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帆船为主的航海时代，风是一把双刃剑，风信是航海之力，风涛则是航海之患。因此，帆船在险恶的西北太平洋上航行，如同在刀尖上起舞。本书以明清时期厦门湾为中心，以泉州府、漳州府和台湾府为研究区域，围绕着同一个海洋地理剖面，即海岸带—海峡—岛屿—远洋，分十个案例，探讨季风、热带气旋控制下闽南民众的海上生活。

作者简介

李智君，复旦大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著有《关山迢递：河陇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在《中国史研究》《学术月刊》《历史地理》《清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复旦学报》《厦门大学学报》《人文地理》《海洋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曾获省、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六项，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二项，省教学成果奖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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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以往的学者们把学术的主要关注点，基本上是放在中国本土的地域之内，对于中国本土之外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与社会地理的联系，则较少涉及，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有比较突出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李智君教授的《风下之海——明清中国闽南海洋地理研究》一书，显然又是一部弥补这些学术缺憾的重要著作。

作为一名历史地理学家，李智君教授对于福建南部地区及台湾地区的考察，虽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但是他的学术思维，始终没有脱离长时段的历史地理学考察。在这部书里，我们不难领悟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属性，闽南地区与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正充分地印证了这一永恒的历史命题。当然，历史的发展是由诸多的因素所促成的，李智君教授在充分考察了这一区域的社会历史变迁之后，还进一步敏锐地指出：纵观明清时期中国闽南人类与海洋的关系史，可以看出，海洋环境作为人类生活的舞台，随着全球环境的变化，其各个要素，或有程度不等的变化，但不是影响人类行为的主导因素。因为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适应能力，即便是在传统时代，也并不弱。与之相对照，人类社会本身，尤其是国家行为，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要远大于海洋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中国的海疆和西北边疆一样，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涨落，基本上是随着国家对边疆经略的重视程度，以及国力的盛衰而涨落。这种论述，又大大超越了历史地理学本身的范畴，使得学术研究的要义，凸显得更为广阔与精彩。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委员陈支平教授

图书目录

序

前言

第一章内向化的文化与外向化的经济——中国闽南民众的“海陆异用”

第二章小冰期福建省寒冷期的气候与生态变化

第三章天地之气交逆——明清时期的风信理论与航海避风

第四章明代漳州府“南门桥杀人”的地学真相与“先儒尝言”——基于明代九龙江口洪灾的认知史考察

第五章  近500年来九龙江口的环境演变及其民众与海争田

第六章  海洋政治地理区位与清政府对澎湖厅的经略——以风灾的政府救助为中心

第七章  清代战时台湾兵力的大陆补给与跨海投送——以乾隆朝平定林爽文战争为例

第八章  两岸一体防范——台湾战争时期清政府对海峡西岸移民社会的控制

第九章  无远弗届与生番地界——清代台湾外国漂流民的政府救助与海洋国土理念的转变

第十章  此岸与彼岸之间——由《遐迩贯珍》看19世纪中叶中国民众的海上生活

主要征引文献

后记

精彩试读

闽南是中国影响深远的文化地理区域之一，然而何谓闽南，却鲜有清晰的概念界定和特征诠释。本书研究证明，从唐宋至明清，闽南一词，是福建省的代名词，直至晚清才作为泉漳两府的文化地理名称，被广泛使用。介于海陆之间的闽南，有别于其它文化地理区域的显著特征有二，其一是闽南历史文化的内向化。所谓文化的内向化，指闽越之地被纳入中原王朝教化之区，闽越原住民文化被中原汉文化逐渐取代之后，闽南民众有一种强烈的脱蛮意识和心向中原的文化认同心理。其二是闽南经济的外向化。外向化，是指宋元明清时期，闽南沿海民众为了生存，以海为田，依托国际市场，通过进出口贸易发展经济的趋向，即“生计必藉于贩洋”。纵观中国东南沿海，历史上兼有这两个特征的地域，唯有闽南，这从闽南语在全球分布之广泛，可见一斑。本书将其归纳为闽南人的海陆异用。

