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五、十六世纪在西方的历史话语中常常被表述为西方人的“大航海时代”，然而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角度出发，中国的航海力量不可忽视。东西方文化在此时于海上丝绸之路发生碰撞，代表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的海洋女神妈祖，自宋元以来长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海神信仰，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十六世纪欧洲的官方使节、传教士、商人和水手都记载了各自目睹的明代中国妈祖信仰，体现出妈祖对于基督教文明影响下的欧洲东来者的文化震撼。

关键词：十六世纪  妈祖  欧洲记载  海上丝绸之路

对于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不仅仅有这条丝路所联结的东西方的经济与物产，更应着眼于经由这条通道带来的东西方思想、宗教、文化的交流。相较于对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学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关注较晚，但大都认同明代的郑和下西洋代表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鼎盛阶段，“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以明朝强盛的综合国力为后盾，中国人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向海洋……下西洋以与各国‘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了鼎盛。”但在有关丝绸之路的近百年的研究历程中，对于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关注程度一直较为薄弱。这种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的差异，部分来自西方经验对于十六世纪作为西方“大航海时代”的话语权构建，重新认识明代海上丝绸之路，需要建立在解构西方历史话语霸权的基础之上。十六世纪西人论述中的中国妈祖信仰，有助于探讨在西方人介入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到“地理大发现”的过程中，中国民间信仰文化元素在这一变迁中的意义。

明代丝绸之路与西方航海者的东来

大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郑和在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夕，和随行的王景弘、李兴、朱良等人寄泊福建长乐，以等候季风开洋。在隆重的妈祖祭祀仪式后，一方记载了当时情景的《天妃灵应之记》石碑被保存在了郑和重修的长乐南山天妃行宫中。碑文中歌颂了妈祖对郑和远航的护佑之功：

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者，皆神之赐也。

郑和远航对于妈祖的祭祀，体现了经过宋元数百年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民间信仰文化的碰撞，妈祖作为中国海洋神衹的地位已然相当稳固。郑和在碑文中提到的下西洋的路线所展示的区域，也正是中华文化与欧洲文明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交汇的舞台。郑和下西洋作为中国航海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宣扬了明朝的国威，荡清了海氛，为接下来几个世纪中的中国商人在整个亚洲地区的海洋贸易奠定了基础（尽管未必合乎明朝“海禁”政策，但确为历史事实），还带回了大量海外的货品，而分赐予海外诸国的中国方物也潜在地扩大了中国商品（丝织品、瓷器等）的海外市场。来自于东南亚的香料也大量涌入了中国。以胡椒为例，尽管胡椒进入中国历史悠久，但真正成为普遍的消费品却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十五到十六世纪，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收购的胡椒年均达五万包，或二百五十万斤，等于十七世纪上半期胡椒从东方输入欧洲的总数。这导致胡椒价格在中国逐渐下跌，昔日珍品一变而为“遍中国食品，为日用之物也”。 田汝康先生已经注意到，“胡椒价格的昂贵是促使葡萄牙人向东方找寻新航路的原因之一。”当代的欧洲经济史学家注意到，欧洲各地的胡椒价格在十五世纪出现了一个突然的高峰，刺激了之后以葡萄牙、西班牙人为先锋的航海行动。而这个胡椒价格高峰的出现，恰恰就是因为郑和下西洋，大量东南亚地区出产的胡椒被其收购到了中国，才引发了欧洲地区胡椒价格在短期内的暴涨，从而导致欧洲地区的胡椒需求量剧增，揭开了所谓“地理大发现”的序幕。从这个视角看来，新的世界近代史的书写，也许更应该从“郑和下西洋”而不是“地理大发现”开始。

除了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伊比利亚半岛的航海者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与热望，尤其是对于中国宗教状况的寻求，也同样给这条十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增添了新的元素。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时期是葡萄牙海外贸易王国地位走向巅峰的时期，这位国王不断从在亚洲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及他派驻的官员那里听到有关中国的只言片语，这逐渐激起了他极大的好奇心。早在1508年2月13日，葡王唐•曼努埃尔一世给奉命探索东方的迪奥戈•洛佩斯•德•塞戈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下达长篇指令，要求他“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如果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风俗如何？国家规模以及与什么国家接壤相邻？”在这一命令下，有关中国风俗和宗教的知识成为西方航海者迫切寻求的目标。海神妈祖信仰也在这一过程中，早于中华民间信仰文化的其他面向，率先出现在欧洲人的视野中。

西方使节及官方史志记载中的妈祖信仰

1566年出版的葡萄牙官方史书《唐·曼努埃尔王编年史》(Crónica do Felicissimo Rei D.Manuel)中，对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有这样一段记载：

