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7日，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41讲——“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相关概念”在经济学院302会议室举办。与此同时讲座也采取线上同步直播的形式，吸引了320余人线上参与。此次讲座是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所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陈锋教授担任主讲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系主任周建波教授担任主持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倪玉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教授、《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副院长何平担任评论人。
陈锋教授演讲中
陈锋教授首先从“经济史”这一较大的概念进行介绍。对于何为经济史这一问题，目前有两派观点存在：赵德馨先生认为经济史“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李伯重先生偏向于认为经济史属于历史学，吴承明先生也持此观点。陈教授认为，经济史有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属性，但本质上不属于经济学，而属于历史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只是研究经济史的一种方法。
对经济史的不同界定，以及经济史的研究实践，会导致不同研究方法的偏重以及理论运用、史料运用和经济史学研究成果的衡量。由于经济史学科的边缘、交叉性质，经济史学者的出身、经历、学养不同，研究方法互异，导致中国经济史学界中有的偏重于理论、偏重于经济学，有的偏重于实证、偏重于历史学。陈教授考察了十位老一辈经济史学者的出身、经历。在这十位先生中，真正出身于历史学的只有3位，出身于经济学（包括财政学）的学者有7位，但他们理论与实证兼具，并没有因为经济学、财政学的出身，而忽视经济史的实证研究。陈教授认为这其中有三个原因：一是经济学的出身，并不能改变经济史的历史学特征，一旦研究经济史，必须遵循历史学的研究规律；二是尽量还原历史，把经济史实缕述清楚，实证是主要的手段；三是老一辈著名的经济史学者，大都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过，直接参与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不久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的创办，与现代经济史学的建立有密切的关联。
陈教授指出，《史记》中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经济发展史的专论，有关财政经济、社会经济的记述已经相当全面。班固的《汉书》在《史记·平准书》的基础上创立了《食货志》。《汉书·食货志》以后，各史中列有《食货志》的有13种，已经构成较为完整的经济史资料系列。所以，他同意李根蟠先生的说法，即是说中国不但很早就出现关于经济史的记述，而且形成了延绵不断的传统。中国的经济史发展不断成熟，且有着独特的传统，所以不能拿西方的经济史来硬套中国的经济史发展。并且，上述经济史文献，不能单纯地看作是经济史资料，其中也有很多重要的识见。
他认为，李剑农、梁方仲、汤象龙、严中平、李文治、傅衣凌、彭雨新、李埏、吴承明、王敬虞等老一辈学者，在学养上兼具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功底，在方法论上坚持历史的考证之学、经济之史实，大多亲自考述，既不假手他人，也不轻易“拿来”，所以，他们的论著，即使理论色彩浓厚，也有史有据，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他希望研究经济史的历史学出身的学者，不要在意“碎片化”的讥讽，保持优良的传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多学习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出身的学者，要多学习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像老一辈学者那样，多一些亲自考述，少一些轻易“拿来”。
接着，陈锋教授对有关“重农抑商”、“轻徭薄赋”、“量入为出”的观点进行了介绍。对于“重农抑商”一词，他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重农抑商。因为“重农”是有标准的，但“抑商”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存在，这涉及到了传统观念的问题。可能每个朝代、每个时期的政策会有偏差，因此，若总体上说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是不成立的。对于“轻徭薄赋”一词，他认为，“轻徭”和“薄赋”首先要有一个基准，这是值得考量的，而目前基本没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应注意这一基准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对于“量入为出”一词，他认为，朝廷在正常时期遵循的是量入为出，但是在非常时期，比如战争、灾荒、瘟疫时期，朝廷一定会实行新的财政收入、税收收入的政策和手段，这即是量出制入。
然后，他介绍了他对于“财政”、“税收”和“税率”的研究成果。首先，关于财政一词何时出现的问题，万明老师曾发现，“财政”一词在明代严嵩文集《赠李运司序》中就已出现。而陈教授研究得出，古语中“政”与“征”通，并且经考证发现，《赠李运司序》中的“财政”实际上是“财征”，即虽然出现了“财政”一词，但它和后来“财政”的意义不同。到光绪年间，“财政”一词才由日语引进国内。其次，清代前期，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主要反映在钱粮起运、存留比例的变动上，而这一变动主要是针对田赋而言，不是针对整个财政收入而言。此外，他认为地方财政的形成最少应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独立的征收机构；第二，要有税收名录的设立权；第三，要有税收收入的支配权。对于“税收”、“税率”等词语，他认为它们在古代未出现过，“税率”用“税则”来指代。
最后，陈锋教授指出，一个新概念的产生，一个新词语的出现，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并且可能存在着变革的意义，值得大家去深入探讨。
在交流环节，倪玉平教授首先指出，在经济史学科的属性问题上，他同意陈教授关于经济史属于历史学分支的看法。原因有二：一是从一个学科本身来说，历史学必须有它存在的理由；二是不论从经济学还是历史学出身，若不能从基本的史料入手，得出相对可靠的结论，那么其结论是不能够长久存在的。不过，一些理论性的概括不能通过具体的史料堆积得出，而需要借助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才能得出，所以学科之间也需要持开放的态度。其次，关于《食货志》是否属于中国经济史等问题，他对陈教授的观点表示赞同。最后，他针对地方财政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陈锋教授作出了详尽的解答。
何平教授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见解交流。一方面是关于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关联问题，另一方面是如何研究经济史的问题。他主张，在研究经济史的时候，要用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去看历史上的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对于历史系的学者，应更多的从人文角度看经济活动的社会背景，发掘经济活动的具体历史情景所展示的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和历史性（时间变动中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有助于对经济现象和问题指向做出价值判断；对于经济学的学者，应使用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工具，并运用必要的数理和实证方法来考察历史时期的经济现象和活动，发掘历史时期经济活动的理论意义，有助于在研究方法上提高研究工作的科学性。两个学科对于经济活动及其性质的研究耦合互补，实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以获得对历史时期经济问题的整体认识。最后，何平教授强调，当研究涉及到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经济现象时，要更多使用经济学的专有概念。
仲伟民教授对陈教授的研究成果作出了高度的肯定。他认为，历史学系要做经济史，经济学院也要做经济史，很有必要相互激发，取长补短。此外，对一些习以为常的概念多多反思非常重要，因为有些概念似是而非，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学术判断。他还强调，各门学科的研究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概念，更不可能完全袭用中国传统的概念，东西文化之间相互理解很重要，都应持开放的心态。
最后，周建波教授对本次讲座的内容进行了总结。首先，他高度肯定了陈锋教授对经济史相关概念的深入研究。其次，他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对经济史学科的相关问题谈了自己的思考。此外，用经济学中的“约束条件”概念强调了理论的重要性，指出理论和实践都不能偏废。最后，他表示，希望各位博士生多多参与到讲座中，了解学术前沿，这样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北大經濟史學公眾號，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