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那些觉得历史无趣沉闷的人也爱读历史，又不让学术沦为娱乐大众之作，怎样平衡两者是我始终如一的追求。”

“老师唱粤曲简直像电视上播的一样。”

在一次课堂上，当读到文献上记载的粤剧对白时，程老师即兴发挥的几句，令在场学子眼前一亮，“她总是让人过目难忘，无论你是她的学生，还是只听过她的一次讲座。”

带着一个行李箱去牛津

“没什么特别的准备，自己拉着一个行李箱就去了英国。”1990年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毕业之后，缘于对读书的热爱，一年后程美宝只身踏上了异国求学路。

读预科时，程老师“两文两史”（中国史、西洋史和中文、英文）的选择，在其他同学看来很是奇怪，因为均是需要大量记忆的科目，修读起来十分不易，而她却乐在其中，坚持修读。尚在大学期间她就选修了许多历史系课程，她与后来的牛津恩师———科大卫先生也是结识在一堂选修课上，“科大卫先生是我之所以报考牛津的重要因素。”对程老师而言，科大卫先生既是恩师，更是益友，如今二人志同道合，共同为“华南研究”建言立论。

除了感谢导师，程教授更感谢家人给予的支持。“如果当年没有他们的支持，我很难想象可以下决心远赴牛津，开始另一段学习生涯，尽管他们不太清楚我读些什么”。

“对话，加深了对研究的认知”

“对话，加深了对自己研究问题的认知。”

初到牛津的程老师并不清楚自己想要研究什么，只是对于近代广东历史有些兴趣。随后，在与导师的多次交流中，逐渐明晰了方向，开始对广东文化观念形成———广东文化观从何而来，如何表达等问题展开研究。这样的交流模式可谓是沿袭了牛津大学传统的教育体制———师徒制：学生的博士论文不是苦思冥想熬出来的，而是在与导师不断交流讨论中形成完善的。“他甚至会因为我们的表现让他失望而怒发冲冠。”导师与学生的这般真情交流，让程老师在学术上受益匪浅。

在师徒制外，牛津大学还践行“德育导师制”。大学书院可以自主邀请一些著名学人驻守校园，这些学人无需授课，只须利用书院提供的环境专心研究，并担任学生的学术导师或德育导师。在治学之余，他们每星期会开设一些主题讨论会，邀请老师、学生共同参与，各抒己见，交流心得。“因为交流，觉得自己所研究的问题其实与世界是同呼吸的。”多次关于“认同感”的主题讨论，给程老师以极深的感受。当时牛津大学从事非洲研究的人类学家认为，非洲部落的划分是白人殖民的后果，如何理解当地族群认同的形成以及由此造成的冲突是非洲研究经常提到的问题；与此同时，时逢欧盟建立，欧洲研究也面临着如何建立一种欧洲大陆整体的认同感的问题，而当时程老师也正开展关于“广东文化观”认同的研究，虽然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但却是研究相似的问题，基于这种共通，让他们的交流跨越了国界。

对程老师而言，交流是种愉悦的享受。英国求学期间，她常去学院的茶房，要一杯红茶或咖啡，悠闲地与同学们畅谈，在愉快的交流中收获灵感。“当你一旦走过了头，忘记了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自然的环境相处和对话时，你的生命会变得很枯燥乏味，这是做学者的大忌。”

“味道是在千万次犯错中培养出来的”

1997年，程老师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师。谈起十几年来的历史研究，程老师借用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的话，来形容它“是一门手艺”。沉寂在旧书故纸里的史料只有经过耐心仔细的雕琢，方能塑成珍品，让人领略个中风韵。

“不能只了解帝王将相的历史，更该去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在十多年的学者生活里，程老师的研究涉及族群认同、近现代学术、知识与技术传播、物质生活、粤剧粤曲等许多方面，其研究重心也由精英转向精英百姓并重。“我希望通过这些课题来充实抽象的文化观念，让人体会真实的生活。”但是，做这些课题的范围太广，很多时候几百条史料才能提炼出一两条可用的，即便如此仍会被误解为流于琐碎。

