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乡同业”是指同一区域的人群依托乡土社会网络，以非正规经济活动的方式，在乡土社会之外从事相同行业或属于同一产业链的经济活动。“同乡同业”的出现与特定区域的资源禀赋、生计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有关。“同乡同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一种形式，体现了“经济”与“社会”的互嵌互动。本文以莆田沿海、平原、山区的区域差异为例，说明经济与社会能否相互嵌入，取决于一定规模人群在适当时机选择适当行业的经济活动能否借助传统社会网络。不过，随着资本在经济领域的不断扩张，今天的“同乡同业”已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去技术化与标准化、品牌化、垄断化，高可替代性与“打工化”，产业链缩短，价值链社会分层等特点，正逐渐趋向“低端全国化”。研究“同乡同业”是落实“区域研究”、丰富中国研究的重要切口。

关键词：同乡同业 社会经济 非正规经济 低端全国化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欧的资本主义，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已牵动了好几代学人的思绪，至今余波未了。不过这场漫长的讨论也许并没有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圈子。如果从“求异”而非“求同”的角度关注中国传统社会中经济活动的特殊性，则可能拓宽视野。如Hill Gates提出低端资本主义(petty capitalism)这一概念，用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流行的生产方式，即一种不以消费为导向的，受到政治、血缘、地缘等一系列因素影响的生产方式。她认为中国农村几百年来并没有以血缘关系或家庭生产方式运作，而是在与帝国政府组织的贡赋生产方式(tributary mode of production)强烈互动的。她强调这种低端资本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于劳动关系，前者是封建关系、亲属关系等，而后者是雇佣关系[1]。她所谓的低端资本主义，与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同乡同业”也有类似之处。

一、“同乡同业”概念的提出

“同乡同业”概念被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是试图揭示中国内部的一种特殊经济活动的方式。最早提及“同乡”“同业”的是高红霞，她在考察上海糖商业同业公会时发现，这一近代以来兴起的商人组织事实上是从在上海经商的福建人和广东人传统的同乡同业组织如会馆、公所中发展起来的[2]，这是从组织的角度关注“同乡”与“同业”。郑莉则从经济活动现象的角度第一次使用“同乡同业”概念，她以早年下南洋的兴化(今福建莆田)人在马来西亚芙蓉坡经营人力车为例，研究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并把“同乡同业”定义为：“主要是指在城市工商业经济中，来自同一地区的人群经营相同的行业，利用同乡或同族关系建立商业网络，实现对市场和资源的垄断与控制。”[3]郑莉对“同乡同业”的理解，体现出其所在学术共同体的师承关系——傅衣凌先生研究明清以来乡族经济时看到，乡族势力在水利、交通、集市、贸易、度量衡等领域对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形成族工族商[4]；傅衣凌先生的高足郑振满教授看到明清以来乡族组织已经超出了亲属组织的范畴，即乡族组织“既可以是以婚姻或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属组织，也可以是以地缘或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拟似的亲属组织”，所以明清以来“乡族组织与地主经济的直接结合，使已经衰落的私人地主经济得到了强化”，或者说已经转化为乡族组织的共有经济[5]。郑莉所谓的“同乡同业”传统可以说是扩大了乡族组织的社会网络之后的乡族经济在异国他乡城市里的翻版，但依然还是具有垄断性的。