华人信仰一个上帝，将其视为万物的创造者。他们供奉三个同样的神像。他们特别供奉一个妇女，将其视为圣人，称其为娘妈（Nama）。她在上帝面前保护所有人，无论陆上还是海上人家……费尔南·佩雷斯· 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曾带来这些神像。它们画在用木棍或树枝支撑的布上，如同在佛兰德（Flandres）生产的那种彩布。他将这些神像及该省的其他物品在埃武拉呈献给唐·曼努埃尔国王。

这样一篇有关妈祖的记载，有可能是出现在欧洲宫廷史料里的第一次有关中国宗教与民间信仰神祇的记载，这意味着妈祖信仰早在十六世纪中叶就已经为葡萄牙王室所了解。其中所载的将妈祖神像带到葡萄牙宫廷的费尔南·佩雷斯· 德·安德拉德，于1515年受命带领一支船队前往东方，并委派一名使臣觐见中国的皇帝。该使臣，即是被誉为“欧洲第一位赴华使节”的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安德拉德也成为葡萄牙尝试启动与中国政府正式贸易的关键人物。这一使团最后的命运是遭到了明朝政府的驱逐，一方面是由于其卷入了正德皇帝死后的政治清洗运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其他葡萄牙船队在中国沿海试图重演其在东南亚的野蛮行径，遭到了明朝军队的坚决还击。给事中王希文在上疏中就说:“佛郎机匿名混进，突至省城，擅违则例，不服抽分，烹食婴儿，掳掠男妇，设栅自固，火锐横行，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

葡萄牙王国对于亚洲和海洋的征服，在曼努埃尔一世之子若昂三世时期达到了巅峰。若昂三世（John Ⅲ of Portugal，1502—1557）不再满足于像其父那样，仅仅享受葡萄牙亚洲贸易帝国带来的香料与巨大财富，他极力推动西方世界对遥远的亚洲文化的多方位了解，正是在他的支持下，耶稣会的传教士奔赴亚洲去了解遥远的国度——中国。除此之外，若昂三世也大力鼓励他手下的知识阶层撰写有关印度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见闻与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卡斯塔内达所著的《葡萄牙人发现与征服印度史》（Historia do descobrimento & conquista da India pelos Portugueses，1551）。

费尔南·洛佩斯·德·卡斯塔内达（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的父亲是葡萄牙派驻果阿的法官，因此他在28岁的时候，得到了陪父亲一起前往亚洲的机会。卡斯塔内达的著作一经出版（1551年初版）便在欧洲被译作了多种文字进行传播，其中就有对中国神祇妈祖的详细描写：

尽管种种迹象表明在这片土地上曾有过基督教徒，但他们都是异教徒。他们只相信天帝，并认为他是世界的创造者；他们崇拜三个男偶像，但无论是谁，他们都是人的化身。他们崇拜两个女偶像，认为她们是圣女。一位叫娘妈（Nama），认为她是航海者的捍卫者。……还有其他一些他们所崇拜的偶像，这些偶像都可在庙宇里看到，历史学家说这些庙宇的样子像埃及的金字塔，装饰得异常富丽堂皇，而这些偶像置放在木制的高台上。

从卡斯塔内达的描述来看，他对于中华帝国的了解大概并非来自亲身经历，尽管这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但大部分研究者认为他的资料来自曾经赴中国沿海、尤其是广东地区进行贸易的葡萄牙商人。不难看出，卡斯塔内达对中国人的宗教崇拜的描绘十分粗疏，甚至无法准确说出“崇拜的三个男偶像”的具体神祇，对于观音菩萨的记叙也存在谬误，唯独对于妈祖的记录是相当准确的，“一位叫娘妈（Nama），认为她是航海者的捍卫者”。也许卡斯塔内达本人也在中国商船上亲自见到过妈祖的奉祀，因此能够较为准确地说出这一点。

西班牙作为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另一航海强国，同一时期与葡萄牙争夺亚洲地区的贸易航线，他们也于十六世纪下半叶派出了前往中国宫廷的使团，其中就有《中华大帝国史》的作者门多萨神父。尽管门多萨及其他两位神父于1580年奉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之命“赍御书及其他礼物出使中国国王”，但是他的著作却并非来自亲身经历。他们被遣往墨西哥以适当增补国王提供的昂贵礼物。不幸的是，墨西哥总督不支持他们马上出发，而给他们的行程设置诸般障碍，以致1584年使团最后彻底失败。而门多萨在其风靡欧洲的中国史著作中介绍的有关中国的妈祖信仰，大都来自两位当时亲自到达过中国的传教士的记载，一种是加斯帕·达·克路士的《中国志》，另一种是西班牙修士拉达的《出使福建记》。