之所以坚持这般“出力不讨好”，程老师说是牛津的德育导师———一位法国教授带来的触动，“在我思路最为蔽塞之时，我们在公园踱步聊天”，彼时遇到了一个坐轮椅的先生，教授指着这位先生对她说：“如果我们写的书也能让这位先生感兴趣就好了。”这个片段成了程老师治史的鞭策，如何让那些对历史没有兴趣的人也能喜欢历史，且论著不因讨好大众而失掉学术基础，怎样平衡两者是她最大的追求。“我希望自己的论著是一个文史哲兼备的作品，有史料考证的基础，精炼的文采，发人深思的洞见，这亦是我们学者一直努力的方向。”多年的学术同行、人类学家周大鸣教授认为，“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一书，则正是从广东的地域、文化、知识分子等小处着手，而放眼于近代中国的国家观念是如何从‘天下’转移到‘国家’以及近代‘地域文化’话语建立的过程。体现了相当的理论创新和扎实的史学功力，代表了国内年轻历史学者的较高水准。”

程老师对南音情有独钟。为了学好、并深入细致地研究南音，程老师还专门拜著名曲艺唱家陈丽英为师。“味道是在千万次犯错中培养出来的”，而不是通过一本教科书，一盘磁带而得，是通过别人来听，告诉你错了，再经过千万次为什么错的反思累积得来。认真的她，有时为欠了“一粒米”的火候而苦练很久，也许正是这份潜心雕琢的态度让陈老师决心收其为陈氏南音入室弟子。

程老师认为，历史研究不仅要有理性的论证，更需感性的领悟，方才能锻造出这门手艺独特的味道。“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学术因为进得去所以才有深意，也因为出得来才能有所升华。

“多读书，不以工具理性为目的”

读书患不多，是程老师在牛津求学时最大的感受。“牛津的老师要求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史料中读出一件事情，这就需要我们翻阅大量资料。”为了完成硕士考试规定在一周内做完的一道题，程老师当时翻了广东省许多县志；而她提交的硕士论文，主要讨论的是一部民国年间编纂的地方志，也需要翻阅大量的其他资料，才能完成一篇一万字左右的论文。

多读书，是程老师在教学中坚持使用的传统方法之一。如今，许多热衷于传播学的人，忽略了它源于一个古老的学科———文学。对此，程老师认为，需要多读经典原著，练就批判精神，如果舍本逐末，就易入末流。程老师认为大学教授不该被那些教学手段所牵绊，PPT不能取代板书，学生只依赖那些一个又一个只罗列重点，却没有论点和观点的powerpoint是极其危险的讯号，对于知识，“我们要有自由批判的精神，而在此之前，应该做的就是读懂它。”

多读书，更是要自觉读书。程老师给予学生最宝贵的财富，是教会他们对任何事情，都要自觉主动，尤其是学术研究，不偏信，不盲从。她回忆早年在牛津“即便课程不多，我也懂得如何安排课余时间，学习自主性也很高”，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四年大学生活，除了必修的课程外，都是我自己选择和计划的。”

“在《传媒社会史》这门课里，我会让每届学生都去读沃尔特·翁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今年的作业是做一份读书报告，但不是简单地谈谈心得体会，而是要求他们标记出读到哪页哪段话，可以回答与此书副标题———“语词的技术化”———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想法。”

“她不太会直接告诉你该怎样做，而是给出一个范例，让你从中体会摸索，让你懂得方法，而不仅仅是答案。”一个学生说。

与学生相交，程老师永远是真诚且严格的。当年，一个迷茫的03级法学院学生，写信向程老师求助，她在回信中说：“需要多读书，但不以工具理性为目的，只为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感受人间有情。”令该学子感动奋发不已。

每年申请留学的高峰期，亦是她最忙碌的时候，但她坚持亲手为学生写推荐信，不是简单地填写“同意”，而是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写上许多有益的意见；更会特别检查学生寄去国外的信封和地址的书写，任何一点小错误都不允许出现，告诉学生不可忽视这些细节，包括最基本的书信礼仪。

“做个有血有肉的人，比做个干巴巴的学者重要。”她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更是一位真诚的教授。

采访/王安浙  吴立坚

（转自中山大学校友会）