危机。当天在座还有校内外好些社会学家，和陈老师同感。那夜我久久不能成眠。
最近读到陈老师的新书《秩序与混沌——转型中国的“社会奇迹”》，还来不及看完。但看到第三章谈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家庭化，第四章分析社会流动、个体化背景下的家庭危机、中国社会里个体-家庭关系的演变、家庭策略、代际和婚姻关系等等，都深化和扩大了我对陈老师谈知青返城运动相关问题的了解，也看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转型期间，家如何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双重努力中恢复。
要了解当代社会中的一个家真不容易。更何况调查者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能调查和不能调查什么？又能直言和须忌讳多少？都不是我这个只管探问千百年前家和家族的人所能想象。回到今天，我仍旧关心在转型后，当今家庭追随的理想模型。当今的模型仍是自上而下，以国家利益优先为原则？还是自下而上，以家庭成员或个人的认知和选择为优先？90、00后的新生一代又如何想象个人，以及个人和家、国的关系？创造营“想输”的利路修，散发很多人眼中的负能量，为何反而能“圈粉”万千少年男女而无法如愿“下班”？“躺平主义”又意味着什么？从长久的混沌走向理想中的秩序，绝非一日可成。过程中个人和家庭的声音可以传达吗？又有多少被听见或被消音？有无大致的社会共识？社会共识有几成，能变为国家政策？我这个“问题”新兵，不停叩问。陈老师，您辛苦了。
3. 老友私下的“小小灶”
和访问学者间的私下闲聊，姑且名之为“小小灶”。王炳华、李开元和罗丰都是相识已久的前辈或老朋友，这回齐聚，聊天没完。王老师夫妇和我及内人同住中关新园，每天必然共进早餐，赖建诚夫妇同住时，就更热闹，话题更多元了。饭后每每和王老师一同到文研院，中午有时也共进午餐。王老师是带领我认识西域考古和今日新疆的导师。几十年来获益无数。王老师人缘广，活动多。这回我利用聊天，好好恶补对新疆考古的知识以及考古背后的故事。我劝王老师写本回忆录，为一个大时代的边疆留下见证。后来很高兴听说文研院已为他作了录像、录音访问，但短短几次的访问远远容不下新疆五十年啊。
罗丰老师二十几年前曾到史语所访问，因而有缘结识。我应邀去了几次银川，随罗老师走访遗址无数，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他人实诚豪爽，见识敏锐丰富，语言诙谐机智，无书不读，读而不忘，成为我丝路考古知识的另一位领路人。万万没想到，在小灶讨论会上，我讲古代的伏几案而书，罗老师随口提到宋代某人某著作中有段什么相关记载，后来一查，竟然一字不差。我知罗老师酷爱书法，对书法甚有见解，在文研院又见他即席挥毫，铁划银钩，好生羡慕。我将习书的北大藏《老子》简篇送给文研院，他看后劝我习书要从大字始。罗老师，小子不敏，但听懂了。今后好好临碑。
到文研院作客前不久，罗老师刚在《唐研究》发表数万言的《圣教序》研究，另一本有关《圣教序》的完整大书正在出版中。我曾有幸稍阅书稿，心知必然洛阳纸贵，轰动万教，衷心祝福早日出版。罗老师在访问文研院之后，转换了工作单位。本打算利用转换空档，再访史语所，不意大疫随起，一切为之停摆。
李开元老师是同行老友，相熟十几二十年。原以为他客居日本，没想到在北京相遇。真高兴这回竟然能和他同游内蒙，一路享受这位老成都龙门阵式的幽默。当年读他的汉初功臣受益集团，惊为一代开山之作。此书寓意深长，不仅可以窥汉初，更可以观后代。
李老师效法其师田余庆，成为新一代观察细腻的历史侦探。文笔又绝佳，擅长带领读者进入犯案现场，抽丝剥茧，拿住真凶。李老师曾走了一遍司马迁当年游历过的地方，又曾探访刘邦和项羽大战的古战场。令我这个不接地气的秦汉史学徒，羡慕不已。果不其然，重现历史现场，破案无数的《秦谜》《秦崩》和《楚亡》，本本大卖，转瞬成为畅销书。