“同乡同业”概念虽然并非由我发明，不过我把“同乡同业”从经济史的研究中挪来研究滥觞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东南沿海而于今扩张至全国城镇的依托于乡土社会网络开展某一行业经济活动的现象。因为研究对象及时势的变化，需要对经济史研究中“同乡同业”的概念内涵重新定义。按我自己的定义，“同乡同业”是指同一区域的人群依托乡土社会网络，以非正规经济活动的方式，在乡土社会之外从事相同行业或属于同一产业链的经济活动。在这一定义中，“同乡同业”是灵活、非正规、不具有垄断性的，其经济活动也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些大城市，而是全面铺开，几乎覆盖全国所有城镇。这当然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开放以及今天的交通便利大大降低了经济活动的距离成本有关。我使用“同乡同业”概念，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家乡福建莆田孙村一带的人们在全国各地从事金银首饰业(简称“打金”业)的情况，认为在乡土之外的“同乡同业”经济活动与乡土社会发育相辅相成，发达的“同乡同业”体现了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6]。2011年11月, 《开放时代》杂志在广州举办主题为“社会经济在中国”的第九届开放时代论坛①，组织者对论坛主题做如下阐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裹挟之下, 独大的市场经济已经越来越与社会的发展相脱离, 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及垄断现象日渐加剧。以中国之博大、地方经济模式之多元、民间社会资源及文化传统之丰富, 应该可以在今天中国探寻到有别于市场经济而又使经济、社会与文化相互嵌入的多元社会经济实践。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大体包括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社会企业以及基于地方社会网络并扩散至全国的各类非正规经济。如何探索一条不同于市场经济, 又有异于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 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7]在此，“同乡同业”被视为“社会经济”的一种形式。

① 本届开放时代论坛专门组织了一个panel讨论“同乡同业”，内容包括郑莉报告“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以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为例”，谭同学报告“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新化数码快印业研究”，夏循祥报告“作为酵母的社会关系：一个被馒头改变的乡镇”。

与“市场经济”相对的概念并非“计划经济”, 而是“社会经济”或者“团结经济”。本来，“经济”与“社会”应该是紧密结合的，社会中的经济作为一个自我生成系统，“把经济、社会、文化区分开来是把人引入歧途。一切经济行为都是社会行为，因此所有的经济总是具有社会特征的”[8]。卡尔·波兰尼也并不认为可以有独立存在的市场体系，但会出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从社会中脱离出去的趋势，这样就引出保护性的反向运动，使经济活动重新嵌入总的社会关系之中[9]。市场经济一旦发展成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尤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必然导致经济活动与社会的分离，“在资本逐利的本性驱使下，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可能被抽离出它原先的在地背景，而得以在任何一个可以实现成本最低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场所重新组合，形成无心无肺的经济怪胎” [6]。而社会经济便是致力于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属于卡尔·波兰尼所说的保护性的反向运动。

“同乡同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一种形式，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体现出“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的特点？

二、作为社会经济的“同乡同业”

“同乡同业”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地域性商帮、族商，不具有垄断性。只要是同一乡土社会的人，都可以利用乡土社会网络加入某一行业。由于经营者众，所以，其经营活动区域无远弗届，远超以往地域性商帮、族商。“同乡同业”也不同于现在所谓的“专业镇”，“专业镇”往往是地方政府规划的产物，只是在特定地点集中生产某种产品并在地批发销售，经营者除了本地人，还有外来者，其经营活动并未向其他区域扩张，可称之为“同域同业”而非“同乡同业”。“同乡同业”既非地域性商帮、族商的再现，亦非地方政府规划的产物，那么，其究竟是缘何出现的？

一是资源禀赋不足与流动型兼业。今天的“同乡同业”最早出现于从浙江温州，到福建莆田、泉州、漳州，直至广东潮汕、雷州半岛这一狭长的沿海地带。该区域的共同特点是十年九旱，人多地少。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温州的人均耕地只有0.46亩，每劳力耕地1.54亩，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10]。根据《莆田统计年鉴2018》提供的数据，2017年莆田市常住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仅有0.38亩，低于福建省的平均水平，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所以，农业收成根本无法满足口粮之需，极为有限的耕地也根本无法容纳家庭劳动力就业，以致家中男孩不得不早早拜师学一门手工艺或者当商贩。由于乡村市场空间有限，无法实现在地兼业，所以只能采取游走四方的流动型兼业模式，在农闲季节外出做工或者经商，往往离家数月，其活动可达一县之范围。“桥头弹棉郎，挑担走四方”，说的正是温州永嘉县桥头镇弹棉花的手工艺人。由于流动型兼业对农民生计不可或缺，所以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依然允许“串乡经营”。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第十四条规定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积极促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同生产队商量，合理地解决生产队内部手工业者的口粮问题，合理地处理他们参加集体分配问题”，“历来是串乡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者，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应该允许他们串乡经营”。这些习惯于跨越乡土社会边界“串乡经营”的手工艺人，就是改革开放后四处创业的“同乡同业”的“基本盘”。如温州永嘉县桥头镇的“弹棉郎”，改革开放后成为深入全国城镇的桥头纽扣的推销员。而人民公社时期通过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机制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而解体，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徒增的原因。这些新增的剩余劳动力在原来的“串乡经营”者带动下，汇入了“同乡同业”的潮流。据统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温州外出的各类小商品购销员多达10万人[10]66。

