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傅衣凌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回顾他走上历史道路、探索中国传统社会的艰辛历程具有重要意义。从1930年2月到1934年1月，青年傅衣凌在厦门大学度过了整整四年的求学时光，奠定了史学研究的基础和学术走向。对厦门大学的求学经历作一较为详细的考察和梳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了解傅衣凌史学研究历程的起点。
【关键词】傅衣凌；求学；厦门大学；文学院
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傅衣凌即傅家麟（1911—1988年）在厦门大学求学期间的学习和生活，颇为学界所关注，但多为推测之词，莫衷一是，尤其是对于他从文学院特别生到中国文学系学生三个学期的经历，更是无人论及。现据当年厦门大学留存的文献记录，对傅衣凌的求学经历作一较为详细的考察和梳理，为研究傅衣凌走向史学研究的起点问题提供坚实的史料基础。
一、从特别生到正式生
（一）文学院的特别生
1929年7月，傅衣凌于福建省立福州高级中学普通科文史地系毕业，9月，与郭则暹、余乃馥等7名同学考入私立福建学院。私立福建学院的前身为成立于宣统三年（1911年）的“私立福建法政专门学校”，1929年9月改为私立福建学院，设有法律、政治、经济三学系。作为第一届学生，傅衣凌就读于经济系，而郭则暹等5位同学选择了法律系，余乃馥则就读于政治系。目前对于傅衣凌在福建学院的学习情况已难确知，为什么只读了一个学期就离开？缺乏明确的答案，但《私立福建学院二十周年纪念册》中的以下材料可供参考：
第一，刚刚建立的福建学院经济系似乎招生不足。现存1931年的学生名单，与傅衣凌同时考入经济系的第一届同学，升到二年级只剩1名在学生，而郭则暹所在的法律系二年级有26名学生，余乃馥所在的政治系二年级有13名学生。也就是说，傅衣凌入学时同班同学很少，且大多没有读完一年级。
第二，据福建学院经济系的课程表，一年级第一学期的必修课程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西洋经济史、中国文学、第一外国文、第二外国文（一）、民法总论、宪法、军事训练（一）、党义。经济学专业的课程只有经济学、西洋经济史两门。傅衣凌学到的经济学知识有限，学术兴趣也转向新兴的各种社会科学，正如他后来回忆踏进大学之门时的情形时所说的，“先进私立福建学院经济系，于是我课外阅读的范围渐从新文艺作品扩大到新兴的各种社会科学。”
在福建学院学习一个学期后，傅衣凌重新报考厦门大学文学院并被录取。1934年厦门大学注册部刊行的《厦门大学教职员暨学生姓名录：二十二年八月至二十三年七月》，记载文学院学生傅家麟即傅衣凌的“入学年月”为“十九年二月”，也就是1930年2月。又据1930年4月6日出版的《厦门大学九周年纪念刊》载“文学院学生”，当时文学院共有4个年级正式生23人，补习生1人，选科生9人，特别生5人：“曾宪扬、黄阁辉、薛永麦、韩文潮、傅家麟”。傅衣凌入学时，恰逢厦门大学文科改名为文学院，傅衣凌是文学院的特别生，并非“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iv]当时经济系不属于文学院，而隶属于法学院。
所谓特别生，厦门大学《学生通则》第八章第五十一条规定：“凡具左列条款之一者得为本校特别生。（一）凡经本大学录取之正式生不愿依照本大学所规定之课程学习，经院长许可者；（二）凡公立或已立案之高级中学或大学预科毕业生经本大学院长特别许可者。”依此规定，傅衣凌是以福建省立福州高级中学毕业生的资格报考厦门大学，经文学院院长徐声金教授特別许可而成为特别生的。所以，《厦门大学教职员暨学生姓名录：二十二年八月至二十三年七月》记载的傅衣凌“学历”是“省立福州高级中学毕业”。
文学院院长徐声金是青年傅衣凌重要的引路人。徐声金（1892—？）字瑞釭，留学美国，获俄亥俄卫斯理安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 ）经济学兼政治学学士学位，后进入西方社会学研究重镇的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硕士及博士，1922年博士学位论文The Chinese Family System（《中国家庭制度》）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是国人在该校社会学系得博士的第二人”，其博士学位论文同年在美国出版。徐声金留学期间即被厦门大学“预定教授”并受学校“津贴”，1922年秋季回校，为本校社会学、历史学的发展贡献良多，如同年12月20日召集的第五次教务会议便通过了由徐声金“拟定之社会学系课程”。据现存《厦门大学布告》（1921—1922年缺）记载，1923年秋季，徐声金担任厦门大学预科主任、社会学教授，1924年兼任文科“史学正教授”，1926年担任文科历史社会学系主任，1928年兼任总务处主任。1929年秋，任文科主任，1930年春，文科改为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分为史学系与社会学系后任院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同时为厦门大学校务会议、行政会议、入学审查、图书、职业介绍、奖学费补助费审查六个委员会的委员。