从台北到北京，每次海聊，李老师总劝我走出象牙塔，为众人写历史。哈哈，我怎不想？老哥啊，我有您一半文采，早就带枪投靠啦！网上人称李老师为“福尔摩斯·李”。福尔摩斯的新书《汉兴》正出版中。小弟藉此一角，遥遥恭贺并祝福。
2018年10月，文研院内蒙文物史地考察期间，部分学者在包头麻池古城遗址。右起依次为邢义田、李开元、罗丰、胡甲鸣、李孝聪。
4. 丰收中的丰收——内蒙古与故宫之行
文研院精心安排这一期的访问学人先后到内蒙古和故宫考察参观。必须说，对我个人而言，如果没有这两次走出校园，我近两年将一事无成。以下容我先简单汇报，表达个人对文研院由衷的感谢。
内蒙古考察前的10月18日，文研院先请来内蒙古博物馆的馆长陈永志和内蒙古考古所的副所长张文平先生，为我们作行前教育和行程规划。10月24日考察团出发到呼和浩特，由此沿阴山南麓西行，一路过包头到磴口。这是我第一次亲见阴山和沿山的古城和障塞遗址。我贪婪地用手机和GPS仪作了全程纪录。文研院更请专人以空拍机随行纪录一切。此行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瞧见明明存在，却从我眼底走失，阴山南北那几道仍然绵延挺立的古长城。
2018年底回台湾后，花了整整两年，利用考察所见和内蒙古考古所所赠《内蒙古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以谷歌地球为工具，在万里黄沙和起伏的山峦中点滴摸索，先后写了四篇和汉武帝南北外长城以及阳山长城的文章，初步建立包括内外蒙古外长城以及阳山长城全线的经纬度数据。其中三篇已于去年发表在史语所《古今论衡》上，最后一篇也正由《古今论衡》编排中。用谷歌地球“遥观”，必多错误和遗漏，须要今后的实地发掘、验证和补充。但也惊喜发现若干前贤遗漏的遗址，对今后的定点发掘或许有点帮助。这必须感谢内蒙学者和文研院共同创造的机会和无私的协助。
汉代画像石是我研究的另一大重点。这二三十年跑了不少地方，总希望一睹原石真面目。奈何有些精品始终只见到图录，不知原石的下落。文研院12月5日安排大家上故宫参观，由王睿老师热心向导参观雕刻馆。意外发现那么多精品竟然藏在深宫大院之内，真是喜出望外。其中最令我兴奋的是傅惜华《汉代画象全集》（初编）曾著录的两方山东画像石，其一为周公辅成王图，另一为墓主图，图上人物腰间都有十分清晰的绶带，后者縌、绶之间甚至有玉环。原石雕刻的线条比已刊布的拓本清晰很多。我少不得一阵拍照。这正好可以补充我在文研院所讲的绶带与鞶囊。经过补充，小文发表在文研院主编出版的《多面的制度——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和稍后联经出版的《今尘集》。
2018年12月，文研院第五期邀访学者参访故宫博物馆及研究院期间，邢义田先生与其他学者一同观看汉画像石。左起依次为刘成国、鲁西奇、邢义田、郭永秉。
5. 一点献礼
近两年只写了这几篇文章，无一不因文研院而成事。因缘如此，能不记上一笔？最后谨借区区小文为献礼，敬贺文研院五年有成。相信文研院在邓小南、渠敬东先生等领导和一群最优秀工作伙伴的努力下，必然会更上层楼，成为中外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最佳、最自由的交流平台，为世界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2021年5月25日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布，原載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長路”欄目，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