二是乡土社会网络与“强关系”带动。上述区域正好也是乡土社会网络发达的区域，属于姚中秋先生所谓的“钱塘江以南中国”。他说：“西晋灭亡，居住于洛阳及其附近上层士族南迁，其组织严密，人数众多，不愿与吴中豪杰争锋，于是选择渡过钱塘江，分布于会稽一带，建立起强有力社会组织。后来南迁者无法渗入，只好继续南迁。钱塘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条重要分界线。”“每一次战乱，都推动相当一部分儒家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向南迁徙”，以致“钱塘江以南中国”(宁波以南之沿海地区、皖南、江西等)后来居上，儒家文化的保存反超江南及中原地区[11]。这一区域的宗族文化的确比较深厚，宗亲意识比较强烈。此外，这一区域还是中国地方方言最丰富的区域，各方言之间差异大，难以沟通，由此形成更加清晰的乡土社会边界。方言是地方性知识的重要载体，地方性知识具有低替代性，而对低替代性的地方性知识的共享，可以解决人际关系中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不信任问题。从事客家研究的人类学家Myron Cohen认为，方言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另一个变数，是构成群体的一个主要力量，许多特殊的社会活动方式都直接与方言之差异有关，如果对方言不加以考虑，任何有关这一地区的社会组织研究均不算完整[12]。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便是，这一区域因为宗族文化深厚，存在求男丁传宗接代的生育偏好。如福建莆田沿海农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早婚早育、“黑婚”(不登记结婚)现象较为普遍，导致通婚半径缩小以及姻亲关系的进一步强化[13]。以上诸因素共同编织了这一区域发达的乡土社会网络，这一社会网络由宗亲、姻亲、乡亲以及手工艺师徒等“强关系”编织。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在乡土社会网络中“强关系”的带动下，迈过了“同乡同业”的创业门槛。“强关系”中的带动者对新人负有帮扶义务，不仅不会将新人视为雇工，而且还会在新人掌握技术或熟悉经营之道后马上助推其另立门户，自主创业。值得一提的是，姻亲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超过宗亲，这与核心家庭日益普遍以及兄弟之间较容易发生利益冲突有关。

三是低行业门槛与非竞争经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同乡同业”尽管业态众多，但大多与手工操作有关，从业者需要具备小本创业资金以及在短期内即可习得的技术，如浙江温州的修鞋补伞、浙江松阳的松香采脂、福建莆田的“打金”等。由于入行有一定门槛，所以从业者需要“强关系”的带动。如上所述，姻亲关系在“同乡同业”发展过程中作用较大，这推动了“同乡同业”中夫妻档的大量出现。早期“同乡同业”大多介于二、三产业之间，既是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业，也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一个小型经营档口正好可以容纳夫妻二人的劳动力，实现劳动的弹性积累。夫妻档，前店后家或下店上家成为流行模式，“同乡同业”也从区域内流动兼业发展到全国范围的定点营业。“强关系”带动的“同乡同业”既会避免恶性竞争(如“同乡”经营的“同业”店面之间保持数百米距离乃为潜规则)，也会寻求更有效率的互惠合作。“同乡同业”的行业门槛低，从业者都是凭手工艺和服务吃饭的，“同业”之间体现的并非通过资本扩张达到垄断市场资源的“大鱼吃小鱼”的资本主义经济逻辑。“同乡同业”都是一些个体户、小业主，依托于各自的微型亲缘网络，具有“强关系”的从业者一般同城同域经营，他们在资金、技术、生产资料、信息、劳动力等方面相互拆借，互通有无，互惠合作，其生产要素成本及经营成本大大低于置身于乡土社会网络之外的经营者，令外人难以涉足其中与之竞争，这也是“同乡同业”经营者之间并没有必要形成进一步的联合或者结盟以垄断市场的原因。由此我们看到中国乡土社会的韧性，看到乡土社会网络依然可以活跃于城市里的市场经济活动。