传教士眼中的妈祖信仰

第一个记载下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妈祖信仰的传教士是沙勿略。十六世纪的亚洲海域是全世界的贸易者、探险家聚集交汇的地方，而在最早到达这一区域的欧洲人中，传教士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作为天主教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开拓者，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于1549年在马六甲附近登上了一艘中国式的沙船，船主很可能是一名“海盗”。沙勿略对这艘中国船最初，也是最深刻的印象，来自于船上所供奉的妈祖神像：

这是在一只海里航行的商船上，这船大概有三四百吨重，前边很低，后边很高，船身宽阔作方形。共有三只桅杆，船帆是用草席作成的，也是方形，用竹竿支持者，干脆，这是一件很笨重的工具。在船舱的左侧的神龛里,供着一个妈祖婆的像，因为她是水手及海贼的保护者。在她的两傍，一边有一个侍卫，全都给他跪着：一个叫“千里眼”；一个叫“顺风耳”。第一个侍卫，是一副靛蓝色的面孔，两个眼睛都闪闪有光，有一个很宽大的嘴，从里面长出一些很长的牙来，他的身量又非常高大；第二个侍卫，有一幅冬瓜相似的面目，长得一个通红的血盆嘴，从里面探出一条条如同宝剑一样的长牙，他的头发是红色的，在头顶上，还生了两个触角。……妈祖婆也叫作天妃，船上的人对她的敬礼很勤，每天一早一晚的，总要高香长烛的，在她的像前燃着。遇着非常的事故，还要用一种占卜的方法，请求她的指示。

在沙勿略看来，“中国那时的异端情形，就在这只船上，有了很完备的写照”。陌生而备受尊崇的妈祖像，显然让沙勿略感受到了异文化的震撼。面对船上的妈祖像，他所涌起的恐惧、好奇和迫切心情，恰恰是那个年代的欧洲人对于中国复杂感情的最佳写照。沙勿略未能成功实现前往中国传教的目的，遗憾地死在了广州附近的岛上。另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奥古斯丁会修士拉达（Martin de Rada）却成功进入了中国。

马丁·德·拉达于1575年受菲律宾总督指示，把赠送中国官员的礼物和信件带到泉州和福州。这次由菲律宾出发前往中国沿海的西班牙使团的行程，被随行的修士拉达详尽地记载了下来。

1575年7月26日离开棉兰老，开始我们的中国之行。我们离开棉兰老，顺风航行到下一个礼拜天，这时我们看见，中国的土地，7月5日礼拜二，我们进入中左所（Tiongzozou）。而为吾主的荣誉起见，我不愿保守如下的秘密：在一天一夜的风暴中，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危境，中国人告诉我们说，因有我们这些教士在场，上帝解救了他们。为我们之故，他们放弃了通常在这类险境中向附在船尾的偶像所举行的仪式，因为我们曾告诉他们说那样做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应向唯一真正的上帝求助。倘若他们真向他们的偶像礼拜，那他们是偷偷干的，没让我们看见。奥蒙军官向我们的圣像深深鞠躬，拜倒在地，甚至说他愿成为一名基督徒。

和这一时期西班牙文献记载中喜好夸大己方功劳的惯行一样，拉达在前往中国的航程中就开始讲述这样一个中国人愿意改变信仰的故事，其真实性已不可考。这让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慨叹妈祖信仰在十六世纪中西方初遇的进程中，一再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即中国民间信仰与西方宗教信仰的紧张关系的中心。

妈祖信仰之所以成为中国宗教与民间信仰的代表性符号，一再出现在十六世纪欧洲人的视野中，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东南亚地区的海洋贸易网络，在很大程度上掌控在福建、广东、浙江的华商手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些西方使者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往往就是遍布着妈祖信仰的华南沿海地区。这往往也是国家在外交政策上有意安排的结果，明朝廷对于西班牙修士使团来华的处置方式是：“除将方物即令原差千户阎迈伦连批转发布政司收库外，差来番僧、番使即取办绢段花红稿赏有差，仍行福州府设宴礼待。”可见福建地区的行政单位福州府承担了主要的外事接待职责，尽管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朝贡或理番机构。所以，拉达一行人在福建到达的第一站就是厦门（当时称为中左所），之后经由同安前往福州，这一路上沿海地区人口之繁盛、城镇之稠密，让拉达大为惊叹。他的足迹从欧洲到达美洲，再来到东南亚和东亚，拉达作为一位博学之士，拥有敏锐的观察力，他对于福建地区“居民开耕土地达到连巉岩石山都播种的程度”的观察，相当符合明代福建土狭人稠的历史现实。而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论断，即使在今日依然符合事实。拉达一路上对所见所闻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记录，但他作为一名神职人员，最为关注的当然还是中国人的宗教崇拜的情形。