傅衣凌作为在校住宿的特别生，根据《学生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必须选修十二绩点以上，选修的课程，必须得到徐声金院长的许可。可惜这些材料档案无存，详情已不得而知了。
（二）中国文学系的正式生
1930年7月，修完一学期成绩合格后，傅衣凌按照厦门大学入学规程，申请改为正式生，9月经徐声金院长批准，成为中国文学系一年级学生。中国文学系原称国学系，1930年春改称中国文学系，清末举人、词学家周岸登为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教授。当年中国文学系有学生16人，四年级张秀民1人，三年级羊兆爵、盛配2人，二年级叶在康、覃灿若2人，一年级有吴炳光、周绍勃、林荆珊、洪万然、黄文辉、陈国治、张英、叶挺秋、傅家麟、郑景贤10人，未列年级王家樑1人。
中国文学系一年级的必修课，有《中国文法的研究》，由国文教授余謇讲授，全年四绩点，“由文法方面，研究古文之遣词造句之与现代文不同者”。《中国文学史》，国文教授朱葆龄讲授，全年四绩点，“述中国历代文学之变迁与其源流派别。”《文字学及文字学史》，史学系中国史教授萧炳实讲授，全年四绩点，“研究中国文字之构造及其作用与变迁而为之规定各种通则以说明之，并叙述历代文字学家之造诣与因革。”《目录学》，中国文学史哲学教授缪篆讲授，全年四绩点，“教授中国书籍分类之历史，及目录书之应用法。”《文选及作文一》，国文讲师王芙生讲授，全年八绩点，“选授唐宋以后文，作文约分为四类：（一）教习命题作文（二）学生自由作文（三）练习语文互译（四）读书札记。”《哲学概论》，哲学系主任、哲学教授陈定谟讲授，一学期，三绩点，授课内容为哲学之意义，哲学与他科学之别，关于外界问题，哲学之派别，哲学的科学：论理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形而上学、宗教哲学等。公共课必修的有党义、军事训练和外语。外国文学系英文教授乐伯智（乙组）、英文讲师蔡美琴（甲组）开设各院系一年级必修课《英文一》及《英文修辞学及作文》。
授课教师多为中国传统学者，亦不乏留学美、日的学人。国文教授余謇（字仲詹）为清朝举人、国立北京大学文学士，曾任江西私立心远大学教授，对声韵、文字学有极深造诣，亦擅长词曲；中国史教授萧炳实（字项萍）为之江大学文学士，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中国文学史、哲学教授缪篆（字子才）留学日本，曾任奉天交涉使、署编纂吉林民政司疆理科长、东三省筹边公署艺术处处长、内务部主事，精研老庄，兼通佛学；而陈定谟为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及哲学博士，曾任南开大学教授；国文教授朱葆龄（字遂颖）为清代优生，曾宣传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留学日本期间又受到“明治维新”的影响，教育学家叶圣陶曾受其教育且“得益极大”；国文讲师王芙生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曾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厅编辑主任及国立中央大学教员。
需要说明的是，萧炳实为中共地下党员，1929年秋至厦门大学任教，“隐伏在教师队伍中担负特殊使命。”兼具文学及历史之长的萧炳实同时为中国文学系及史学系学生授课，除《文字学及文字学史》之外，还讲授《中国文化史》《历史研究法》等课，据“史学系课程纲要”介绍，《中国文化史》“专为本系以外学生而设，本系学生不得选修。” 傅衣凌选修《中国文化史》后受萧炳实的“诱导”而对历史发生兴趣。同时，这位循循善诱的老师还向同学们推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等著作。《古代社会》英文原版出版于1877年，1929年和1930年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由杨东蓴、张栗原合译的中文版，该书将人类历史演进分为野蛮、未开化、文明三个时代，探讨了政治、家族、财产等观念的发展，对社会史的研究影响深远。《社会进化史》吸收了《古代社会》中社会演进三个时代的观点，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家族、财产、以及国家三者的起源与进化方面探讨了社会发展的规律，1924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至1929年再版五次。傅衣凌通过这些著作对新史学及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