四是“生态位”与“文化母体”。生态人类学家将生物对具有特殊环境特征的“小生境”(microenvironments)中的有限能量和可利用营养的分享称为“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从生态位的立场出发，“个人是通过社会和文化母体，而非孤立地应对能量和物质资料的各种问题的”[14]。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也指出，由于持久而稳定的人际关系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合作效率，因此，个体更倾向于维护人际关系而并非追求短期最大利益[15]。“同乡同业”中的从业者并非经济学所谓的孤立的、个体化的理性人，他们是以乡土社会网络为依托开展经营活动的。特定的乡土社会空间就是一个小生境，特定的“强关系”的带动就是其生态位，这同样也是符合理性的。因为生态位的重要性，所以个体即使从理性的立场出发，也应该维护好小生境。在此，小生境犹如“公共产品”，谁都可以利用。在经济学的分析中，由于理性人都是孤立的个体，所以面对“公共产品”时都想“搭便车”，没有人愿意为分享“公共产品”付费，都将“公共产品”视为免费的午餐。可是在“同乡同业”的从业者眼中，这个小生境不仅仅是“公共产品”，也是“文化母体”，每个人都孕育、寄寓其中，都愿意维护好这个“文化母体”。所以，但凡春节、元宵节、清明、神诞等重要节庆，在外的“同乡同业”从业者都尽可能返乡，积极参与家族以及村落公共活动。据统计，在“同乡同业”发达的莆田，活跃在乡村神诞舞台的莆仙戏剧团多达一百三十多个，“全市年演出总数6万多场次，观众3000多万人次。全市每个行政村年平均演出60场戏，人均年看戏10场”，其中社区请戏(“社戏”)约占70%~80%(神诞及民间节日)[16]。在全国传统戏剧纷纷衰落的背景下，为何唯莆仙戏一枝独秀？因为越是“同乡同业”从业者众的乡村，就越是重视神诞，重视神诞期间人神共娱的戏剧演出。“同乡同业”从业者们对乡村公共事务、公益事业以及返乡盖新房(即使他们在城市里购房并常年居住)非常重视，他们高度依赖乡土社会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所以需要通过参与在家乡进行的各项活动来再生产外出经商所需的社会资本，同时这也是他们获得乡土社会对其创业成功的认可以及拥有乡村社会成员权的重要途径。“同乡同业”与作为“生态位”“文化母体”的乡土社会相辅相成，“同乡同业”从业者们在家乡内部以及在家乡之外的同城频繁的互惠互动，使得乡土社会资本不仅没有流失，而且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活[17]。可见，“同乡同业”作为社会经济的形式之一，其社会经济的特点不仅体现在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还体现在经济活动维护了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发育。

三、“经济”是如何嵌入“社会”的

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方式主导下，“经济”与“社会”之间其实是很容易脱嵌的，或者说，脱嵌是常态，嵌入是困难的。可以打个比方，“经济”与“社会”犹如高速运转中的两大齿轮，一不小心，转瞬之间即可脱嵌。福建莆田作为“同乡同业”发达的区域，但“同乡同业”并非在全域获得均衡发展。以下从莆田内部的区域差异看“同乡同业”发展过程中“经济”是在何种情况下嵌入“社会”的。