然而航海家偏爱的一个女人叫娘妈（Nemoa），生于福建省兴化附近叫做莆田（Puhuy）的村庄。他们说她在无人居住的湄州（Vichin）岛（他们说那里有马）过着独身生活，岛距海岸有三里格。他们也拜鬼，害怕鬼会加害于他们。

他们经常把同一人的三幅像放在一起，当问道为什么这样做时，他们说那三幅实为一人。我们在料罗看见一个例子，三幅大娘妈像放在一起，还有一个格栏在祭坛前，就在一旁是一个红人的像，另一旁是黑人的，在接受祭品。他们常在礼拜后献祭的是香和香味，及大量的纸钱，然后在铃声中把纸钱烧掉。他们也常给死人烧纸钱，如果死者是富人，也烧绸缎。

除这些典礼仪式之外，他们有其他一些非常可笑的，如我们在驶近群岛时船上所见。因为他们说必须举行欢送娘妈的仪式，她把我们护送到此以保佑我们一路顺风。他们制造一个竹船模型，有帆有舵，举行盛大仪式。把一条小烧鱼和一团饭放进去，投入海里。为驱逐船上的妖魔，他们每人手执一块板，排列在舷缘。这时有两个人，各拿一大锅饭，从船侧把饭撒入海，始自船首，止于船尾。他们后面另有两人，用刀和盾武装，边走边挥舞武器并且做姿态，同时船员大叫大嚷地用板敲打舷缘，还做其他许多蠢事。

即使在民间宗教研究发展多年的今天，拉达这名十六世纪的天主教修士对于福建民间宗教的描述，依然会让人感到极为准确和详尽。拉达几乎如同一位熟练的人类学家一样，报道了他所经历的福建民间宗教与信仰的场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明代福建民间信仰资料。拉达观察到了妈祖神像是三尊并祀的情况，并且通过询问得知“那三幅实为一人。我们在料罗看见一个例子，三幅大娘妈像放在一起”。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甚至是他之后的来访中国的欧洲人都没有做到的，拉达具有的学者的敏锐和认真在此处凸现出来。福建地区的妈祖常常是同时奉祀大妈、二妈、三妈三尊妈祖像，例如厦门银同天后宫就为黑面三妈祖庙，神龛内并祀湄洲粉面大妈、温陵红面二妈和银同黑脸三妈。

拉达对于明代渔民出海前祭祀妈祖仪式的描述，也可以在之后的中文记载中得到印证。例如据《福建省民俗志》记载,福建沿海渔民在择定出海日期后,“要到神庙(即妈祖庙)中将香火带到船上”的神龛中,而且“渔家要备三牲、带香烛、金箔、鞭炮等到海滩上设位祭神,由船主点香跪拜,祷告神灵恩泽广被,顺风顺水,满载而归。接着焚烧纸钱,鸣炮喧天……渔船缓缓驶向大海。”  拉达记述的另外一个有关妈祖祭祀的仪式，让人颇怀疑是类似惠安地区渔民出海前的“消度”的习俗：举行祭海时,各家各户要出几碗菜,同时派人去大岞村请来妈祖神像,……上船后,奉上供馔祭敬妈祖,……船老大又持斧头从船头、水仙门、桦位及其它重要部位和船上舶板敲打,口呼“顺！顶！顺！”随后日含烧酒,喷到油锅内,全体船员列队跨过油锅,仪式至此结束。过夜后再将妈祖神像抬回大岞。此处描述的这个过程，虽然是发生在现代，但和明代拉达笔下的妈祖祭祀仪式相当类似。从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海上丝绸之路上妈祖信仰的持久生命力，也可以再一次确信拉达所记载的妈祖信仰和其他有关中国宗教及人民社会生活的内容，都是相当可信的。可以说，从拉达开始，欧洲人对于中国妈祖信仰的了解，开始脱离道听途说和简单观察的阶段，进入了对于妈祖信仰的来源、仪式进行深入了解的重要阶段。这一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十六世纪西方经验中对于以妈祖信仰为代表性符号的中国宗教的认知不断加深，背后是欧洲航海者加入以中国为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并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不断添加新的元素的全新历史进程。

在拉达和另一位传教士克路士带来的有关中国的妈祖记载基础上，门多萨在其名著《中华大帝国史》中对妈祖信仰进行了专章讨论。除了类同于拉达对妈祖的描述外，门多萨还记录了一位将官与妈祖神迹的故事：