在前科学时代，中国航海者拥有什么样的风信知识和避风措施，是一个事关航海者能走多远的大问题。尽管明清时期，西方的“三际”理论已经被传教士带到中国，但传统士人的知识系统中，飓风仍是天地之气交逆的结果。屈大均还敏锐的观察到了飓风与太阳辐射之间的关系。古人通过长期的观察，已经基本掌握了飓风活动的各种现象和规律，譬如飓风的分类、飓风预报、天气过程、季节变化、空间分布等等。飓风预报的各种现象，几乎都可以用现代气象学来解释，而且大多数符合事实。海上航行避风，涉及的项目不外乎空间、时间、船舶和操舟者四个方面。空间上，明清的大部分时间从厦门湾出发的航线，主要是贴近旧大陆的近岸航线，因此，航海者在航线上每隔一段距离，就会设立一个避风澳，一旦遭遇大风，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入澳避风和樵汲。时间上，主要从一年之内的不同季节和一月之内的暴日分布两个方面着手，选择最佳的出航时间，避开大风天。福船的抗风技术，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已基本成熟。至清代，政府为了防止民众私自出洋，严格控制船舶的规模和造船技术。可见，操舟者能力如何，既受气象气候学发展水平的制约，也受造船技术水平的羁绊，而此二者发展水平如何，完全取决于操舟者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在一个政府钳制海洋贸易意识和船舶技术的国度，民众是没有机会探索新世界，发现新大陆的。

在重建了明代九龙江洪灾的发生过程后，我发现九龙江的洪水“杀人之祸”，是气候、区域地貌、天文大潮、台风风暴潮和水系时空分布等因素耦合的结果，与漳州府城南门桥改建无关。然而，当“本土圣人”，即朱熹的弟子陈淳质疑了南门桥选址的合理性之后，形成于南宋的南门桥杀人之说，就被其巨大的影响力所绑架，成为定论，以至于明清方志都对其百般回护。就漳州南门桥梁而言，方志文本如此“迷信”陈淳的言论，不愿意深入探究洪水杀人的地学真相，充其量是蒙蔽那些不明真相的读书人而已，不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因为南门桥本非罪魁祸首。然而，一旦这样的“迷信”成为知识分子的主流价值观，会从精神层面扼杀民众追求科学真理的愿望。这与以探索自然真相为目的的现代地学精神完全相悖，也制约了现代地学在传统中国的萌芽和发展。可见，任何形式的宗教都会阻碍人们追求真理。

漳州府城图

19世纪中叶,海洋是一个权力的“公共地”,沿海地区则是一个典型的“边际地带”。此岸,清政府及其地方代表——士绅,在边际地带的控制力有大有小,从而导致洋人和地方会党在通商口岸的势力各不相同，因此，不同权力之间角逐所造成的民众移民海外的内推力也就有大有小。在公共地海洋上，有限的秩序来自口岸城市权力的辐射。辐射区之外,移民的命运就由海盗、奸商、台风等来决定了。彼岸,又是一个边际地带,不同的是踏上彼岸的中国民众变成了客居者。作为中国公民,国家这把伞,不再为他们遮风挡雨。

对这样一个艰难历程,发行于1853年8月至1856年5月的《遐迩贯珍》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本文把《遐迩贯珍》的每月新闻信息——“近日杂报”,连缀成一个空间过程和历史事件,即中国民众的海上生活。中国民众海上生活之所以艰难,原因在于,首先从国家制度来看,海外华人被清政府视为弃民,自然对其“无可悯惜”。其次,客居华人所采用的基层社会组织——会馆,与西方市民法制社会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制度性冲突。再次,客居的中国民众,因性别比例失衡,不仅自己无法在海外落地生根,还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使华洋之间严重对立。长期存在的西方种族主义和中西宗教差异,进一步激化了华洋之间的冲突。这种隔阂与冲突,最终导致中国民众没有在大洋彼岸获得相应的生存空间和话语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