莆田市总人口近300万人，共有海外侨胞150万人，分布在8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华侨50万人，华人100万人。正如郑莉指出的那样，莆田人(兴化人)很早以前就在东南亚形成了“同乡同业”，因此其华侨华人遍布海外。而今天莆田形成了多个大规模的“同乡同业”，民营医疗行业(俗称的“莆田系”)占全国市场80%份额，木材行业占全国市场70%份额，金银珠宝行业占全国市场60%份额。据莆田市人民政府2018年公布的统计数据，“莆商”(“同乡同业”从业者)在外经营的生产总值相当于莆田市生产总值(2017年2045.19亿元)的两倍。莆田不仅仅只有地理意义上的一个莆田，在外经商的莆田人也形成了一个依靠莆田本地社会网络的“在外莆田”或称“同乡同业”的莆田。值得注意的是，莆田的“同乡同业”基本集中于被称为“界外”的莆田沿海地区。

莆田市陆地面积为4200平方公里，按其区位及地理特征，由东南往西北，大体可以分为“界外”(沿海)、“洋面”(平原)、“山里”(山区)三大区域，这既是地理区位之分，也是地方社会等级之别。

“洋面”指宋代建设莆田南北洋围垦工程而成就的兴化平原，历来为鱼米之乡，文教及家族组织尤其发达。从宋代到清代此地出过上千名进士及为数更多的举人，但“这些进士和举人实际上只是集中在几十个大家族，大约分布在50个左右的大村庄”。“洋面”的村庄之间形成了150多个“仪式联盟”，开展宗教、公益慈善、水利规划等活动，是一个集生态、行政、经济、文化于一身的巨大的社会网络[18]。“界外”①指沿海地区，地瘠人贫，十年九旱，食不果腹，人口密集却罕见祠堂与族谱，但每个村庄基本上都拥有由明代里社制度演变而来的社庙[13]141。在“洋面”看来，“界外”意味着边缘、落后、贫穷、愚昧、粗鲁。而“山里”则交通不便，地广人稀，根据《莆田年鉴2018》提供的人口数据加以测算，莆田山区的人口密度大概仅为莆田沿海的四分之一。但“山里”物产较为丰富，基本上可以“靠山吃山”，其生活水平及社会地位介于“洋面”与“界外”之间。

① 笔者在《孙村的路》中对“界外”这一名称的来历有过如下说明：郑成功于1647年(清顺治四年)海上起兵抗清，至1661年，郑成功部控制了莆田沿海的南日、湄洲诸岛。清政府为剿灭郑部，于1662年下“截界”令，沿海核定新界线并筑界墙，每隔五里即筑一石寨，将沿海居民迁至“界”内，在“界外”实行坚壁清野政策。直至1680年，莆田沿海诸岛方为清军收复。1683年(清康熙二十年)，台湾纳入大清版图，莆田沿海复界。虽然“界墙”之存不过21年，但“界外”之名却一直沿用至今，并演变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地方性歧视。

如上所述，今天莆田几大“同乡同业”的从业者基本上都集中在“界外”，如民营医院和木材业的从业者集中在忠门半岛，金银首饰业的从业者集中在埭头半岛。“界外”人因为生计堪忧，游走型兼业乃自古以来的传统。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界外”就出现了这三大“同乡同业”，相关从业者开始遍布全国。如金银首饰业主要集中在“界外”的北高、埭头、东峤三个镇，此三个镇的人口都超过十万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多数行业的入行门槛还比较低的时候就有两三万人外出“打金”、推销首饰加工所需的模具，大部分为固定设档经营，但也有少部分家贫本小者沿用游走型兼业传统，走街串巷经营(俗称“走街”)。时至今日，据业内人士估计，此三镇的金银首饰业从业者约在15万至20万人之间。这样的从业者规模，可以快速有效地覆盖全国市场，其营业布点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全国一线城市及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镇直至今天全国几乎所有城市、县城及主要乡镇。在“界外”“同乡同业”兴起、壮大的过程中，关键因素是流动型兼业传统造就的开放的经济活动网络与生计模式、适当的时机、足够规模的从业者及营销队伍，当然还包括一村一社庙在内的“文化母体”与“同乡同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莆仙戏的演出频度可能与“同乡同业”的发达程度正相关，那么，“同乡同业”发达的莆田沿海地区就应该是莆仙戏演出的重镇。郑尚宪团队关于莆仙戏现状的调研报告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报告称，“全市有12个山区乡镇很少演戏，演出活动主要集中在沿海和平原不到40个乡镇的狭长地带” [16]。