不过，1931年3月，厦门发生的“3·25”事件波及到萧炳实，他从此离开厦门。萧炳实虽然未能立足厦门大学，但对傅衣凌的影响颇深，他在《自传》中说，“后来选修萧炳实先生（即萧项萍）的中国文化史，诱导我学习历史的兴趣，进了历史系。”与傅衣凌一起转入史学系的还有陈国治、张英、周绍勃。
二、由文入史后的学习与实践活动
1931年9月，傅衣凌与同学周绍勃、陈国治（1932年转学中山大学史学系）、张英4人从中国文学系转入史学系二年级，同班的还有本为史学系的曾省、刘远芝（后转学本校法学院政治学系）、王充恒（1932年转学中山大学史学系）以及叶世稀（1931年2月入学），开始了丰富多彩的史学课堂学习与实践活动。
（一）课程学习
历史学是厦门大学的传统学科之一，1930年2月文科改称文学院后，历史社会学系分为史学与社会学两系，至1934年春，两系再次合并为历史社会学系。傅衣凌以史学系为主系，以社会学为辅系，完成课程学习，1934年3月6日厦门大学曾将他与另外十二名同学的历年成绩“汇填呈请本省教育厅核转备案”，可惜这份成绩单现在已难寻觅，所幸《厦大周刊》等资料记载了当时的课程表以及任课教师，据之可以部分复原傅衣凌所学课程以及所受学术训练。
《厦门大学一览（1931—1932）》刊载了各学系的课程表，史学系课程有主系必修课程、选修学程或辅系学程以及共同必修课程，第二学年主系必修课程有：《中国近古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史教授陈庆麒讲授；《西洋近世史》，西洋史教授陈同燮讲授。第三学年有《中国史学史》《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英国史》，西洋史教授薛永黍讲授。第四学年有《西洋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希腊史》《罗马史》，并安排写作论文。选修学程或辅系学程，史学系的选修学程有《史学专书研究》《史学专题研究》《历史地理》《史学论文选读》《美国史》《中国民俗史》《中西文化交通史》《日本史》等。
据1933年秋季《厦门大学学生入学手册》所载，社会学系开设的学程有徐声金的《社会学原理》《社会学方法论》，张镜予的《现代文化》《社会问题》《社会思想史》《社会调查》，林惠祥的《社会起原》《人类学总论》《社会变迁》《民俗学》《社会行为》等。公共必修课程有第二学年的《国文二》《英文二》，任课老师为国文讲师曹谦，英文副教授蔡美琴。第三、四学年有《第二外国文》学程，文学院学生均须于德文、法文、日文中选择一种学习二年。此外，厦门大学《学生通则》规定：“凡转院或转系学生均须修满所转入学系之课程方得毕业”，不过“转入学系课程中有已修过者得免习之。”故而傅衣凌还须补修一年级的《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东亚通史》等课程。
傅衣凌转入史学系时，系主任、西洋史教授薛永黍（字永彧）开设有《英国史》和《美国史》，薛氏曾留学美国密西根大学，1923年即为文科历史副教授，1927为历史教授，1930年春起任史学系主任；中国史教授陈庆麒（字子良），为北京大学文学士，1930年受聘为文学院历史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中国近代史》；《东亚通史》以及选修课程《历史地理》则由国文兼中国史讲师曹谦担任。
1932年夏，厦门大学添聘王成组为西洋史教授，叶国庆讲授中国历史，补充了史学系的教学力量。王成组1923年清华高等科毕业后于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历史系进修中国史、东方史等课程，1926年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29年又获芝加哥大学地理学硕士学位，他兼通历史学与地理学，1933年秋季学期讲授《西洋上古史》《世界经济地理》《英国近代史》以及《欧洲扩张史》。叶国庆为厦门大学第一届本科生，1926年6月毕业于教育科教育学系，1932年以《平闽十八洞研究》为论文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部，回到厦门大学后，为本校附设高中国文及历史教员，兼授文学院历史课程。
