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底，刚好是傅高义老师去世前五年，哈佛大学校长让我担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我打了几个电话，向老师们、同事们、朋友们请教，我要不要去做？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傅高义老师，这并非偶然，因为他对我来说是老师、同事、朋友。这几年给我的指导、对我的支持，都是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所谓恩师，所谓良师益友。

傅高义老师教学生经常说一句话，“从事社会学研究最重要的是交朋友”。

在场的各位可能都知道，北京饭店的餐厅曾经有几个大字：“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很可惜，我没有在这个大字下给傅老师拍照，因为这几个字真的可以概括傅老师的一生。

为了准备今天的追思会，我打开了邮箱，搜索了傅老师发给我的邮件，我翻看了成百上千的邮件，最常见的几句话是，“我能怎么帮忙？”“我会想办法来帮助你”，“我会尽力的”。 一方面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友善的人，总是愿意为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帮助。 另一方面，对傅老师来说，我们在校园的生活，包括我们做学问、教学、研究、写书等等，不但是一种专业，也是一种使命。我们确实是为了高到不可再高的目标而工作，我们的学问，可以使国家改善彼此的理解，可以改善政策的选择。正因为如此，他一直很支持学术跟政治的交流。其实学校有人反对他这样，但他一直保持着这种的观点和做法。

关于使命，关于学术公共服务方面的理念，他像个“传教士”，不是说他传播某种宗教思想，我要强调的是，他一生都是为了追求给世界各国各地的人们建立更多沟通的理想而奋斗。 所以，他所传播的是世界各国、各界人士互相理解的“教”，是超越历史所产生的仇恨和误解的“教”，是反对互相敌视的“教”，可以说是东亚理解与共鸣的“教”。

 2020年12月16日他住院开刀以后，已经没有办法使用电脑。我最后一次跟他通电话，还是因为想联合哈佛和中国高校的老师，写一个改善中美关系的宣言。 他离世前几天，还在为这样的使命努力。

傅老师离世后几天，我应一家报纸邀请写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那篇文章中，我提到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概念——“喜丧”，用来表示长寿老人的离世。

傅高义先生在学术、职业、家庭等方面的成就都很富有，我觉得可以用“喜丧”来形容。

 这几天我在想，傅老师离开我们之前，正在忧虑中美关系面临的困境，这使我很难过。但是又一想，我们不需要太消极、太难过，相反我们应该积极、努力地为傅高义先生所传的“教”——中、日、美的友谊，世界和平和学界交流，东亚的理解与共鸣，尽力做出我们的贡献。

（本文为2021年1月15日，宋怡明教授在“东亚的理解与共鸣”——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追思会上的致辞，经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