再来看“洋面”。“洋面”曾经富甲一方，但走进今日“洋面”乡村，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河道堵塞，村落中的住宅多为改革开放之前的建筑，这与豪宅林立的“界外”乡村形成了强烈反差。但“洋面”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空心化乡村，其年轻人既未加入“同乡同业”的大军，亦未远赴他乡进厂打工。随着临近城区二、三产业的发展，“洋面”的年轻人多离村就近打工，白天进厂，傍晚下班回村，有的甚至中午也回家午餐，这种“离土不离乡”的打工模式较好地兼顾家庭生活。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青睐于在城镇购买商品房并常住，故村里多数时间只见老年人，已经出现空心化的趋向。那么，“洋面”为什么与“同乡同业”失之交臂？按“洋面”人的说法是“界外人能吃苦，敢拼”。的确，“洋面”一直衣食无忧，包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农民也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根本不需要像“界外”那样把流动性兼业作为必不可少的生计模式。虽然“洋面”的传统社会网络资源以及人口密度皆远在“界外”之上，但一旦错过了时机，越是往后，特定区域人群进入某一行业的资金与技术的门槛必定越高，而且也很难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国市场中占有份额。所以，即使“洋面”近二三十年来也不断涌现出有为的企业家，但其所演绎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个人创业成功的故事，难以带出成规模的“同乡同业”。

“山里”乡村又不同于“洋面”和“界外”，其整体上已呈现出较为典型的空心化特征。“山里”无法像“洋面”那样可以就近在二、三产业领域就业，因此，其青壮年大量外出异地打工。在此过程中，山区乡村学校的撤并又促使人口进一步往附近中心乡镇或者县城集中，导致本来就地广人稀的山区人口密度进一步下降，常住人口老龄化的特征极为明显，有些小村庄趋于消失。“山里”人大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兴起外出创业的潮流，比“界外”人足足迟了十年。这关乎的不仅是时间的早晚，重要的是创业机会的丧失和创业成本的抬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山里”人曾经较多地在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园区或者工人集体宿舍门口以流动摊档经营简单早点，如包子、馒头、豆浆、油条等，应该说也形成了“同乡同业”的雏形。但由于“山里”人口少，从业者规模不够大，加上乡土社会网络较弱，难以快速扩张并覆盖市场，所以，如湖北监利等地方的人随后不久也加入了这个面向工厂打工者的“早点业”。再后来，就被有店面经营的、覆盖全国市场的“沙县小吃”等“同乡同业”挤出了市场。

我们再归纳一下以上对莆田山区、平原、沿海三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分析。山区：散居—传统社会资源较少—靠山吃山—外出打工—在镇上、县城聚居—乡村渐趋消失；平原：聚居—传统社会资源丰厚—鱼米之乡—就近打工—乡村空心化；沿海：聚居—传统社会资源一般—人多地少—流动型兼业传统—“同乡同业”—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最后，我们来回应莆田的“同乡同业”为什么集中于“界外”沿海乡村的问题。传统社会资源之所以可资利用，是因为它不仅只是文化观念，还包括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传统社会资源被激活，不完全取决于资源是否深厚，而主要取决于其所构建的社会网络能否借助一定人口规模的经济活动而越出原先的地理及社会空间向外扩展(如莆田沿海)；但如果传统社会资源存量以及人口规模较少，则妨碍其向外扩展(如莆田山区)；传统社会资源丰厚，人口规模也巨大，但经济活动不需要依靠传统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则传统社会资源也不会被激活(如莆田平原)。可见，就“同乡同业”来说，经济与社会能否相互嵌入，取决于一定规模人群在适当时机选择适当行业的经济活动能否借助传统所构建的社会网络。

四、是“社会经济”还是“低端全国化”