1933年夏，郑德坤应聘为历史副教授，教授《中国上古史》《中国近古史》《史学专书研究》以及《中国文化史》。郑德坤193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次年秋以《山海经研究》为论文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部毕业，留校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期间在许地山、顾颉刚、容庚、洪业、张星烺等老师的指导下研究整理《山海经》《水经注》等重要的古代舆图。
傅衣凌在史学系系统学习了中国史及世界史，对世界史尤其是欧洲史的掌握，为傅衣凌在史学研究中进行中外比较，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提供了便利。
（二）阅读启发问题意识
修习课程之余，阅读史学著作是傅衣凌学习的重要方面，启发了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系列问题意识。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拓展了傅衣凌的读书视野。该书以生产方式为标准，把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分为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1930年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后引起极大的反响。随着视野的扩展，傅衣凌逐渐阅读到了马列主义的著作，如乌里雅诺夫（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马札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等。前者重点论述了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问题，1930年春秋书店出版了杜畏之、彭苇之合译的中文版，他们在“译者的序”中说：“本书是以纯正的、精辟的、犀利的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分析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来分析资本主义国内市场之形成。他不但透辟地反驳了民粹派的经济学说，并且划清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合法的马克思主义之理论界限。”《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土地关系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第一个有力的尝试”，中译本由神州国光社于1931出版，《读书杂志》在介绍此书时说：“农民问题在今日已成为最重要的问题，虽然这本《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是著名的中国土地问题的物观的研究的一个有力的尝试，而其中内容的丰富，实在是惊人。无论站在任何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农业经济，这是一部很好的书。”另外，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等亦是傅衣凌“案头的藏书”，他说：“尽管当时我对这些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论点，是很不清楚的，然而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在我初学的人看来，都是很新的，皆足以耐人寻味，作进一步探讨的参考。”
傅衣凌在纪念邓拓的文章中回忆说：“1931年的秋天，他转学上海法政学院。这时，他为我购买了一本《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的书，这本书现尚珍藏在我的书架上。”《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的著者是法国实证主义史学著名代表人之一的瑟诺博司（Seignobos），1928年由“治社会学有年，同时并研究史地学”的张宗文译成中文，1930年2月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该书分为两编二十一章，主要讨论社会科学及社会史研究的方法问题。第一编首先从“史料”的角度分析了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所依据的材料，重点讨论了这些材料的性质、来源以及鉴别方法，进而探讨了如何利用这些材料作出科学的研究。第二编在分析历史与社会科学关系的基础上，专门讨论了社会史的体例、体系、范围、问题以及社会史与其他历史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如何进行社会团体及社会进化的研究，指出个人及群体对于事实的影响。