中国皇帝的一名将官，叫做康波（Compo），被派去跟那儿不远的一位国王打仗。刚好他乘船来到莆田下锚，在准备离开时，他要起锚，但怎么着不能移动它；他十分惊异，往前望去，只见这位娘妈坐在锚上。于是这员将官向她走去，很卑顺地对她说，他是奉皇帝的命令去打仗，而假若她是仙，她会告诫他怎样做最好。她回答他说，如果他要取得对他征伐的百姓的胜利，那他应把她带去。他按照她说的做了，把她带到那个国家，那里的居民是大巫师，把油扔到海上，使得船只像着火的样子。这个娘妈施展同样的法术，破了那些人的妖法巫术，终于，他们的魔法一无作用，更不能伤害中国人。该国的百姓发觉这点，他们便向中国皇帝俯首称臣。那位将官认为这是奇迹，可他仍然求她（作一件好事），因为事情可能不是那样，为证实一下他的看法，他好向皇帝报告。他说道：“仙女，我手头这根枯枝，如果你能够把它变得青葱茂盛，我要把你当菩萨来拜”。就在当时她不仅把它变绿，还让它散发异香。那根树枝他插在他的船尾作为纪念，因为他一路顺风，他归功于她。所以直到今天，他们把她尊为圣人，在船尾带上她的像，入海航行者向她献祭。

门多萨记录的这一故事在中国的妈祖典籍中没有直接的对应，也无法找到名字音为“康波（Compo）”的中国将军。但大约同一时期的中国东南沿海，正在与倭寇作战的中国将领，确实有行前祭祀妈祖的习惯。例如明隆庆二年(1568年),海寇曾一本既降复叛,俞大猷奉命征讨，战前就举行了隆重的祭天妃仪式，并留下了相关祭文。门多萨记载的这个妈祖故事中，有两个细节，可以找到中国史籍中的对应。首先是当将军“刚好他乘船来到莆田下锚，在准备离开时，他要起锚，但怎么着不能移动它；他十分惊异，往前望去，只见这位娘妈坐在锚上。”这个细节，和《天妃显圣录》中的“祷神起碇”故事有一定的类似之处：

季春有商三宝者，满装异货，要通外国，舟泊洲前。临发碇，胶弗起，舟人入水，见一怪坐碇不动。急报客，大惊。登岸询洲人：“此方何神最灵”？或曰：“本山灵女极称显应”。遂诣祠拜祷。恍见神女优游碇上，鬼怪辟易，其碇立起。

“祷神起碇”故事中，提到“临发碇，胶弗起”，后来是妈祖赶到解决了这一危机。而在此之后同样有“前所插瓣香，悉盘根萌芽，化成三树。正值三月二十三日神诞，枝叶丛茂，香气郁郁缤纷。”虽然和门多萨记载的妈祖将树枝“就在当时她不仅把它变绿，还让它散发异香”有所出入，但可以看出两个故事在结构母题上的高度相似。这个故事可能来自传教士的亲述，也有可能是来自传教士带给门多萨的有关妈祖信仰的宗教书籍。除了对于妈祖出生于神迹的故事记载外，门多萨还记载了一些很可能与民间妈祖信仰相关的信仰仪式，根据该书有关修士多禄·德·奥法罗的记载：

1月2日，载着西班牙人的船，和另两艘护送他们的船，顺风离开海澄港；……海上遇到可怕的恶劣气候，不知道船只被驱向何处，屡次有沉没之危。……中国人因为迷信和懂巫术，开始祈求和召唤妖魔把他们救出险境，当他们遇到危难时这是他们一贯作法。他们也求妖魔指示他们怎样做可以出险。但当西班牙人知道他们的作法时就阻止他们继续作他们的符咒和祈求，开始咒骂魔鬼，因此魔鬼不愿响应中国人的祈祷。

最后，靠全能上帝的恩赐克服了他们海上的困难和缺水缺粮的需要，他们在1580年2月2日到达期望的港口；……将官亲自登上一艘帆船，跟他们一起登陆；一当他上岸他就把西班牙人带进一座偶像寺庙，他则对偶像作习惯的礼拜，不过教士尽管如前述十分怕死，他们仍不仿效他，而是把脸转离偶像，向偶像吐唾沫，用手势让将官知道，他不该拜偶像，因为偶像并不比人给他们更多的好处……。将官虽然表示对他见到他们的作法不满，仍没有加害于他们，但马上把他们带出寺庙，并命令士兵留在那里通宵看守他们，他们整晚躺在地上，不过觉得自己快乐感谢上帝把他们从临近的死亡中拯救出来。