人类学系的麦高登(Gordon Mathews)教授近年连续出版了《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和《南中国的世界城：广州的非洲人与低端全球化》两本著作，其核心概念是“低端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Below)。按照他的定义，“低端全球化”是指“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他还断言：“低端全球化不是世界的过去，至少在某些方面它是世界的未来。” [19]他的这个“低端全球化”算不算“经济全球化”？我自己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成本最低化为原则对各类生产要素进行全球范围的重新组合，并开展价格的“逐底竞争”。而麦高登的“低端全球化”说白了不过是后发达地区的人来到发达地区采购适合于后发达地区人们消费的日常用品，并贩卖到欠发达地区的“点对点”的经营活动。这里面不涉及生产活动，也许勉强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形式，但以“低端全球化”冠之，未见得合适。

之所以要提及麦高登“低端全球化”这个概念，一方面，是因为他所谓的“低端”主要是指“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而这两点正符合“同乡同业”的特征，我们也可以将“同乡同业”视为“低端”。另一方面，目前的“同乡同业”基本上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同乡同业”也是从经济发达地区往欠发达地区、从城市往乡镇扩张，体现出与“经济全球化”类似的逻辑。在此不妨借用“经济全球化”概念，将“同乡同业”视为“全国化”的经济活动。综合而论，我们也许可以将“同乡同业”在现阶段的发展称为“低端全国化”。

我们之所以要从“低端全国化”视角看待“同乡同业”，是因为在“同乡同业”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发展至今的四十年左右时间里，中国的经济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当，资本的力量空前强大并且活跃，“同乡同业”的外部资本和内部资本都可能瓦解“同乡同业”的“社会经济”内涵，“同乡同业”面临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空间已不如四十年前。尽管如此，“同乡同业”还是在全国遍地开花，如湖南新化的复印业、湖北监利的包子业、青海化隆的“兰州拉面”业、河南鄢陵的灯光师业、河南许昌的假发业、河北安平的道路护栏业、江苏兴化的不锈钢业等。从“低端全国化”的视角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同乡同业”的发展趋向。“同乡同业”在经历近四十年的发展之后，大概体现出如下趋向：

一是去技术化与标准化、品牌化、垄断化。这种情况在某些有一定发展历史的“同乡同业”中体现出来。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同乡同业”都是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相融，这既是行业的门槛，也是行业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性，但不可替代性显然对资本在市场的扩张构成障碍。Sigrid Schmalzer在研究中国农业“绿色革命”时提出“去技能化”的概念。她认为，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农民所拥有的技术是丰富的种植实践和经验，随着农业技术的现代化，传统技术面临挑战，普通农民遭遇普遍的“去技能化”[20]。其实，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更是极力追求“去技能化”，以便将掌握传统技艺和手工操作经验的劳动者变成可替代性极高的、不得不依赖大企业生存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将劳动者固定在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流水线上[21]。如湖北监利县毛市镇及周边地区约十万人在全国各地开铺做包子，其中资本积累雄厚者纷纷往品牌化、连锁经营方向发展，统一设计店面，统一和面、配料、供料，从业者无须身怀绝技或掌握独家秘方。著名的“沙县小吃”也在沙县政府的推动下开启了品牌化、集团化的步伐。这种标准化、品牌化经营自是符合资本利益，但也必然将“同乡同业”中的大批自主创业者挤出市场，业内的竞争焦点在于资本投入和规模效应，逐渐形成一枝独大的垄断局面。

二是高可替代性与“打工化”。这种特点在一些后起的“同乡同业”中明显存在。“同乡同业”作为非正规经济，其从业者靠手艺吃饭，自雇劳动或者自主创业。这些手艺往往是地方性的传统工艺，有的甚至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地方性工艺后继乏人以及资本推动下的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盛行，后起的“同乡同业”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某个行业产业链条中的小环节，这个环节是劳动密集型的，从业者的可替性高。虽然大家还是同乡，但除老板外，所有的从业者都变成了受雇劳动者，自主创业当然也不存在了。如河南鄢陵的“灯光师”，其实就是给影视拍摄现场打灯的人，据说已经遍布全国各影视基地。又如福建平潭的隧道业，据说目前全国80%的隧道项目都由平潭人施工挖掘。表面上看，这两个个案的确可谓“同乡同业”，但众多从业者只是受雇于同乡老板，只是在给老板打工，这就是“打工化”。