（三）组织历史学会开展学术活动
除了学习专业课程之外，1931年11月，傅衣凌还和史学系同学组织成立了“史学研究会”，后改名为“历史学会”，开展一系列的史学研究及学术活动。历史学会有会员18人，由周绍勃负责总务股，曾省负责文书股，张英负责会计股，林从周负责研究股，傅衣凌负责出版股，以“联络感情，互相砥砺，研究史学”为宗旨。由于历史学会成立之初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会员多忙于抗日救国工作，故而会务并无特别进展，至1932年春，历史学会制订计划大纲，逐步开展工作。
其一，邀请教师进行演讲。《傅衣凌自传》中谈到了历史学会的活动：“我们学会还经常举行学术报告会，除了我们同学轮流报告外，也请林惠祥、薛永黍、陈同燮等老师给我们作报告。”如1932年5月1日邀请林惠祥在同安楼举行了“内容甚为丰富为”的题目为“史前人类与其文化”的第一次演讲会。林惠祥是厦门大学第一届本科毕业生，1927年考入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专攻中国和东南亚的史前考古和民族学，1928年获人类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受时任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委任为该院特设著作员，不久中研院成立后任民族学组助理员。1929年赴台湾调查研究，写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并由蔡元培院长提升为中研院的“上层职员”——专任研究员，1930年，受聘为厦门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5月21日，又邀请陈同爕在同安楼第七教室举行了历史学会的第二次公开演讲会，讲题为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二十世纪的英帝国）。陈同燮为史学系学生讲授西洋历史，是国内较早致力于世界史研究的学者，为古代希腊罗马史专家，192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1930年赴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院研究世界史，1931年回国后曾任东北大学教授。
其二，定期召集会员召开史学讨论会。1932年5月7日，历史学会举行了第一届讨论会，会员分工研究历史上的中日关系，以下是各部分研究的题目：
隋唐以前之中日关系——研究者曾省、曾璧中
隋唐时代之中日关系——黄福霖、易慎、康备陞
五代及宋时之中日关系——陈国治、傅家麟
元代之中日关系——张英、庄为玑
明代之中日关系——何思藏、叶世稀、陈云官
清代之中日关系——张羡、杨伯墀、周绍勃
民国以来之中日关系——林从周、叶汝棠
据《厦门大学教职员暨学生姓名录：二十二年八月至二十三年七月》所载各会员专业来看，该学会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生学术团体，有史学系学生庄为玑、傅衣凌、陈国治、曾省、康备陞、张英、叶世稀、周绍勃、林从周、杨伯墀，中国文学系学生曾璧中、陈云官、叶汝棠，法学院经济系学生何思藏，法律系学生黄福霖，教育学院行政系学生张羡等。
其三，印行《历史学会历史专刊》。1932年4月12日历史学会执委会召开第四次常会通过“印行史学刊物”这一“重要事项”后，便要求学校将《厦大周刊》两期作为发表专刊的园地。经过不断的努力，并在学校的支持下，《历史学会历史专刊》作为《厦大周刊》第12卷第13期于1932年12月19日出版。该刊的出版还得到了文学院诸多教授的经济援助和鼓励，如史学系主任薛永黍、西洋历史教授陈同燮、中国史教授陈庆麒各捐资10元，语言学教授兼注册部主任周辨明、西洋历史教授王成组、社会学系副教授林惠祥各捐资5元。历史专刊的编印亦得到了诸多同学的支持，在第一次征集稿件时便收到十多万字的稿子，“不过为了篇幅的关系，不得不缩小范围，把几篇名贵的作品割爱”，故而正式出版的《历史学会历史专刊》登载了五篇文章，即陈啸江的《新中国的新史学运动》，傅衣凌的《汉代番化考：华夏番化考之一章》，林惠祥在历史学会第一次公开演讲而由陈元恒所记的《史前人类及其文化》，庄为玑的《史地的关系和分类》以及颜迺卿的《西洋古史上之三大石刻》。其中，傅衣凌的文章通过考察汉代与西域、欧洲的交通情况，进而从宗教、文学、音乐、美术、戏剧、杂戏、器具、服饰、饮食、植物、动物等十一个方面探究了“汉代之番风化华”，指出“中国文化是有它底特殊的成绩与贡献”，同时认为“中国的文化也是和其他的国家一样，乃从传播与累积而来，并不是谜的国家”，该文目的在于“打破过去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解释之误谬，而还它一个真面目，以及在世界文化上的地位。”由于傅衣凌负责历史学会的“出版股”，故而《历史学会历史专刊》的编辑工作主要地当由他完成。