这里奥法罗记载的整个航程都和妈祖信仰密切相关，当他们乘坐的前往中国的船只遇险时，中国船员的第一反应是“开始祈求和召唤‘妖魔’把他们救出险境”，这里的“妖魔”显然是这些天主教修士囿于宗教成见而对妈祖冠以的蔑称。在此过程中，奥法罗还记下了“开始用符画祈求和呼唤妖魔，这法子使妖魔非回答他们不可”，反映出在明代的中国船只上，对于妈祖的祈福和祭祀仪式，降乩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的结果看起来和妈祖的回答是非常相近的。而在船只抵达厦门之后，当地的将领将他们领上岸的第一件事情是“一当他上岸他就把西班牙人带进一座偶像寺庙，他则对偶像作习惯的礼拜”，这也反映出在明代的中国海军中，上岸即向妈祖报告与祈福是相当固定的习俗。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作为欧洲早期汉学的里程碑式的著作，集十六世纪欧洲中国学著述之大成，给此后的欧洲汉学家以极大影响。此书的法文版于1588年问世,法国的著名作家蒙田在他的《散文集》中多次论述中国,所据材料即是《中华帝国史》，法国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藏书目录中,也有门多萨的这本书 ，而其中反映的欧洲宗教界和知识界对于妈祖的记载，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启蒙运动思想家对于中国的认识。

西方商人、水手观察中的妈祖信仰

除了官方派出的使节和带有宗教任务的传教士，十六世纪来到中国沿海的，还有为数众多的欧洲商人与水手，他们也记录下了当时目睹的中国人的妈祖信仰。

十六世纪上半叶，一个葡萄牙人的信函记载了一件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之间因宗教而起的争端：

我于去年，1522年，离开满刺加前往中国。我获悉，因我们人在那里夺取了中国式帆船，爆发了战争，有葡萄牙人被杀。……问他们是如何落入那个强盗手中的，那个家伙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那个强盗有两个名字，一个基督教名字，一个异教名字。异教名称为希考伦船长，当时他这样自称。基督教名字为弗朗西斯科·德·萨。5年前他在满刺加受洗基督教。当时的满剌加要塞的司令为加尔西亚•德•萨。因为那司令是他们的教父，所以给了他“德萨”这个姓氏，还把一个混血孤女嫁给他做妻子。那是个温顺的女子，其父为一大名鼎鼎的葡萄牙人。这样做的目的是把他留在那个地方。他于1534年坐一条大船去中国，随行的有其妻子和20名满剌加要塞最富有和最享盛名的葡萄牙人。抵达广东岛后，在那里补充了淡水，准备到漳州港去。船在那里停了两天了，全体船员同他一样都是华人。因此，一天晚上，趁葡萄牙人睡觉时，他们揭竿而起，用斧头杀死了所有人，凡是有基督教名字的人 。他强迫妻子改信异教，崇拜舵公带在船上—个箱子里的—尊偶像。说等她脱离了基督行婚礼。他的妻子不愿崇拜那个偶像，也不同意他的计划，那狗东西竟然用斧子砍她的头，顿时脑浆四溅而死。然后开船去双屿。那年他到双屿去做买卖，因为害怕，不敢去北大年，那里住有葡萄牙人。然后到暹罗去越冬。第二年又到漳州港。

 这名葡萄牙人的记载中，有两件事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件，是“因我们人在那里夺取了中国式帆船，爆发了战争”，所以在这一区域的葡萄牙人，一定无法避免在夺取的中国船只上见到妈祖的神龛与神像。如果这一条还不足以证明这点的话，那这则记载中更值得注意的另一件事，则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他在这里讲了一个相当惊心动魄的故事，一名叫做“希考伦”的华人船长的故事。按照他的记叙，这名华人在满剌加要塞受洗成为基督徒，接受了要塞司令给予的基督教名字“弗朗西斯科·德·萨”，还娶了一名葡萄牙混血的孤女作为妻子，得到了满剌加葡萄牙人的信任。所以其后有满剌加要塞的20名葡萄牙人乘坐其船前往中国。在船停泊于漳州港之时，这名华人船长同他的华人船员一起，杀害了船上的葡萄牙人。而且特别提到的，是这名希考伦船长“强迫妻子改信异教，崇拜舵公带在船上—个箱子里的—尊偶像”。这里的船上一个箱子里的一尊偶像，按照明代商船的传统，应该就是妈祖。