三是产业链缩短。产业链分上游、中游、下游，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同乡同业”因为属于自雇劳动和自主创业，从业者往往从产业链的中游入手，再逐渐往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扩展，形成“同乡同业”内部的产业分工。所以，“同乡同业”可以将“同乡”的劳动力悉数卷入，大批量带动就业。也因为“同乡”已经将“同业”的产业链较为完整地掌握在手并且实现了互惠合作，所以，其他区域的人群加入此行业并竞争获胜的机会不大(虽然“同乡同业”并无垄断经营机制)。如莆田沿海的金银首饰业，不仅有“打金”，还有收购、贩卖黄金白银，生产制造、销售首饰加工模具、加工工具、首饰盒，从事从家乡至全国各大城市的客运货运。以往资本尚欠活跃，可以地方社会网络力量占据某些行业的大部分产业链，但在二十一世纪以来新兴的“同乡同业”中，“同乡”趋向“打工化”，“同乡同业”中的“同乡”难以形成内部产业分工并延伸产业链，几乎不可能再现较完整掌握某个行业产业链的“同乡同业”了。

四是价值链的社会分层。价值链是指一种商品(或服务)从生产、运输、加工、包装、储存等环节，最终达到终端消费者的过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已经出现了全球价值链，形成服务外包与全球空间再分布。特定群体、特定社会阶层在特定行业商品生产流通中扮演了不同角色，在价值链的不同节点上形成社会分层。如果我们把“同乡同业”中的“同业”视为一种商品或者服务的话，由于老“同乡同业”的内部分工以及新“同乡同业”的“打工化”，同样可以看到其价值链的社会分层。老“同乡同业”如莆田沿海金银首饰业，有品牌化的珠宝公司，有寻求加盟的新人，有依然销售“同业”生产工具的小贩；新“同乡同业”如鄢陵“灯光师”，已被挤压于“全球价值链”中具有社会分层特点(“打工者”)的节点上，“同乡同业”的行业切入口越来越小。

五、余论

“同乡同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一种形式，依托乡土社会资源降低经济活动的成本，作为准公共产品的依托低成本运作的全国性经营网络，带动了辐射全国的以“同乡”为经营主体的“同业”产业链，体现了经济与社会互嵌的特征，自主创业、共同富裕的愿景触手可及。随着“同乡同业”内部资本与外部资本(包括国内资本与国外资本)日趋活跃，资本扩张的逻辑代替了社会经济的逻辑，资本利益牵引下的经济活动逐渐与社会脱节，在更广阔的范围而非“同乡”范围组合生产要素，呈现出经济全球化/全国化的特点。不管是旧有“同乡同业”的内部分化，还是新起“同乡同业”的“打工化”，都表明了即便再强大的乡土社会，也难以与资本巨无霸匹敌。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管是什么行业、什么阶段的“同乡同业”，也不管其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乡土社会网络，它一定是以“低资本投入”和“非正规经济”的形式出现的，只是在今日的“同乡同业”中，“社会经济”的形象淡出，“低端全国化”的面目显现。

考诸“同乡同业”的发展历程，其作为特殊的经济活动方式，滥觞于特定区域的乡土社会之中。而后起的在全国四处开花的“同乡同业”，虽说更多地受到资本力量的主导，但它之所以在此地而非在彼处出现，也仍然与地方的资源禀赋、生计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有关。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人群对“同乡同业”的行业选择及运作逻辑不尽相同，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同乡同业”现象的比较，可以发现社会变迁及区域社会构成差异的丰富信息。从“同乡同业”的区域性分布可以洞察不同区域的社会特点，而从“同乡同业”的阶段性发展也可以了解经济全球化、全国化的活跃程度。研究“同乡同业”不失为落实“区域研究”、丰富中国研究的重要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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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9月第20卷第5期9-17页，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