其四，联合厦门大学社会学会组织泉州参观团进行实地考察。这一活动传承了厦门大学前辈学者注重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得到泉州当地学者的支持，《厦大周刊》第12卷第19期在预报这次活动时说：
本校为闽南最高学府，对于闽南文化，素极注意，搜集史料不遗余力。泉州为闽南要地，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不独于中国为重即关系于世界者亦大，故史迹遗存，古物散布，在在皆是。前本校国学研究院教授顾颉刚、张星烺、陈万里、艾锷风等，曾先后至该地考古。成绩斐然，国人共悉。近闻文学院历史学会与社会学会又联合组织泉州参观团，藉春假期内前往考察调查当地历史与社会情形。已由该两学会执委联系会议议定具体办法，定四月一日出发。又闻泉州晋江中学校陈泗孙先生闻讯后，已来函表示欢迎云。
《傅衣凌自传》中提到这次调查活动的具体行程：“我们还组织去泉州参观，由林惠祥老师带队，从厦门坐船到安海，参观石井乡和郑成功遗迹，然后乘车到泉州，参观开元寺、清真寺及郑和行香碑，扩大了眼界。”
除以上诸项活动之外，历史学会还向学校请求增加中国史教授及地理教授并“改良”史学系课程表，编辑了史学论文索引。对比1930—1931年和1931—1932年的《厦门大学一览》中所载史学系课程表可以发现，后者减少了经济学、生物学、论理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泰西哲学史等课程，增加了西洋史学史、罗马史，同时将第三至第四学年的“本系指定选修学程”改为第二学年至第四学年的“选修学程或辅系学程”。又如1932年9月，学校聘请了兼通史地的王成组任西洋历史教授，而至同年12月，“本校之西史书目，西洋传记书目，以及所有之中西文史学杂志，均由研究部抄竣。现正在拟作重要史学论文索引，及史地杂志简表，以增加史地研究之利便。”
三、特殊的毕业生
自1930年2月进入厦门大学，经过文学院特别生、中国文学系、史学系的学习，并达到了学校的毕业要求后，傅衣凌于1934年1月通过毕业考试。1月6日出版的《厦大周刊》第13卷第13期载：
本校本学期应毕业考之学生，据调查，文学院为叶挺秋、罗博伦、傅家麟、薛永麦等四名，法学院为林森荣、张连带、陈运和、吕碧峰、吕炳润、吴增邦、陈子明、李学龙等八名，教育学院为张德清一名，共十三名，现因成绩尚未汇齐，不久即可提交毕业审查委员会审查云。
另据4月6日出版的《厦大周刊》第13卷第19期所载毕业生名单，1月毕业的学生只有以上13名。正常的毕业时间为6月，为什么他们早半年毕业？这是因为他们求学经历比较特别，或为特别生、或由本校预科升学，或由其他学校转学而来，而且已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学校规定：“各学院一律四年毕业”，而“凡学生修满各学院所规定之课程，考试及格者给予毕业证书并学士学位。”不过，他们当时并没有立即拿到毕业证书，而是经过了层层审核，1934年3月6日，历年成绩由厦门大学报福建省教育厅核转备案，至4月，毕业文凭由福建省教育厅转教育部核办，直到5月25日，毕业证书才由教育部验印后发还厦门大学：
二十二年度上学期，本校毕业生叶挺秋等十三名毕业生成绩，早经教育厅转部准予备案，已志本刊。五月二十五日，该生等毕业证书，已由部验印发还，刻正设法通知各生来校领取云。
傅衣凌求学厦门大学期间，不仅厦门大学文科学术传统对他的成长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受时代潮流的激励，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初露头角。关于后者，我们已另撰《傅衣凌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一文详加评论，此处不再赘述了。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注释从略，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1期，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