这个故事充满了血腥与残酷的味道，但需要指出，这也许才是当时葡萄牙人加入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和华人在争夺东南亚乃至整个东亚海域贸易权与控制权时更加普遍存在的状态。这位“异教名”为希考伦的华人船长，有可能是漳州前往满剌加贸易的商人，不管是在怎样的压力下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从其之后的行为看来，他一定是心存不满的。而他“强迫妻子改信异教”的行为，类似一种应激反应，用以对抗葡萄牙人强迫其改信基督教的行为。毕竟在中国本土，强迫性的崇拜较为罕见，尤其是在民间信仰神祇繁多的福建地区。那这名华人船长为何会做出让妻子崇拜妈祖的这一行为呢？更大程度上应是象征意义上的。妈祖在这里不仅仅是福建诸多地方信仰神祇的一种，也不只是护佑航行的职能神——海神，而是他所身处的中华文化的化身，是他用以对抗基督教文化的中国民间信仰符号。

在这种激烈争端的例子之外，更多的还是对于中国沿海妈祖信仰的目击记载。西班牙人迪斯（Pero Diez）曾于1544 年从南洋航行至福建漳州沿海，在前往日本途中，他参观了一座庙宇，并有如下描写：

在中国海岸见到一个小岛。上面有一个寺庙，内有30 个教士。他们着宽大的黑服，戴开口的帽子；寺庙的房子很好，教士起居、饮食有规矩，不进血腥，仅食蔬果；禁止女子入庙。祭坛上供奉着一个他们称为Varella的女子的漂亮画像，她的脚下画了一些面目狰狞的魔鬼；至于属于甚么修会甚么宗教，我们不得而知；人们虔诚庆祝，向她供奉一切。岛上只有这些教士。

金国平认为：“许多情况下，天妃与观音合祀。此处虽未准确说明这个‘女子’是谁，但‘她的脚下画了一些面目狰狞的魔鬼’一语为我们提供了将其推断为天妃的依据。所谓‘面目狰狞的魔鬼’大概是千里眼、顺风耳二神将。……在天妃与观音合祀的情况下，一般是前殿奉祀妈祖，后殿供奉观音菩萨。此又可证所见的“女子”应该是妈祖。迪斯可能是西方报道普陀山妈祖信仰的第一人。”

在清代乾隆年间的《普陀山志》中，有一则这样的记载：

雍正九年辛亥，发帑七万，修建普陀。时法雨、住持法泽，谓山在海洋，礼香者，皆由舟楫。而寺中从未奉有天后香火，甚为缺典。乃谋建阁三间以祀。

这一则记载明确告诉我们，普陀山作为主祀观音的佛教寺庙，在雍正九年之前是“从未奉有天后香火”的。而在雍正九年建立天后阁之时，甚至有妈祖神迹降临，让在场诸人受到极大震撼。而这也说明，普陀山的观音寺庙中，观音和妈祖的合祀，可能要晚至雍正九年才开始。所以1544年迪斯在普陀山看到的，可能未必是普陀山观音寺庙中的妈祖崇拜，而是宁波地区专门奉祀妈祖的宫庙。据研究，宁波地区见于史志记载的最早的妈祖庙，可追溯至宋代。如元代延祐七年的《延祐四明志》：“天妃庙：在县甬东隅，皇庆二年重建。”宁波地区妈祖信仰的建立，要远远早于西班牙人迪斯来到宁波的明代后期，那么他所看到的，也很有可能就是该地的妈祖信仰。尽管这一观点还需要更多史料的支持，但当时穿行于宁波海岸线的西班牙商人，一定有诸多接触到妈祖信仰的机会。毕竟十六世纪的宁波，尤其是宁波的双屿港，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海上走私贸易基地，被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称为“十六世纪之上海”。而双屿作为中西贸易最为关键的中转港，代表了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发展与新变化。

上述提及的信函与档案中保存的西方妈祖见闻，可能都没有一部号称是见闻录的文学作品——《远游记》对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社会影响更大。该书与《堂吉诃德》齐名，作者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几乎可以算作是十六世纪葡萄牙帝国海外贸易、冒险界符号性的人物。

根据平托自己的叙述，他于1542年5月14日在中国镇海，跟随葡萄牙海盗安东尼奥·德·法利亚一行，乘坐两条船抢劫了一座河流上游的寺庙，在回程路上遇到了风暴。幸存的人们被中国官兵逮捕，押解到南京与北京。平托讲述的中国见闻就大都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其中的某一天，平托号称看到了一座宏伟的、名为“天后宫”的建筑。

我们在城外的一片空地上还看到另一群巍峨雄伟、富丽堂皇的建筑，即“天后”宫。但是当地人虽然如此称呼，却并不了解她的真实身份,就是圣母玛利亚。这些愚蠢之众认为，既然尘世间的国王要娶妻成婚，那么我们的在天之主也有妻子，她就是天后。而天主和天后所孕育的孩子就是夜晚在空中闪烁的星星。所以每当一颗星星划破夜空而消失，人们便说是他们的―个孩子死了，众姐妹们为此悲痛万分，流泪不止，而泪水便落到人间，灌溉着大地。上帝籍此维持着我们的生存，是为了死者的灵魂而对人间作出的施舍。

尽管平托游记的内容的真实性广为研究者诟病，但我们可以推测，确曾到达过中国海域的平托可能真的看到过沿海的“天后宫”，因而记录下一般妈祖庙都会有的门神或是力士的大致模样：“我们通过一道大门进入内院，大门口有两尊奇形怪状的地狱门神像，据他们说，一尊叫巴察龙，一尊叫瓜济伐。两尊神像都手持铁制的大头棒，面目梗为狰狞可怖，令人不寒而栗。”而他对妈祖庙内部结构的描述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大殿深处有一个圆形的高台，有15级台阶，高台上有―个与其比例对称的祭坛，上面是天后塑像，这是―个非常美丽的妇女形象，松散的长发披肩，双手高高举向空中，塑像用纯金铸成，表面光滑，闪闪发光，像镜子反射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令人不能直视。”平托坚持认为看到的妈祖就是他所熟悉的基督教圣母，“当地人虽然如此称呼，却并不了解她的真实身份,就是圣母玛利亚。”但他对于雕塑本身贴金的描写，和我们现在仍然能在东南沿海看到的一些妈祖像十分神似。

与平托带有冒险传奇性质的描述不同，十六世纪晚期来到中国沿海的佛罗伦萨人卡勒其在自己的旅行日志中对见到的妈祖信仰做了较为客观翔实的记载。弗朗西斯科·卡勒其（Francesco Carletti）的《周游世界评说（1594-1606）》中保存了这位第一个进行环球航行的商人关于日本、澳门、马六甲和果阿的记录，其中就有当时澳门妈祖信仰的盛况：

在一重大的节日中上供上述东西时，人们在庙宇附近会餐。我在Amacao 曾目睹此情形。于一旷野处，在他们敬拜庙宇的地方，有巨石数块，上镂刻鎏金大字；这一庙宇人称“Ama”，故本岛称作Amacao 岛，义即Ama 庙宇之地。该节日落在三月新月第一日，即他们的新年。作为最主要的节日，举国欢庆之。

金国平先生的研究认为，卡勒其的记载证明了澳门之得名于妈祖阁的意义。而 “人们在庙宇附近会餐”的传统至今不失，澳门妈祖信仰的源远流长可窥一斑。

结论

历史悠久的海上丝绸之路，萌芽于先秦，开辟于秦汉，发展繁荣于隋唐，兴盛于宋元，曾经促成过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和占城稻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中西交流，并且在宋代催生了中国的海神妈祖信仰，却在明代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由极盛转衰。这其中关键性的因素便是欧洲人东来，介入到原有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以殖民武装改变了海上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平等交流”的精神内涵，代之以西方中心的“地理大发现”。“西方中心”的历史书写，使十六世纪中西初遇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张力被长久忽视了。

来自欧洲官方史书、传教士记载和商人行纪中的中国妈祖信仰的书写，体现了三种层次的西方对于中国宗教和文化的试探性态度。代表了葡萄牙宫廷的使节被要求审慎地对待中国的信仰和习俗，试图同明朝廷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以获取商业的便利，尽管屡遭失败，但葡萄牙唐·曼努埃尔王仍然对来自中国的妈祖神像充满了好奇与兴趣。传教士则由于其特殊的宗教使命，更多地将代表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妈祖视为基督教外的“异端”，有极强的对抗心理，因而屡屡出现在面对海上灾难时，传教士希望通过以基督教信仰代替妈祖信仰而遭到挫败的事例。但也正是由于传教士对于宗教信仰信息的敏感，让这个群体最为细致地记载了明代妈祖信仰的庙宇、神龛和仪式细节，参照以当代宗教和人类学研究，就不难发现妈祖信仰及其仪式在明代已经相当稳定且持续至今。民间层面的水手、商人则多以猎奇的心理记录了明代中国海洋文明中的妈祖信仰，他们一方面更容易将妈祖信仰同欧洲基督教文明已有的圣母相等同，一方面又在与中国商人水手产生冲突时将妈祖信仰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放在基督教文明的对立面上。正如最早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李希霍芬所说的：“正是丝绸之路，带给我们关于中国的知识。”不同层面的西方人对明代中国妈祖信仰的认知，既显示了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上本就相当丰富的宗教文化因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加入而产生了新的碰撞，这些有关中国海上女神的知识又在十七世纪的欧洲汇合成了对于中国的全新认识，影响着启蒙运动时代的欧洲与中国的关系。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